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解放军文艺·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融媒体 作者：周湘玟

一九五三年，朝鲜龙凤里。一条清澈的小溪依山而过，半山坡上的一孔防空洞，是三十九军立功报社的办公室兼男同志宿舍。我的“女兵宿舍”则在比报社更高一点的山坡上；一孔小小的防空洞，洞的一半用圆木搭成一铺“炕”，大小正好睡三个人。我在近门处，其他两位是报社印刷厂的排字工小刘和小李。洞的另一半也正好够三个人转身。我记不清洞门的模样了，但肯定是有门的，否则三个女孩子孤零零地睡在前后无靠的防空洞里，是很不安全的。我一生中住过的新房子有限，但这孔防空洞绝对算一处。我们住进去时它刚挖好不久，土潮，圆木也潮。我每天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就在这散发着松木芳香的小“洞”里，我度过了在朝鲜后期的百余个日日夜夜（一九五三年的二月至五月）。

朝鲜的春天比东北温暖湿润。记忆中的龙凤里除了志愿军的防空洞，几乎不见人烟；但老百姓还是有的，因为我们曾经把包得多了的饺子（一九五三年初，志愿军的伙食明显改善，春节前后把白面和肉馅发到各班自己包饺子）、打得多了的饭菜送给山下的“阿妈妮”（朝鲜语大妈）。山下清澈的溪水旁开满了各色的杜鹃花（朝鲜叫它金达莱），有时溪边的小路上会走过一队朝鲜人民军女兵，她们的军装挺括、合体，多半还唱着歌，有的手中擎着不知从哪儿攀折来的花枝。春风亲吻着她们的长发，掀动她们的军装衣摆。我站在半山坡上目送着她们，不禁想道：好一幅美丽的图画，名字就叫《女兵的春天》吧。

朝鲜的春天是属于朝鲜女兵、朝鲜人民的。也是属于数以百万计的志愿军战士的，包括洋兄和我。

洋兄当时任三十九军参谋长。司令部所在的小山洼距我们政治部的驻地约有八里。他的办公室兼宿舍是一处半山坡上的防空洞。这个防空洞和一般防空洞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墙用木板拼成（不像我们防空洞的墙是裸露着的圆木），而且它分里外间，里间有木炕，外间有一张巨大的办公桌，墙上用图钉钉着大幅的作战地图，办公桌上蒙着一块质量极好的墨绿色呢子，这是祖国人民慰问团赠送的礼品，现在是他的防空洞里最奢侈的布置。他在这张桌子上标图、办公，给我写信。

我们是二月从温井转移到龙凤里的。这时距离我和洋兄第二次见面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已有两月。自打分配到立功报社上班以后，我每天享受着从“敌人心脏”（指香港地下工作的环境）返回“母亲怀抱”的幸福，采访编写英模们的事迹，审阅战士们的投稿，编辑报纸的第四版。可是洋兄就和我不一样了。申请结婚的报告第一次打上去未获批准，志政提出要派人到广州组织再做调查。实际上，自从我调到志愿军以后，他就承受着部分上级和同级的不赞同和不理解，群众中也有些议论。可是，这些他都独自默默地承受，不让我知道。志愿军政治部派人调查前，志司的首长曾把他召去，语重心长地问过他：“莫非她是九天仙女？真的非她不娶？”他坚定地回答说：“是。”那位首长——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笑了，笑的含义是惋惜他的执迷不悟？还是嘉许他的一往情深？今天都不得而知了。但从当年洋兄转述时的感情来体味，老首长的问话和笑意都充满了对一员战将的关爱之情，显示出一名军事指挥员特有的对爱情的理解。也许还有隐隐的担心？凭着直感，他已预见这桩婚姻会对汪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在洋兄承受着工作和婚恋双重压力的同时，我也在经受着一些意想不到的锻炼和考验。这里说的不是美国飞机的轰炸，也不是部队生活的艰苦（可以说，这些考验我都很好地通过了）。当时我二十三岁，从中山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毕业后，调香港做三年地下工作，包括担任《香港学生》的编辑工作。但我调入志愿军时，原单位（华南局港澳工委）没给我定级，也没给我做组织鉴定和工作鉴定。部队接纳我时，问我什么级别，我在全国解放前就调到香港，对级别毫无概念，便回答说：就填战士吧。我以成为一名志愿军战士感到由衷的自豪。就这样，我是从战士级别，每月拿六万元旧币的津贴费（相当于现在的六元）开始我的部队工作的。这些我自己毫不在意的不公，却成为部队从上到下对我的“定位”的依据。我是全报社级别最低的，偏偏我又毫不知趣地、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关心身边的每一个同志。我每天清扫防空洞的地面，因为报社的同志有随手扔纸团，随地吐瓜子皮儿的习惯。我觉察不出大家的不满和尴尬，却又记住了生病的同志服药的时间，到时提醒他该吃药了。终于同志们忍无可忍了，在一次生活会上一致“发难”，指出我虚伪、可怕。我完全不知所措，只能率先检讨自己缺乏锻炼，改造得不好。说到关心人，我实在想不出和改造不好有什么关联，我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长大，学会了同仇敌忾，关心同学。尤其在大学的学生运动中，学会了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当然首先得关心群众。可是，我不能在这种场合诉说自己不以为意、别人却认为是光荣的历史，便说：可能我在家里是大姐姐，关心弟弟妹妹们成了习惯。没想这一解释更加引发了众怒，大家纷纷不屑地说：谁是你的弟弟妹妹？！此事过后不久，班长替大家领鞋回来，七双鞋中有一双球鞋，其余都是解放鞋。大家看了看说：这双球鞋是三十六号的，没人能穿。我正好穿三十六号鞋，便说：我能穿。这一条马上又成了生活会中的我的“罪状”——说我抢挑好鞋。我既无法检讨，更无法解释。我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只要是部队发的东西，我都特别高兴，也特别珍惜，认为这是组织和人民对战士的供给。原有香港生活中的一切，我一直都认为是“勉从虎穴暂栖身”的服装和道具（包括灰鼠皮大衣、湘绣旗袍、钻石首饰等），况且现在都已弃之如敝屣，当然包括那些高档的鞋。我如何会在这儿去和同志们抢一双球鞋呢？而且刚到部队的我，根本不知道球鞋比解放鞋高级这一说。我只能默默地鞭策自己好好改造，尽快地适应新的生活。由于我坦荡的天性，加上坚信终于会得到同志们的理解，我真做到了不把这些放在心上，仍然欢快如初，只是不敢过于关心大家了。没想到我自以为的退步，竟在不久后的生活会上，被同志们认为是进步。惶惑之余，可怜我终究还是什么也没明白。就在这以后不久，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当时部队的情况是，如果首长的恋爱对象也在部队的话，都是女方去见首长，没有首长来看女方的先例。而我们，由于我不愿多去他那儿会面（理由记不太清了，但工作第一的信条应该是主要的），洋兄便多次地跑来报社看我。这令我有些不安起来。因为那时部队对干部的恋爱婚姻还延续着“二五—八—团”的规定，即必须年满二十五岁、八年军龄、团级干部才可恋爱结婚。而当时报社所有的男同志都还没够这个条件。我担心我和洋兄的这些交往会给他们带来影响，于是一次谈心中，我向报社唯一的（除我之外）一位女同志说了我的担心。问她：据她的了解，会不会有不好的影响？我当然还再三叮嘱她不能把这话告诉别人，可她第二天马上告诉了那些男同志，而且告诉时去掉了我对同志的关心，去掉了我的担心和善意，光强调了那些最最伤害男性自尊心的部分。晚上生活会上的气氛可想而知。我根本不能声辩，男同志们的眼睛都红着，质问我：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把我们看成什么了？我知道自己犯了一个无法挽回更无法申辩的错误，戳到了大家一个特别敏感又非常微妙的痛处。“哪个男子不善钟情？哪个少女不善怀春？”何况那些男同志还都比我年长。他们为了战争的胜利，正默默地、理性地克制着对婚恋的渴求，遵守着部队的政策规定。而我却愚蠢地去戳痛他们！何况他们自认为并未受到我担心的那种影响。即使我出自善意，即使我对大家充满关爱，也无法原谅自己。

过后我的处境也可想而知。周围的压力和阴霾也更为浓重了。我不得不开始冷静地审视自己，审视和洋兄的关系。其实我刚到部队就感觉到了：洋兄是部队这块沃土培植起来的大树，根深叶茂。他的英勇善战，他的英雄业绩，受到大家的推崇宠爱。他说错话也罢，有点小毛病也罢，大家都会采取包容和理解的态度，甚至为他辩解。而我呢，虽说也经过解放战争第二战线的锻炼，可毕竟谁也不了解我的过去，加上调来时组织没给我任何鉴定，又是从香港直接调来，又是出身不好，又是……这时就像一株连根拔起的无名小花，从隐蔽战线（不能明讲，我也从未宣扬）加入到了全国人民都景仰热爱的志愿军部队里，其碍眼是可想而知的。有人没见我时，背地里叫我香港小姐；见我之后，又因为我与他想象中的香港小姐毫不一样而颇感失望。我的艰苦朴素，我的忘我工作，我的关心同志，不但不为人称道，反而被有些人视为虚伪，感到可怕。加上洋兄太优秀，一直是部队未婚女同志的梦中情人，个别已婚的也对他痴迷不已。我的不受欢迎更是可想而知了。比如有一次（在集体宿舍）午睡时接到通知：下午洋兄要作报告。有位女同志就当着我的面在床上来了个鲤鱼打挺，大叫：“五号（军参谋长在军内的排号）作报告，我要穿新袜子去听！”这些都是我以前压根儿没想到的。逐渐地，我感到自己不是那个能胜任洋兄恋人的女孩子。更不想在这儿和那些没经受多少锻炼的女孩子们争夺爱人。洋兄太好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太大了。于是我暗下决心，趁着我刚到部队，我们的关系还不太深，应该理智地结束这一切。

可是，每次不待我明说，哪怕只稍稍透露一点儿顾虑，洋兄便受不了了。他是真的难过。他不允许我说自己不好、配不上他。每次我的话刚一出口，他的反应便异常强烈。当时，三十九军的任务是备战西海岸，军部已挨过美军飞机的轰炸。他虽然没进入具体的作战，但他肩上的重任我是时时意识得到的，决不能因为恋爱而影响到战斗。因此，他每一烦忧，我的话头不但不能再深入下去，还得花时间去做安抚工作。

那时美军飞机的轰炸已经减少，白天虽常来骚扰，但夜晚还是宁静的。山坡溪畔是一片朦胧的春花，加上每晚不同的新月、眉月、半月、圆月，该是多么美好的属于洋兄和我的花月夜啊。每次晚上他从军部送我回报社，我们都享受着这样的花月之夜。走到半道，他往往不愿走了，因为再走下去就意味着快到我的防空洞，意味着分别。他会拉着我坐在草地上，依偎着，说着那些让人心醉的话。护送他的警卫员荆云距离我们五十米左右，也远远地坐下了。荆云是一位来自黑龙江的小伙子，有一双星眼和两道剑眉，脸蛋红扑扑的，既俊秀又憨厚。他虽然难以完全理解他的首长和这位来自南国的姑娘的爱情，但却绝对忠诚地为我们传递着信件，传递着洋兄为我从国内买来的牙膏香皂和小人酥糖。他对我还时时流露出一种怜惜的感情，比如有一次他代替洋兄来看我，回去便说，周湘玟太艰苦了，她一个人在给大家烧茶炉，防空洞又贼冷贼冷的。这自然引起洋兄的担心，下次便送来一双厚的手套，还有一条窄窄的帆布腰带，让我系在军棉袄上，防止寒风灌入。有时洋兄还告诉我：“荆云说你挺能干，比那个女同志强，他看到你抬木头了。”话说回来，这样独特的恋爱场面只能在一九五三年的朝鲜花月夜才有，不是两个人，而是三个人，洋兄和我，加上忠诚地护卫在洋兄身后的荆云。

这样的夜晚我们说些什么呢？说来心酸，当时我凭着女孩子的直觉，感觉到了我们不合适。因此在这一份崇高美好的爱情面前，我一直很少感到幸福，反而常常是深深的不安，令人气馁的自卑。他温柔地倾诉着想念，我却无助地诉说着不安。有一次，当志政告诉洋兄让我重写一份材料时，更为强烈的不安促使我在这样的夜晚、在芬芳的草地上说出了这样的话：

“让我们中止我们的关系吧。”

“为什么？”洋兄刚才还微笑着的眼睛刷地黯淡了下来。

“真的，我不够好，配不上你……”

“我多少次表白，多少次恳求你不要这么想了，为什么还要这么想？”

“我能感觉到大家的看法……”可怜我当时还只意识到本身条件的不足，比如不够漂亮，出身不好等等，丝毫没往政治因素方面考虑，因为我一贯引以为慰的是自己政治立场的坚定，是敌我斗争中的勇敢，是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品质。这些并不是我自己的认定，而是经过四年学生运动、三年地下工作考验的表现，是组织和群众一贯对我的评价。

“大家，大家，你管大家什么看法？你为什么不相信也不尊重我的看法？”他激动起来了。

我当然知道他对我的看法，因为他的看法并未超出广州组织和群众的看法，不同之处仅在于多了一分恋人的相知和迷恋，令我在他眼里，超出了凡俗。“我相信你，也尊重你。我会一直把你当成一位好兄长。但是我们真的不合适。你应该找一个比我合适的，你一定可以找到的……”

没容我再说下去，他从腰带上拔下手枪递给我，说：“开枪吧，朝我。”

我把枪藏到身后，含泪却正色地说：“你冷静一点。”

他转身趴在草地上。

我的心其实也碎了。在大学期间，憧憬着爱情却没恋爱过的我，曾经和进步朋友们探讨“人该拥有什么样的爱情？”。这样的探讨当然没有什么权威性的结论，而且某些进步朋友本身的婚恋实践也令我感到失望。我心仪苏联小说中保尔·柯察金高尚的恋爱品质，我向往陈铁军、周文雍烈士的生死恋情和刑场上的婚礼，也许，是这些优秀共产党员的传奇影响并形成了我的婚恋观。我有了一个坚定的信念：革命者的爱情是附丽于人类最壮丽的伟大事业的，革命者的婚恋只能有利于革命而绝不能有损于革命。现在，也包括如果自己配不上一位英雄人物时，就应该坚决地退出。

说到退出，意味着我永远离开洋兄。洋兄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进入我心深处的追求者，那儿是没有任何人进入过的。我敬慕英雄，我崇尚勇敢而执着的品质，我欣赏敢爱敢恨的性格，这些我都在洋兄身上集中地感受到了。相对于那些虽然品学兼优、思想进步却燃不起爱情的火花、只能永远做好同志的追求者，相对于那些用进步的大旗包裹自己、居高临下、自以为非他莫属的追求者，我确实被洋兄率真的、一往无前的追求镇住了，我心甘情愿地被俘获。接受洋兄以后，我才知道自己的内心竟有这么一处柔软而隐秘的所在，那儿只有他能进入，只有他配进入。同时我也知道，这样的爱情一生只能有一次，只能有一人。现在要由我亲手结束，我有这样的力量吗？我自小虽然常受到父母亲友称赞，但我没有骄娇二气。进入大学后，进步同学和朋友们对我有许多赞许，但我也从来没有骄傲自满，相反倒经常审视自己的不足，努力改造自己（那时学过整风文件）。可是，到部队以来，周遭的目光和那些我听不见却能感觉到的议论，真的出乎我意料之外，也严重挫伤了我的自信：原来我那么坏吗？我明白，对我个人而言，再大的委屈我也能经得起考验，最终让大家了解我，接受我。可是对我和洋兄的关系而言，大家（首先是上级）认为的不合适，确是我应该首先考虑的关键。为了不影响部队，不影响洋兄，也为了自己的尊严，我必须退出。

然而看到趴在草地上的洋兄，我不禁心如刀割。我轻轻地唤着他，扶起了他。虽然我当时认为他不够冷静，甚至不够坚强，但是我理解他为什么这么痛苦。他一贯对恋爱是非常严肃的。他二十五岁时已够结婚条件，但由于战争，主要因为他不想为结婚而结婚，不想找徒有其表的漂亮姑娘们，不想过那种庸俗的婚姻生活而迟迟没有解决。他一九五○年三十岁时虽然只看到我一张十五岁时的照片，却从通信中深深受到吸引，从而燃起了火一样的爱情，发起了凌厉的攻势。一九五一年六月，由于我的组织不同意我们交往，让我们断绝联系，我给他写过断交信，并且从此在大陆消失（这时我们还没见过面）。他派警卫员小王南下广州找我,当然找不到；又托公安系统的战友在全国范围内寻找，终于从华南分局找到了，但华南分局的答复是：周湘玟本人不同意谈婚恋问题（其实这是组织派我再次深入虎穴时宣布的纪律：不得谈恋爱，当然也不可能结婚——除非和组织指定的人。我也保证过，为了工作终身不嫁）。我们断绝来往后，关心他的战友们为他介绍过一些不错的女孩子，比如有一位沈阳某文艺刊物的编辑，见面后对洋兄很有好感，他却把藏在衬衫口袋里的我的那首诗《我等着你，你会回来的》给那位同志看，而且不再和人家约会。直到一九五二年春天，志愿军派遣归国代表团回国，正好团长是三十九军的军政委李雪三同志，又正好在国内的行程有一站是广州。他问洋兄：我到广州去，你有什么事吗？洋兄的回答也很干脆：帮我找周湘玟！李雪三同志不负所托，见到叶帅以后即刻托他寻找。叶帅通过港澳工委知道我的下落后，即令我赶回广州见李雪三同志……洋兄就这么千辛万苦地找到了我，叶帅和陶铸同志准了我的假，让我到安东和洋兄见面。然后是我千里迢迢地从祖国南端的香港来到东北境外的朝鲜。洋兄在战争中的三年的苦等和苦觅，才换来今天的见面。他的一些优秀的战友，入朝前都纷纷找对象结婚，唯独洋兄只揣着我的几封书信（照片还没寄到）踏上征程。

我不应该加倍地爱他、回报他吗？我的心在疼，我的决心在动摇，我明白，这一次的“结束”又完了。

在月下，他的眼睛是红的。他解释道：“你不信任我，这让我比死还难受。”

“我信任你。”

“那为什么不能坦然地爱？”

“我不适合。”我知道自己的感觉是对的，虽然我还不知道面前的潭水有多深，有多凶险。

“我只要你，不要别人。相信我，经过调查，部队组织就会了解你，信任你。群众也会了解你的。至于他们怎么看我们的问题，你不要管。你是在和我恋爱，不是和大家。”

我多么愿意毫无保留地相信他的话，可是我的理智又告诉我：我的感觉是对的。但对着他的眼睛，我不能再说什么。

看到我默默无语，他急了：“你知道，为了战争和你的工作，我们已经等了三年！我即使在战争中能活下来，我们好好相守的时间也就是二十年到二十五年！（大概那时人们对寿命的估计也就是五十岁——半百左右）你为什么不珍惜？”

“我希望你幸福，找一个比我好的女孩子……”

没容我说完，他大声说：“三年前看到你的信，我就知道自己等的是你！找的是你！我的幸福别人给不了，你不再怀疑，不再犹豫，就是我的幸福！知道吗？傻姑娘！”

夜深了，我们站起来，慢慢朝我的住处走去。来到防空洞的土坎下，我们该说再见了。但他紧紧地拉住了我，不让我走开。

“再等一会儿。知道吗？每次分别，我都害怕再见不到你。”

“不会的。”

“你不知道，你不懂。”他痛苦地说。其实我知道，三年的苦等和寻觅，令他的神经又紧张又脆弱，他常在梦里找不到我了，又常在现实中以为我们的相聚是梦而不敢相信。他告诉过我，他不能相信我来到了朝鲜，来到了他身边。他害怕这是梦，他害怕梦醒了。

在迷茫的月色下，我能看到他痛苦的表情。

“我懂。”我轻声说，我以为自己是懂的。

“你要真懂，大概还得过二十年。”他无奈地摇摇头，语气变得温柔起来，“但是你可以先相信我，相信自己，坦然地爱，勇敢地爱。要为我们有这样的爱情感到幸福和骄傲。好吗？”

我点头答应。

“另外还得答应我，不要再在溪水里洗头，那样会得病的。”他突然把话题转向了他所认为的另一件大事。

“嗯。”我在南方每天早上洗头。到朝鲜后有时耐不住了，便在冰凉的溪水里洗。

“你到我那儿来，我打热水替你洗。”他已经替我洗过不止一次了，包括教会我怎么用较少的水把又厚又长的头发洗干净。

“好的。”

“你真的要听话。生病不是好玩儿的。生病就意味着要把你送回国，意味着分别，你知道吗？”

我站在土坎上，他仰视着我，月光照着他俊朗的脸，神情痛苦而又温柔，眼里闪耀着泪光。我想大声地回答他：亲爱的人，我相信你，我将坦然而勇敢地去爱，为我们有这样的爱情感到幸福和骄傲！可是我想到了那些无形的压力，那如影随形的阴影，我幸福不起来，也说不出来。我心痛如割。我挥手让他离去，可是他执意要看着我先进防空洞。我只好慢慢转身，推开防空洞的门。

这样的依依难舍，这样的叮咛，多少年后，不是二十年，大概是三十年，即八十年代，我觉得我懂了。五十四年后，就是现在，我真懂了。但是洋兄走了。

我非常想在朝鲜春花春月的背景下，再看一眼那个用生命去争取胜利，并同样用生命去获取爱情的英雄，看到他幸福的表情。可是不无遗憾，他的痛苦要比欢乐多一些。我也非常想看到那个决意献身革命、委身英雄的姑娘，看看她是否意识到自己的幸福。可是同样遗憾，她的傻气要比智慧多一些。看来他俩一生都在用痛苦赢得爱情，用傻气救赎幸福。不是吗，他和她的爱情宝鉴是双面的，一面是大痛苦，一面是大幸福。

他有错吗？她没有错。

(解放军文艺·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融媒体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