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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个人成长的社会现实批判

——关于张柠长篇小说《三城记》

文 | 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源 | 《长篇小说选刊》2019年第1期

我最早知道批评家张柠涉足小说创作的时间， 是在 2018 年的暑期八月。那个时候， 我们正在北京八大处，一起参加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评奖活动。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期待着能够早日读到这位批评家朋友的小说作品了。尽管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 都属于大文学的范畴，但文学批评与小说创作之间毕竟有着很大的不同。更深入细致的比较且不说，最起码，前者要更多地使用理性的逻辑思维，后者却更强调感性的形象思维，却是毫无疑问的一种客观事实。有鉴于此，一位成熟的批评家，要想相对成功地转型从事小说创作， 最不容忽视的一点，恐怕就是思维方式的转换问题。而这，很显然也就意味着， 面对批评家提供的一个小说文本，我们首先需要关注考察的一个问题，就是其中是否存在着一种突出的理念先行现象。因为只有那些没有彻底完成思维方式转型的批评家，他的小说文本中才可能会有理念先行现象的生成。

在阅读张柠的长篇小说《三城记》 （刊于《当代》杂志 2018 年第 6 期）之前，我最大的一点担忧， 就集中在是否会理念先行这一点上。没想到，一旦真正进入阅读过程，我很快就被那很是有一些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给深深地吸引住了。先后两次认真阅读小说的结果，不仅彻底打消了这种理念先行的担忧，而且还从根本上坚定了我的一种判断。那就是，初涉小说创作的批评家张柠的这部《三城记》 ， 完全可以被看作是本年度内不容轻易忽视的优秀长篇小说。

《三城记》，哪三座城呢？上海、北京以及广州。哦，这三座被一般人笼统地概括为“北上广”的大城市，不仅是截至目前为止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三座城市，而且也更是批评家张柠自己先后生活过的三座城市。与此同时，我们也还注意到，小说的卷二“世界”和卷三“书斋”两个部分，曾经以很大的篇幅描写男主人公顾明笛在一家名为《时报》的报纸的工作经历， 以及他在一所被作家命名为“b 大学”的学校求学的经历。 作家的如此一种情节设计，很容易就会让我们联想到张柠和他太太的一些工作经历。张柠一直到现在都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他的太太吕约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供职于北京那家影响极大的报纸《新京报》 ， 可以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以上种种，都毫无疑问地告诉我们，在长篇小说《三城记》的写作过程中，张柠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征用着自己一种直接的生存经验。但在注意到自我生存经验被征用的同时， 我们却也不能不特别强调， 《三城记》并不能因此而被理解为一部自传性的长篇小说。这一方面，只要我们把顾明笛与张柠的人生经历略加对比，就不难得出相应的结论。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显然在于，小说写作的过程中，张柠在征用自我生存经验的同时，也更加广泛地征用了他者的间接生存经验。

阅读《三城记》 ， 我们所做出的最初一种判断，恐怕就是，这是一部聚焦于男主人公成长过程的成长小说。小说一开始， 26 周岁的顾明笛突然决定从上海东山公园管理处辞职，离开上海，要出去闯荡一番世界。那个时候的顾明笛，虽然大学毕业后已经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但不管是从社会阅历的角度，还是从个人心智的角度来说，他都处于极不成熟的一个阶段。具体来说，私下特别热衷于小说创作的文学青年顾明笛的不成熟，不仅表现在他工作态度的不稳定上，而且也更表现在处理个人情感问题时的犹豫不决首鼠两端上。这一方面，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顾明笛因失眠症和便秘症所导致的精神上一直萎靡不振的如此一种情节设定。以我愚见，顾明笛的上述症状，与其说是病理性的， 莫如说是精神性的。 借助于这样一些病理性症状的设定，张柠意欲写出的，正是顾明笛心智的不稳定与不成熟。唯其如此，他才需要遇到能够给他以必要的启发的人生导师。精通中国哲学尤其是其中的谶纬学说和道家养生学说的那位乌先生，所扮演的，正是这样的一个角色。所谓的谶纬学说，很大程度上乃是一种预言未来的学说。如此一位精通谶纬学说的老先生，不是人生导师，又会是什么？！事实上，通读整部《三城记》 ，我们就不难发现，只要到了人生的关键时刻，虽然不在一座城市之中，但顾明笛却总是要把自己的情况汇报给乌先生，以便从他那里求得必要的指教。比如当初，就在顾明笛最早萌生辞职之意的时候，乌先生就给出过这样的一段充满理性色彩的说辞：“生命的意义并不在它的终极目标，而在生命展开过程之中。你可以只做对他人有利的事情，他人觉得很开心，你自己即便感到痛苦，也是有意义的，这就是所谓的‘善’ 。你也可以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自己感到开心，就算他人觉得痛苦，也同样是有意义的，这就是所谓的‘恶’ 。怕就怕你的所作所为，既不能对他人有所助益，也不能对自己有所助益，那就毫无意义。人类有很大一部分生命能量，消耗在无意义之中，这是文明退化的征兆，很可怕。”单独把这样一段话语拎出来， 当然充满着理性的说教意味。然而，一旦我们把它还原到小说的叙事语境之中，尤其是虑及乌先生的个性特征以及他所扮演的导师角色，再加上长篇小说这种特定的文体所拥有的那种可以容纳议论性话语的权利，那么，它的存在，自然也就不仅不显得突兀，而且也还拥有相当的合理性了。事实上，顾明笛最后之所以能够下定决心离开上海去闯荡一番世界，很大程度上正是受到乌先生“行”大于“知”的如此一种观念深刻影响的直接结果：“一个人要锻炼自己的决断能力，就能成为当下的主宰力量。决断力需要训练， 就像调息和运气一样。其中，‘行动’特别重要。我不喜欢‘实践’二字，但意思差不多。面对当下的决断， 再加上面对未来的希望、面对过去的良知， 构成完整的行动哲学。”知行学说，是中国古代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虽然无法从张柠那里得到确切的证实，但依照我的理解，乌先生给顾明笛所讲述的这一套行动哲学的背后所潜隐着的，其实是这样一套与王阳明紧密相关的知行学说。只不过，相对来说，在“知”与“行”之间，乌先生更强调“行”的重要性而已。这样一来，顾明笛个人离开上海去外面闯世界的行为，自然也就与中国古代思想发生了某种内在的关联。

大约也正因为乌先生扮演着人生导师的重要角色，所以，每当顾明笛的人生处于关键性转折时期的时候，张柠都会适时安排乌先生出场。比如，就在顾明笛在北京《时报》的工作严重受挫，准备投考 b 大学的思想史专业博士生的时候， 他想到的， 就是乌先生。这一次，在对顾明笛的选择表示认可的前提下，乌先生既对思想史这一专业也对 b 大学这所大学有所褒贬。到小说结尾处，在先后经历过上海、北京与广州三座城市的人生历练之后，顾明笛各方面都明显地成熟了许多。这一点，突出不过地表现在他如何处理与劳雨燕的情感关系上。眼看着劳雨燕由于自己情感上一贯的惰性就要离他远去的时候，顾明笛突如其来地采取了一种连自己都不曾预料到的“粗暴”手段：“顾明笛也被自己突如其来的‘粗暴’惊呆了，怎么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呢？这完全违背自己的为人准则啊。同时他又感到特别惊喜，特别开心。他第一次尝到了快速控制另一个人的语……原来还有这样一种方式，可以用强力让别人做一件自以为正确的事，然后再慢慢地讲道理。 以前他从来就没有用过这么简洁的方式。这是顾明笛人生中获得的一个重要收获。那一刻， 顾明笛扮演的是男人的角色、 父亲的角色、权威的角色，甚至是‘暴君’的角色。 ”就这样， 从 2006 年最初决定离开上海去闯荡世界开始，一直到 2012 年在广州终于体验到一种真正的“男人”的感觉，前后经过差不多六年时间的人生历练之后，顾明笛终于从一位心智不成熟的青年，成长为一位可以独立面对繁杂人生， 可以独力支撑自我人生的相对成熟的男人。一方面， 是顾明笛成长过程的设定， 另一方面，则是乌先生这样一位人生导师形象的设定，将以上两个方面整合在一起的一个结果，自然也就是《三城记》所具有的成长小说性质。

然而，在强调并承认《三城记》所具成长小说特点的同时， 我们却也必须认识到， 仅仅用成长小说这一定位根本就无法框限住张柠的这部其实思想内涵相当驳杂丰富的长篇小说。实际上，从艺术结构的角度来看，张柠的这部长篇小说可以说有两条彼此间时有交织的结构线索组构而成。如果说顾明笛个人的成长经历构成了其中的一条线索的话，那么，作家借助于顾明笛而充分展开的对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现实颇具广度与深度的描写，就毫无疑问可以被看作是另外一条结构线索。很大程度上，正是以上两条线索的彼此交叉从根本上支撑起了《三城记》这座艺术大厦。假若说前者更多地指向了作家张柠的自我生存经验，那么，后者就极明显地指向了更为开阔广博的外部世界。我们都知道，相比较来说，在目前的各种现代文学文体中，小说是一种与外部世界紧密相关的更具有客观性特点的文学文体。这种文体的特点本身就要求作家在进行小说创作时不能过多地局限于个人一己的生存经验，必须把自己的关注视野更多地投向可谓是纷纭复杂变动不居的外部世界。身为批评家的张柠，对于这一点可以说是心知肚明。唯其因为如此，深谙于此道的张柠，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方才把自己的关注视野更多地投向了正如此转型阶段的中国社会现实。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说《三城记》是一部成长小说，莫如说更是一部敏锐深刻地洞察表现着纷纭复杂世象的社会小说。具体来说，在共由四部分组成的《三城记》中，尤以卷二“世界”和卷三“书斋”这两部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性表现最为引人注目。

卷二“世界”所集中描写展示的，是身为《时报》记者的顾明笛， 初涉社会之后所观察到的社会基本状况。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情节之一，就是顾明笛与好友裴志武一次在甘肃武威的涉险采访经历。那一次，报社深度报道部主任施越北接到举报，说裴志武的老家甘肃武威一带， 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沙漠污染”现象，于是便指派裴志武携带刚刚转入到深度报道部工作的顾明笛一起，利用一次回乡探亲的机会去顺便进行一次深度的采访报道。对于这一采访行动的初衷以及重要性，施越北曾经给出过明确的说法： “其实‘沙漠污染’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就开始了，没有引起关注，现在越来越严重，再任其发展，沙漠就要被毁掉，变成真正的‘死亡之所’ 。国内媒体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地方政府更是没有环境保护意识，或许要到若干年之后，才会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先做一些客观调查，以点带面，希望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另外，顾明笛这种在大城市里出生长大的人，并不了解真正的中国，你带他去见识一下也好。 ”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张柠在强调“沙漠污染”这一社会问题重要性的同时，也没有遗忘顾明笛的个人成长这一主题意向。其中所谓“顾明笛这种在大城市里出生长大的人，并不了解真正的中国，你带他去见识一下也好”云云，所充分凸显出的，也正是这一主题意向。没想到，等他们抵达甘肃武威之后，事先设想的采访活动却进行得很不顺利。明明已经发现了当地的造纸厂、农副产品加工厂以及化工厂等一众企业因排污而对沙漠造成的严重污染状况，但他们两人的采访行为却不出所料地遭到了县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马本山等人的强力阻挠。为了保护甜头，用肢体而不是用大脑，用力量而不是词照相机里宝贵的现场照片，第一次参加此类采访活动的顾明笛，竟然被当地的一伙保安殴打致伤。关键问题在于，当裴志武他们严厉指斥这些工厂的生产已然对沙漠造成严重污染的时候，遭到的却是马本山振振有词的反驳：“你看见了什么？你能看见我们这个穷光蛋县有多穷吗？财政拿不出钱办学校、办医疗，更拿不出钱买治沙的树苗和草皮。都是像你爹裴老大那样的穷棒子，整天等着国家的补助。而我这个开发区，几乎支撑了全县所有的‘鸡地屁’（gdp） ，你知不知道？压沙、买树苗、种树、打井的钱，都是我们出的，你看见了没有？你想看见这个穷光蛋县被两大沙漠埋掉吗？你要是跟我捣乱，我就先把你埋了！”明明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但马本山说起来却依然振振有词，关键之处在于，他更多地是站在发展也即所谓“鸡地屁” （gdp）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就这样，一方面是裴志武与顾明笛他们的采访受阻，另一方面却是马本山们的振振有词， 如此一种看似“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的矛盾情形，所充分凸显出的，正是转型期中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实际存在着的尖锐冲突。一方面，经济发展固然直接关系着当下时代老百姓生活状况的改善，但在另一方面，生态环境的保护却又明显关系着子孙后代的生存状况，在很多时候，二者之间所呈现出的，是一种很难做出取舍的两难处境。张柠的难能可贵处即在于，巧妙地借助顾明笛和裴志武他们两位的采访行为，把这样一种两难处境艺术地呈现在了广大读者面前。

关键的问题是，由顾明笛他们的采访所引发的事端，却并没有到此而结束。首先是由于裴志武与顾明笛的忠于职守，在他们的积极努力下，顾明笛被打后的第二天， 《时报》就在二版的头条位置， “刊登了‘本报记者裴志武、顾明笛发自格拉里沙漠的报道：《沙漠告急，污染蔓延，保护迫在眉睫！！！——记者调查遭当地黑势力殴打致伤》 ， 标题还上了头版的阅读提要。一张大照片，是沙漠中间的污水池和排污管，一张小照片是顾明笛头裹白色绷带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报道一出， 一时间社会舆论大哗，就连裴志武家乡的各级政府官员，也都不仅纷纷跑到医院去看望受伤的顾明笛，而且还表示既要严惩凶手，也要查处一批污染企业。但紧接着， 仅仅只是又过了一天， 到了第三天，事情就迅速地被逆转了。到头来，真正受到处分的，反倒是组织和参与此次采访活动的施越北、裴志武以及顾明笛他们：“施越北来了。他调出手机图片给大家看，是报社红头文件，有关施越北、裴志武、顾明笛违反新闻纪律，擅自组织跨省采访的通报批评和处理结果 ： 施越北在报社部门主编联席会上公开检讨，裴志武和顾明笛在深度报道部编前会上公开检讨，扣除三个人当月的全部奖金。 ” 明明是报社安排的正当采访行为，到头来却落了个跨省越界采访的错误结论。张柠通过这一事件所深刻揭示出的，其实正是掩藏于新闻报道自由权利背后的文化与政治领域的某种体制性弊端。

由于个性的锋芒毕露而无法继续深度报道部工作的顾明笛，很快就被迫调动到文化新闻部工作。一方面是全身心的投入，另一方面是工作能力的突出，顾明笛具体负责的这一块工作很快就风生水起，获得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好评 ： “三个月下来，这两个名牌栏目就恢复到了创办之初的水准，版面安排合理、内容扎实、语言生动活泼，转载率高，得到了业界的普遍好评， 广告量也开始增加。 ”但令顾明笛始料未及的一点是，伴随着“主题书评”与“文化访谈”这两个板块影响的越来越大，本来不应有的责难也接踵而至。先是报社社长刘炜阳阴阳怪气的批评，紧接着便是来自于上级部门和法律部门的强力干预。上级部门专门组织的“阅评小组”认为 ： “近期‘主题书评’栏目在思想倾向上存在问题，过多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整个版面充满一股颓废怪诞的气息，对广大读者和年青一代，不能起到好的引导作用。此外，‘文化访谈’栏目的选题也有思想把关不严的情况，建议限期整改。 ”至于法律部门，他们之所以要介入到《时报》文化新闻部的工作中来，乃是因为“文化访谈”栏目刊发的一篇《生命不息，笔耕不辍——老作家陈铭澜访谈录》 ， 由于事涉另一位已故老作家潘遂之而引发了潘遂之儿女的强烈不满。他们一怒之下，就把报社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 10 万元。 《时报》社长刘炜阳，本来早就对一再给报社惹祸的顾明笛心怀不满。来自于上级部门与法律部门的这一次强力干预，顿时给他进一步整治顾明笛提供了适时的口实。万般无奈之下，一时走投无路的顾明笛只好被迫辞职。 “主题书评”也罢， “文化访谈”也罢，直接关系并见证着一个时代思想与文化领域的活跃与自由程度。从这个角度来说，很是有些文化创造精神的顾明笛最后的被迫去职，所充分说明的，正是文化层面上一种专制与封闭状况的赫然存在。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顾明笛实在无法继续在《时报》落脚，好在有 b 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程毓苏的适时施与援手，他才得以通过考博的方式进入到 b 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样一来，张柠的小说叙事也就顺理成章地由卷二 “世界”转入到了专门描写表现大学生活的卷三“书斋”。原以为，一直被誉为象牙塔的大学校园，相对来说会是当下这个污浊社会较为罕见的一块净土，没想到，等到顾明笛竭尽全力地进入b 大学之后，方才不无惊讶地发现，其实大学校园也一样充满着各种矛盾冲突，是一个规则与潜规则肆意并行的名利场。这一点，主要通过讲师韩梓厚与顾明笛自己的具体遭际而体现出来。韩梓厚的不幸遭际，首先体现在他的一番牢骚话语中：“我读博士的 a 大学就是牛，就是一流大学。b 大学就拉倒吧，早知现在这样我当初死也不回来当老师。b 大学除了会赶时髦还会什么？房子时髦它就研究房子，厕所时髦它就研究厕所，市场时髦它就研究市场，没多久又叫起 ‘反市场’ 来了。我讲师都八年了，我的成果有目共睹，但我今年可能还是评不上副教授， 这是什么道理？”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作为培养社会精英人才的教育机构，必须有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地探讨研究真问题的学术定力，绝不能以赶时髦的方式而随波逐流。很大程度上，如同韩梓厚这样各方面条件都已具备的优秀讲师， 之所以迟迟不能评上副教授职称，其实与 b 大学的只知一味赶时髦相匹配的。无论如何，我们都难以想象，在一所以赶时髦为突出特点的大学里，如同韩梓厚这样的优秀人才能够按部就班地顺利评上相应的职称。

事实上，也正是围绕韩梓厚的评职称这一问题，张柠借助于程毓苏之口，曲尽其妙地道出了当下时代大学校园里一种堪称普遍的学术怪现状 ： “我把他们那些隐蔽的招数归纳为三点： 太极招，桥牌招，皮球招。所谓的太极招，就是前面说的，当面说好话，转身就忘掉，然后再躲避，让你扑空，使不上劲。桥牌招，就是在已经设定的游戏规则上，变换执行规则的人， 这就有了不同的出牌招数。举例来说吧， 比如，赵伟生要决定一件事，是让教学委员会来投票，还是教授委员会投票，还是让教研室主任来投票， 这三张牌， 怎么对自己有利怎么打。你否定？那就得罪了那三个委员会中某个委员会的所有教授。再比如，派教授代表去参加学校评审会，如果赵伟生不想让韩梓厚上，就不派中国哲学教研室的专家出席。假如赵伟生想让卫德翔上，就会派西方哲学教研室的专家出席，这又是一种出牌方法。最后一招，叫作皮球招，把皮球踢到上面去 ： 上面不同意啊！谁知道他们背地里跟上面打了什么招呼。那你就去找上面的人理论吧。你又根本找不到人。这一招跟前面说的太极招，加在一起就是一个连环招，任你怎么攻，都难以破解，最后是，攻击者遍体鳞伤，被攻击者安然无恙。 ”唯其因为以上三种实际上根本见不得人的阴损招数遍布大学校园的缘故，所以，你一旦被迫遭遇到这样的招数，就会莫名其妙地陷入到一种类似于“鬼打墙”似的“无物之阵”之中而难以自拔和他拔。你明明知道周围全都是阻挠着自己的敌人，但你却偏偏就是找不到任何一个人可以作为自己的攻击对手。很大程度上，这种情形极其类似于你把拳头重重地击打在一团棉花上，你所使出的任何一种强劲的力道到最后都会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消弭于无形。

更进一步地，还是借助于程毓苏之口，在太极招、桥牌招与皮球招这三种阴损招数的基础上， 张柠总结提炼出了所谓的“三硬”规律：“这个你放心， 卫德翔会混得不错的。因为他有‘三硬’ ，一是历史硬，他是 b 大学的土著，本科在这里读的。二是学历硬，德国留学回来的洋博士。三是后台硬，资深教授朱志皓是他的硕士导师。就拿你来说吧，即使你再努力，都不能跟卫德翔比，因为‘三硬’之中，你最多只有半硬，也就是后台半硬，如果你的导师不嫌弃你的话。按照我对你的观察，你也属于不会讨人喜欢的那一类。 ” 面对着来自于程毓苏一番苦口婆心的当面点拨，顾明笛举一反三地马上联想到了在评职称的道路上真正可谓是命运多舛的韩梓厚 ： “顾明笛明白，韩梓厚也是没办法跟卫德翔比的。韩梓厚从山东一个地方学院，考到 b 大学来读硕士，导师是蔺远闳，接着再到 a 大学去读博士，既没有硬历史，也没有硬学历，更没有硬后台，这就决定了，他在重复他的导师蔺远闳的道路。 ”原以为， 在人才林立的大学校园里，大家只会凭借各自的学术实力获得相应的晋升与提拔，未曾想到，社会上通行的各种简直可以称之为厚黑学的规则与潜规则，在大学校园里同样屡见不鲜。若非张柠这样在高校圈内混迹多年的资深教授，断难以如此一种可谓是犀利无比的笔触将当下时代学术体制（其实，潜隐于学术体制之后的，乃是一种更为根本的社会政治体制）所存在的弊端淋漓尽致地揭示并表现出来。

韩梓厚之外，顾明笛自己在 b 大学的遭际，也可以说是相当凄惨。一方面，由于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未能如愿获得导师朱志皓的认可，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与何鸢之间感情的意外受挫，当然，更主要的，恐怕还是迫于大学校园里不正常学术体制压力的缘故，在不期然间做了一个噩梦之后，顾明笛无法自控地陷入到了精神迷乱的状态之中 ： “回忆起刚才的梦境，他十分生气，尽管自己也明白这是梦，但屈辱感却是实实在在的，如在目前。夏慕春为什么要骗我？何鸢为什么要引诱我？还有导师朱志皓，竟然要把我‘斩了’！卫德翔也是帮凶，夏玉米自然就会参与。除了程毓苏老师之外， 所有的人都参与了这次阴谋和迫害。 ”就这样， 迫于周遭各种事物和力量施予的巨大压力，在读博士顾明笛，一时间便变身为一位“迫害狂”患者，处于严重的精神失控状态之中“想着想着，顾明笛真的发怒了。他把写了一大半的开题报告打印稿找出来，使劲儿撕碎，打开窗户往外扔。白色的纸屑在窗外飘散，漫天飞舞。顾明笛一边怪叫，一边喊 ： ‘飞吧，飞吧，飞到天边外， 不要再回来！’喊着， 还站到窗台上， 招来了不少围观者。 ”实际的情况是， 正因为顾明笛非常明显地呈现出一位“迫害狂”患者的境况，所以才会招来安定医院的医生，把自己当作一位精神病患者“押解”到了安定医院的病房之中。不管怎么说，能够把一个好端端的在读博士硬生生地给逼迫成“迫害狂”患者，毫无疑问也是不那么合理的学术体制充分发生作用的结果。

从根本上说，也只有在读到顾明笛居然会被当作精神病人 “押解” 进安定医院如此一种情节的时候，我们方才恍然大悟张柠为什么要特别地给主人公顾明笛设计那么一个睡袋。或许与母亲竺秀敏经营睡袋生意有关，顾明笛打小就养成了在睡袋里睡觉的习惯。即使是刚刚与心爱的姑娘同床共枕过，他最后也会“逃”到睡袋里面去睡觉：“张薇祎惊讶地发现，不算宽敞的床上，竟然还摆着一个睡袋。他是趁张薇祎睡着之后铺上这个睡袋的。顾明笛像小孩似的钻出来。 ”实际上， 不管顾明笛在三城之间行走到哪里，来自于母亲的睡袋都会寸步不离地紧紧跟随着他。更加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只要一遇到不开心的事情，顾明笛就会在第一时间想到要钻进睡袋里面去：“顾明笛有一种古怪的习惯，不开心的时候，就想钻进睡袋睡觉，或者有跟人拥抱的隐秘冲动。 ”实际上， 只要我们把睡袋与母亲联系在一起，就不难意识到，张柠关于睡袋的设计有着突出的象征意味。在很多时候，睡袋这一器物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对婴儿带有明显庇护功能的母亲的子宫。从这个角度来说，正处于成长过程中的顾明笛对睡袋的极度依赖，所充分说明的，正是他内心中一种安全感的严重匮乏。更进一步说，顾明笛之所以会严重地缺乏安全感，正与他行走于三座城市之间的过程中所时时可能受到的来自于外部世界的伤害紧密相关。无论是采访过程中的被殴打致伤，还是被迫从文化新闻部的去职，抑或还是后来在进入 b 大学读博时所遭受的各种精神凌辱，都可以被看作是致使顾明笛安全感匮乏的根本原因所在。很大程度上，通过顾明笛与睡袋之间那简直就是须臾不可忽却的亲密关系，张柠写出的，正是在闯荡世界时早已遍体鳞伤的顾明笛潜意识中那样一种时时逃回到母体当中的强烈冲动。 “躲进小楼成一统， 管它春夏与秋冬” ， 就这样， 借助于顾明笛对睡袋的极端依赖，在写出其成长过程中某种难以克服的精神痼疾存在的同时，张柠更是把一种批判与审视的矛头对准了正处于急剧转型过程之中的各方面依然不尽合理的社会现实。准乎此，我们自然也就有足够的理由断言《三城记》是一部有深刻丰富思想内涵的长篇小说了。

到了小说卷四“民间”的结尾处，早已南下广州的顾明笛，事实上面临着两种不同的人生道路选择。一种，是携同恋人劳雨燕一起返回到劳雨燕的故乡保定，利用所谓“城镇化”与“京津冀一体化”所提供的历史契机，打理发展一个明显带有现代化气息的生态农场。另一种，则是重返北京，在施越北的企业机构北迁回北京之后，一方面继续自己在 b 大学未竟的博士学业，另一方面也给施越北做个帮手出出主意。面对着这样的两种选择，经过六年的跌打滚爬后心智早已成熟了很多的顾明笛，到底何去何从， 张柠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他所实际给出的，是一种带有突出现代意味的开放性结尾。也因此，我们所能做的，恐怕也就是与作者张柠一起拭目以待，一起悉心观察如同顾明笛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未来究竟会走出怎样的一种人生轨迹来。

2018 年 11 月 9 日凌晨 1 时 10 分许

完稿于山西大学书斋

张柠 《三城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年1月出版

一部书写“80后”成长史的长篇小说，聚焦主人公顾明笛的命运变迁。同时直面当下中国城市生活，以此为原点辐射社会各个阶层的生存和精神状况。新兴时代，小资青年，有多少人在“逃离北上广”，就有多少人在这里寻找归宿。沙龙、报社、高校、互联网，立足的城市与遥望的乡村，哪里才是顾明笛们的出路？小说较为完整地塑造了当代青年的典型形象，突出他逐渐敞开自我、认知世界、寻求爱获得爱，并最终由一位具有“小资情调”的青年成长为真正有责任、有担当、有情怀的人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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