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国和日本正处于“蜜月期”，文化等方面的来往日益密切，《望乡》在内的首批日本电影在中国上映。
《望乡》中的女主角阿崎婆，是一名被卖到妓院的可怜女子，同时也是现实中日本无数风俗行业从业者的缩影，具有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强烈批判意义。
这部影片在我国一经放映，很快就火遍全国，票价更是从1毛5炒到了2块钱。
吸引人们的除了凄惨感人的剧情、演技精湛的女主栗原小卷，也有奇异的日本文化和历史。
当时一些人只知道日军侵华时强迫我国女性当“慰安妇”，却没有想到他们早在侵略我国前，就已经把自己国内的大批女性拐到海外当娼妓了，其中就包括大量艺伎。
其实，艺伎和娼妓并不是一回事。那日本的艺伎文化究竟是什么？又是怎么产生和发展的？
从字面看，艺伎并不是“妓”。这个“伎”字是从我国学去的，他们那边读作“ki”或者“gi”。
在我国古代，伎就是技巧和才能的意思，同时也用这个字称呼以歌舞为业的女子。
可见，日本的艺伎也是“只卖艺不卖身”的职业，就跟正儿八经的偶像差不多。
偶像除了能唱会跳、长相靓丽，最关键的是不能谈情说爱和结婚生子，艺伎也是如此。对于她们来说，婚姻不仅仅是爱情的坟墓，更是事业的绝路。
因为她们深知自己的饭碗是客人给的，失去客人的支持，无异于自砸饭碗。为了事业，她们很难下定决心结婚。
更何况，当艺伎的女性大多有着凄苦的经历，比如家族破败、父母双亡。
她们要想活下去，基本上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要么当“游女”，也就是娼妓；要么当艺伎。
只要不是走投无路，没有人会选择前者。因此，艺伎的竞争相当激烈。
首要条件就是长相出众，再然后是性格要温婉可人，最后才是技艺。
毕竟这些底层出身的女性，很难接受系统的礼仪、茶艺、歌舞等方面的训练。艺伎说到底是服务行业，长相和性格要比技艺更重要、也更难学。
经过选拔，合格的艺伎签完卖身契后，需要经过一系列严苛且繁琐的培训。这其实也是一个选拔环节，主要看每个人的“艺术细胞”有多少。
当然，这些培训课程并不是免费的，学费就包括在卖身契中，艺伎必须努力工作来偿还。
与此同时，艺伎的化妆品、服饰每样都不便宜，但需要自掏腰包。
说白了，她们大概率一生都只能做艺伎了。
但是这还只是理想情况，毕竟艺伎是“青春饭”，很难当“铁饭碗”工作几十年。她们必须在28岁之前，成为艺伎的顶点：“花魁”。
作为“花中魁首”，花魁从内到外都要近乎完美，起码也得是碾压一众同行。有趣的是，花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比客人都要高。
一般人对花魁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人，富豪也很难通过砸钱见到花魁。想见谁，全凭花魁的意愿。
经过3轮“面试”，花魁会综合评价客人的财力、素质、地位等方面，如果觉得满意，就会拿出一双筷子，在上面写下客人的名字，意味着两人成“一对”了，客人可以花钱跟花魁过夜。
但是这是单向的，也就是说花魁的筷子有好多双，但客人只有花魁这一双筷子，不能去找别的女人。
如果想跟花魁结束关系，就需要花费大量的“分手费”。
即便充满了不公平，花魁的追求者们仍络绎不绝。毕竟花魁自带“流量”，谁能获得花魁的芳心，谁便会跟着出名。
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早期的艺伎并没有花魁一说，因为当时的从业者基本上全是男性，这又是怎么回事？
之所以男性多，是因为日本古代的武士阶级，盛行“龙阳之好”。领主的贴身侍卫，有很多并不长得五大三粗，反倒更像女人。
到了庆典的时候，领主还会让侍卫打扮成女性的样子，跳舞唱歌展示才艺。
是以，一些社会地位低下、生活没有保障的年轻男性，便会去学习女性的妆容打扮，并且苦练唱歌和舞蹈，想要获得统治阶级的青睐。
进而衍生出了一个人群：“倾奇者”，也就是穿着、行为不同于常人的人。
倾奇者并不限定性别，日本战国时期的巫女出云阿国，就是有名的倾奇者。
她为了筹集修缮神社的钱，在日本各大城市“巡回演出”。其中一项节目，就是女扮男装跳着念佛诵经时的舞蹈。
随着舞台经验逐渐增加，阿国做出了一项创新，就是把舞蹈和歌曲串起来，表演带有宗教色彩的故事情节，类似于现在的歌舞剧。
正因如此，这种艺术形式被起名为“歌舞伎”。其中的“伎”，指的就是表演技巧。
歌舞伎在当时风靡全日本，众多少年和青年男性男扮女装、淡妆浓抹，他们表演的分别是野郎歌舞伎和若众歌舞伎。
最大的区别，就是少男头顶“若众发”，看起来就跟扎了个小辫一样；而野郎的发型，则是那种类似谢顶的“月代头”。
与此同时，不少游女（性工作者）为了招徕生意，也纷纷学习歌舞伎。这一类歌舞伎，则被称作“游女歌舞伎”。
由于认为游女歌舞伎有辱斯文，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于1629年下令禁止女性演出歌舞伎。
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非但没有改善社会风气，反而加剧了全日本“龙阳之好”的程度。
因为受当时的观念和市场环境的影响，数量庞大的日本男性艺伎显然更“吃香”。
再加上当时的艺伎无论男女，为了谋生都会和客人发生关系，本质上跟游女是一种职业。
因此，男性艺伎才是德川幕府真正的目标。
23年后，德川幕府终于找到症结，下令禁止少年出演歌舞伎。
在德川幕府的严格管控下，男性歌舞伎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此消彼长，女性歌舞伎者逐渐成为主流，艺伎也成为只有女性从事的职业。
随后，德川幕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在“首都”江户专门开设官营的风俗场所，为各地藩王和达官显贵们提供服务。
为了给客人提供更好的服务，艺伎也变得更加规范，有了“只卖艺不卖身”和“不婚不育”的行规，跟一般的游女正式区分开来。
变得自重自爱后，艺伎的社会地位有了显著提升。虽然还属于“下九流”，但也引得一众风流才子趋之若鹜，留下了诸多“英雄难过美人关”的故事。
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国内的改革派和德川幕府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史称“倒幕运动”。
推翻德川幕府后，身为“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成为明治维新的核心人物，就连首任首相伊藤博文也要让他三分。
就是这么一个位高权重之人，在功成名就后，不仅将艺伎娶为正室，还将有着“夺牡丹”称号的艺伎江良加代，纳为自己的小妾。
这个江良加代，在当时算是日本第一美女了，感情故事极其丰富精彩，其中第一个“男主角”，就是日本有名的“四朝元老”西园寺公望。
贵族出身的西园寺公望，4岁给日本天皇当侍从，13岁就被加封右近卫中将。
成年后的他，在京都见到了刚刚出名的江良加代，当即决定将她娶为正室。
家中长辈对此极力反对，就连日本天皇也亲自出面劝阻西园寺公望，让他为了皇室尊严，打消这个念头，西园寺公望最终只好作罢。
虽然江良加代没有成为“贵族夫人”，却也因为这件事身价暴涨，甚至提升了整个艺伎行业的社会地位。
后来明治政府成立后，已经结婚的木户孝允，同样看上了江良加代。
不仅把她从京都带到首都东京居住，还斥资3000日元给加代打扮了一番，江良加代因此获得了更多“流量”。
不过当时木户孝允已经身患重病，加之新政府工作繁忙且急迫，44岁就病死了。木户孝允死后，心痛不已的江良又回到了京都，并宣布再也不踏出京都半步。
然而木户孝允的好友伊藤博文，以好色闻名。他交往的女性，大多都是艺伎。而且他和木户孝允一样，都是娶了艺伎为正室。最关键的是，他早就看上了江良加代的美貌。
当木户孝允死后，伊藤博文开始堂而皇之地追求江良，对其发起了一系列金钱攻势。
比如，花两年半工资，给江良买了一身价值1.5万日元的行头。
然而，江良并没有为此打动，也毫不畏惧伊藤博文的权势，毅然嫁给三井财阀的三井源右卫门。
贵族、高官、财阀，江良加代的一生充满了“话题流量”，她也因此获得“近代日本第一美女”称号。
与此同时，在木户孝允等人的影响下，日本社会对艺伎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不再认为这是丢人的职业，甚至有不少人都效仿他们将艺伎娶回家，并以此为荣。
这个日本艺伎行业，也因此空前繁荣，艺伎从业者大幅增加，一度成为主流职业之一。
然而这种“艺伎黄金期”并没有持续多久，到了上世纪30年代，日本的军国主义泛滥，对我国的侵略脚步越来越快。
为了激励前线士气，日本政府组织了所谓的“女子敢死队”。
说是招募，其实大多是哄骗甚至是强迫。除了普通人家的女性外，还有大量艺伎和游女。
来到我国后，这些被自己国家坑害的“慰安妇”，跟我国被抓去做“慰安妇”的女性一样，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饱受折磨甚至虐待，有很多人选择了一死百了。
当二战结束后，幸存的日本“慰安妇”们终于如愿回到故土，却没想到又要继续“服务”驻日美军。这一代的艺伎，可以说是几百年来最惨的一批人了。
二战后，世界各国都在进行战后复苏，日本在美国的帮助下经济飞速发展，到了80年代一跃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与此同时，日本社会奢靡之风盛行，并且大众热衷于追求新鲜事物。
拥有5000多家风俗和娱乐场所、号称全亚洲最大的红灯区的歌舞伎町，就是不少人的“大本营”。
在那个年代，歌舞伎町的歌厅舞厅人满为患，就算聚会喝酒，也不会找穿着“落伍”的艺伎作陪。
艺伎行业因此遭受巨大冲击，开始出现了淡出历史舞台的趋势。
为了紧跟社会的发展、复兴艺伎文化，现代日本艺伎还要学习英语、汉语等语言。
因为艺伎对于当今日本人来说，并不具有吸引力，她们的客人大多是异国他乡的游客。
如果有游客向她们询问景点和美食，这个时候外语就起到了作用，她们可以兼任导游。
正因如此，已经逐渐沦为“时代眼泪”的艺伎，出场费依旧不低，大约为2~4万日元，交通费、餐费这些杂项还要另算，已经成为一种“正经职业”。
是以，现代日本有不少父母，会让女儿在中学毕业后去专门的艺伎培训机构学习，走上职业艺伎这条路。
现代的艺伎，在妆容服饰上基本延续了之前的传统。
脸和脖子一定要涂得亮白，再画上突出五官和妩媚的浓妆。最后穿上最低价值50万元、一个人很难穿好的精美和服。
然而最繁琐的，还得是她们头上的“岛田发髻”。
这种发型扎起来特别花时间，因为不仅手法步骤繁多，而且还要加上各种各样的发饰。万一一着急扎歪了，差不多就得重头再扎了。
因此，艺伎们必须一大早就起床打扮才行。化好妆后，她们为了保持身材，一般不会吃早饭。
到了培训机构，女孩们要学习礼仪、诗书、乐器、舞蹈等课程，每一样都有着极高的要求。
比如吃热豆腐的时候，既不能发出声音，也不能把口红弄花，必须保持端庄优雅，毕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经过两年左右的“魔鬼训练”，这些女孩会正式成为初级的“舞伎”，也就是艺伎旁边“绿叶”，经过几年磨练后，才能升级为“艺伎”。
不过艺伎本就是个青春饭，到了30岁职业生涯基本就是到头了。没有名气的普通艺伎，要么走人，要么自愿降级，成为年轻艺伎的陪衬。
更残酷的是，现代艺伎虽然不用和古代一样签卖身契，却也同样不能结婚生子，就连谈恋爱也不行，本质上跟日本的偶像一样。
由于日本女性结婚普遍很早，30岁的女性很难找到如意对象。失业的大龄艺伎，很可能要面对孤独终老或者下嫁的情况。
有人会拿伊藤博文等人的正室举例，认为艺伎如果遇到了意中人，也可以和对方结婚。
可是现在有多少艺伎能找到愿意娶他们的达官显贵？如果她们为了爱情违背行规，结果被对方甩掉，那么几乎没有一家会冒险录用她们。
因此，即便社会文明进步了，艺伎们依旧被套着“不婚不育”的枷锁。
整体而言，现代艺伎和传统艺伎有些区别，却依旧存在一些落后规矩。而这，恰恰说明了艺伎行业正在走向衰落。
虽然日本的艺伎行业在时代的夹缝中艰难转型，却并没有明显起色，甚至出现了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情况。
2020年，新冠疫情在日本逐步扩散，对日本的文旅产业造成了巨大打击。
失去了外国游客，艺伎们的收入骤减。艺伎派遣公司举办的活动，只有之前的一成左右。
不少艺伎为了生计，不得不选择转行。可她们无法当艺伎老师，因为艺伎培训机构也受疫情影响接连倒闭，艺伎行业已经开始有了消亡的征兆。
去年，日本福冈县由于疫情严重，发布了“紧急事态宣言”，暂停了县内所有的演艺活动。
艺伎们很难跑到其他地方，只能憋在家里对眼下和未来感到焦虑。
一个名叫细子的艺伎，在接受一家报社采访时感慨道：
“现在很担心艺伎文化的未来。结束‘紧急事态宣言’后能否恢复到从前呢？如果不趁现在教授年轻人艺伎舞蹈的话，传统的艺伎文化将会消失吧！”
在新鲜事物和疫情的夹击下，艺伎已然成为夕阳行业。
在上世纪70年代拥有150艺伎的下吕市，虽然每年都会给当地艺伎团体提供60万日元补助，但现役艺伎只剩下了两个年龄50、60岁、已经处在夕阳红的女性。
因为“不婚不育”这条行规，她们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艺伎文化，却要面对无人赡养的残酷窘境。
[1]《环球时报》，《日本福冈艺伎从业者：疫情下，日本艺伎文化可能要消失》
[2]中国新闻网，《日媒：日本艺妓盛极而衰 无可奈何花落去》
[3]《光明日报》，《日本艺妓的真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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