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士德究竟是什么人？这个问题至今没有澄清。是否应当与他建立起某种联系，人们也一直在争论。一些人认为，浮士德是一个忧郁的多疑者和喜欢冥思苦想的人，做什么事情都优柔寡断；但另一些人夸赞他是一个敢想敢干的人，在与超自然力的接触中变得坚强的行动者。对一些人来说，浮士德是一个受群魔辖制的颓废的家伙，最终悲惨地走向了毁灭；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体现了人从宗教桎梏中获得解放的自我拯救。在这一点上，关键在于如何评价浮士德与魔鬼签订的契约：这个契约最终害死了浮士德，还是说魔鬼帮他铺平了创造自我天堂的道路？所以，浮士德曾经被看成是一个彻底绝望和束手无策的现代人，后来又干脆被看作是探索和征服世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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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插图：《浮士德与梅菲斯特乘着酒桶离开莱比锡的奥尔巴赫·凯勒饭馆》，木版画，1875年，依据亚历山大·冯·利岑-迈尔的油画所作浮士德这个人物，是布鲁门贝格（blumenberg）所说的“制造神话”的典型例子。也就是说，神话故事并非从一开始就塑造成型了，而后人只需加以阐释和领会，恰恰相反，神话是人们长期不断改写最初的故事核心的结果。歌德从1775年开始写《浮士德》的第一部，到1831年8月写完悲剧的第二部，他花了毕生精力来创作浮士德这个题材。这种贡献非同凡响，绝非仅限于一般意义上的神话制造和加工。假如没有他的努力，那么浮士德的故事就不可能成为德国的民族神话。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的著作《19世纪的德国历史》（1879年）具有广泛的影响。在书中，他对浮士德的故事在德国人身上产生的“巨大的魔力”，对这个“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完全理解的魔力”，做了这样的解释：歌德的《浮士德》（就好像）是“祖国历史的象征性画面”。谁过分深入进去，谁就看不清日耳曼人自黑暗时代以来所走过的漫漫长路。在黑暗时代，他们与森林和原野中的众神亲密地生活在一个友好的共同体中，现在他们追求生活的乐趣，从我们古老的城市......拥向原野。《浮士德》表现了德国人的丰富生活，包括我们的民间迷信中怪诞吓人的妖魔鬼怪、对妇女温柔真挚的爱、大学生的幽默、士兵的战斗乐趣和光辉灿烂的德国思想。几乎是构成我们生活的所有一切......；对一般的读者来说，这似乎都明白如水，对喜欢思考的人来说，又显得无法解释。维也纳城堡剧院院长弗朗茨·丁格尔施泰特（franz dingelstedt）把歌德的《浮士德》称作“我们民族的第二部圣经”，说它是“我们民族的文献中最神圣的作品”。1876年，艺术史学家赫尔曼·格林（herman grimm）在柏林举办“歌德讲座”，他明确提出：“因为拥有浮士德和格泪卿，我们德国人在所有时代和所有民族的诗歌艺术中，都名列前茅。”所以，浮士德不仅被塑造成了一个“典型的德国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而且从他身上还形成了“民族英雄的形象”。由此，人们可以与文学家格尔特·马滕克罗特（gert mattenklott）得出相同的论点。他认为，上升为民族神话的浮士德故事，体现了“德意志特殊道路的哲学”，浮士德代表了“在文化上必须不断证明自己身份的精英人物”。人们可能已经感应到了神话所传达的信息：的确存在一条通往现代化的德意志特殊道路，不管这条道路多么艰辛或灾难重重，最重要的是，德国的知识市民阶层事实上已经占据了精英的位置，对政治和社会施加着影响。而这恰恰是19世纪业已形成的浮士德神话的核心。它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影响历史进程的不是社会经济和权力政治，而是人自身的精神状态，以及他们的立场和个性。一些政论家和文学家想通过浮士德式的语言，来认识具有历史影响的、德国所特有的意志，认为人们一定会参与其中，来改变世界。浮士德神话对德国人的自我认知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但是在近代早期，人们并未认识到这一点。
德国神话同德国政治发展的动力与悲剧究竟具有何种联系？赫尔弗里德·明克勒用神话透视了德国人和他们的历史。他审视了尼伯龙人等古老传说的精神力量，考察了那些决定历史命运的地方，例如魏玛、纽伦堡以及莱茵河。不仅有反罗马英雄赫尔曼、弗里德里希大帝以及教皇这样的历史人物在书中登场亮相，甚至德国马克作为现代德国的神话，也出现在他的研究视野中。通过对相同神话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具有的不同政治功能的分析，明克勒探明了神话同德国政治发展的动力与悲剧究竟具有何种联系。在德国历史中，神话总是与政治密切相关，如“红胡子”弗里德里希大帝会再度降临的传说、民族史诗《尼伯龙人之歌》、浮士德与魔鬼订约的故事、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轶事……由它们所衍生的神话在各个时期被用来解释不同的现实。“二战”之后，分裂的德国对于政治神话的解读又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本书采用宏大的历史分析方法，论述了德国近代以来的政治神话，尤其注重考察它的嬗变过程，它如何塑造德国人的民族个性，德国人独具怎样的力量以激励行动，德国的政治悲剧如何与神话联系在一起。本书不仅涉及德国人的历史和心态，还是一部关于现代政治的极富启发性的著作，见解独到，译笔流畅，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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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欧洲邻国或与美国相比，联邦德国是一个缺乏神话的国家，至少缺乏政治建国神话和有关价值取向的神话。法国人冲击巴士底狱，发动了一场大革命，代表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政治取向；美国爆发了独立战争，在战争中践行了自己的政治价值观，谱写了殖民地人民不畏强敌，顽强争取独立的历史篇章，并激励其后人不断地战胜困难和赢得挑战；英国人拥有对辉煌帝国时代的持久记忆，这个时代把“秩序和文明”带给了全世界，而英格兰精英们也从中获得了自信；波兰人保存了民族衰亡、重振河山，以及英勇抵抗直至最终胜利的历史记忆，这大大加强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感。上面这些例子包括了民族的胜利崇拜，也包括引以自豪的牺牲故事，还包括了在政治和技术上的引领要求，它们都表明政治神话发挥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但在德国却找不到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东西，唯有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政治、军事失败，以及对纳粹恐怖罪行的记忆，先是让德国人因羞耻而沉默，然后是历史学家们果断地对这些历史做出了评价。德国的历史记忆同样也可以促进民族性的形成，只不过它们普遍带有负面色彩，起不到振奋人心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德国的处境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其他国家都不用担负类似的记忆，更无须背负如此沉重的道德十字架，日本没有，作为苏联继承者的俄罗斯没有，意大利更没有。虽然德国人这样做了，但由于记忆的内容，他们无法获得自豪感。通过深刻反省得到的政治自我认识，是无法充满自豪地拿出来与他人分享交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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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插图：《阿拉里克的葬礼》，木版画，1875年，依据阿尔伯特·鲍尔1873年发表在《园亭》上的画作所作
当然，人们也可以把这种缺陷看成是优势：在德国，人们终于可以摆脱神话带来的误解和迷惑，既不受神话故事的诱导，也卸去了被迫重演历史的负担，可以单纯地用利益权衡和理性推理来从事政治事务。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揭示这一点正是本书目的所在。“从神话到理性”，中间没有一条笔直的道路，在政治上就更没有了。另外，如果更仔细地考察就会发现，马克斯?韦伯做出的祛魅诊断未免太过忧伤了，无法将其视作迈向更加理性和更加美好世界的进军号角。事实上，“二战”后的联邦德国并非完全没有了神话，只不过这些神话不再牵扯政治，而是关系到个人的富裕生活及其具体象征。一方面，民主德国试图用建国神话来改写德国的历史，用人民起义和革命纲领取代战争与战斗；另一方面，联邦德国放弃了制造官方的建国神话，满足于做一个特别缺乏象征的国家。后者一开始的临时性特征很容易让人们抱有这种心态。因此，对神话叙述和象征性表达的需要，就从政治和国家的层面转移到了市场和消费层面。大众汽车变成了使联邦德国人具有归属感的标志，梅赛德斯则是事业兴旺发达的象征，是成功的证明。夸张地讲，梅赛德斯的星形标记甚至取代了战争年代的铁十字勋章。甲壳虫和高尔夫汽车主宰了市场，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的特性，而梅赛德斯汽车表明，德国人的成就也重新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和认可。雅尼斯?约普林（janis joplin）在歌中唱道：“啊，主啊，你不想给我买一辆梅赛德斯?奔驰牌轿车吗。”当战舰和装甲部队都已成为过去，没有什么比斯图加特的汽车更加鲜明地代表了德国人对世界声誉的渴望。遗憾的是，后来接手企业董事会的于尔根?施仁普（jürgen schrempp）没有明白这一点，他草率地放弃了梅赛德斯?奔驰的名称及其象征意义，而使用了戴姆勒?克莱斯勒这个名字。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失误，最后耗费了数十亿的资金才弥补修正过来。如若他对神话及其影响力略知一二，根本不会让这个康采恩的总部如此破费。神话是富有象征意义的精神资本的积累，只要小心呵护，就可以受益匪浅。不过这个象征性的精神财富也会很快消失。 
"书中插图：《歌德与席勒》，塑像，魏玛剧院前，恩斯特·里彻尔塑，摄于19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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