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相伴》剧情简介：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山东快书演员巩天棚在师傅去世后，一直和师母贺帼玉及其儿子严少斌生活在一起。巩天棚和严少斌一起赴朝鲜战场演出。严少斌在前线牺牲，在战地医院做护士的女朋友鸽子已怀孕，回国生下了孩子志江。巩天棚决定永远照顾贺帼玉和严志江。不久，巩天棚和贺帼玉结婚，使得这段不伦恋有了结果。这对患难夫妻经过一些生活磨砺，相濡以沫，相依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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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相伴》中，有这样两段故事情节：

（故事情节一）

解放军英雄排长赵洪山在朝鲜战场听了快板书大师巩天棚表演的快板书后，就喜欢上了快板书。从战场上下来休整的间隙，到战地医院找到巩天棚，说他非常喜欢快板书，要拜巩天棚为师，学说快板书。听了赵洪山的话，巩天棚立刻就回绝了赵洪山的请求，并毫不客气地告诉赵洪山，说他根本不是说快板书的材料。

但喜欢快板书并相信自己只要刻苦学习、用功练习就可以说了快板书的赵洪山并不死心，一有时间就用自制的快板练习打快板、说快板。从朝鲜战场回来后，组织上派他去军校上大学，他却不想去，还想着要向巩天棚学习说快板书，于是，他几经周转，找到巩天棚的家，坚持要巩天棚收他为徒，结果又一次被巩天棚拒绝，仍然说他不是说快板书的材料，赵洪山说他可以刻苦练习，功夫一定会不负苦心人的。

巩天棚的妻子贺帼玉也帮着说情，要巩天棚收下赵洪山，巩天棚对贺帼玉说：如果他收下赵洪山，就是在耽误赵洪山的前程，赵洪山不具备说快板书的资质，却具有优秀指挥员的才智。为此，赵洪山几乎和巩天棚弄反了脸。

之后，贺帼玉对巩天棚说了那句我们中国人经常用来鼓励人的话：只要功夫深，铁杵也能磨成针。而巩天棚回答贺帼玉说：问题是他不是铁杵，而是木棒啊！！！……

结果正如巩天棚所料，上了军校的赵洪山，最终成了军队一名非常优秀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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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情节二）

巩天棚第二次赴朝鲜的时候，也是在战场上，结识了同样是班长的“小李子”，“小李子”告诉巩天棚，说他也非常喜欢快板书，也要拜巩天棚为师。而这次，巩天棚竟然毫不犹豫就答应了，还说：一看到“小李子“就知道他是说快板书的材料。

在回国前，还特意请了两个小时的假，冒着枪林弹雨、冒着生命危险到战场上和“小李子”告别，走时还特意给“小李子”留了一副快板，告诉“小李子”有时间就好好练习，并叮嘱“小李子”，等战争结束能活着回国后，一定要去找他，他要收他这个徒弟，教他说快板书。

朝鲜战争结束后，活着回国的“小李子”真的来找巩天棚，巩天棚立刻运用自己在部队文工团的地位，将“小李子”从基层连队调到部队文工团，在巩天棚的严格教授下，“小李子”很快就成了部队里一名杰出的快板书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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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有三十年教龄的教师，这两段剧情对我的触动非常大，它们让我想到了我每日所从事的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尤其是小学、中学教育教学中一再倡导的对学生要“因材施教”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促使我打开书本，重新解读“因材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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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材施教”一词的来源。

所谓“因材施教”： 因：根据；材：资质；施：施加；教：教育。指针对学习的人的志趣、能力等具体情况进行不同的教育。

许多年来，关于“因材施教”这个词，一直是和我们的圣人——孔子联系在一起的。从《论语》中，孔子和他的学生的许多对话以及孔子回答他的学生的问题中，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在两千多年以前，孔子就已经懂得运用“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对他门下的“三千弟子”进行教学，最终培养出了“七十二”贤人。

而“因材施教”一词，出自：《论语·为政》“子游问孝”、“子夏问孝”朱熹集注引宋程颐曰：“子游能养而或失于敬，子夏能直义而或少温润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与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应该说：圣人——孔子以及在那个时期和孔子一样从事“私学”教育的先师们，都是“因材施教”教育教学的先行者和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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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材施教”发展历史以及历史成就

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私学”是实现“因材施教”的土壤，更是培养各类人才的摇篮。我个人认为，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技术的兴衰，是和“私学”的兴衰有着非常密切地关系的。

春秋时期，由于商周时期形成和建立的“官学”，即奴隶主贵族学校不符合春秋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导致官学衰废﹐私学开始兴起，即出现了专靠出卖知识糊口的“士”。这些“士” 最初是从奴隶主贵族游离出来的﹐有一些是属于平民阶级﹐也有一些是属于新兴地主阶级﹐以及获得解放的奴隶上升为士的。周平王东迁时﹐王宫里的一些文化官吏流落到各地。

这些文化官吏由于失去了世袭的职守﹐流落于社会之后﹐成了历史上第一批专靠出卖知识糊口的士。到了春秋末期﹐私学日愈兴盛。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和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两家的私学﹐成为当时的“显学”。

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发展﹐在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历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私学”冲破了“学在官府”的旧传统﹐学校从宫廷移到民间﹐实现了孔子所主张的：“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即教育对象由贵族扩大到平民。不仅如此，教师可以随处讲学﹐学生可以自由择师﹐教学内容与社会现实生活有了较广泛的联系。使得教育教学在本质意义和实际意义上，实现了“因材施教” 。

例如：荀子私学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知识的教育，对学生要求很严格﹐教师有绝对权威﹐因而培育出像李斯﹑韩非这样在当时属于第一流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墨家私学要求学生具有刻苦﹑耐劳﹑服从和舍己为人的精神，生产劳动﹑科技知识是主要科目﹐并且要求学生参加实际的生产劳动。促进了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

正因为如此，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私学的兴盛，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盛况，既促进了先秦时期学术思想的发展﹐同时又培养出了大批的人才，使得各家各派大师辈出。

然而，到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 213），在一次宴会上，因有大臣和自己意见对立，于是交丞相李斯审议。李斯认为，“思想意见产生对立”的根源是在于私学的存在，“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于是，提出“禁私学”的建议。就这样，秦始皇颁“禁私学”令，但又不重视学校教育。不仅如此，还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事件。

到汉朝，汉王朝总结了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汉初承袭战国遗风，又发展学校教育。纵观两汉，学校制度分官学和私学两类。官学教学的目的：一是为国家输送人才，二是为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因而，官学注重考试，考试通过者，才能被授予官职，不能通过者，可以在官学里继续学习，故有太学生“结童入学，白首空归”者的现象。

而私学由于是私人讲学，思想束缚较少，讲授内容丰富多彩，涉及范围非常之大，除儒家经典外，还兼及天文、历法、算学、律学等方方面面，教学内容的丰富多彩，“兴趣”吸引了许多的学生到私学里去学习知识原动力，出现了一些私学老师的学生，常有数百、数千之众，乃至万人以上。求学者亦不顾背井离乡，远行千里，负笈寻师。

在私学里，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尤为亲密，学生对师长恭敬礼让，学者爱学，教者乐教。“因材施教”充分挖掘学生的潜在能力，充分发挥学生本身的特长，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造就了汉朝众多的著名历史人物：思想家王宠、董仲书等；历史学家兼文学家的司马迁、班固；文学家司马相如、杨雄、贾谊等；科学家有蔡伦、张衡、张苍等；医学家有华佗……

中国人最最自豪的四大发明，除印刷术外，指南针、火药、造纸都是在汉朝结束之前完成的。

隋唐之后，随着“科举制”的创立和不断完善，不论是官学还是私学，学生的学习和老师的教学内容，都开始变成为“科举”而学习，而教学。因为只有通过“科举”才能有“前途”，才能“出人头地”，才能“光宗耀祖”。

“科举制”重文轻理，自然科学的学习和研究不再受重视，使得中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非常发达的科学技术，呈现出几乎停滞发展的状态。文学方面也只是在辉煌的唐诗，哀婉悲壮的宋词，感天动地的元曲之后，开始逐渐走向没落。致使至今中国没有出现一位莎士比亚、一位巴尔扎克，一位雨果……，

（ 科举制度的实施对学校教育的健康发展也有一些不良影响，尤其是到了封建社会末期，科举对学校的消极作用日趋明显。

科举制度的消极作用主要在于： 第一，科举制度使学校成为其附庸。

第二，科举考试的内容局限于儒家的几部经典章句和华丽的诗赋，考试方法机械、呆板，偏重于死记硬背，这就使得学校的教学内容空疏无用，缺乏时代精神，教学工作重文辞少实学，重记诵不求义理，充满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恶习。

第三，科举制度毒害了读书人的思想，败坏了士风。在科举制度下，人们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求知求真，而是为了获取功名利禄。这种具有强烈功利色彩的教育观，长期支配着封建社会后期的学校教育。同时，由于科举取士的名额较少，竞争相当激烈，不少士子为跃过龙门而坐成白首，有的甚至不择手段地通关节、走后门，出卖自己的人格、良知，败坏了学校和社会的风气。）（见《中国教育史》——隋唐时期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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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材施教”在现代教育教学中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领导的时代，倡导学校教育方针是：为国家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邓小平领导初期，又提出学校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到一九八三年，又提出了学校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三个面向，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和发展当时还十分落后的中国科学技术和落后的生产力。

从一九七八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以后，中考、高考就成为中国几亿学生要迈的艰难的两道“门槛”。如同“科举制”考试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已经退出了学校大门。音乐、美术课成了摆设，体育器材只能烂在仓库里，操场上的篮球架，不是被喜欢篮球的孩子玩烂的，更多的时候，是日晒雨淋坏的……

学生从走进学校大门的那一天起，学习的主要目的就不再是为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不是为了“求知求真”，而是要上“好的”小学，学好小学的语文、数学两门主课，目的是为了六年后上初中时，能选择一个好的学校，好的教学班；上了初中，学好数学、语文、英语、历史、政治、物理、化学七学科的目的，同样是为了能够在三年后中考时，考上一个好高中，能够进到好高中里的实验优班；上了高中，学好高考考试的学科知识，其目的仍然是为了在三年后的高考中，能够考上一个好的大学，最好是能够找到工作单位的学校。

在学校里、在社会中、在家庭里，评价一个孩子的好坏，不是看这个孩子是否拥有健康的身体，活泼开朗的性格，良好的道德品质修养，是否尊敬师长、尊重、孝顺长辈，而只看这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即在小学看语文、数学，在中学看中考、高考考试的学科成绩，只要这些学科的成绩好，就是“好孩子”，就是“优秀的学生”，而忽视对学生道德品质、艺术修养以及身体素质的培养。导致学校“培养”出许多高分低能的学生，大学毕业，甚至研究生、博士生毕业后，都无法适应社会，无法在社会上立足，三十多岁了，还要靠父母养活。

而那些爱好音乐、美术和体育的许多孩子以及在音乐、美术和体育方面有特殊天赋的孩子，却得不到系统地教育、培养和发展。只有少数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的孩子，能够被父母送到“私人”老师家里去学习，能够得到发展的机会；更多的在这些方面有特长、特质的孩子，只能被“淹没“在学校里。

“因材施教”在学校教育教学中，完全失去了“生长”的土壤。众多的学生，在好的未来“就是上大学”的驱动下，机械地学习着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中考、高考要考的各门学科课程。繁重的课业负担，使得许多孩子从走进学校大门，就厌恶学习知识。

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十多年的时间，是在学校接受教育和学习中度过的，这十几年的时间，将决定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

而在“上学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考上好学校。考上好学校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能找到好工作。找到好工作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挣大钱，为了找到一个经济条件好的人家的女儿或者儿子和自己结婚……”在这一链条作用下，学习不再是为自己学习，而是为了将来自己能挣大钱过有钱的“好生活”而学习。这样，就使得许多有音乐、美术、体育等等特殊天赋的孩子，还没有开始成长就被扼杀掉了。成材对于孩子来说，不是“必然”的结果，而成了“偶然”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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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不由想到了我们的好总理——周恩来，他很小就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还有和周恩来同时代的许许多多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政治家……正因为他们从小为自己树立的理想是为“中华之崛起，之强大而读书”，在这一伟大、崇高理想的促进下，他们才能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不顾一切地走在革命的最前列，通过他们的努力，甚至牺牲生命，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好生活。试想，如果他们当时也和我们现在的孩子一样，读书是为自己“发大财，能过上好生活而读书”，那么，现在的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中国呢？

从电视机《相伴》男主人公巩天棚对拜师学说快板书的一个不收和一个收的两个故事情节中，我感悟到了“因材施教”在教育教学中的特殊意义，更感受到了“乐学”对学生的学习来说是多么重要。也让我重新审视当下中国教育制度下许多学校的教育教学，使我深刻体会到，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尤其是中考、高考制度的改革，更是刻不容缓！

参考资料：《中国教育史》《论语》

百度百科：《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

《秦汉时期的教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

《隋唐时期的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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