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武装中，有几只队伍是以独立武装斗争而著称的，如闻名遐迩的为国为民族而战的东北抗联，如坚守孤岛二十余年的海南琼崖纵队。还有的，怀着坚定的信念，钢铁一般的忠诚，在和中央隔绝联系，四周强敌清剿的残酷环境下，坚持武装斗争，虽然没有迎来胜利的曙光，却是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四川巴山游击队，就是一支这样的队伍，在今天，它可能被忽略，但却是我们绝不可遗忘的红色革命武装。
一支远离中央，孤悬于敌后的红军部队，在敌人白色恐怖下坚持了五年多游击战争，在人迹罕至的巴山老林顽强的生存了两千多个日日夜夜，成为当时川陕边区人民革命斗争茫茫黑夜时期，一簇闪亮的篝火。这支英雄的队伍，虽然是中共武装斗争史上一曲慷慨悲歌。但，却是中国革命史，四川革命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中，一段伟大的英雄史诗。
这支队伍，就是巴山游击队（红31军）。
1932年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15000余人，由鄂豫皖区进入川北，与王维舟率领的当地革命武装会合，攻下南江、通江、巴中等县，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川陕革命根据地鼎盛时期的范围包括二十三个县政权，约六百万人口，红四方面军扩大到五个军，十万余人，1933年成立了中共川陕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被毛泽东主席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疆域”。
1935年1月22日，红四方面军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执行中央命令发动了陕南战役，调动敌人北移，随即回师川北，成功地取得强渡嘉陵江的胜利，并乘胜向西进攻，解放了涪江与嘉陵之间的大片土地，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北进入川的作战战略，为争取与中央红军会师共同北上，红四方面军踏上了艰苦曲折的长征征途。
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长征前夕，红四方面军总部、川陕省委、省苏维埃决定组建巴山游击队“支持苏区，留守阵地”。抽调红军部队300余人，编成３个大队，由刘子才任司令，赵明恩任宣传部长，司令部设在南江桃园麦子坪。
２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结束陕南战役回师川北途经桃园时，又将一部分部队和长赤、南江、英安（今旺苍境内）县的地方干部和陕西红庙塘游击队编入巴山游击队，巴山游击队扩编为一个独立师，师长刘子才，师部设在桃园与陕西交界的台上，全师共约1000人左右。徐向前在桃园召集独立师连以上干部开会，要求大家发扬红军英勇善战的光荣传统，坚持川陕边游击斗争，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川陕省委书记周纯全勉励官兵：“我们共产党人是柳树型，插到哪里哪里活，插一枝，活一枝。”
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后，游击队以“红31军”的名义 ，继续执行红军“三大任务”，建立了川陕边喜神坝、小坝２个乡、11个村苏维埃政权，并成立了一个中共县委。9月，击退国民党38军两个团的进剿，并重创南郑县保安大队。至10月，游击队已经发展到1200人，游击区则以桃园为中心，辐射川陕边400平方公里的广大山地之间。
在孤悬一隅，四面环敌的环境下，斗争的残酷是不言而喻的。1936年3月，国民党38军一个团袭击游击队驻地芦坝，刘子才指挥失误，部队伤亡200余人，而在激战中大部游击队员又被冲散。当部队转战到桃园时，仅存260人。到了5月，游击队重新整编，编成1、2两个营，分别由王天海、赵明恩任营长。8月，游击队又在小坝遭敌偷袭，被迫陷入流动作战。９月，两个营在焦家河畔会合时，仅存65人，旋即隐蔽深山，驻进岩洞。
痛定思痛，1936年10月，巴山游击队在南江县焦家河畔大河石窟召开全体会议，总结前一阶段的作战经验和沉痛教训，讨论今后的战略方针。由于主力红军撤离后，刘子才带领独立师，连获几次胜利后，麻痹轻敌，连连失误，部队减至260人。吴三保代理师长后，也由于缺乏孤军求生存的军事才能，人员损失惨重，部队锐减至65人。据此，会议调整了游击队领导人刘子才的职务。会议决定改“独立师”为游击营，辖两个队，选举赵明恩为领导人（史称“二营时期”）。纠正了“四面出击”、“打倒一切”的“左”错误；调整了斗争策略，开创了游击队鼎盛的“二营时期”。自此，游击队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斗争策略，求生存、求斗争、求发展。
1937年底，游击队重新建立了以大园包、小园包、铁炉坝、桃园寺为中心的纵横百余里的川陕边根据地，作战部队又发展到600余名，整个根据地焕然一新，生气蓬勃。
“二营时期”在党建上，坚持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建立了党支部、加强了革命坚定性教育；在军队建设方面，完善了序列，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加强了军事训练；在宣传工作方面，贴标语、发传单、发水电报。在当时通讯方式极为落后的情况下，把标语用土漆写在木片和竹片上，放在河里和沟里，扩大游击队的影响；在经济建设方面，把斗争策略由原来的“打陕安川”调整为“安川不打陕，自力求发展”，保商护路，建“厘金局”收税，建农贸市场。同时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争取开明士绅参加游击队，收编土匪，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革命；在文化工作方面，创作了队歌，还经常打篮球、唱川戏、学文化。
视人民群众为父母兄妹，密切渔水关系。刘子才和赵明恩，经常翻山越岭访贫问苦，针对群众的实际困难，发动游击队战士尽力帮助解决。焦家河有一曹姓母女，家里缺劳力，生活很困难。游击队就给她们出钱垫底，在川陕道上开起一家旅食店，结果生意兴隆，生活很快好转。寨坡有个叫“杨胡子”的农民，被土匪抢光了，游击队就重新给他制了家业。寨坡、桃园、焦家河的石仲甫、岳朴林、张万喜、王开榜、王士清、欧二等农民，都各自得到了游击队送给的１头耕牛和部分农具。游击队把游击区的农民看作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有求必应，有急必救，有难必解；农民则把游击队当成救命恩人，亲如一家，不分彼此。
广泛开展统战工作。根据记载，南郑资本家张绍祥13次为游击队购买枪支，南江退伍军官张晓康鼎力支援游击队，不幸的是，此二位进步人士后被国民党当局以“通共”罪杀害。在1939年，成为游击队密切关系的大地主（统战对象）吴良伦，获悉国民党“新九师”要对游击队发动“清剿”，立即派家丁给赵明恩送信，使游击队及时转移。不料，吴良伦因此事被捕，国民党部队强行押他带路找游击队。他寻机逃跑，不幸坠入雪坑罹难。
而彼时，已经胜利完成长征，并且在陕北高原上站稳脚跟的中共中央依然牵记着远隔重山复水的巴山游击队。
早在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毛泽东就曾过问留在巴中川交界陕地区的巴山游击队情况。９月，张闻天写于哈达铺的《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运动》一文，提出在政治上要同“通南巴游击队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
随着抗战爆发，从1937年5月至1940年春末，中央及担负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前期谈判重任的周恩来曾6次派人与巴山游击队联系，终因种种原因，游击队无法按中央指示“开赴延安”。
（长期的通信闭塞，失去了中央指示的游击队固守着曾经的指示。其中，还有在长期游击战争中，因为环境的恶劣，让游击队的警惕性时刻保持着紧绷着的状态。在1937年5月，中共中央曾派出何孝林从延安给游击队送来信件、书报、地图和4套八路军军服样品，通知游击队开赴延安。但刘子才认为此通知与“留守苏区”精神不符，提出请组织上派一位原先大部队认识的人来传达。）
屋漏偏遇连夜雨，中央时刻牵念着这支孤悬敌后的红色武装，一再派出联络，却总是因为各种历史原因而失之交臂，这也是巴山游击队最后悲歌一曲的重要因素。
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当局承认巴山游击队的合法地位，而国民党诬蔑这支游击队是“土匪”而拒不承认。并且，因为红色游击队存在于大巴山，国民党及川陕军阀如芒刺背。从1938年秋始，国民党调集川陕两省军队南北包围“清剿”游击队。而游击队则依靠群众的支持，依托大、小园包万山老林和悬崖峭壁的
1938年春，中央又派原红四方面军第33军99师团长王正坤到四川，与游击队联系。又因王正坤返回途中，中共隐蔽战线的汉中交通站转移，王被捕入狱，游击队再一次中断了与中央的联系，中央久未得到巴山游击队的消息，周恩来从未放下惦记着的心，找当时在中组部工作的赵明珍（赵明恩胞妹），给赵明恩写了一封信，附上她的一张照片；中组部也同时找赵明恩的同学魏传统给游击队写信，此两封信一并由蔡畅发出，但又因故没有联系上。
与此同时，巴山游击队指战员也无时无刻不想念党中央。赵明恩曾给刘伯承写信和派人赴延安，也未能与党中央取得联系。
1938年夏，中央再一次派出原红四方面军交通员吴显国回川北工作并寻找游击队。吴在南江赶场镇遇到已获释的王正坤，几经周折获悉游击队的情况，立刻向中央作了报告。
1939年夏，中央又将陈昌浩、张琴秋的亲笔信和照片，辗转送到川康特委，但还是因为交通线路的多险性，信和照片又被丢失。
进入到1939年冬，国民党21军旅长李子犹４个团7000人马，对游击队实施新一轮残酷“清剿”。作为巴中人的李子犹熟悉巴山地形，李子犹采用“空山清野”、“抢断交通”、“放水捉鱼”和“筑碉储粮”3条毒计：他首先把山上住的群众全部赶下山，让游击队成无水之鱼；逮捕联络员，捣毁山上“幺店子”，代之以兵站，连运粮食和修碉堡也不用一个民夫，让游击队失去一切对外界的信息了解；同时，修坚固的碉堡储备粮食，严防游击队抢粮。
“堡垒往往是在内部被攻破得”。1940年1月。朱天寿和原副营长管业元叛变。他们熟悉游击队活动规律，带着敌人如影随形地穷追猛打和政治劝降。游击队遭到致命的打击。作为曾经游击队的高级干部，叛徒管业元熟知游击队活动规律和行动路线，穷追不舍。
1940年2月8日，（正月初三）赵明恩与营政委窦祖武一行36人在碑坝与敌激战后向通江方向转移，这时，游击队员们早已疲惫不堪、饥饿难当。赵明恩掏出身上唯一的一块豆腐干，用匕首将它切成36小块，一一分发给大家。这就是巴山游击队最后的年饭！
1940年2月16日（正月初十），叛徒又带敌刘玉洁团在老巢树设伏，游击队陷入敌人重重包围之中，无法脱身。到了熊头岩，天正大雪，岩头正面高10多丈，宽100丈左右，崖上有几颗倒挂的小树，天正下着大雪。
赵明恩决定让窦祖武带领战士们选一个较缓的崖边跳崖突围，他和几个战士掩护。窦祖武让赵先走，双方僵持不下。窦祖武说：“你在，游击队才有希望，我们死完了也值啊，快走！”说完一把将赵明恩推下雪崖。待窦祖武掩护赵明恩跳崖，冲上卡垭抢占制高点后。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了。叛徒管业元坐着滑竿大喊：“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副营长。打死赵明恩的赏300大洋，投降李旅长，要回家的发路费，想打仗的有官当。”队员们把所有的子弹对着叛徒喊话的方向，一阵疯狂地扫射。据后来幸存的游击队员讲，当时打得枪管子都发红了。子弹打光后，面对蜂拥而来的敌人，窦祖武说：“同志们，摔死也不当孬种。跳哇！”23名勇士一个个跳下悬崖，18名勇士壮烈牺牲，5人幸存。他们在军史上谱写了一曲，高山为之折腰，林海为之息潮，可与“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媲美的英雄壮歌。
离开铁船山后，赵明恩身边只有3人跟随，谁也不知道的是，就是这三人中，依然有人对前途丧失了信心，并且掉转了枪口。
果然，悲剧发生了。1940年4月14日清晨，赵明恩一行在老林寻找失散队员。到达中坝猪槽沟，打算重振游击队。他对跟随他的三个人说：“你们若不愿意去，把我送到小河就回来。我将来纵使搞不起来，一个人也要到延安。”当晚，传令班长杨芝芳将赵明恩枪杀。
1940年6月，刘子才被捕，关押在南江第二看守所。在狱中他对同牢房的战友赵大德等说：“要死，我一个人去死，你们跑出去又革命。”数日后就义于南江城。至此，巴山游击队在国难当头之时，却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围剿下划上了句号。
解放后，清剿游击队的刽子手李子犹在交代材料中写道：“赵明恩之不低头输诚者，盖他主义之精深，立场观点之正确，……游击队冬不穿棉衣，夜不盖棉被，实乃一支铁军也。”
今天，巴中林海的硝烟已经散去。沧桑巨变，岁月流逝，英雄的背影已经渐渐被人淡忘。但历史永远不会沉寂，这大山深处的每一寸土地都有烈士们洒下的鲜血；茫茫林海的每一枝林梢都触碰过游击队员的衣襟；每一个沟壑都留下了红色的足迹；每一条小溪都流淌着壮怀激烈的传奇。巴山游击队的业绩，永垂不朽；巴山游击队的名字，日月同辉。巴山游击队的精神与世长存。
（而不通音讯，全靠人力交通维持信息，让彼时的中央尚不知巴山游击队已经失败，1940年春末，又经西安八办，再度派出杨桂林赴南江与游击队希图取得联系。杨到巴中后，即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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