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阶段的阅读被无数爱书之人谈论和记录。

以学生年代为例，对本科或读硕读博时期的阅读追忆自然比较多。为了完成课程作业或毕业论文，学科内外的专业阅读是少不了的，因此有许多故事和经历可讲。不过，更早的高中阅读呢？相比之下，相关的整理和回忆似乎就少了许多。

上世纪90年代，复旦大学教授包刚升高中毕业于浙江省海宁市高级中学，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与政府管理学院，获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著有新书《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等。而正如他本人回忆，“如果回顾来时的路，就会发现这种学术道路的缘起也还是在我的高中时代”。

前不久，他将演讲整理成稿。如今到了九月开学季，我们将文章推送在这里，借着这篇来自学者对高中阅读的回忆，再来聊聊学生年代的阅读。

撰文｜包刚升

自我的觉醒

尽管我自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智识上早熟的中学生，但我真正自主的阅读是从初三才开始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初中班主任方老师的书桌上发现了一个小册子《培根论人生》。获允借阅后，我用了三个晚上，如饥似渴地阅读，并做了大量的摘抄。此前，我全部的阅读，就是“小辰光”的连环画加上后来少许的中外文学名著。作为一名十五六岁的初中生，我从未想过世上竟然还有严肃讨论人生问题的作品，我甚至也从未想过人生这个问题是需要讨论的。

确实有些出乎意料，一本300多年前由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撰写的小册子，竟然为一名尚未具有多少知识储备的中国中学生开启了思考人生问题的大门。虽然《培根论人生》只是一本100多页的小册子，每篇文字可算短小精悍，但其覆盖的主题包括论真理、论报复、论爱情、论拖延、论友谊、论财富、论青年与老年、论美、论读书，等等，林林总总，可以说是囊括了人生问题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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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年1月22日—1626年4月9日）。

对一颗尚幼稚的少年心灵来说，培根的许多文字颇具冲击力。在《论报复》这一篇，培根这样说：“其实，报复只能使你与冒犯你的人扯平。然而如果有度量宽谅别人的冒犯，就使你比冒犯者高明。这种大度容人是君子之道。……智者总是着眼于现在和未来，念念不忘旧怨只能使人枉费心力。”这篇文字名为“论报复”，实则却是“论宽容”。在《论青年与老年》中，培根这样说：“青年长于创造而短于思考，长于猛干而短于讨论，长于革新而短于守成。老年人的经验，引导他们熟悉旧事物，却蒙蔽他们无视新情况。……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把青年的特点与老年的特点在事业上结合在一起。……如果说，老人的经验是可贵的，那么青年人的纯真则是崇高的。”这些文字让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明了人生有不同的阶段，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而且人生的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特点。培根另一段更著名的话则是出现在《论读书》这一篇中，他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学习数学使人精密，物理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高尚，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

在读到这本书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之为我”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成为自己的主人。它甚至让我瞬间产生从空中审视自己的感觉。所以，这样的阅读成了一个少年“自我觉醒”的时刻。

到了1992年，我考入浙江省海宁一中，第二年转入浙江省海宁市高级中学。在当时的旧校址附近，坐落着海宁市图书馆。初访海宁市图书馆，我还记得门口的介绍写着“本馆藏书17万册”。对今天的我来说，17万册算不得一个很大的藏书量，但对当时的我来说，17万册藏书就是一个浩瀚的知识海洋、思想海洋与信息海洋。最初访问几次之后，我大体搞懂了海宁市图书馆的结构与馆藏。该馆不仅有文学书，还有哲学、历史与社科书；不仅有图书，还有大众期刊、学术期刊和工具参考书。那个时候，作为高中生的我求知欲极强，很快就养成了每周末定期到海宁市图书馆看书、借书和阅读期刊的习惯。

当时的许多事情，我今天再回忆起来，已经变得很是模糊，但回头来看，有一点非常清晰，那就是在高中阶段，我大体上是两个自我：一个是在高中学习的自我，一个是自我学习的自我；我有两所学校，一所学校是海高，一所学校是海图。

进入高中以后，我的“自我觉醒”过程还在继续，而阅读又推动了我对人生的主动思考。在《现代西方人生哲学》一书中，我借助该书作者曹锦清教授的笔触，读到了叔本华、萨特、尼采等思想家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洞察。我当时的一个阅读习惯，就是做大量的摘抄。现在回头看，这些摘抄不仅加深了我对作品的理解，而且有意无意地锤炼了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由于这种摘抄，该书介绍的不少思想家的观点，我甚至在30年后的今天还能脱口而出。比如，叔本华的名言是：“人生就像一个钟摆，在痛苦与无聊之间来回摆动。”当然，这是一种过分悲观主义的论调。再比如，罗素的名言是：“三种激情支配了我的一生：爱的渴望、知识的渴求以及对人类苦难的极度同情。”我因为深受感染，而把罗素的这句话摘抄在我某个笔记本的扉页上。我甚至还借阅过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的论说文集，只是当时感觉颇为深奥，最后也无法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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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部分书封。

我当时很喜欢阅读的一个书系是“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这其实是一套汇编作品，大体上是以文学方式包装的哲学思想。我记得是高二读到这套书的，我的大部分阅读时间是晚间在教室里做完当天的作业之后。当然，有时周末我也会如饥似渴地阅读这套书。高一、二年级班主任曹老师巡视晚自习时，有时看到我正在读课外书、做笔记摘抄，他不仅没有丝毫的不悦与批评，反而还跟我说上几句鼓励的话。如今看起来，这种鼓励是难能可贵的。

这套书的美国卷是由钱满素教授选编的，标题是《我有一个梦想》。众所周知，这是马丁·路德·金的一个演讲名篇。但该卷其实收集美国历史上数十位知名人士的名篇，作者包括富兰克林、华盛顿这样的政治家，爱默生、梭罗这样的哲学家，马克·吐温、海明威这样的作家，主题则涵盖了政治、历史、哲学、文学等。尽管这些名篇主题各异，但大体上都代表了作者们对于人生与社会问题更加深刻的洞察和更加深邃的思考。这个文库的法国卷、英国卷、日本卷等同样出自名家之手，思考的同样是超越文学的人生与社会问题。

实际上，作为一个高中生，我很难读完所有这些作品，但即便是择要阅读，也为我自己赢得了一个开阔而自由的思考空间。当这些杰出的头脑思考人生与社会时，就为我这个当时才十七八岁的高中生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参照系。

我要思考自己的人生，问题是别人是如何思考他们自己的人生的呢？——尤其是各国近现代历史上那些最杰出的头脑？我们知道，一个人要从头思考好多事情、想明白好多事情是不太容易的，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去跟人类历史上那些最杰出的头脑对话，就可以让你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思考变得相对容易一些，同时也可能变得更加深邃一些。而这个过程大概就是一个年轻人不断地实现“自我发现”与“自我觉醒”的过程。

世界的发现

对一个年轻人来说，阅读不仅可以帮助他实现“自我的觉醒”，还能帮助他实现“世界的发现”。在我的高中阶段，中国还处在快速工业化的早期，人均gdp尚只有小几百美元。现在回头看，如果不是后来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如果不是借着全球化的东风，中国自然无法达到后来人均gdp超一万美元的发展水平。从技术上说，20世纪90年代早期，连美国的计算机与互联网革命还处在初级阶段，当时的普通中国人自然无法像今天这样通过互联网来获得海量的知识与资讯。当时的我作为一名浙北的高中生，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就是数十公里之外的杭州了。

当然，今天这代中学生肯定要比我那一代中学生资讯更丰富、视野更宽阔。对如今的部分中学生来说，跟他们的父母一道或者独自去国内各地旅行、甚至去欧美国家旅行，已经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但是，一个人走得再远，他仍然受着目力所及的那个时空条件的约束。大部分年轻人认知的形成，无非主要是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个是我们从小生活在父母身边，更多受到家庭与社区的影响，受到对身边社会观察的影响；另一个是我们从小步入学校，不仅受到老师的影响，更受到中小学教科书体系的影响。这些也都是环境与时空条件加诸于每个年轻人身上的限制。

实际上，世界上的事情，跟我们所能亲身经历的事情相比，往往要开阔得多、复杂得多、可能也深奥得多。那么，什么东西能够帮助年轻人超越对环境与时空约束条件加诸于各人身上的限制？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阅读。阅读，是一种最便捷的方法，可以带领年轻人抵达古代、抵达远方、抵达世界，可以帮助年轻人从一个原本窄小的地方走上一条通往世界的道路。

大约是高一寒假，我在海宁市新华书店发现一套四卷本的《胡适散文》。对一个高中生来说，四册共计三十出头的定价可以说是相当昂贵，四册厚达一千五六百页的篇幅也是相当惊人。但我还是决定把这套书买下来。今天，这套书还在我的书架上，这也是我保留到今天为止的最早藏书。回家以后，我在整个假期又开始了如饥似渴的阅读和摘抄。倘若我今天再打开这套旧书的目录，大体还能想起一些重要篇目的大意，比如像《归国杂感》《易卜生主义》《不朽》《问题与主义》《知难，行亦不易》，等等。这些文字，大体上不仅是胡适1917年学成归国以后对当时中国社会弊病的认识，而且也是他对这些弊病开出的药方。

对当年的一个高中生来说，读胡适的文字多少都有些振聋发聩的感觉，比如像“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这原本是易卜生的话）；“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等等。

跟胡适相比，我这一代中学生更为熟悉鲁迅，因为鲁迅的文字在各年级的语文教科书中均有选录。但许多人对鲁迅的理解主要限于教科书选录的篇目，而我的幸运在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我家的老宅中发现了较早版本的鲁迅杂文全集系列，有十几个小册子，那其实是家中一位长辈的藏书。发现这套藏书后，我就如同金庸小说中意外跌入山洞、发现武林秘籍的少年一般，又开始了如痴如醉的阅读与摘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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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中的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

我先是读了四卷本的《胡适散文》，又读了十几册鲁迅杂文集，对比两者，我就感觉到，尽管鲁迅与胡适同样关心当时的中国、中国社会和中国普通人的命运，但即便面对同样的事实，他们却提出了不同的问题，也给这些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解答。

为什么同时代的人面对同样的事实会提出不同的问题？对我来说，就有了比较。这两位重量级的文学家与思想家的不同文字，开始促使我去思考，为什么他们之间的差异如此巨大？今天的教学理念强调“批判性思维”，养成批判性思维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比较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观点，以及这些不同观点背后的事实、原因与逻辑。此外，读胡适和读鲁迅，还让我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政治与历史，有了“局内人”的思考与洞察。深入地理解中国的过去，自然是一个年轻人理解世界、发现世界的重要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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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胡适时的摘抄。（作者供图）

理解中国的过去，不只在于理解近代，还需要理解古代。读高二的时候，我在新华书店的书架上发现了一部文白对照版的朱熹的《四书集注》。我这一代中学生古文功底通常不是很好，所以文白对照版的难度正好适合当时的我。我决定买下这部书，不仅在于《四书》本身的重要性，而且还在于我认为一个年轻人需要了解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而儒家文化又是不可或缺的。我甚至还在新书的扉页上写下了“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支配着这个民族”的字样，这里所谓的“一股神秘的力量”大体上是指中国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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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书《四书集注》，在扉页写下“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支配着这个民族”。（作者供图）

我那时正是求知欲的高峰，回到学校后，就开始埋头苦读，并在书的空白处写下了大量的随想和批注。但由于没有专人指导，不得要领，加上高中学业考试压力逐渐增加，我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将它放下了。实际上，我至今还在书柜里保留着这本书，它也是我的最早藏书之一。从批注的印记来看，我当时大概只学了全书的20%左右。将近三十年之后的今天，我最新的一部学术专著《儒法道：早期中国的政治想象》即将面世，但细细想来，对于中国古代政治理论的关注，问题意识其实早在我的高中时代就已经萌芽了。

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图书馆，还有着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与文化热的强烈印迹。当时有一套非常流行的书，叫做“走向未来丛书”。其实，我读高中时并不知道“走向未来丛书”的名号，但我无意间也借阅过这个系列的丛书。比如，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借阅过《凯恩斯革命》这本书，我甚至还粗略记得这本书封面的大概模样，但我已经不记得这本书的内容，或许当时既没有读懂，又没有读完。

长期混迹于图书馆和书店的好处是，你总有一些意外的发现。对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中国来说，市场经济还是新的理念，国际上主流的经济思想与理论还是新鲜事物。我后来无意间在经济门类的书架上，发现了一套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跟人联合主编的“走向市场经济”丛书。（当然，我当时没想到的是，三年之后能在北大正式修读厉以宁教授主讲的《转型发展理论》课程，深入了解关于中国改革的经济政策辩论史。）在这套书中，我作为一个高二的学生，首次读到了亚当·斯密的两个经典观点：一是关于屠夫、酿酒师和烙面师的行为及其自利动机的表述，即自利是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驱动力；二是关于市场靠“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的表述，即市场机制可以把自利的个人导向经济的和谐与优化。

斯密的这些论述，作为高中生的我过去闻所未闻，对当时的我可谓冲击巨大。尽管还只是一个中学生，我很早就关心“如何才能造成良善社会秩序”的问题，甚至每每看到听到报纸电视或坊间传闻的贪腐新闻就有些痛心疾首——而不像现在有些见怪不怪了，但我那时已经懂得，你无法把每个人都能培养教育成为“圣人”。既然如此，一个良善的社会如何成为可能呢？实际上，当时对于这个问题，我有点百思不得其解。而斯密的两个经典论述令我有些醍醐灌顶的感觉，为我理解“一个良善的社会如何成为可能”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方案。当然，以我后来的认知而言，仅有良善的经济秩序还是不够的，还需要良善的政治秩序来与之配合。

跟图书相比，杂志往往能提供更新鲜的知识与信息。如果说图书是沉淀的知识，那么杂志就是新鲜的、流动的知识。我从高一、高二开始不仅养成了阅读图书的习惯，而且养成了阅读大众与时政杂志以及少数学术期刊的习惯。大概是1993年下半年还是1994年的某个周末晚上，我照例在海宁市图书馆阅读期刊，应该是在《世界知识》杂志上，我读到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长文，作者是大名鼎鼎但我当时并不知道的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

这篇文章的问题意识是：既然冷战结束了，原本意义上的东西方对抗终结了，那么世界会向何处去？未来的全球冲突又可能是什么？亨廷顿认为，未来的全球冲突很可能是文明与文明的冲突。以我今天的理解而言，当时的我应该只是读了个大概，也就是似懂非懂的境地。但我当时的求知欲极强，不仅狂抄笔记，而且回到高中宿舍后，还在宿舍“卧谈会”上分享了我当时所理解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这样的一个周末，我所获得的纯粹知识意义上的满足感，甚至是我今天作为一个职业学者所难以体验的。2019年，我有机会赴哈佛大学政府系访问，但此时塞缪尔·亨廷顿早已过世。我所能看到的，就是他曾经工作过的院系大楼。尽管我没有机会见到亨廷顿本人，但其实早在几乎三十年前作为一名高中生的时候，我就已经跟他产生过知识与思想的互动了。

所有这些阅读，都超越了学校和教科书为一个高中生设定的知识边界。我其实在学校和教科书体系之外，发现了一个融汇古今中西的更宏大、也更真实的全新世界。我称之为“世界的发现”。

学术的启蒙

我如今的职业是一个学者，任教于一所综合性大学，但如果回顾来时的路，就会发现这种学术道路的缘起也还是在我的高中时代。我依稀记得大约是高二的某个周末，我从宿舍出来，提着热水壶去学校开水房打水，路上偶遇教历史的朱老师在跟别的同学聊天。朱老师的聊天大意是，最近有一本书非常好，值得一读，书名叫《大国的兴衰》。在我们这届同学的心中，朱老师不仅课教得好，而且享有相当的学术声誉。他对于书的推荐，自然也很有分量。

我很快就到海宁市图书馆借到了这本很厚实的著作《大国的兴衰》，作者是美国历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书的副标题是“1500-2000年的经济变化与军事冲突”。对一个高中生来说，这是一部令人望而生畏的严肃学术著作。但我并没有被这本书的篇幅和难度吓倒，反而是打开读课外书专用的笔记本，开始逐章逐节地记录和摘抄这部作品的要点。我其实并没有从头到尾读完这部书，但两点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一是作者的主要观点，大体是说大国需要平衡好国内的经济发展与用于军事用途的资源之间的关系，否则，国家就容易走向衰落；二是作者保罗·肯尼迪为读者呈现五百年间几个主要大国之间彼此竞争、你追我赶的整体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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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兴衰》中文版书封。该书有多个中文版，图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大国的兴衰》可以算得上一部学术畅销书，但它毕竟是一部严肃的学术专著。以我今天的学术标准，它完全可以列入高校政治学与国际政治的必读参考书目。我刚刚完成的一部学术专著，甚至还多处引用了这部作品。那么，一个高中生是否应该或者是否需要阅读这样的作品？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标准答案。需要提醒的是，如果因为我这篇文字，或者因为有人听信了我的观点，而让今天本来已经非常内卷的高中生活变得更内卷，并不是我这篇文字的本意。

但对我个人来说，这样严肃而又相对好读的学术作品却提供了一个学术启蒙的机会。跟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的阅读过去长期关注的是文学作品。按照欧美国家的图书分类，文学作品属于虚构作品，而另一个庞大的图书门类是非虚构作品。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领域的图书都属于人文社科类的非虚构作品。文学以外的学术阅读，更多是非虚构作品的阅读。

然而，当时中国中学生所谓的“阅读”主要是中外文学作品的阅读。有人说“我喜欢读书”，主要是说他喜欢读文学作品。而学术作品一般来说还是有着更高的门槛。在国内，再加上部分译著翻译质量不佳，以及某些学术领域长期以来流行晦涩难懂的文风，中国学术阅读的门槛比它本来的样子还要更高些。所以，对于未来有志于研究一点高深学者的年轻人来说，高中阶段如果能够迈过一般学术阅读的门槛，则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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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杂志1979年创刊号。

从高中时代开始，我还养成了阅读学术期刊的习惯。我读高中时，《读者》非常流行，我跟许多同龄的高中生一样也都是《读者》的忠实读者。但除了《读者》，我还开始阅读思想性学术期刊《读书》。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读书》刊发的主要不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而是跟阅读有关的思想评论文章。但这样的思想评论文章对于当时求知若渴的我来说，那是再好不过了。可以说，《读书》这样的杂志极大地拓宽了我的学术视野，也帮助我持续地跨越学术阅读的门槛。

大约高二的时候，我在海高图书馆期刊阅览区最新的《读书》杂志上，读到了一篇名为《善恶：两种政治观与国家能力》的文章。这篇文章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是讨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观，一种是“追求终极的善”，一种是“避免大恶的艺术”。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这两种观点的孰优孰劣，争论还在继续。但在一个当时的高中生看来，政治的目标在于“追求善”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政治的目标在于“避免恶”则是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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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的一期《历史研究》杂志封面。

跟《读书》相比，《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专业性更高的学术期刊则更为严肃。但我也不时翻阅这样的学术期刊，并挑选那些主题重要且有趣、行文相对流畅的学术论文来阅读——尽管常常不求甚解。其实，我今天已经不大记得到底当时读过哪些重要的期数以及哪些重要的论文，但我有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对我来说，起初阅读学术论文是相当困难的，但随着阅读数量的增加，阅读学术论文的难度随之逐渐降低。我甚至可以说，等考入大学以后，大学图书馆的多数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除了一些需要相当数理基础或古文献基础的，其他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阅读困难了。

阅读学术期刊，还极大地有助于拓宽理论视野和培养批判性思维。我读高中时，教科书的正统观点是，相比于英国近代革命，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更伟大、更彻底的革命，因而也受到更多的赞誉。这几乎也是高考题的标准答案。如果你不这么答题，就一定会扣分。但有一天，我在《历史研究》还是《世界历史》上读到一篇论文，主题就关系到英法政治革命的比较。

作者的基本观点是，法国大革命更暴力、更血腥，导致了许多负面后果，而英国革命尽管更保守，却为英国的长久稳定和持续繁荣提供了政治与制度基础，因而是一场更成功的政治革命。这样的观点，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至少已经成为一部分学术圈的常识——尽管仍然充满争议，但在当时，它就对我每天要读的课本的正统观点提出了疑问。此后，尽管我每次考试仍然以教科书作为大体的基准，但心中仍然不免产生了这样的反思：课本大概也只是一家之言，究竟如何更客观公允地评判重大问题背后的理论争论呢？

读了这些不同观点的作品以后，我就容易在有些课程上跟任课老师发生争论。我今天还记得，教政治课的班主任沈老师常常以一种温和、包容、多元的视角跟我们讨论问题，而不是压制我们的不同观点。我今天回头再看，这种相对自由宽松的教风、学风有着莫大的价值。这不禁让人想起海宁前辈学者王国维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许多学者都说过，学问其实是从问题开始的。对一个十七八岁的高中生来说，当许多正统叙事不再是不可撼动的金科玉律之后，如何基于自洽的逻辑进行独立的思考，也就成了他的唯一选择。而这种方式恰恰有助于为一个年轻人打开学术道路的大门。

总之，对所有人来说，高中都是个人成长的重要阶段，也是心智发育的关键时期。我个人的一点感悟是，通过高中时代的阅读，一个年轻人可以实现“自我的觉醒”、“世界的发现”和“学术的启蒙”。当然，天底下的事情，常常是因人而异的。我的经验与收获，不见得就是通则。但我确实希望有更多年轻人可以从这篇文字中受益。这篇文字不仅是写给年轻人的，也是写给有机会引导年轻人的家长与老师们的。我写下这篇文字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记录自己的过去，不如说是为了激励和引导更多的后来者。

毕竟，年轻人才是我们对于未来的真正希望。

作者/包刚升

编辑/罗东

校对/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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