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银箱沉塘

专案组对案情的最新分析是准确的，对锁王汪莘敏实施袭击将其手腕砸断的确是鄂老三和“丁先生”，后者的真名叫董钉钟，绰号“小钉子”，二十二岁，系鄂老三的六个弟子之一。

武汉解放后，鄂老三的日子没有以前那样好混了。尽管他所畏惧的江湖黑道已被镇压，没有人再对其当初出卖青帮头目、伪税警副团长屠登峰的行径说三道四了，可是，社会治安也日趋稳定，原先处于最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翻身作主，敢于公然谴责流氓作恶行为，有时甚至不等公安局出警就把作恶歹徒扭送派出所。在这种大气候下，鄂老三若还想继续走黑道，那就只好搞迂回策略了。

以前他讲究杀伐果断，物色好了作案对象，该抢就抢，该偷就偷，事成之后，坐地分赃，胡乱挥霍，花光了再物色目标。如今，抢劫当然不能干了，偷窃也难办，作案没有问题，销赃却麻烦——政府采取了严格控制措施，为数不少的同行都栽在这上面，刑警顺藤摸瓜查出老案，最后落个严惩的结局。与这些同行相比，鄂老三聪明得多，他吸取了失风同行的教训，决定“改行”。

怎么改呢？不偷不抢也不骗，而是做起了中介经纪人。他这个中介的业务范围很广，各行生意、甚至婚姻丧葬，简直无所不包，反正那时中介是无须申领经营执照的，没有门面搞皮包公司，哪怕连皮包也不用也没有关系，全凭一张嘴。当然，尽管鄂老三的口才还算不错，但这不是他的强项，缺乏竞争力，所以，他做的中介业务都是专挑有难度的干。比如某个阔太太或者少奶奶的配偶抑或情人是反革命分子、恶霸、惯匪、大盗等等，反正是罪大恶极之流，被人民政府拿下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那时被执行枪决的死囚，只要有家属，就会通知他们备一口棺材以及香烛酒食果品，前往刑场收尸。阔太太、少奶奶之类自然是没法儿干这种事情的，那就只得叫人。但常常也有叫不到人的情况，这时鄂老三就登场了。人家自然求之不得。这种对象往往颇有积蓄，花点儿钱钞是小事，对鄂老三开出的价通常是不会讨价还价的——她们从没摊上过这等大事，也不知道行情。

此外，还有处理自杀者的一应后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由于政治气候的原因，反革命分子、特务、恶霸、不法资本家、有政治问题的医生、教师等自杀的特别多，通常都以溺水、上吊、卧轨等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民间称为“凶死”。凶死者的尸体处理有些麻烦，寻常人怕沾晦气根本不敢挨近，那就又是鄂老三的活儿了。

当然，具体干这些活儿的时候，鄂老三一伙根本不会出场，他们只管接活儿，接下活儿后承包给他人，按市价给一份工钱就是。如若对方不干或者有人想抢生意，鄂老三的本性就毕露了，不一定要人性命，但哪天独自行走时挨一顿狠揍那是肯定的，或者保不准哪天家里就莫名其妙失了火。

鄂老三还把这种手法用到买卖、租赁房屋以及介绍经商业务或者婚姻上，靠上述违法手段牟取暴利。那么，公安局不管吗？不好意思，还真不管。因为鄂老三的这些活儿都是零敲碎打，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再说，比如刑场收尸、收殓自杀者遗体之类，表面上看都是对政府一方有利的，如果家属没法儿解决干脆把心一横随便他去，那最后还不是得政府出钱雇人收殓？况且，那些当事人都是愿者上钩，事后不可能反悔报案。所以，鄂老三一伙一直很太平。

这种太平持续到1952年3月初，鄂老三遇上了一桩事儿，当时以为是好事儿，但最后被绳之以法也是因为这事儿——

第三区下河街有一座宅院，当地居民都唤其“蒋家祠堂”，但其主人却不姓蒋，名叫丰史才。丰史才原是经商的，据说拥有万贯家产，到了1935年五十挂零时，不知什么原因突然退出商界，买下了蒋家祠堂做起了寓公。1938年侵华日军占领武汉前夕，丰史才去了重庆，后又赴成都，因为有钱，照样过着一份安逸生活。蒋家祠堂则被日军征用，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止，将近七年时间内先后作为多名日军高级军官的寓所，还曾做过日军的高级招待所。抗战胜利后，丰史才返回武汉，收回蒋家祠堂。

当时，留守蒋家祠堂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老爷子，姓崔，会说几句日语，就被日本人物色来当了杂役，专管伺弄花草兼带做门子（即门房）。不过日军另有岗哨，所以他这个门子是可以走开的。丰史才收回蒋家祠堂后，留用了崔老头儿。丰老爷子有些迷信，担心日寇在此制造过罪恶——有传闻称日军占领武汉那几年里多次从蒋家祠堂里抬出过尸体，所以收回房屋后一天也没在里面住过，而是稍加修缮后出租了。从1946年初到1949年5月武汉解放，曾先后有三个房客租借过蒋家祠堂，两家是作为公司办公地兼职员住宿，最后一家是国民党政府租借给几个美军技术人员作为工作地和住宿点的。武汉解放前夕，美军技术人员离开了，丰史才收回了房子。三个月后，蒋家祠堂被中南军政委员会下辖的一个机构征用，按市价支付租金。1952年春节前，该机构撤销，房子交还房主。

丰史才抗战后回武汉伊始已在武昌买了一套小洋房，全家住在那边，也就不想搬回来居住了，决定仍把蒋家祠堂出租。当时，房屋中介作为一个行业已经不存在了，出售、求售、出租、求租房屋的信息一概由当事人自行发布，在公园、戏院、电影院、车站、码头、百货公司等热闹场所张贴启事即可。那些地方也是鄂老三那伙人每天必去转一转的。那天，鄂老三手下一个名叫李博乐的弟子去轮渡码头转悠，正好看见丰史才差其小儿子丰鸿润张贴招租启事，认为这笔生意似乎可以做做，立刻回去禀报鄂老三。

鄂老三也觉得这笔生意必有油水，首先是开价低，其次是房子好，地段也理想，租出去应该不难。于是就命令弟子们把丰家张贴出去的启事全部撕毁，鄂老三则按照启事上的地址前往拜访丰史才，跟老爷子说了一番，让对方相信要想把这套宅院租出去，只有跟他姓鄂的合作，但凡遇到麻烦，统统由鄂某负责。

丰老爷子信以为真，次日，鄂老三前往蒋家祠堂，看了房子，签了委托合约。丰史才不知鄂老三的德行，见他点头哈腰，一口一个“您老”，动不动自称“晚辈”，颇有好感，要把钥匙交给他，鄂老三却说不必，待下家要来看房子时再说。待送走丰老爷子后，他把一张巴掌大、上面盖着一个手掌图案印章的红纸贴在蒋家祠堂的大门上。这是鄂老三团伙的标记，如果有人也在做房屋中介，看到这张红纸后，就会知道这笔生意已是鄂老三的，别人不准动脑筋。

要离开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头儿，口称“先生”，对着鄂老三连连作揖。鄂老三看看对方的打扮，不像叫花子，问下来方知这位是从前蒋家祠堂的门子崔老头儿。崔老头儿的门子生涯到武汉解放后蒋家祠堂被中南军政委员会征用就结束了，新房客是军政委员会下辖的机构，自有军人站岗，还专设门房负责收发，当然不会留用崔老头儿，崔老头儿只好以设摊卖打糕谋生。他就住在附近，天天路过蒋家祠堂，看到军方撤离，寻思必有新房客入住，希望能继续给人家做门子。

刚才鄂老三和丰老爷子过来的时候，他是看见的，就守候在附近，待丰老爷子离开时上前央求。丰史才跟崔老头儿并无渊源，抗战胜利回武汉后，蒋家祠堂他也没住过一天，崔老头儿之所以能够继续留下做门子，那是因为房客需要，并非丰史才让他留下的。现在，同样的道理，这件事得让新房客决定。

鄂老三奉行的原则是“雁过拔毛”，当下就皮笑肉不笑地看着崔老头儿：“让房客收下你做门子，对我有什么好处？”

鄂老三的盘算是让崔老头儿从每月的报酬中拿出若干交给他，而他这边呢，就可以保证崔老头儿这个饭碗永远牢靠——无论什么人来做房客，在门子问题上都必须听他的，这点他还是能做到的。崔老头儿听着连连点头：“对您当然有好处！这个好处大着哩！”

听崔老头儿说下来，这确实是个大好处，大得让鄂老三连呼吸都变得急促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全世界发布裕仁天皇的投降诏书。那天晚上约摸十点多钟，已经上床入睡一个多小时的崔老头儿被外面的鞭炮声惊醒。他不知是什么人在放，也不知日本军人、伪警为什么不像以前那样禁止。爆竹声稍稍停歇的空当儿，崔老头儿忽然听见花园里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他以为是有小偷潜入，急忙赤脚下地，两三步迈到窗前往外观察。这一看，不由得暗吃一惊！

只见两条黑影用一根极粗的木杠抬着一样沉重的物件，经过他栖身的小屋前十来米距离处的甬道，沿着花园围墙走去。到了后门前，两人放下所抬的物件，喘了几口气，用钥匙打开后门，抬着那物件出去了。稍后，崔老头儿听见不远处传来扑通一声，又过了片刻，那两人返回，关上后门，上了锁，顺着原路蹑足回前院去了。

崔老头儿寻思，这是住在前院的日本人把一件什么笨重东西扔到后面的池塘里去了。是什么东西呢？崔老头儿首先想到尸体。可是，尸体没那么沉重。难道是两具尸体？或者虽是一具尸体，但尸体上拴了石头一类的重物，以便沉尸塘底，不留痕迹？崔老头儿在蒋家祠堂待了数年，亲眼看见过有不止三五名男女活着进来——而且是衣衫光鲜像是客人样进来的，最后却变成一具尸体抬到大门口装上军用卡车运走。听那个为日本人做饭的老成说，都是跟日本人好好地在一起喝酒吃饭时，不知怎么日本人突然翻了脸，咆哮着拔刀劈死或开枪打死的。崔老头儿估计刚才抬出去的也属于这一类，让他奇怪的是，杀了人，为什么一点儿动静没听见，而且也不像往常那样叫军用卡车运走，而是深更半夜偷偷摸摸扔到后面的池塘里？

这个疑团，次日清晨崔老头儿一出门就释然了。蒋家祠堂门口岗亭里站岗的日本兵已经不在了，马路上随处可见爆竹的残渣碎屑，墙壁、电线杆、树干上贴着五颜六色的标语，他不识字，但听到满脸喜气的路人奔走相告，日本投降了。原来，昨晚比过年还热闹的爆竹声是为了庆祝抗战胜利。那么，如果夜里被日本人偷偷抬出去的是一具尸体，那又是什么人？日本人为何要秘密处死此人呢？

这个疑问也很快就有了答案。崔老头儿照例去给日本人打扫办公室，却发现昨天傍晚他去送开水时还在的那口保险箱不见了！这口保险箱是三天前由两个日本宪兵开车送来的，还招呼崔老头儿和厨子老成相帮一起抬下车，放置在办公室进门拐角的那个角落里。当时四人每人抬一个角，费了老大劲儿，中间还歇了几次。这会儿保险箱不见了，崔老头儿得出结论：昨晚被那两个黑影偷偷抬出去的不是尸体，而是保险箱！

这个秘密，崔老头儿在心里一埋就是六年多。应该说，他属于那种老实本分之辈，从来没有动过这口保险箱的脑筋，连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也没有猜测过。即使是满箱子的金银珠宝，那也不是他的，费那心思干什么？当然，崔老头儿是给日本人当过仆役的，属于落后群众，根本不曾想过“要求进步”之类，也就没动过向人民政府道出这个秘密的脑筋。现在，他想请鄂老三帮忙，让其仍旧回到蒋家祠堂做个门子，虽然也不是什么好工作，可毕竟能拿一份固定薪水，不必像寻常小贩那样风吹雨淋起早摸黑。所以，他就作为交换条件向鄂老三提出了。

有这样的好事，鄂老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或者怀疑崔老头儿在瞎说，于是问了又问，还跟着崔老头儿去祠堂后面的那口池塘查看过（当然看不出什么痕迹）。最后，当场拍板，保证让崔老头儿当上门子。另外，立刻支付五万元封口费。保险箱打捞出来后，如果里面有值钱物件，还可以再给他一笔钱钞。不过，他同时提醒崔老头儿，如果向别人泄露此事，那就要他好看！

鄂老三也顾不上招揽房客了，当天下午即叫上弟子董钉钟、李博乐，佯装钓鱼客前往祠堂后面的池塘。这口面积百十平方米的池塘位于大片的田野中间，有一条宽约一米的沟渠与二三十米开外的一条小河相连，算是一个小型蓄水库。鄂老三让董钉钟喝了几口白酒，拿了长长的竹竿下水勘探，无甚发现，人却已被早春的冷水冻得瑟瑟作抖。接着换李博乐下水，也没啥发现。鄂老三干脆亲自下水，竟然真的让他在塘底的淤泥里摸到了一样方方正正的大个儿物件。

事不宜迟，当天午夜，鄂老三率领董钉钟、李博乐、姚五山、朱大君、姜曦明、孙水抒六名弟子，四人步行，三人撑着一条偷来的小船，分水陆两路赶到现场。渔民出身的姚五山下到水里，费了一番工夫，总算用粗绳拴住了保险箱，将其拽出淤泥，顺着沟渠拉到小河边装上船，运至二里地开外的孙水抒家。之所以藏到孙家，是因为孙水抒的老爸是开酱园的，前店堂后作坊，后门临河，易于卸货和隐藏。

十、得而复失

保险箱到手后，鄂老三知道自己这一伙根本甭想打开，需要物色高手开锁。前面说过，当时若要找合法经营的锁匠，那就得去派出所出具证明，那证明还不是说开就开的，民警须问清保险箱的来历以及内藏何物，没有疑点方才出具。鄂老三这帮人当然没有这个条件，那就只好另想办法。

鄂老三的法子是在道上物色擅长开锁的高手。江湖上这类高手当然是有的，不过既是高手，通常都神龙见首不见尾，不是那么轻易找到的。鄂老三缺乏这种耐心，打听了一阵找到过一个，不过是冒牌货。但当时鄂老三并不知道，接触下来觉得此人很牛，便信以为真，要求他去酱园先看看银箱。那人倒是点了头，但要求先支付五十万元上门费。鄂老三虽然觉得这个价开得有点儿高，不过也没办法。那人到酱园后，看了保险箱，说可以打开，不过先得讲清楚开箱的报酬，讨价是十两黄金。鄂老三听了差点儿背过气去，忍了又忍，还是点了头。那人一拱手，说你们准备黄金，我回家去拿工具。

鄂老三哪里拿得出十两黄金？便跟众弟子商量，待其拿了工具过来时，用刀子逼着他，不开也得开，开了箱子再用里面的东西折抵。没想到，那主儿竟然一去不返，再也没露过脸。鄂老三从未上过这等恶当，当着众弟子发誓，哪天再遇到这小子，非砍下他一只手不可！

事情到这儿还不算完。鄂老三一伙注定还要吃更大的亏——

要说那个“高手”，也确实是“高”，从鄂老三那里骗得五十万元之后，又找了个下家，以五十万元的价格把鄂老三在“孙记酱园”藏了一口锈迹斑斑的银箱的消息出卖了。这个下家，就是都铁头。

都铁头当即决定下手把那口银箱抢到手，于是召集手下弟兄密谋策划此事。正好手下一个名叫王宝相的小青年说他认识孙水抒，这个酱园小开最近正追求他姐姐王宝丽呢。都铁头一听就有了办法，让王宝相找个借口到酱园查看地形，回来画一张草图，大伙儿再研究如何采取行动。王宝相奉命行事，孙水抒哪知其中有诈，见未来的小舅子登门，自是热情接待。王宝相把酱园地形看清楚后，随即画好草图，交给都铁头。

4月15日是鄂老三的四十岁生日。孙水抒等六个弟子凑钱为其庆寿，在“鸿升楼”摆了一桌，还拉上了王宝相的姐姐王宝丽。散席后，喝得步履踉跄的孙水抒叫了辆三轮车，先把王宝丽送回家，再回酱园。下车后把三轮车打发走，因怕惊动老爸挨训，不敢从大门进，而是从旁边的小巷绕到后门。正掏钥匙要开门时，预先埋伏着的都铁头等人从黑暗中冒出来，以匕首逼住他，迫其开门，起出银箱，搬上了停在后河边的小舟扬长而去。

这天晚上，鄂老三很高兴，不但是因为过生日，而且还在大伙儿的闲聊中听说了锁王汪莘敏的名头。散席后，他由两个弟子陪着返回临时居住的一处民居中，三人继续喝茶聊天，商量如何说动锁王为他们效力。初步方案是先找到锁王，跟他好好谈，谈得通，立刻送他去酱园；如若谈不通，那就持刀相逼，说什么也得将其强行带走。正商量到这当儿，酱园少东家孙水抒急匆匆赶来报信儿：保险箱被都铁头抢走了！

武汉解放后两三年里的黑道基本是新冒出来的主儿，以前那些帮会恶霸等黑势力头目或逃离大陆，或逮捕法办，侥幸没事儿的，多是因为曾为中共地下组织提供过帮助，不予追究。因此，像鄂老三这样的黑道人物，已经算是老资格了。鄂老三很看不起都铁头之类的后生晚辈，对他们一律统称“小兔崽子”。他怎么也没想到，都铁头这小兔崽子竟然敢对他鄂老三下手，而且一下一个准，闪电战一举成功。可想而知，鄂老三是何等震惊和愤怒。不过，鄂老三的确不是一般混混儿，冷静下来后，马上作出了一个针锋相对的决定：砸断锁王汪莘敏的手腕。

众弟子闻之不解，这件事跟锁王有什么关系？可鄂老三自有他的道理。武汉地面上，能够打开这口保险箱的人，恐怕就是汪莘敏了。所以，都铁头抢到保险箱后，和鄂老三一样，也必须去找锁王。接下来鄂老三一伙要做的事，是把银箱从都铁头那里夺回来，这里面有个时间差，就是必须赶在都铁头把银箱打开前行动。可是，现在鄂老三不知道都铁头在哪里，更不知道他把银箱藏在哪里。当然，可以去追查，相信也可以查清楚，但不能保证在短短数日之内搞定，也不能保证在查清楚之前都铁头不去找锁王开锁。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还是先把锁王那边卡住——把他的手腕砸断，让他暂时无法开锁就是了。至于把银箱夺回来后怎样打开，那是下一步要考虑的事。锁王的手腕断了，还可以接上去，伤筋动骨一百天，大不了就等他三个月。

接下来，鄂老三就策划并实施了“断腕方案”。与此同时，紧锣密鼓地追查都铁头一伙的下落。鉴于都铁头以前一直在武昌活动，鄂老三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武昌地区。武汉三镇很大，武昌与汉口、汉阳之间还隔着一条长江，当时长江大桥还没画图纸，过江交通很是不便。为调配人力方便，鄂老三决定连他在内的七人全部住到武昌那边去。六个弟子中那个名叫姚五山的家住吉庆街，他一个人住着数间平房，前后有院子，环境也相对僻静，七人就住在那里。

“小丁子”董钉钟这天接到移师武昌的通知，立刻回家去取替换衣服和日常生活用品，不意被擅长跟踪的乞丐申王廷发现，一直盯到住所。董钉钟倒是没有察觉，回家拿了东西就走。待到次日上午专案组派人过去，发现人已不在，请居委会找个借口前往董家打听，得知这小子昨天回家后拿了替换衣服就离开了，不知去了哪里。

如此而已。

十一、密谋策划

专案组其时还不知上述情况，对于董钉钟的突然离家进行了分析，认为不能排除申王廷盯梢时已被其察觉的可能。为此，刑警特地去找了申王廷，详细询问了其昨天跟踪董钉钟的经过，听下来，似乎并没有迹象显示申王廷此举已被对方察觉。再者，董钉钟如果觉察到自己被人跟踪，通常不会直接回家——他肯定不愿意被人知晓自己住在哪里。

由此，专案组认为董钉钟的出走是出于其他原因。那么，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是继续寻找鄂老三和董钉钟的下落呢，还是暂时放弃鄂老三这条线索，转而去访查都铁头？抑或两步棋同时进行？一番讨论后，刑警决定双管齐下，但有侧重，将主要力量放在访查都铁头一伙的下落上，对鄂老三一伙则布置耳目进行查摸。之所以这样决定，是因为专案组估计保险箱应该是在都铁头一伙手里。

4月30日，专案组正准备着手行动，忽然接到汪莘敏从铁路局打来的电话，说想跟办案刑警见个面。于是，刑警纪世贝、张忠友带了公安学校的实习生小沈前往铁路局。

其时距汪莘敏遇袭不过十天，他的骨伤还没痊愈，按说应该在家休息。但因为他是铁路局的技术尖子，一些工作离不开他，所以局里与其商量，每天去单位半天，坐镇办公室处理一些重要技术问题，主要是接待前来咨询的基层技术人员，给人家出出主意。考虑到他的手上打着石膏，不能开摩托车，也不便挤公交车，局里就每天派一辆吉普车接送。昨天，汪莘敏下午去局里，傍晚回家。刚进家门，就来了两个不速之客，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为首那个很壮实，自称姓都；另一个较瘦，但周身透着一股精悍之气，自称姓郎。

这二位就是都铁头和他的跟班之一郎金国，两人登门为的是想请汪莘敏帮他们打开那口从鄂老三那里抢得的保险箱。都铁头年岁虽不大，头脑却比较冷静，既然这口保险箱连老江湖鄂老三都没法儿打开，那就只好请武汉地面上赫赫有名的锁王出马了。他当然也知道公安局对于开保险箱的相关规定，已经做了准备，设法搞到了郊区某乡政府的一纸空白证明，佯称其有一口祖传保险箱，因钥匙遗失，自己无法打开，故特向汪莘敏求助。那个年代，一般说来地方政府出具的证明是很管事儿的，只要所述事由与出具证明单位的级别相适应，人们大多深信不疑。

对此，汪莘敏并不感到奇怪。自打1946年初他在武汉地区出名以来，这种登门求助的情况每月都有，有时甚至一日两三起，去年开始才少些。他感到奇怪的是都铁头送来的礼品——盘尼西林。

盘尼西林就是青霉素，真正大量投入临床使用是在二战后期，至本案发生时还不到十个年头。最初都是专供军队使用，战后才开始向民间提供，除了用于外伤以及防止手术后的感染，还应用于在当时被视为绝症的肺结核病的治疗。那时候，世界上能生产盘尼西林的只有美国等少数几个西方国家，由于受到设备、工艺与成本造价的限制，产量很低；加上西方对华的禁运政策，这种药物在中国就更为珍贵。

那么，对方为什么要把盘尼西林送给锁王呢？那是因为他们得知锁王的妻子郭宝莲患上了肺结核。而且郭的病情恶化得很快，去年才发现，短短两个月就进入咯血阶段。医生告诉汪莘敏，如果说这世界上还有一种药能救治郭女士，那就是盘尼西林。可是，这种药物中国不能生产，市场上没有供应，即使黑市上也极少出现，走私者在选择交易对象时特别谨慎，即使被认为是放心的对象，也还有一道难关——必须以黄金支付，而且是当时被称为“九九金”的24k金，其他什么都不认，银元都不行，更别说人民币了。

汪莘敏有黄金，可是，以他的生活圈子，却无法进入黑市交易，人家只要一看他那副模样，不必开口，立刻退避三舍。好在铁路局对他比较关心，得知汪莘敏所面临的情况后，认为汪是本局的技术权威、特殊人才，局里应该帮助他解决特殊困难。当然，组织上不可能帮老汪去黑市找“黄牛”交易，但是，他们想到了别的办法。说来也简单，局领导找了本局的铁路公安，让他们破例照顾一下汪工，把破案时缴获的盘尼西林拿一些出来。

那年月民间有私家汽车的凤毛麟角，出门远行的交通工具主要就是火车。走私犯也好，“黄牛”也好，也都得乘坐火车。就跟如今的贩毒一样，注定其中有一部分不法分子要被公安查获。缴获的盘尼西林按规定当然必须上交国家专管部门，不过在未上交之前，对盘尼西林的处置权还在铁路公安手里。铁路是政企合一编制，铁警的领导就是铁路局、铁道部。所以，只要领导发话，那就一切好说。这一难得的破例，救了郭宝莲一命。可以想象，汪莘敏这样素质的高级知识分子，必然对组织上感激涕零，必然会以更优秀的工作表现回报领导。

此刻，汪莘敏面对着两个不速之客送上的盘尼西林，其惊讶程度自不必说。能弄到如此紧俏的药物，应该不是常人。之前，都铁头出示了那纸证明，汪莘敏已经相信对方是个良民，但他不可能答应给对方开箱，因为这个权力不在他手里，而在铁路局，局里同意开的，他才能操作——当然，此刻他的腕伤未愈，只怕还不能动手，但可以找个锁匠当场指导，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刚要开口说明这一点时，对方却把盘尼西林拿出来了。这就使汪莘敏觉得对方有些反常了。以其“乡人”身份（因为是乡政府出具的证明），上哪里去弄盘尼西林这样珍贵的药物？而且一弄就是两盒。

因此，汪莘敏就对对方产生了怀疑。不过，他并没有在言语或者神情上表现出这种怀疑，而是平静地告诉对方，如今，他个人已经不能决定是否给别人开保险箱了，需要向铁路局请示。通常的做法是由保险箱持有人凭相关证明向铁路局公安处提出申请，得到允许就行，届时或把箱子送来，或由他登门操作，都可以。另外，汪莘敏还补充：“您二位也看到了，我这手腕骨头断了，尚未痊愈，估计一时半会儿也不能开箱。”

听汪莘敏这么一说，都铁头有些失望。以他的江湖经验，他想当然地认为这是汪莘敏在摆谱，也可能是嫌两盒盘尼西林的礼太轻了。这没关系，可以谈嘛。不过，都铁头恐怕引起对方的怀疑，不敢盯得太紧，只好再作打算。临走前，他坚持把两盒盘尼西林留下了。

都铁头离开后，汪莘敏越想越觉得不对头，今天上午去铁路局后就给刑警打了电话。纪世贝、张忠友听了上述情况，都松了口气。如此看来，之前的分析没错，那口保险箱是在都其鑫手里！二人叮嘱汪莘敏，估计对方还会登门拜访，要设法稳住他们，然后报告专案组。为此，刑警特地去了趟汪家管段派出所说明了情况，派出所随即指派户籍警前往居委会进行了布置。

果然，这天午后，汪莘敏刚从铁路局回来，都铁头两人再次登门了。这回他们拎了一条宣威火腿，说是给汪先生夫妇补养身体。都铁头说：“我们已经请人跟铁路局联系，乡政府证明也拿过去了，铁路公安处的王队长表示同意，具体情况会由他们当面通知您的。我跟王队长约好，明天中午去外面吃个饭，王队长即便不能亲自到场，也会另外派人过来。请汪先生明天中午十一点光临‘德隆菜馆’，我们已经订了包房。”

汪莘敏是个好好先生，平时不擅长交际，跟铁路公安处除了因开锁之类的事情打打交道，私交是没有的。不过他知道王队长，那是刑侦队长。听对方说得有鼻子有眼，寻思没准儿刑警多虑了，这两人可能不是歹徒。反正刑警方面已经安排好了，回头报告就是，一切听刑警的。又想起刑警关照的“稳住他们”，就一口答应明天准时赴约。

专案组获悉后，即跟铁路公安处刑侦队王队长联系，王队长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这几天为一起抢劫命案忙得日夜不停，哪顾得上处理这种琐事？刑警问会不会是您的哪个部属跟人家接触过了？电话那头，王队长青天白日哈欠连连，可见他熬夜之话没有虚头，语气也不大耐烦，不过仍旧吩咐内勤了解情况后给专案组回话。片刻，内勤的电话就来了，说问遍了刑侦队各小组，都说不知道这件事。

那就行了，明天都铁头这小子肯定要耍花招！什么花招？专案组分析下来，认为有可能会把汪莘敏灌醉后劫持至事先安排好的某个场所，逼其开箱。至于开箱工具，可以逼汪莘敏写了纸条由他们派人到汪家去取。这样看来，要做好张网捕拿的准备了。纪世贝、张忠友便去离汪家不远的“德隆菜馆”查看地形，发现那里前路后河，河上相隔三四十米处正好有两座桥，其地形比较便于埋伏缉拿。

专案组长纪世贝向领导报告情况，呈报行动方案。领导当场批准，但言语间并无表扬之意，还嘀咕说这么个小案子，已经折腾十来天了吧，言下之意似在责怪下属办案进度太慢。纪世贝只能听着。那段时间辖区刑案发生率比较高，且都有一定难度，承办人不能马上破获，领导心急也是理所当然。等领导发过牢骚，纪世贝要求增派人手，理由是都其鑫连同其弟子加起来人数多于专案组，而且都是会武术的，尤其是都其鑫，其铁头的绰号不是凭空得来的，如若与刑警扭打起来，给他撞一下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领导听了却是一脸的不以为然，说刑侦队一共才多少人，老纪你是有数的，大家都在忙自己的活儿，你让我到哪里去调人？再说，以少胜多的活儿你老纪又不是没干过，想当年你带着两个同志赴还乡团的鸿门宴，不是凭着三杆短枪就擒获了对方的七大金刚吗？纪世贝只好退而求其次，说我和张忠友是有枪的，小沈、小史两个实习生没枪，你给批两支短枪吧。领导想了想，签了一纸条子，嘱咐说事儿办完了得赶紧还回来。

纪世贝给两个实习生领了枪，说子弹有限，你们省着点儿用，这可不是过年放鞭炮，能不开枪就尽量不要开！又对小沈说，你个子高力气大，派你做汪莘敏的贴身保镖吧，就说是他新收的助理技术员什么的，寸步不离地跟着就是。接着又叹了一口气，说老张啊，原先我想临时调派三个人给咱们，分别在饭店后河的两座桥和对岸把守，防止目标跳水或上船逃跑，现在看来，两边的桥上只好不安排人了，但对岸得有人待着，你去守那个岗位，我和小史守饭店前面；行动时尽可能不要开枪，免得误伤。

十二、投案自首

5月2日上午，化装成助理技术员的实习生小沈前往铁路局，由汪莘敏临时给他讲解了一些技术知识，以便与都铁头共进午餐期间被问及工作时好有个合适的回答。午前，小沈和汪莘敏一起坐汽车前往距汪宅不远的“德隆菜馆”。化装后的纪世贝、张忠友和小史已经到达预定位置。

估计都其鑫、郎金国事先已经在饭店附近哪个角落里待着了，待汽车离开，就露面了，跟汪莘敏和小沈热情握手。都铁头挽着汪莘敏的肘弯：“汪先生，请——”

汪、沈随同对方进了店堂，跑堂迎上前来问楼上还是楼下，都铁头说楼下吧，有包房吗？跑堂说包房是有的，但您四位……说到这里停住了。那意思很明白，四个人太少，不能占包房。都铁头说我多付钱还不行吗？去包房！

进了包房，都铁头让郎金国点了酒菜，问跑堂大概多久可上菜。听说要等一会儿，便对汪莘敏说：“我已经把那口箱子带来了，要不请汪先生先看看？”

汪莘敏觉得奇怪，四下张望，包房里哪儿来的保险箱？都铁头说：“不在这里，在后面呢，您二位跟我过去就知道了。”

汪莘敏迅速朝小沈递了个眼色，意思是怎么办。小沈没经历过这种阵势，哪有什么主张，不过回答得倒还算得体：“师傅您看着办，我跟着。”

那就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去看看吧。都铁头便领着汪、沈往饭店后面走，穿过店堂，进了后面的院子，院子临河的后门开着，岸边停着一条乌篷船，都铁头说保险箱就在船上放着。原来，都铁头根本没打算真的请汪莘敏吃饭，只不过想以此为借口把锁王骗上船。船上自然也没有保险箱，只要汪、沈上船，他们一亮凶器，把二人控制住，用船将其载往藏匿保险箱的地方，到时候，他们还不是俯首听命服服帖帖？

汪莘敏和小沈哪知是圈套，还以为保险箱真就在这条船上呢，心想上去看看就看看，反正也不怕这主儿耍花招。都铁头扶着汪莘敏跨上船，后面的小沈对郎金国打了个手势示意“您请”，郎也客气地示意“您先请”。河边风大，就在两人互相客气的时候，一阵风吹来，拂起了小沈外衣的一角，露出了插在腰间的手枪！

都铁头眼尖，一眼瞥到，脸色倏变。要说这厮的思维，还真是快得惊人，就这么一眨眼工夫，他已经意识到这是刑警下的套。既然来抓人，那就不会只来这姓沈的一个，肯定还有其他刑警在饭店店堂或者门外守着。现在脱身要紧，但不能从前面逃，否则只怕撞个正着；那就只有一条退路——跳水从河对岸脱身。估计凭自己的功夫，这个脸上稚气未脱的小便衣即使开枪，也不一定打得着。

他脑子里这样盘算的同时，一双眼睛飞快转动，正好看见有一条船慢慢行至岸边，像是要停泊，不禁心下窃喜。当下一转念头，先把这姓沈的小子打倒，也省得防他的手枪了。说时迟那时快，都铁头脚下发力，一蹬船板，人已纵起，竟在空中对小沈飞踢一脚。小沈在公安学校也是学过点儿擒拿格斗的，可是跟这厮那就没法儿比了，躲避不及，腹部挨了一脚，立刻倒地。

都铁头一脚踢出之后，随即蹿上那条正准备靠岸的木船。那条船被他这么一踩，失去控制，船身打横，直奔对岸。都铁头的动作没有丝毫停顿，立刻纵身跳到岸上。在对岸化装蹲守的另一刑警张忠友已经把手枪拔出来了，见都铁头跳上岸，立刻迎上前去。哪知，这个对手果真了得，张忠友一声“不许动”还没说出口，手枪已经被都铁头一掌劈飞，要不是角度问题，只怕手腕骨也得步汪莘敏的后尘。电光石火之间，都铁头脚下使个绊子，将张忠友摔倒在地，然后拔腿就逃。

那边，小沈挣扎着站起来，拔枪在手，先朝天鸣枪示警，随即把枪口对准一旁惊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的郎金国：“不许动！”

饭店门外守着的纪世贝和小史听见枪声，情知不妙，急急赶过来。尽管抓住了郎金国，但主犯都其鑫已经不见踪影了。

不过，由于郎金国的落网，形势还不至于过分悲观。专案组将郎金国带到分局，也顾不上吃点儿东西填填咕咕作响的肚子，立刻讯问。郎金国一五一十交代了情况，刑警有喜有忧——都铁头团伙一共有六名成员，郎金国供出了其中三名他所知晓的师兄弟的姓名住址，另一名年龄最小也最受都铁头喜爱的十七岁小师弟王宝相家住何处他不清楚；都铁头家的地址他倒是知道的（这个专案组也知道），但都铁头平时不回家，一直在外面游荡。那么，从鄂老三那里抢得的保险箱藏在哪里呢？郎金国说他不知道，因为都铁头率人把保险箱从“孙记酱园”抢到手之后，当时就叫上王宝相摇船离开了，不知去了哪里。

专案组随即行动，把郎金国供出的另外三名团伙成员一一捉拿归案。讯问下来，三人的口供与郎金国相同。

当晚，专案组开会商讨如何捉拿都其鑫。从已经掌握的都铁头的家庭成员、亲戚方面查摸线索可能不太乐观，因为都铁头跟家人或亲戚一向保持距离。但此刻他已经成为逃犯，所以不能排除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跟其中某位联系的可能，还是应该查一查，而且查起来也不算麻烦。难查的是这家伙的社会关系，由于他的经历以及习武的原因，在武汉地区、湖北省甚至外地数省都有他的朋友，武林中人讲究义气，别说他逃过去时不会透露自己的逃犯身份，就是透露了，只怕也有朋友敢接待。更使刑警头痛的是，他的这些社会关系专案组目前根本没掌握。

众人反复研究，最后找到了一个不算很理想的切入口：先查该团伙的另一个成员、十七岁的王宝相。都铁头目前还没到必须逃离武汉的程度，他以前所犯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基本都是打擦边球，即使一桩桩查清楚，也不见得是必须追究法律责任的；最大的事儿是那口保险箱，但保险箱里装着什么东西眼下没人知道，如果以后查明没有什么贵重物品，那就算不上多大的罪过，不就抢一口空箱子嘛。所以，一般说来，都铁头还不至于像那些犯了大案子的歹徒那样急于逃离武汉。况且，他的心结——保险箱——还没解开，只怕一时还不舍得走。毕竟保险箱没法儿随身携带，藏匿吧，又怕不牢靠，这么重的物件他一个人也藏匿不了。这样一来，王宝相对于都其鑫来说就显得比较重要了，都铁头很有可能就藏在王宝相或其关系人那里。因此，专案组决定从查王宝相着手来寻找都其鑫的线索。

5月3日，专案组开始调查王宝相的情况。王宝相出身于西医家庭，老爸王宏恩系北平协和医大毕业生，最初在天津一家医院工作，1935年返回武汉老家开私人诊所。其妻是护士，随夫返回武汉后相帮打理私人诊所。王宏恩的医术、医德都不错，十多年下来，已把曾经类似夫妻店的诊所扩展成了一家拥有三个科室、十余名医务人员的医务所。

王宝相与姐姐王宝丽（即与鄂老三的手下相好的那个女子）生活在这样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物质条件固然不错，但父母事儿多顾不上教育子女，早在少年时代，姐弟俩就已经不听管教了。王宝丽十六岁那年打胎，王宝相十五岁拜都其鑫为师后接连两次斗殴伤人，如果不是老爸跟公安人员说尽好话并主动掏钱赔偿，只怕已成了少年犯。王宏恩夫妇对此头痛至极，却又无可奈何，最后也就只好随这对“宝货”子女去了，走到哪步算哪步吧。

刑警原以为要查一个十七岁青年的情况应该是比较容易的，才这个年岁，能有多少社会关系？哪知，王宝相在这方面还真是令人刮目相看，他十一岁就曾离家出走，跟社会上一班不良少年交了朋友，还搞什么对天八拜，十五岁那年犯了事儿被公安局抓进去几天，竟然天天有一伙跟他年岁相差无几的少年去看守所门口要求送物探视，由此可见他在这方面的能量。而且这主儿交的朋友、结拜的弟兄，多是少年人，家里人也好、邻居也好，都不当回事，所以也就没人说得出那些朋友弟兄姓甚名谁、住在哪里之类。

面对这一情况，刑警只好再次改变调查方向，改查王宝相的姐姐王宝丽。据王家邻居说，这对年龄差两岁的“宝货”姐弟从小就很亲，许多事情都是互相出主意的。王宝丽的社会关系虽然比老弟还多，但复杂程度就差远了，她所结交的不像王宝相那样三教九流都有，只有两大类：闺密和男朋友。由于王宝丽长相俊俏，唯一不足的就是肤色稍黑，人送绰号“黑美人”。在旁人眼里，打从十六岁打胎开始，就把她当大人看了，不像老是把王宝相看作小孩儿。而且她又喜欢跟人炫耀自己结交了些什么男女朋友，所以容易查摸。

专案组忙碌了两天，总算查明了王宝丽的那些社会关系，接着作了分工，四人分头调查。

5月7日上午，刑警张忠友上班时自行车爆胎，修车花了些时间，迟了片刻才到分局。快到大门口时，忽见路旁闪出一个人来，竟是都其鑫！张忠友大吃一惊，前几天被都铁头掌砍过的右手条件反射似的有些痛，当即就伸手到怀里掏枪。都其鑫也认出了他，赶紧声明：“警察同志别误会，我是来自首的！”

张忠友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愣怔了一下：“自首？”

“对对对！我是来向政府自首的！”都铁头一边说，一边退到大门侧的墙壁前，转过身子，面壁而蹲。

这时，门卫也被惊动了，出来查看。张忠友让他往刑侦队打个电话，通知纪世贝。他已经领教过都铁头的身手，不敢有丝毫怠慢，在一旁仔细盯着。但想到对方是自首，又安抚了几句，大意是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来自首，说明有了觉悟，本来事儿就不大，你要好好交代，争取获得从宽处理云云。

那边纪世贝也是大吃一惊，连忙带了小沈、小史出来。由于都其鑫前几天跟专案组相见时曾有“不凡表现”，刑警不得不防，给他上了两副白铜手铐。张忠友想起他那招空中飞脚就暗吸冷气，真想另外奉送一副十八斤大镣给他。

扣着两副手铐的都其鑫随即接受讯问。刑警此刻最关心的是那口保险箱，一问，得到的回答是没了。保险箱不是肥皂泡，怎么会平白无故没了呢？都铁头说真的没了，给鄂老三抢走了！（未完待续）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