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垂帘听政的清末年，即同治、光绪之交，曾发生无数的奇情冤案，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名伶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汶祥刺马案最为轰动，统称为清末四大奇案。而刺马案则为四大奇案之首。这四个案件，案情复杂，过程曲折，跌宕起伏，出人意料，引人入胜，至今仍为世人所相争论。
在满清的四大奇案里，论名气之大，当属杨月楼案；论牵涉之广，当属杨乃武案，论情节之曲折，则属太原奇案；而论对后世影响之大，那就非刺马案莫属了。
历年以来，人们对刺马案诸多揣测，议论不休。也由此衍生出了很多影视版本，前几年，由李连杰、刘德华、金城武主演的电影《投名状》就是以刺马案为原型的。
“刁民作乱，以下犯上”的人命案古来有之，为什么刺马案会让人们千百年来莫衷一是、感慨不已呢？这样一段有头无尾的公案为什么会成为千古奇案呢？它背后到底有什么阴谋和影响呢？
抛开事物的现象看本质，其实我们不难看出这一切都与当时清朝的政局时势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1870年8月22日）早上10:30左右，两江总督马新贻自校阅场观清军射箭训练，阅兵后，返回总督辕门。半途有人拦路喊冤，马新贻停轿察看，刺客张汶祥趁隙以匕首刺杀，马新贻延至隔日不治身亡。刺客在完成刺杀之后也并不逃走，而是大声高喊：“刺客是我张汶祥!”，静等卫士捉拿。
张汶祥束手就擒后，任凭如何审问，要么就是闭口不言，要么就是顾左而言他。一会说下手行刺的主因是因马“不仁不义”，一会说刺杀马是因为与马有积怨。到后来，张汶祥甚至指名道姓要曾国藩和刑部尚书郑敦谨来审理，才愿供出实情。
江宁将军魁玉审理刺马案月余，毫无进展。九月一日，张之洞从兄张之万赴金陵，与魁玉会审，马新贻部属袁保庆等人要求严刑问讯，张之万以“案情重大，不便徒事刑求。偿未正典刑而瘐死，谁负其咎”拒之，最后仍无结果。
最后，张之万同魁玉上奏说：“凶犯张汶祥曾从发、捻，复通海盗，因马新贻前在浙抚任内，剿办南田海盗，戮伊伙党甚多。又因伊妻罗氏为吴炳燮诱逃，曾于马新贻阅边至宁波时，拦舆呈控，未准审理，该犯心怀忿恨。适在逃海盗龙启云等复指使，张汶祥为同伙报仇，即为自己泄恨，张汶祥被激允许。……本年七月二十六日，随从混进督署，突出行凶，再三质讯，矢口不移其供，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
慈禧太后闻之大怒，难以置信。权衡再三之后，还是派决定派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和时任刑部尚书的郑敦谨至两江总督辕门彻查此案。
但是接到指示的曾国藩却以病为名，故意拖延，直至慈禧再三催促，才缓缓起行。抵达江宁府后，曾国藩也急着不审案，每日翻看纪晓岚写作的志怪小说《阅微草堂笔记》，看书喝茶，逍遥自在。
直到郑敦谨郑大青天到达江宁后，才开始调阅案卷。郑敦谨素以“青天”自居，自是马不停蹄地开始深谙，可是连审了14日，却毫无头绪。只得和曾国藩商量怎么办。曾国藩回答得无懈可击：“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就急坏了我们的郑大青天了：“关键是我不知道怎么办呀！”一向沉默是金的曾国藩最后说了句点石成金的话：“看来还是要以魁玉、张之万的结论呈上去咯”。
邓之诚《骨董三记》说：“国藩不欲深求，必有不能深求者在。”郑敦谨苦审无果后，只好和曾国藩联名上奏：“此案张之万等审讯结果，是实！”
同治十年（1871年）三月二十六日，朝廷下旨，将刺客张汶祥凌迟处死。郑敦谨感叹官场黑暗，辞官归乡。
由于案前慈禧太后曾和曾国藩私议过，一句“马新贻办事还是很好的”已经为此事定了基调，马新贻的死后风光是在所难免的。各种赏赐、封号接踵而至。刺马案到此也算是告一段落了。结案结论也算差强人意。但笼罩在上面的迷雾却始终没有散开。
与其他奇案的曲折离奇、峰回路转不同，《刺马案》的凶手并没有逃离凶场，且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那为何此案却被称为晚清四大奇案之首呢？
首先、该案不是普通的刑事案件，而涉及到晚清的重大政治。朝廷最高级别的封疆大吏，竟死于莫名的刺杀，乃是自大唐宰相武元衡被刺以后，一千余年之未有之事件。而事情发生的背景恰恰是在湘军平定太平天国之后，一方面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势力如日中天，一方面是清廷对湘军在江南的势力坐立不安。这种政治冲突下，被害者和凶手的身份又恰恰是那么耐人寻味。这就由不得人们不往更敏感的政治方向去思考这个案件了。
再则、马新贻被刺经过比较蹊跷。马新贻也是靠军功而步步高升的，而并非如一般的文臣。其当天参加完阅射回官署时，有负责警卫的督标中军副将喻吉三、武巡捕叶化龙以及两三名马弁跟随，却最终死于张汶祥的短兵利刃。如果真如民间传说的那样，只是个人行为，显然是不可思议的。而且张文祥在行刺的过程中高呼“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也让人浮想联翩，他究竟是谁的兵？事后张汶祥束手就擒、闭口不言、指明要曾国藩来审理等都不合常理。
第三、张文祥的供词疑点重重。慈禧太后曾在接到结案陈词之后勃然大怒，后又当面敲打曾国藩，问他觉得此案是否奇怪？曾国藩也波澜不惊地回答：“确实奇怪！”。尽管许多相关影视作品及野史记载，马新贻与张文祥等匪首曾系结拜兄弟，可马新贻飞黄腾达之后，不但霸占拜把兄弟的妻室，还诱杀了拜把兄弟。以致张文祥报仇，刺杀了马新贻。但是，从张文祥的供词来分析，张文祥与马新贻并不相识，张文祥刺杀马新贻的理由也比较牵强，表明张文祥是受人指使（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
第四、案件处理也扑朔迷离。此案案发自曾国藩调离两江总督起，以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终。郑敦谨审完此案回京，至淮安，就上疏以病乞罢，就更显得猜想了，一个奉旨办差的官员，回京述职都不敢，就匆匆辞职，退居江湖，是身不由己还是另有玄机？清廷费劲心思要瓦解湘军势力，为何最后又把曾国藩放到了两江总督的位置，直至曾国藩病逝？
总之，刺马案由于其自带的政治敏感性和案情的悬而未解，注定会成为清末的一桩奇案。奇案不在于案件本身有多么的曲折迂回，而是在于这其中给人们提供的想象空间有多大！
民间和野史把刺马案这件千古奇案演绎出无数个版本，争论不休，而莫衷一是。归根到底还是在于案件没有给出一个水落石出且让人信服的结论。从头到尾，这个案件就疑云密布、云山雾罩的。
我们从头到尾的梳理一遍，就会发现这件事，有以下几件事，从来就没有冠冕堂皇的公开说法。也许，弄清楚这些事情，我们离真相也就更近了一步。
其一、马新贻为什么会由浙江巡抚升任闽浙总督？他有什么政治任务？按例，马新贻任职前要进京陛见请训的，根据记载，马新贻曾先后十余次被召见，最后一次是慈禧太后在养心殿住处召见。召见后马新贻退出来，时值六月，马新贻大汗淋漓，朝服都被浸湿，满面惊恐。这其中有没有什么猫腻？
其二、马新贻为什么在最后一次召见后就匆匆离京，回乡祭祖去了？这是有违常理的。据马新贻的后人说，马新贻回乡祭祖假满启程前，将两位兄长招到秘室，反复叮嘱："我此行吉凶难料，万一有不测，你们万万不得赴京告状，忍气吞声，方可自保。"这仅仅是一种政治敏感性？还是另有隐情？
其三、马新贻任两江总督两年，干了许多实事，但如何查的案却无据可查。其整治因清廷大裁军而留下的湘军“残兵剩勇”是为了稳定民生还是因为配合朝廷？其与湘军势力的矛盾是被刻意安排还是无形导致的？他又为何一上任就急于操练新兵？
其四，马新贻被刺时，刺客张汶祥为何能旁若无人地接近他？他身边的人为何就“来不及”阻挡？张汶祥口中不停地叫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有来有去。""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又是什么寓意？
其五，马新贻被刺后，清廷发出上谕："亟须严行讯究，即箸魁玉督同司道各官赶紧严讯，务得确情，尽法严办。"朝廷要求严办，为何审讯时又会禁止动刑？甚至还不惜抬出当时正在新疆平乱的左宗棠，不惜以马新贻回民的身份抬出民族关系这个大bug？
其六，清廷并不相信魁玉、张之万的"拟定罪名"，为何会立即谕令曾国藩火速回任两江总督？为何同时又加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为钦差大臣，携带刑部两名郎中(即满人郎中伊勒通阿、汉人郎中颜士璋)即刻赴江宁复审？
其七，曾国藩接旨后为何会坚辞再任两江总督，并上奏以病体请求开缺养病？清廷为何坚决不予批准？尔后，曾国藩为什么要一拖再拖？
其八，郑敦谨是刑部主官采纳曾国藩"看来只好照魁、张原奏之法奏结此案"的方案，为何参审的江苏候补道孙衣言、山东候补道袁保庆坚决不予"书诺"？
其九，结案后，郑敦谨打发两个郎中回京交旨，自己写奏折称病不能任职，请求开缺。清廷不允，给假两个月养病。郑敦谨自行弃官回乡，终生不再为官。又是为何？
其十，刑部两个郎中回京后为何不久就悄然离京？汉郎中颜士璋被放兰州知府然而并无实缺，贫困潦倒。满郎中伊勒通阿"给全俸以养天年"，回老家去了。
看到这么多疑点，我们不得不感慨刺马案的错综复杂。要梳理这其中的逻辑，还是得先从刺马案的历史政治背景说起。
从上述十个方面的迹象来看，马新贻之死，决非如同戏文里、《清稗类钞》里所传的"桃色案件"，也决非如同当时新闻、邸报里公布的"挟私报复"。很有可能是与查访曾氏兄弟、湘军集团的劣迹和太平天国金银财宝去向有关，这恐怕才是官居一品的方面大员马新贻被刺杀的真正原因。
从整个事件的过程分析，曾国藩也可能并非"张汶祥刺杀马新贻案"的幕后主使，而是其弟------湘军总督曾国荃。但曾国藩显然是知情的。考虑到曾氏家族和湘军集团的声誉和利益，也害怕如若揭穿此案可能会牵连出更多的人，引发全面崩溃，曾国藩不得不曲为遮掩，并想办法消除后患。
1864年，曾国荃终于攻陷了围了两年的天京。于是，曾经金碧辉煌的天京就成了湘军将领狂欢的殿堂，金银珠宝、香车美女，都成了功成名就的附属品。于是，天王府被一把大火烧了；于是，第一个攻进天京的大将李臣典不久死在了女人的肚皮上；于是，从南京到湖南运送财宝的船只络绎不绝……
与此同时，湘军集团还等待着清朝政府兑现咸丰帝临死的承诺“剿灭太平天国者可封王”。最后朝廷以异姓封王多不得好死为理由，勉强封了曾国藩侯爵，总督两江。
自古以来，狡兔死走狗烹，这个道理慈禧深知，曾国藩也懂。曾国藩顺势请旨裁撤了湘军，只留了一个水师。事实上，湘军集团毕竟只有一个曾国藩，那些团练出身，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湘军将士们其实归根到底不过就是为了个封妻荫子、衣锦还乡的前程罢了，他们没有更高的政治觉悟去体会什么国家大势，眼前的利益对于他们来说才是最真实的。
不当官就发财，就是他们最直接的心声。所以曾国荃带头瓜分了天京的财富。此事，朝廷心知肚明，曾国藩也是了如指掌。但是朝廷一时也不敢和湘军集团彻底翻脸。而曾国藩也不能对为他卖命的兄弟们责全求备。
等湘军被裁撤了，朝廷就想起国库空虚，没地方弄钱，又想要找回天京失落的金银珠宝了。
于是，两江总督曾国藩，被明升暗降提拔为直隶总督，马新贻被派都督两江。马新贻也不是一个政治低能儿，接受任命就对他的哥哥说我这一去就回不来了。马新贻奉旨清查湘军集团和查探天京财富的去向，其实就是进入了一个死局。查出蛛丝马迹，必死于风头正盛的湘军集团之手；查不到，他也随时可能成为朝廷的弃子，被“弃卒保车”。马新贻犹如风箱里的老鼠的，所以才会上任前悲叹自己要死了。
天京到底有没有财富？财富是不是被湘军掠夺了呢？答案是肯定的，否则也不能解释太平天国李秀成之死了。李秀成当时可是天京事实上的一把手啊，被抓后，朝廷明令解京，据相关史实记载，李秀成也打算招供了，而曾国藩在抓到李秀成以后短短半个月就把他杀了。这背后，难道没有需要隐瞒的龌蹉？
湘军从开始剿太平军，十几年间多少人家破人亡、血流成河，才换来今朝的意气风发、踌躇志满？可现在仗打完了，官没升到，还要把他们拿命换来的财富夺走，换谁估计也不干。
于是湘军派人刺杀了马新怡。朝廷一看，想查湘军的底细，反弹太大了。两江总督都敢明着杀，真有点害怕湘军铤而走险，被逼造反。于是，朝廷又把曾国藩放回两江总督的位置。而曾国藩屡次推辞只不过是向清廷传递适当的“友好”的信号而已。
湘军用马新贻之死警告了朝廷，两江是湘军的两江，东南是湘军的东南。第一，别想再查我们，第二，两江不许外人当总督。于是后几任的两江总督都是湘军出来的人，朝廷也没有能力控制这些刚刚收复的地方，直到曾国荃这些湘军头领差不多死完了，才有张之洞总督两江的机会。此是后话，不作多说。
所以，在刺马案中，马新贻也好，张汶详也罢，其实都是晚清那摇摇欲坠的政局当中的一颗棋子而已，事情的本质其实是以慈禧为代表的清廷和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集团的一场精彩的政治权力和利益的博弈。
如果按照上述分析去复盘刺马案，细心的朋友会发现这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权谋博弈，其精彩之程度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率先落子的朝廷（以慈禧为代表）是如何出招的：
1、以“异姓封王不得善终”而自圆其说，化解“言而无信”的尴尬。
2、以“软硬兼施”为手段“逼迫”曾国藩顺势裁军。
3、以“明升暗降”为手段，将曾国藩调离大本营。
4、以马新贻为车前卒破局，坐山观虎，静待时机。
5、以回调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为妥协，稳住事态，再做试探。
6、以刑部尚书郑敦谨为后手，暗藏杀机。
7、以默认结果接受时势，就坡下驴，护脸自保。
然而，所有的阴谋诡计在绝对实力面前都是个叉。从慈禧的前招后手来看，有攻有守，有进有退，能放能收，能屈能伸。不得不说，慈禧这个女人虽然历史评价不怎么样，但是玩政治权谋真的是一把好手。但遗憾的是她遇到的是中国历史上“两个半圣人”中的曾国藩。曾国藩以不变应万变，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处处料敌于前，闲庭信步。看看曾国藩教科书式的应对是怎么样的：
1、不封王，无所谓。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死在“虚名”这两个字上？但是“军心可用”，为自己卖命的兄弟们还是要安抚的。
2、裁军，也积极配合，既然不打算自立就没有必要撕破脸皮。但是自保的资本还是还是要留下。
3、调离大本营也没关系，毕竟功名尚在、威信尚在，但是不代表完全撒手不管。
4、面对马新贻的入驻，泰然自处，不抗拒、不欢迎；面对刺马案的发生，洞若观火，不干涉、不表态。
5、面对朝廷将其回调两江总督的妥协，不拒绝、不主动，
6、针对郑敦谨的审案不参与、不配合，最后一言定鼎，表明其维护湘军集团的底线。
7、迁就慈禧话语中的机锋，点到为止、互留余地。
从双方的出招拆招来看，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为自己身处的利益集团在后太平天国时期争取更大的政治利益而已。没有对错，也没有输赢，只是日益腐败的清朝政府慢慢地发现，时代变了，再也不是那个让他们引以自豪的“天朝上国”的时代了，清廷对于全面掌控刚刚收复的东南半壁江山已经有心无力。而湘军集团也彻底把东南数省据为己有。这一点，从后任的几任两江总督总督都是来自湘军集团就可以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了，而清廷在后来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中借题发挥，牵连江沪官员100多人，也依然无法动摇湘军集团的根本。再后来的中法战争中，湘军集团成立“东南互保”联盟，对清廷给他们的作战命令视而不见就更一目了然了。
马新贻死了，被清廷追为“忠义良臣”。张汶祥也死了，被定性为“乱民贼子”。但他们终究不过是这乱世的一枚无关紧要的棋子。
郑敦谨辞职了，带着一肚子恍然大悟;两个刑部郎中也离京了，带着半辈子的隐姓埋名。但他们也终究不过是这斗争中一个无济于事的观众。
对张汶祥行凌迟之刑的执法者马新贻的弟弟马四其后受到多方排挤。受凌迟挖心之苦的张汶祥最后被湘军将士收尸，有人祭奠，而民间再一次把其塑造成“英雄硬汉”的形象
……
可是，这些终究是庙堂之中的权力之争在江湖之上体现或者延续的一种形式而已。
在悠悠历史长河之中，即便是慈禧、曾国藩这样高高在上，各领风骚的人物，很多时候也是身不由己的。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梦想、利益、原则而前赴后继地卷入滚滚红尘中。如果能预料最后的结果，我想慈禧不会这样颇费心机地挣扎和试探，曾国藩也不会如此小心翼翼地应对和周全。
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追求我们所有的梦想和利益，首先必须是脚踏实地地站在实力的基础上，也只有我们达到了那样的高度，才能摘得到那个果子。显然，那个时候的清朝政府由于自身的堕落，已经丧失了在国内政局中“争权夺利”的主动权，而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地方势力的崛起是势不可挡的，朝廷和地方的利益和权力分配亟需找到一个新的让双方满意的平衡点。
作为历史的旁观者，永远会感觉喜怒哀乐远比是非成败来得痛快。所以，官方对与刺马案那不痛不痒的判决书永远不能满足老百姓的好奇和兴趣，所以民间总是有各种版本在流传，而这有时候也恰恰是某一方势力代表所需要的。
真相，很多时候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背后逻辑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思考，是最后的结果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感受。
刺马案之所以被称为奇案，大概就是因为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思维去解读它的时候，最后都会给自己的情绪找一个不同的落脚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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