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陈志华原名陈欣永，又名陈逸彦。1914年生，广东省普宁县占陇乡占梨村人。生前系汕头日报社离休干部。1945年3月参加潮汕人民抗日游击队（后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同年6月由方东平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至1947年由组织安排到香港、泰国工作。1948年冬因积劳成疾回家乡养病。解放后先后在潮汕文联、《工农兵》文艺社、汕头日报社工作，1984年离休。1997年，获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颁发的“从事新闻工作五十年”荣誉证书。父亲一生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解放前曾冒着生命危险将党报《华商报》从香港秘密送到汕头。解放后曾受过不公正待遇，也长期遭受疾病的折磨；但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带病工作，他活得艰难，也活得坚强。父亲1999年8月2日逝世，终年85岁。
1938年上半年，由过去一位兴文中学的同学蔡初旭(地下党员)介绍，父亲到她的村子当小学教员。学期结束前，普宁县旱圹乡兴文中学一批进步老师由于积极宣传抗日和进行革命思想教育，被当地的反动“校董”全部解聘。这些老师，多数是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这时是抗日战争第二年，救亡工作正是需要大力开展的时候，兴文中学举行了师生难忘的“别离典礼”。那一天，父亲带着难过的心情跑来参加这具有历史意义的典礼。这时，学校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马士纯老师对父亲说，他们决定到揭阳创办南侨中学，继续革命，宣传抗日救亡。父亲要求跟他们一道去学习、工作。从此，父亲在该校负责讲义的刻印和油印工作，渐渐地父亲刻钢版已小有名气。稍有时间，他就去听课读书，半工半学。
“南侨”是抗战初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诞生的学校，有“革命熔炉”之称。父亲进了“南侨”中学之后，经锻炼，觉悟进一步提高。1940年夏“南侨”被封后，父亲由朋友陈超仙介绍到兴文第九分校教书。后又于1942年初夏，由同学、同乡林紫介绍到了桂林，在南天出版社工作，担任经理。就在这时，父亲认识了革命作家胡风，并为他出版了整套《七月诗丛》。父亲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小段经历，影响了他的整个后半生。
1944年7、8月间，桂林失陷前夕，父亲和母亲文晓原离开桂林，步行逃难，于年底辗转回到家乡。
1945年初，潮汕已组织抗日游击队，父亲不愿留在家乡，决定上山参加革命，就由同乡卢煤介绍，经过负责当地党的地下工作的李雪光同意，于1945年3月，上了大南山，参加游击队。
进了队伍，组织分配父亲在该队政治部出版组任组长，期间父亲刻印过大布告《告潮汕人民书》《军中文艺》(创刊号)等宣传品。不久，经组织同意，母亲也上山入了伍。几个月后，1945年6月15日，由方东平同志介绍，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日本投降后，8月间，接上级指示，非武装人员暂时撤退。父亲在林紫帮助下，隐蔽在汕头市《光明日报》当校对。过了两三个月，风声又告紧，组织即决定父亲撤退到香港工作，这时是1946年初。
卢煤当时在香港《华商报》(即《南方日报》前身)当校对组长，由他通过组织，安排父亲到该报当校对。半年后，父亲因劳累过度，不幸染上肺病，为了照顾父亲的身体，组织调换了父亲的工作，由他在香港负责潮汕一带进步书报的供应工作。
当时党在香港办的报纸是《华商报》和《正报》，这两种报都是国民党查禁的。为了对付国民党的检查，人和书报都得伪装。这时林紫在汕头《光明日报》编副刊，他为父条物色了一套黄呢军装和一双皮靴，并由他通过汕头《建国日报》总辑杨樾搞了一张父亲“驻香港特约记者”的证明和一枚《建国日报》的证章。这样，父亲的伪装内外俱备，加上一个有色眼镜，国民党军警见父亲这副样子，也不敢正视他。书报装在一个大皮箱里，上面盖了几件衣服，衣服下面是上海生活书店和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出版的革命理论书籍和进步刊物。《华商报和《正报》放在最底层。这工作从1946年5、6月开始到1947年2月左右结束。
父亲每次带书报到汕头之后，就到《光明日报》社，把大皮箱放进林紫的睡床下。然后去华声书报社与王增辉同志接头。父亲把《华商报》、《正报》及一批批进步书刊带到“华声”之后，他们就马上分发到潮汕各县。据当时在《团结报》负责出版的黄树坚同志反映，由于当时交通困难，《团结报》一些电讯往往依靠《华商报》转载。后来华声书报社被国民党特务搜查，王增辉同志被捕后壮烈牺牲。
1947年春，组织调一批同志到泰国曼谷，父亲带着母亲和刚出世不久的我与同志们一起到曼谷去。当时饶彰风同志把他们介绍给曼谷《真话报》的卓扬同志，父亲一上岸，便被安置在曼谷新地文化公司门市部工作。
新地文化公司是一个进步文化宣传点，曾于1947年6月举办“新地木刻展览”，宣传国内解放区苗壮成长的木刻艺术。
1948年上半年，组织把我们一家安置在曼谷的南洋中学(该校是一所进步学校)，父亲因肺病不能教书，在图书馆工作，母亲在该校附属小学教书。过了几个月，曼谷发生“六五”事变，南洋中学有二十多位教职员工被捕入狱，其他大部分同志也离开学校。我们一家没地方去，就住在学校宿舍。但就此父母亲失业，生活陷于困顿……不久，父亲的肺病已经恶化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濒於死亡。幸得党的抢救，送父亲回国医治。这时是1948年冬天。
父亲回到家乡，家人卖掉公田救治父亲生命，一年后，父亲的病基本好转。1951年1月，组织安排父亲到汕头市潮汕文联工作。
历经九死一生的父亲，刚刚过了几年平和的日子，又横遭一场飞来之祸。
1955年6月9日午夜，父亲在睡梦中被叫醒，旋即被押到粤东行署公安处审问，后拘留在中山公园前附近一座楼房楼下，二楼则拘留着父亲的老友林紫，——这是潮汕地区仅有的两名“胡风分子”。
父亲被拘留审查两个月后，释放出来参加肃反运动，遣送回乡务农。1956年调回原单位《工农兵》杂志社。父亲自此陷入政治运动的漩涡，直至1980年才正式平反，当时市委组织部送来的大红平反通知书上，父亲曾有的“罪名”是“坏分子”，就是这莫名其妙的三个字，使我们全家二十五年间不见天日。
这二十五年的日子，是如何捱过来的？父亲在那二十五年精神上的折磨究竟有多大？我作为长子，又为父亲写过那么多的申诉书，心里最清楚，但那不是文字所能表达的。我只能说的是，父亲一直不屈不挠，拒绝在任何“处分”上签名，他也不向任何领导讨好求饶，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陈述事实，表白心迹。父亲在临终前的一段日子里，还老是摇着头、无奈地叹息着：“我这辈子没做什么事业，我本来还可以做一些事情，但是，一生都毁了……”我只能在一旁陪着伤心落泪，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言语来安慰父亲。
晚年的父亲，惟一的大事，是参加报社党支部会。父亲是老党员，他对党的感情始终不渝。每次报社开支部会，他风雨无阻，一定参加，即便是坐着轮椅，也要护理工抬上六楼，而且每次都要发言。支部的同志理解这位老党员的心情，他们都尊重他、支持他，使父亲得到精神上的满足。每次参加支部会回来，父亲都会高兴地告诉我：“我今天发言，大家都热烈鼓掌。”这是父亲晚年最开心的时刻。
父亲去世的前一天，把我叫到床前，拉着我的手说：“韩星啊，我就要走了，你要有思想准备……你现在也算是个作家了，韩行、韩光也都有自己的事业，看着你们几个都成为有用之才，这是我最大的安慰……我走后，你不要忙乱，一切从简……”父亲说这些话时，神色极其平静，思维也极其清晰，眼睛炯炯有神。我知道，父亲这回真的要走了。
当晚，父亲入睡后就再也没有醒来。父亲是在安睡中去世的，父亲走得从容而安详。
父亲走了，我不曾放声痛哭。但只要一想起父亲，心头一热，泪水就盈满了眼眶，然后顺着眼角缓缓地淌下来，多少次坐着坐着，就这样泪流满面。我哀痛父亲一生活得太艰难，他没过上几天舒心日子。我感念父亲有着做人的最重要品格——诚实和刚直，体现着一种坚强的精神力量，为我们子女留下一笔精神财富。我常常想，该用什么来概括和形容父亲的一生呢？我想到那矗立于丛莽之上、傲岸不群的山。
是的，父亲，你就是这样的一座山。
本文系祖国网编辑选自《泰国归侨英魂录》一书，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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