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曾这样评价莫泊桑：不是按照他所希望看到的样子，而是照事物本来的样子来看事物。他尽可能地展示人的自然本能，揭示现实的肮脏，表现人的可怕、人的痛苦。
莫泊桑是法国现实主义作家，每次读完他的作品后，总会有些不同的感受。似乎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多，对故事中的人物就会有更深一层的领悟。
正如托尔斯泰评价的那样，莫泊桑的作品中，既有人的可怕、也有人的痛苦。没有过多的渲染，只用最客观的笔触，“零度”的笔温，将可怕和痛苦还原，让读者自行品味。
《我的叔叔于勒》就是这样一部作品，故事围绕于勒的起起落落，展现了金钱主宰一切，人们趋利避害的可怕嘴脸，和底层卑微者无力改变生活的痛苦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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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勒是谁？
小说中“我”父亲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叔叔。
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听说，他不务正业，是个败家子。
于勒真的那么不堪吗？他到底怎么想的？
读者并没有在故事中，发现于勒的想法。因为莫泊桑采取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故意将于勒边缘化，让他成为了一名“没有动作、没有语言、没有思想”的卑微者。卑微者只能沉默地承受外界的冷漠和非议，只能一个人在夜深人静时，自舔伤口。
①没有语言
据说他在勒阿弗尔还有亲属，不过他不愿回到他们身边，因为他欠了他们的钱。他叫于勒，姓达芒什，或者是达旺什，总之是跟这差不多的一个姓，听说他在美洲的时候，阔绰过一段时期，可是你看，他如今落到了什么地步。
这一段是菲利普先生向游船船长，确认卖牡蛎的水手身份时，船长说的一番话。对于勒这样的底层穷人，船长甚至连姓氏都懒得搞清楚。
“据说”“听说”这些词，表明了船长的道听途说的。他不屑、也不愿意亲自向于勒证实。因为底层的卑微者，不值得被关注。人性的势力和冷漠，在这一刻通过作者冷静的叙述，被无限放大；于勒连介绍自己的权利都没有，这一点让人看到泪目。
②没有动作
突然，父亲看见两位先生在请两位漂亮的太太吃牡蛎。一个衣衫褴褛的年老水手拿小刀一下撬开牡蛎，递给两位先生，再由他们递给两位太太。太太们享用的姿势很优雅，先用一块精美的的手帕，将牡蛎托起，再将嘴微微前伸，免得弄脏自己的衣裙。
游船上的一切，对菲利普夫妇来说都是新奇的。当菲利普先生，看到漂亮太太吃牡蛎时，他目不转睛地观察太太们的每一个动作，甚至觉得太太们吃牡蛎的样子很优雅。
菲利普的眼睛就像一枚追光灯，只能照到漂亮的太太们，却自动“拉黑”了旁边的老水手（于勒）。在菲利普先生眼中，老水手甚至不配有动作。“拿、撬、递”3个动词，与漂亮太太们一连串的动作相比，简单的不值一提。于勒的卑微，来自于别人的无视，与自己的仰视。
③没有思想
天边远处仿佛有一片紫色的阴影，从海里钻出来。
菲利普夫妇朝思暮想的于勒，居然是一个穷光蛋？莫泊桑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菲利普夫妇，见到于勒后心理的变化。这一段，更是通过景物的描写，渲染了菲利普一家人的失落心情。
那么，于勒有没有认出菲利普一家呢？没有人知道。因为整个故事中，莫泊桑并没有给于勒安排一场内心戏。
这不光是因为小说的角度，是第一人称“我”。也因为于勒只是个卑微的底层贫苦人，所以他想什么不“重要”。而且在金钱至上的社会，他也“不配”拥有思想。
于勒是卑微的，卑微到不能有语言、动作和思想。人生最大的无奈，莫过于拼尽全力，也改变不了现状。底层贫苦人的无力感，通过莫泊桑“零度”的笔温，被放大；世人对底层贫苦人的冷漠与无视，通过莫泊桑冷峻的笔触，被呈现。
小说中，于勒被打上“糟蹋钱、坏蛋、行为不正、流氓无赖”等等负面的标签，成了有家不能回、有亲人不能相认的底层卑微者。
这不光是因为在金钱主宰一切的社会，所有人都染上了铜臭味，还因为世人对待穷人和富人的双重标准：富人挥金如土，是“没脑子的花花公子”；穷人挥金如土，则是“无赖败家子”。
于勒并没有出生在富贵的家庭，但是他却挥霍了自己的遗产，又侵蚀了不少哥哥菲利普先生应得的财产。在金钱至上的社会里，于勒作为穷人，如此挥霍无度，不珍惜金钱。他不仅违反了“游戏规则”，也失去了继续生活在这里的权利。
于勒被送上了去往美洲的商船，在美洲，做起了说不清的买卖、盘下了一个大铺面，还赚了点钱。于是，他写信告诉菲利普，自己会补偿他的损失，并由此在菲利普一家人面前，成了一位“有良心”的人。
但是，“酒醒诗残梦断”。美好的事情，就像握不住的沙，不得不扬了它。于勒“有钱人”的生活还没过够，就又被打回了贫穷的原形。以至于菲利普在游船上，与他重逢时，像躲瘟神一样，避开与他相认。
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当人变成了金钱的“傀儡”，自己的判断，就会完全以金钱为标准。金钱至上的“游戏规则”下，一切都会向金钱看齐。
菲利普夫妇起初视于勒为“败家子”，是因为钱；之后，菲利普夫妇又把于勒，当成了全家的希望，还是因为钱；最后，菲利普夫妇像躲瘟神一样，躲避于勒，依然是因为钱。
遗憾的是，于勒自始至终都没看懂“游戏规则”。否则他也不会，明知自己是穷人，还继续“阔绰”，而不是学会“珍惜金钱”。
一个不懂“游戏规则”的人，自然会被“淘汰”。所以，世人才会站在趋利避害的角度上，厌恶、无视于勒。因为人们会自动拉黑那些“与钱无缘”的人，而亲近“家财万贯”的人。
趋利避害是人类的本能，对于利害的认识，通常取决于价值观的范畴。价值观和价值观体系（包含对利与害的判断标准）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心理基础，是人们对社会存在的反映。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它的“游戏规则”，这听上去就充满了无力感。特别是对底层贫苦人来说，更显得无可奈何。也许于勒就是不想遵守“游戏规则”，受困于金钱，才想要极力摆脱金钱控制的吧。
遗憾的是，在《我的叔叔于勒》的故事中，蝼蚁始终难以撼树。而莫泊桑，就是想要我们看到“蝼蚁们”的无奈。
如果说，金钱至上的社会下，底层贫苦人是卑微的，也是无奈的。那么，于勒就一定得是悲剧收场吗？毕竟菲利普一家也是穷人，可他们却还能成为游船上的旅客，享受客户般的待遇。
所以，于勒的悲剧结局，其实和他的性格也有关。性格决定命运，美洲失败后，于勒不敢重头再来，甚至连说出真相的勇气都没有。因为他懦弱到无法面对亲属，更没有能力还债。
如果在美洲失败后，他没有放弃自己，重新来过，说不定一切会不一样。就算结局依然不尽如人意，但至少曾经努力过。
于勒逃避现实，不敢面对问题的懦弱行为，实际上是一种鸵鸟心态。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也像于勒一样，害怕面对问题，更害怕重头再来。所以，才会错过了很多的机会，甚至与很多对的人遗憾擦身。
鸵鸟心态：遇到危险时，鸵鸟会把头埋入草堆里，以为自己眼睛看不见就是安全（不过有说法认为这其实是种误解）。后来，心理学家将这种消极的心态称之为“鸵鸟心态”。
于勒的鸵鸟心态，“害”他失去了亲人，也失去了活着的尊严。他甘于活得潦草，甘于成为卖牡蛎的贫苦人。
像鸵鸟一样，遇到危险，把头埋入沙坑，其实就是“掩耳盗铃”。但是，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能失去重头再来的勇气。因为只要可以重头再来，就一定会有逆风翻盘的机会。
有心就有梦，有梦就有实现的一天。虽然金钱至上的社会，让于勒有太多的无可奈何，但是真正注定他悲剧的，还是他自己。
于勒没有重头再来的勇气，也不敢面对失败，更不敢告诉菲利普真相。现实社会中，当我们面对失败时，也一定会给自己催眠，将一切都归为外因，或是想办法逃避现实的问题。
但是，推卸和逃避可以换得了一时舒服，却换不了一世舒服。就算再失败，只要自己不放弃，有勇气重头再来，才能真正过得踏实、过得舒服。
这并不是喊“口号”，因为现实生活中，就是有不怕重头再来的勇士，改写了自己的人生。张俊成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不怕重头再来，一只破茧而出的蝴蝶。
张俊成来自山西，家境贫寒，初中没读完，就不得不外出打工，贴补家用。贫苦的底色，是道不尽的沧桑和无奈。张俊成只身来到北京大学，成为了一名保安。
也许是北大浓厚的学习氛围感染了张俊成，也许是上天想要再给他一次机会。张俊成在北大教授的指点下，开始读书学习。最终，参加成人高考，成为了一名北大法律系（专科）的学生。
虽说“行行出状元”，保安的工作同样值得尊重。但令紫陌更敬佩的是，张俊成没有被既定的现实困住，边工作边学习，努力改变命运的决心。
他相信读书改变命运，但对于初中都没毕业的他来说，想要考上北大，“难于上青天”。因为“罗马非一日建成”，他还差得远。但是，知识的差距，没有击溃他，反而让他振作，并燃起了重头学习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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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成开始读文学、哲学、历史等类书籍。除了工作，就是读书、抄书、写日记，宿舍熄灯后，就在被窝里，拿着手电筒看书。
终于，“梅花香自苦寒来”，他没有辜负自己的努力。也通过自己的成功逆袭，告诉我们：任何时候，只要不放弃自己、认清自己的不足、敢于挑战自己、从头再来，奇迹随时会发生。
如果于勒能有张俊成的勇气，不怕重头再来，或许他也不用悲剧离场。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白发苍苍的时候，清单上还留下了很多的愿望未完成；莫过于在世时，没能为自己拼一次，而是寄情于“唯有来生把梦还”。
梦想是在不断重复中实现的，如果一次没成功，就再试一次。毕竟“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愿我们无论何时，都能清楚地认识自己；无论遇到任何困境，都不缺少重头再来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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