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苏联急于了解西方国家的核研究进展，于是，克格勃找到了在法国原子能研究院工作的核物理学博士坦珀维尔。

20世纪50年代，坦珀维尔出生于法国北部的一个小城。在这个宁静而温馨的小城，本该欢快的童年却由于父亲的病逝，在他9岁的时候就过早地结束了。从此，他与母亲相依为命。

自幼智商很高的坦珀维尔学习成绩一直全优，从小学到大学连连跳级，他大学读的是物理系，做博士生攻读的专业是核物理，并顺利地通过博士答辩，拿到了学位。

坦珀维尔的母亲没有固定工作，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家庭经济情况一直不太好。

坦珀维尔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利用课余时间在一所私立学校教书，补贴家用。他口才特别好，讲课深入浅出、形象生动，非常吸引学生，加之对待学生平易近人，极富耐心，很受学校师生的欢迎。

坦珀维尔依靠课余时间教书，不仅解决了大学读书所需的费用，而且不再囊中羞涩，口袋里还有可花的零用钱。

后来，坦珀维尔被分配到萨克尔研究院，即法国原子能中心分院工作。当时，他已经是个小有名气的核物理学家，但仍然继续利用业余时间，到一所学校上课，多挣一份工资，他觉得钱远远不够用，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

1987年的一天，坦珀维尔在学校上完课出来，来到学校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喝咖啡。

刚坐下来，一位高个子中年人坐到他的对面，此人彬彬有礼，笑容满面，自我介绍说自己叫谢尔日，早就听说坦珀维尔知识渊博，课讲得特别生动，深受学生的欢迎，他是仰慕坦珀维尔的大名而来。

谢尔日夸了坦珀维尔大半天，最后说自己的物理知识还不错，但数学知识就很浅薄，需要补补课。因此，他想请坦珀维尔给他补习一下数学。一堂课他愿意付300～400法郎，每堂课结束即用现金支付。

坦珀维尔听此人吹嘘老半天，没有实际的内容，有些不耐烦了，但一听说现金支付，马上来了精神，他们很快就把教数学的事谈好，商定第二天就开始上第一节课。

谢尔日对坦珀维尔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学习也非常认真，勤学好问。课堂学习结束后，好客的谢尔日常常邀请坦珀维尔吃法国大餐，海阔天空地闲聊，与坦珀维尔套近乎，不久他们就混得很熟。

谢尔日对坦珀维尔讲，他很羡慕坦珀维尔渊博的知识，想扩大自己的知识面，阅读一些有价值、对自己有帮助的资料。

而坦珀维尔对谢尔日热爱学习的精神，非常赞赏，说很高兴为他提供帮助。起初，坦珀维尔借给谢尔日的一些资料很一般，大多是各种知识类杂志、工作简报以及一般性科技知识介绍，这些都没有涉及到法国核工业机密和核物理学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

接下来，他们的关系日渐密切，彼此间无所不谈，处得像交往多年的老朋友。

在坦珀维尔的眼里，谢尔日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是一位绅士，而且出手大方，至于谢尔日干什么工作、住在哪里，他都不知道，坦珀维尔是个不爱管闲事的科学家，也从未问过谢尔日。

其实，谢尔日是搜集法国情报的苏联克格勃特工，公开身份是苏联驻法大使馆二等秘书，真名叫谢尔盖.斯米廖夫。

他接到克格勃总部指令，在法国原子能研究中心以及下属机构物色合适人选，发展成为克格勃提供情报的间谍，经过深入调查，发现坦珀维尔正是他所需要的人，于是设计出这样一个圈套，让坦珀维尔陷进去而不可自拔。

一天，谢尔日又请坦珀维尔到一家著名的餐馆吃饭，他们喝了一瓶很高档的红葡萄酒，坦珀维尔有几分兴奋，精明的谢尔日认为时机到了，趁机向坦珀维尔提出需要阅读一些有关核原子方面的资料。

坦珀维尔一愣，略显惊讶，谢尔日马上接着表示，为此他会付很高的报酬，坦珀维尔看了谢尔日一眼，没有吭声。

谢尔日没有再说下去，换了个话题继续喝酒。三天后，坦珀维尔约谢尔日在一家咖啡馆见面，喝了一杯咖啡，闲聊了一会儿，坦珀维尔起身告辞时，递给谢尔日一个大信封，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东西是不是你所需要的？

这时候，谢尔日喜出望外，意识到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

第二天，谢尔日来找坦珀维尔上了最后一堂数学课，他送给坦珀维尔一只纸袋，里面装着4000法郎。

坦珀维尔又惊又喜，没想到钱来得如此容易，但心里又有些害怕，他非常清楚，这是一项冒险的游戏，弄不好会进监狱。但金钱的诱惑实在是太巨大了，因此，坦珀维尔决定铤而走险。

谢尔日与他约好了接头的时间和地点，提出自己需要哪些资料情报，以及对这些情报开出的价码。

一夜之间，谢尔日变成了老板，随着时间的推移，谢尔日的胃口越来越大，对坦珀维尔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巴黎市郊有一些小酒馆，1988年1月到9月，坦珀维尔和谢尔日每两个月就在其中一家酒店见面，时间一般在晚上八九点，这些酒馆远离闹市，幽静而不引人注目。

每次见面，都是谢尔日先到一步，不一会儿，坦珀维尔悠闲地走进来，很随意地在谢尔日桌前坐下，他们总是要一瓶红葡萄酒，谢尔日酒量很大，遇上心情好的时候，另外还要喝上一杯威士忌。

夜静人稀，酒足饭饱后，他们走出酒馆，彼此不动声色地交换手上的纸袋。

谢尔日得到从法国原子能研究院带出来的机密文件，自然非常满意。作为回报，谢尔日塞给坦珀维尔一个鼓鼓囊囊的纸袋，里面装着2000～40000不等的法郎现钞，也令坦珀维尔心满意足。

谢尔日对坦珀维尔说，他在一个科研部门工作，为了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水平，增强科研能力，需要坦珀维尔给他提供这些机密文件。

至于科研单位的名称、工作内容，谢尔日没有说，坦珀维尔也懒得去问。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真相是什么，他不敢深究。

随着盗窃情报的增多，坦珀维尔承受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他一度想洗手不干了，但谢尔日警告他，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就是躲到天涯海角他也会被找回来。

还有最让坦珀维尔感到恐惧的是，谢尔日对他所有的事，了如指掌，远远不止接触时他说的那些，再隐秘的私生活，他都非常清楚。

坦珀维尔害怕了，失去了逃脱的勇气，认为自己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谢尔日手上，只得强打精神干下去。

坦珀维尔在单位人缘很好，他年轻活跃，待人和气。这位颇有才华的核物理学家凭着自己出色的工作，深得上司的赏识，经权威部门的推荐，1989年10月1日，坦珀维尔正式上调到法国原子能研究院工作。

谢尔日得知坦珀维尔调到法国原子能研究院工作，比坦珀维尔本人还高兴，那里可有拿不尽的机密情报，于是，他更加紧紧盯住坦珀维尔不放。

在法国原子能研究院，坦珀维尔经过严格的审查，获准有资格接触国家核研究机密。

上班不久，上司交给坦珀维尔一项重要任务，让他加入一个专门的研究小组，同其他核物理学家一起研究分析法国在穆鲁罗瓦岛历次核试验的结果，并写出有规律的分析报告。

法国在太平洋地区多次进行代号为“火山”的核试验，随后，坦珀维尔获准接触“火山”计划的大量情报资料。

在法国原子能研究院，坦珀维尔继续为克格勃提供机密情报。从1989年9月至1990年4月，坦珀维尔先后向谢尔日提供了40多份有关核机密的文件，其中有法国原子能研究院年鉴。

通过查阅年鉴，苏联可以详细了解法国当年在军事方面利用原子能的情况，坦珀维尔上调法国原子能研究院后，受益最大的是苏联克格勃。

坦珀维尔不是一个很专业的间谍，他猎取情报的方式有时看起来简直幼稚粗心，令人不可思议。

他经常在法国原子能研究院秘书处办公室，大大咧咧地复印一份又一份机密文件。身边人来人往的却没有一个人注意他在干什么，更不说有人盘问。

作为法国人，即便是偷偷摸摸，出卖机密情报，坦珀维尔也带着几分浪漫情结，喜欢在酒店与谢尔日会面，一边喝葡萄酒、听爵士乐，一边与克格勃买卖机密情报，而且这种方法一直没变。

在为苏俄情报机构效力的6年里，他先后出卖法国有关核机密情报6000多页，其中大部分标有“火山作战计划”字样。

这些文件包括：

“火山作战计划”各阶段工作总结；

1979～1990年间法国在穆鲁罗瓦岛核爆炸的分析报告；

1991年4月法国4次核爆炸各种数字指标。

尽管以上文件资料涉及法国核武器爆炸的相关情况，这些情报虽然未提及核武器制造方法，但通过对这些文件资料的分析研究，苏联可以准确地判断出法国在1989～1990年间核武器所达到的技术水平，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核武器研制。

坦珀维尔出卖的法国原子能研究资料，看似一般的情况介绍，实则属于国家核心机密，其泄露对法国国防安全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

坦珀维尔明知自己身处险境，可是欲罢不能，并且胆子越来越大，经常在办公室公开地把复印或拍摄好的资料装进日常用的袋子里，提着袋子大摇大摆地走出原子能研究院，根本没有人盘问过他。

他与谢尔日接头需要约定一些暗号，他都懒得去动脑筋，联想到看过的一些间谍影片，索性就直接模仿电影中的特工，比如在奥尔斯市一座游泳馆旁边的电话亭前放一块橙子皮，即表示有重要的事情需要马上会面。

如果谢尔日有什么急事要找坦珀维尔，他就把一些花瓣撒在奥尔斯桥靠岸的第一个桥墩下。

反过来，如果坦珀维尔有情报要送给谢尔日，他就在奥尔斯桥墩下放一个空火柴盒，谢尔日取走情报后，随手拿走火柴盒换上一包“登喜路”牌香烟。

尽管有这些联络方法，谢尔日给坦珀维尔送钱的时候，他们仍然选择在小酒馆会面，到时两人像往常一样喝上一杯。

克格勃的胃口越来越大，谢尔日隔三岔五地向坦珀维尔要这要那，而且要求越来越高，已不满足仅仅提供法国核爆的情况介绍。

1991年6月的一天，坦珀维尔驱车去了郊外，他走进一家名为“礼拜六”的小酒店，谢尔日已经坐在一张小方桌前。

坦珀维尔刚坐下来，他就急不可耐地表示，希望坦珀维尔想办法调往拉哈格核材料工厂，那里生产的核军工产品很有价值，克格勃对此很感兴趣，愿意花大价钱。

坦珀维尔心里很不痛快，但他不敢当面拒绝谢尔日。

后来，谢尔日又提出他们还需要法国最新的代号为“西尔瓦”的国民计划，以及代号为“普柳里尔”的军事计划等方面的情报。

到这时候，坦珀维尔心里开始暗暗叫苦，他开始思考出路，觉得首先要想办法摆脱谢尔日的纠缠。这游戏太危险，不能再玩下去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他决定找个地方躲起来，1991年，坦珀维尔辞掉了原子能研究院的工作。

巴黎的远郊艾松镇，有一所中等学校，此地环境优美，虽然远离巴黎闹市，但交通便利。坦珀维尔选择这里作为自己的隐身地。

校方看了他的简历，很快就聘请他为学校的物理课教师，坦珀维尔重操旧业，与以往不一样，这回做老师是专职的。可能是离巴黎太近的缘故，坦珀维尔始终摆脱不了谢尔日的阴影，担心谢尔日不会轻易放过他，随时都会找上门来。

他决定再走远点，经过多方努力，四处联系，两个月后，坦珀维尔没有告诉任何人，悄悄地离开了巴黎，来到法国南部城市奥尔斯市。他自以为自己的计划神不知鬼不觉，从此可以安下心来轻松地生活。

可是，没过多久，一天傍晚，坦珀维尔正在奥尔斯公园散步，一位小男孩跑过来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在公园大门左边的小酒店等你。”

坦珀维尔读到“小酒店”三个字，马上明白来人是谁了，他是又气又恼又无可奈何，谢尔日说得不错，无论坦珀维尔躲到哪里，都逃不脱克格勃的手心。

1991年12月25日，苏联宣布解体，坦珀维尔以为终于摆脱了克格勃的纠缠，从此高枕无忧，可以安安心心地过日子了。

但没有料到，俄罗斯对外情报机构全盘接管了克格勃在法国的活动，谢尔日离任回国后，把坦珀维尔的情况向俄罗斯情报机构作了详细汇报后，俄罗斯情报机构的特工列涅接替了谢尔日的全部工作。

列涅的真名叫瓦廉京.马卡罗夫，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处三等秘书。

他们接头的方式跟谢尔日一样，坦珀维尔接到约定见面的字条，在奥尔斯一家小酒馆第一次与列涅碰头。

列涅自报家门，他没有立刻向坦珀维尔索要情报，而是很随意地拉扯些闲话，态度和蔼亲切，不像谢尔日那样，待人生硬。

但是，相互熟悉以后，列涅开始对坦珀维尔指手画脚，列出需要弄到的情报清单，催着坦珀维尔快去搜集。

坦珀维尔不想干了，他对列涅的要求能拒绝的就尽力拒绝，能拖得就拖，心里暗暗盘算着如何甩脱列涅。

1992年6月的一天，列涅与坦珀维尔又一次见面，这次，列涅的态度十分强硬，希望尽快得到西方对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的研究情况。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是苏联最大的核电站，1986年4月26日核电站发生世界上最严重的核事故，灾难性大火造成放射性物质泄漏，污染了欧洲大部分地区，国际社会广泛批评苏联对核事故消息的封锁和应急反应的迟缓。

与此同时，列涅还劝说坦珀维尔仍回原子能研究院工作，最好能去拉哈格核材料工厂，他们迫切需要该工厂的相关资料。

坦珀维尔快崩溃了，他不知如何走出困境，整日提心吊胆，神经每时每刻都绷得紧紧的，深居简出，行踪诡秘，天一黑就大门紧闭，龟缩在家里。

两个月后，发生的一件事彻底使他得到解脱了。

潜伏在伦敦的克格勃间谍奥钦柯，在苏联解体后，主动投靠英国情报部门，提供了不少克格勃在西方从事间谍活动的情况。其中，他提到了坦珀维尔。

1992年9月11日，英国内务部长致函法国司法部长，通报了奥钦柯提供的情况。

法方接到英方情报后，反间谍部门立即采取紧急行动，派出两名特工火速赶往奥尔斯市，对坦珀维尔进行严密监视。

9月14日，反间谍部门下达了逮捕坦珀维尔的命令，上午9时，坦珀维尔刚要跨出家门，两名特工和警察突然冲进门来。

坦珀维尔还没回过神，特工抢上一步，给他铐上手铐，随后将他押上警车，留下一名特工带着警察开始彻底搜查坦珀维尔的房间。

坦珀维尔间谍案暴露后，法国官方人士惊叹，这是二战后军事间谍活动中最重大、最严重的事件。

据法国情报部门透露，1987～1992年6年时间里，坦珀维尔出卖国家机密，大约获得苏联及俄罗斯人200万法郎的报酬。

最后，坦珀维尔因“向外国情报人员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处15年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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