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扬）
今年夏天，一位在联合国工作的高级官员来北京参加一个学术论坛，他很想借这个机会加深对中国的理解，于是，在论坛内外他试图寻找一本适合于他这类读者的“中国学者写的关于中国的书”，结果是未能找到，令他很失望。
当然并非真的没有这类书，中国学者写的关于中国的书汗牛充栋，但为什么外国人找书的努力会无果而终呢？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进入英文图书市场的中文图书相对非常少，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将“关于中国”这个大题目整体装进一本中等篇幅而且简明扼要的图书里，让读者花很短的时间即可建立起一个总括的、概要的理解框架，通过这个框架再根据自己的时间和兴趣逐步深入到其它各个方面……能够起到这个作用的图书，特别是中国学者写的这一类的书，确实也非常少。
中国太大，历史太长，“关于中国”可以是关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也可以是关于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军事、中国科技、中国外交等等，用20-30万字的篇幅来写任何一个方面，也都只能是入门；所以，当试图用这样一个中等篇幅直接触及“关于中国”这个宏大题目而不仅仅是“中国历史”或“中国经济”时，就不能停留在千头万绪、涉及方方面面的表层，必须尽可能深地进入到问题的核心部分，围绕最为本质的少数几个问题进行论述。
于是，以观察者网“70年对话5000年”系列文章为基础，经过长达4个多月的撰写和4个多月的编辑，这本由中国出版界百年老店——中华书局出版的、总计265千字的《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一书，终于在2019年的最后一个星期面世了。
定稿之后，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先生说：若用一句话概括，这本书讲的是“中国逻辑”。
一语中的，一锤定音。一个特殊的文明，特殊的国家，自然有其特殊的一套逻辑，非如此不足以解释其独一无二的延续性、成长性和新的复兴。而此书的编写，也的确采取了一种典型的理论建构方式——从少数几个基本概念和各个基本概念之间的基本关系出发，通过逻辑推导，建构起一套能够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运动进行概要解释的理论框架。只要这个理论框架实现了逻辑自洽，那么就相当于是一个理论化的“中国逻辑”，对于一个内在于中华文明数千年历史运动中独特逻辑的理论表达。
当然，理论和逻辑是放在关于文明、关于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的背景中加以论述的，此书通过有亮度的历史叙述、有宽度的文明对比和有深度的现实透视大大丰富了整个画面的色彩，兼顾了理论性和可读性两方面，再经过中华书局优秀编辑们长达数月的精雕细琢，终于打造成了一本适合于各类人士阅读的“中国学者写的关于中国的书”。
全书内容梗概
第一章讲“广土巨族”。首先定义了定居与游居、文明与野蛮、秩序与运动、共生与竞争、天下与列国等对偶形式的基本概念，以此作为后续各章的理论分析工具。接下来解释了中国人基于得天独厚自然地理环境的“广土”，和中国人通过长期的、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形成的巨族，合并成为作为中华文明独特性之一的广土巨族。在本书的概念体系中，广土巨族是中华文明的空间特征，延续至今是中华文明的时间特征，而在这两个特征背后更为本质的属性，则是天下型定居文明。在第一章的最后，本书详细解释了何为定居文明以及定居文明的特性有哪些。
第二章讲天下型定居文明。天下型定居文明的形成，根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中华大地上形成的多元一体的“文明丛体”，这一点已经得到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和遗传生物学等多学科的综合证明。以中原为中心的天下型定居文明，就是通过定居文明圈的不断扩大以及对周围游居文明的不断吸收融合而形成的。一部中华古文明历史，就是天下型定居文明的建构和形成历史。天下型定居文明形成之后，即出现了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区别于其他类型文明的独特性，例如二元社会、基本经济区和天下型经济体。从此之后，定居文明与游居文明泾渭分明，各自发展出国家形态后，分别演变成为“居国”和“行国”两种国家。
第三章讲文明的成长。从多元一体的“文明丛体”，经过邦国到王国的演化，终于在周朝时实现了第一次大一统。周朝的“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政策是定居文明的一次规模空前的开疆扩土行动，其“协和万邦”、“德治天下”的政治策略则是一个具有世界政治史意义的制度创立，由此奠定了天下国家的基础。随着周道衰废、礼崩乐坏，诸子百家应运而生，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应对天下秩序的第一次解体。
春秋战国时期包括了列国的兼并集中、蛮夷戎狄的种族融合以及定居农耕社会范围的扩大三大历史运动，为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秦朝的建立是一场反贵族封建专制的革命，从此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了现代政治制度的国家；汉朝的建立则标志着下层社会的崛起，开创了下层社会建国的先例。
第四章讲文明的锻造。随着大规模领土国家的出现，直到天下国家的建立，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郡县制和封建制两种政治制度的选择就成为了一个难题。秦朝罢侯置守，分天下为数十个郡县；但此后的历史上，封建制又定期复辟回潮。围绕着两者何者为优何者为劣，士大夫们争论了两千年，较著名的有柳宗元的公天下说和顾炎武的寓封建于郡县说。
同时，天下国家官僚士大夫的平天下事业与民间商贾集团追逐利益的商业也构成了一对博弈；虽然在短时期内两者会发生对抗，出现事业碾压商业的情况，但在长时段历史中看，两者却相辅相成、互有支持。特别是当国家的事业当中包括了促进商业发展时，天下国家与天下型经济体目标一致，国家经济会出现腾飞。
第三对矛盾是打天下与坐天下，天下型定居文明本身决定了打天下之后必须转为坐天下，而且守成比草创更为困难。历史上最成功的坐天下范例是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从打天下到坐天下幅度最大的转型是忽必烈创建元朝。
第五章讲文明的冲撞。自16世纪开始，中华文明开始与西方文明相遇，与中原和草原之间长达数千年的冲撞、共生与融合不同，中原与海洋之间冲撞从一开始就具有两种“天下”相遇的性质；而且相遇之后不久，就出现了学术界所说的东西方发展的“大分流”。海上民族作为游居社会的一种，以海洋为天下，从早年的地中海，到近代以来的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最后通过大航海创造出一个统一的全球海洋。
东西方两种“天下”、两种文明、两种“霸政”历史，最本质的差别可以归结为秩序主义与运动主义的差别。西方文明的三次“深呼吸”——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十字军东征、大航海——都是典型的运动主义的；而现代科学的发现和工业革命的发生，归根结底，也无不是运动主义的产物。
第六章讲文明的维新。首先探讨英国和欧洲工业革命的成功和工业资本主义的本质，然后解释中国工业革命长期的不成功以及农业社会工业化的基本规律。在西方运动主义的强力冲击下，中国上层社会所坚守的秩序主义陷入全面崩溃的危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下层社会的运动主义，一个穷人版的现代化方案，在传入中国之后越过了上层社会直接进入了下层社会，与中国下层社会固有的运动主义发生了结合，直接促成了以“革命化的农民”为主体的下层社会建国。
建国后70年的当代中国，仍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仍保持在中华5000年大历史的延长线上；“中国奇迹”的发生本质上就是广土巨族规模的现代国家成功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而高速经济增长正是天下型经济体在享有了和平环境和政治稳定两大外部条件下固有潜力的充分释放。区别于流行的“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论”和“工业革命论”等关于“中国奇迹”的解释理论，本书提出“文明复兴论”，并创造出广土巨族与天下型定居文明、天下国家与天下型经济体、草原游居文明与海洋游居文明、秩序主义与运动主义等概念工具，据此建构了一个相对完整并具有一定解释力的理论体系，揭示了内在于中华文明数千年历史运动中的“中国逻辑”。
后记
此书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而写，作为70年当代中国与5000年历史中国的一个对话，因此，虽然本人对全书的所有内容负责，但这本书却属于这个时代。
它的诞生离不开观察者网这个自创办以来始终高扬“中国关怀，全球视野”的旗帜且影响力呈跨越式增长的新媒体。网站每日每时生产的大量新闻和评论产品，以及网站观察员和众多网友每日每时在评论区里的精彩发言，最真切地反映着时代的风貌和思潮的变化。那些针对“70年对话5000年”系列文章提出的中肯的批评和有价值的建议，一直都在推动本书理论的建构和内容的完善。
它的诞生也离不开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在这个自成立以来始终立场鲜明、充满活力且人才荟萃的机构里，学术一直不离时代的脚步。作为唯一冠以“中国研究院”之名的智库，其创立宗旨中天然内含了“中国学者写的关于中国的书”这个时代要求。
而中华书局这个有着百余年历史的著名出版机构，在“70年对话5000年”系列文章刚刚连载不久便当机立断决定要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主题图书”名义下出版此书，并投入资源进行专业的编辑，则是将此书一举推上时代潮头的决定性的行动。
之所以这几个方面的力量能够不约而同地汇聚在一起，能够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密切合作共同完成此书的撰写、修订和编辑，归根结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诞辰这个伟大时刻。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巨大成功带来的历史高度，也就难有文明对话和历史对话所必需的自信和从容，当然也就难有撰写、修订和编辑此书过程中所必需的各方同心同德、目标一致。
此书写给所有致力于认识并理解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的读者们，希望读者们读过之后能够理解为什么说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以及为什么这一伟大文明的复兴不可阻挡。
希望历史会记住，这样的一本书，和它所属于的这一个时代，同样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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