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首歌，唱尽人的一生？音乐综艺《乐队的夏天3》（以下简称“乐夏”）最新一期节目，瓦依那乐队和任素汐合作一曲《大梦》，作出了示范。
7分55秒，从6岁到88岁的人生剪影，向我们娓娓道来。恍惚间，有些人听见了自己人生的回响，有人则用眼泪和转发表达对这首歌的喜爱。
不出所料，《大梦》拿到本期节目第一名，并迅速波及到网络世界。单是微博热搜就高达30多个，数十位明星转发支持，无数网友参与讨论。在满屏的溢美之词中，亦不乏批判，称其“矫情”“卖惨”的声音都有。
当一首歌上升为一种“现象”，它就具备了镜子的叙事功能。各执一词的喧嚷，并非查验“镜子”的品质，而是在诉说，镜子所映射出来的人生。
壹
一曲民谣版“活着”？
《大梦》是一部叙事民谣。“仿佛透过歌声看了一部电影，而电影里的主角正是我自己。”一位网友如此评价。更有人借弹幕表达自己的听后感：“我好像又读了一遍《活着》。”
事实上，《大梦》确实具备《活着》所展示出来的特质：岁月长河所赋予人的，不仅仅是生命之衰朽，更有苦难的承担与命运的无奈。
余华《活着》豆瓣评分常年雄踞图书榜前三
歌曲时长有限，无法像余华那样极尽舒展。在有限的叙事空间里，《大梦》只能用诗歌的精炼和散文的气韵，来触及那个庞大的主题。
这首歌的主人公没有名字，没有面貌，他可以是旧日的同桌、邻座的同事或住在隔壁的陌生人，统称为“我”。
按照“乐夏”现场演绎版本（相较于录音室版本有所删减），“我”的一生被切割成8个片段：
6岁在田野摔倒，怕爸爸生气，妈妈着急，独自在风里哭泣；
12岁离家上中学，害怕孤单、生病和丢钱；
18岁高考失败，去深圳却没找到工作，钱也所剩无几；
28岁处了对象，却面临“房子”和“孩子”的难题；
38岁一边家庭，一边事业，中间是如同机器般不能停歇的中年；
58岁母亲故去，儿子离婚，把娃丢给“我”，要出门闯荡；
78岁躺在病床上，掩饰无助，假装释然；
88岁走在田野，撞见一个在风里哭泣的小孩。当衰朽的老年，撞见天真的童年，便创造出一个轮回。
这个轮回由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地完成，恰如曾登上“乐夏”的刺猬乐队的一句歌词，“一代人总会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只是刺猬的落点在“年轻”，而瓦依那是站在暮年，瞥见童年的一角残影，并对自己发出最后的诘问，“如果生命只是大梦一场，你会怎么办？”
瓦依那和任素汐的声线纯净而质朴，偶尔点缀的哭腔正是情到浓时，却又不会任其泛滥，冲垮如“诗经”般重章叠咏的基础美感。旋律似潺潺之溪流，没有惊涛拍岸，没有乱石穿空。因为每一个当时无法跨越的坎，都会被漫长的岁月稀释为日后的一句唏嘘，一场回忆，一个昔日很重要却再也无法改变什么的事件。
这就是瓦依那理解的人生。那贯穿一生的惶惑、无助、孤独、疲倦、绝望，在大的轮回中并不能唤起高潮，哪怕死亡也只是宿命的一环。因为总有人正在年轻。这会导向一种虚无主义。所以瓦依那乐队的主唱兼主创岜農，在吉他手十八的原创词曲上，又加了一个结尾：“我”能看到花鸟，看到云河，“看到人们漫步在路上”。
驻足看花，静听鸟鸣，不再焦灼，而是漫步，这是一种经历世事轮转、几度秋凉后的释然。正如歌词中最动人的一句书写，也是轮回的最后一环——当老年人与哭泣的小孩相遇，心境已大为不同：“站在春风里大声哭泣”的孩子，在老年的自己眼里，所感受到的却是“春光正灿烂”。这或许也不失之为对“该怎么办”的回答。
《活着》是个体在时代的风暴和命运之下，一个人（福贵）如何承受纷至沓来的苦难。余华的答案就是动词的“活着”：只要不死，你就活着，以脆弱的肉身抵抗岁月对你的剥夺。
电影版《活着》剧照，葛优饰“福贵”
而《大梦》在如泣如诉中白描出一个人命运的轮廓。章回体式的吟唱往复不休，语调随着年龄的渐长略显参差，如少年之纯净，青年之高亢，中年之倦怠，暮年之哀戚，达成对完整人生的速写。
一个轮廓，一场速写，总会显得单薄，像印象的拼贴或来自年轻人对未来贫瘠的想象，就其文本的广度、深度及思想的密度而言，远不能与《活着》相媲美。
电影版《活着》剧照
但不可否认，它有《活着》的影子，并辐射出当下每个人可能遭遇的困惑或焦虑，然后用质朴又真诚的声音唤醒我们对人生的回忆和反思。
关于正在进行的人生，我们都有话可说。《大梦》让我们坦然倾诉，或许这就是它爆火的原因。
贰
一切是非对错，其实都在歌里
《大梦》的爆火，只能说明它“畅销”。若要评价其优劣，还需回到创作者本身及听众的反馈，再进行品评。
这首歌的词曲作者为瓦依那吉他手十八。十八是艺名，来自他的高中，桂林十八中。他是桂林一处僻远山村的农民。高考失败后，又复读考上江南大学工科院系。毕业后去云南流浪，养猪，唱歌，每年都要返乡帮助父母照顾农活。后回到桂林做流浪歌手。如今的生活节奏就是有农活就回家，没农活就卖唱。
十八写下的《大梦》，有他自己的身影，但更像乐队的和声兼鼓手路民。路民是第一代留守儿童。他的父母出去打工，后来离婚，再不管他，是爷爷带大他的。后来，路民像他爸妈一样外出打工，因为“种地挣不到太多钱。”他到工地做瓦工，因热爱唱歌先后结识十八和岜農，成了瓦依那乐队的一员，但至今他还有一个工地尾款没结，“还在讨薪的路上”。
整个乐队的灵魂人物还要数岜農。“岜”是广西石头山的意思，“農”是农的繁体字，顶部有一个“曲”字。岜農以此为艺名，就是在言明自己要在广西的石头山里，务农唱歌。
岜農，1979年生于广西南丹的一个壮族农村家庭，年轻时更偏爱美术。想读美院，却因英语成绩不佳没考上，去了一所大专学美术。想要成为梵高的他，有感于周围师生对美术的“不纯粹”，一年后便退学，到桂林一家照相馆工作，然后继续备考，继续失败，断了成为“学院派”的念想。
后来，他到广州生活，做设计，画插画……在此期间，他逐渐转向民间艺术和音乐。三十三岁后，岜農逐渐确认大城市只是樊笼，他要“返自然”，回广西老家盖房子，种地，建音乐室，改良乐器，开始他“半农半歌”的生活，并发行《那歌三部曲》，推出个人书籍《低头种地，抬头唱歌》，直到2022年的全国巡演和今年的乐夏，岜農和瓦依那才广为人知。
岜農作品，2019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纵观乐队三人的经历，都是扎根土地，从田野里长大的孩子。他们的乐队名字“瓦依那”，壮语大意就是“稻花飘香的田野”。当稻花漂泊到城市，就失去了根。于是他们只能蜷缩在某个犄角旮旯，做“苦命”的打工人，体验生存的艰难，见识理想的幻灭，却不忘家乡的一方水土，受音乐的感召走在一起，以吟唱记录生活，以创作抵抗生活这个无底洞对自己的吞噬。
如此对照《大梦》里所书写的：童年的跌倒，学业的失败，打工的艰辛，家庭和事业的艰难平衡，以及家里老人将面临的问题，乐队三人或多或少都已经历或正在经历。他们来自土地，便书写土地上几代人的命运，并未托大到想要凭这首歌代言所有人的人生。
正如十八在演唱后拒绝解释创作理念，“其实已经写在歌里面了”。这是一位歌者的态度。从他们出发，“立其诚”做到了，怎么理解交到听众和网友手里。
有人说，这首歌是一种并未深入到生活肌理，并未洞察真实苦难的“无病呻吟”；就有人说，歌里面有我全部的“人生”。
有人说，它不过是利用了时下的社会情绪，在贩卖一种可以“畅销”的低廉的“苦难书写”；就有人说，这首歌，从演唱到歌词近乎完美，是同类型题目下最好的作品。
有人说，现场版本较原版有删减，这背后的“妥协”和“让步”，本质就是艺术向名利低头；就有人希望理解他们的不易，从已有的舞台呈现来感受他们的真诚和这类稀缺作品的可贵。
围绕《大梦》发生的争论，并无清晰的是非对错。
若你觉得它唤醒了你对生活的回忆，抚慰了你正在承受的难言之隐，或是作品给出的某种答案让你受到激励，那它就是“对”。
若你觉得，它对人生的描摹，并不能触达你对生活的真正的理解，或者它吟唱的那个“我”，距离一个复杂真实的“我”尚有一大截距离，也不妨表达对它的不满。
当我们在谈论《大梦》的时候，早已超出这首歌本身，只是在表达各自的人生经验或观念。正是这些谈论，加上作品一起，汇聚成一首更为磅礴的“大梦”。这是一首属于芸芸众生无所遁形的“大梦”。
叁
挑起了时代的喧哗与骚动，却不负责作答
纵观近一两年爆火的文艺作品，无不能挑起时代的喧哗与骚动，并在多义性的解读中，逐渐升华为一种现象。
如之前的短片《二舅》，被命运嘲弄的二舅，能否以自身的苦难治愈“我”的精神内耗，引发广泛讨论。
短片《二舅》截图
如总在“赶时间”的外卖诗人王计兵，“在北京送快递”的胡安焉，他们用书写抵抗现实的芜杂，扭转打工者的“命运”，令无数人深思。
再看如今的《大梦》，它以生命的流变，书写人生的境况，将焦灼的、迷惘的、孤独的一代人，浓缩成一个典型的“我”。
这些作品几乎是社会情绪的最大公约数，是对我们的苦乐与悲欢的表达和回应。哪怕有些人无法全部共情，也总会被作品里呈现的某个状态，某句诗歌，某种选择，某种人生而瞬间击中。
瓦依那邀请任素汐合作。他们在闲聊时，任素汐希望以后到广西再合作。瓦依那自嘲道，“我们只是无名之辈。”任素汐曾出演过电影《无名之辈》，对这个词理应很敏锐。但她没有将话题转移到自己身上，而是共情或认同瓦依那，脱口而出：“谁不是啊。”
谁又不是无名之辈呢？面对时代的风浪和人生的无常，“无名之辈”仍在彷徨，仍需呐喊，也仍需守望，乃至前行。
那些升级为一种现象的文艺作品，并不能尽书我们的人生，更不能代替我们思考。更多时候，它们只是提供一个让我们审视生活的契机。瓦依那的《大梦》亦复如是。
倘若世事真是一场大梦，我们该怎么办？
答案在你自己心里，谁都不能替你作答。
文/李瑞峰 编辑 程启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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