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海帆
（40）、瞿家：祖孙同命不同朝
1910年瞿鸿禨年届花甲，这年他的次子瞿宣治生了个儿子，因和祖父瞿鸿禨同一属相且都在阴历六月出生，瞿鸿禨喜不自禁，为其取名瞿同祖，但是，他万万想不到的是，他这个名叫“同祖”的孙子到了人生的后半截也有着和他相同的命运。
1965年，最剧烈的时代风暴的前锋已经到达中国大地，这年，中央印发《二十三条》、城市知识青年开始下乡、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成立，7月份前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回到中国，而在两个月后的9月4日，去国21年、时年55岁的瞿同祖也跨过深圳的罗湖桥回到祖国，有些文章介绍说，瞿同祖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归国，表现了他强烈的“家国情怀”和“爱国之心”，是放弃了国外优渥的研究条件和生活的“毅然决然”之举，而事实上果真如此吗？
有人说，看看书架上的书，就大概知道主人的思想、格调和爱好，而此时，如果有人能看看瞿同祖的行李，大概也可以搞清楚他此时的思想状况，结果可能就是，他是在“搞不清楚状况”的情况下回国的，因为，他的行李中竟然有很多张古典音乐的“黑胶唱片”。
在从加拿大飞往香港的航班上，在从深圳到北京的沿途，瞿同祖可能还幻想着回国后与妻子、儿女团聚，在国家重要的研究机构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室和比国外更丰富的第一手关于中国社会研究的资料，然后在空余时他可以冲泡一杯咖啡，悠然自得地听着交响乐和歌剧，可是，当他睁开眼睛看到红彤彤的世界之后，他的幻想就永远是幻想了。
别说听古典音，就连自己“哼哼”几句也没那心情，妻子赵曾玖属于1949年就“毅然决然”地从美国归来的那一批，可一回来就在“肃反”中从北京被下放到了中科院贵州分院教英语，暂时还无法和他团聚，本来他联系好了回来在中科院历史所工作，但第二年“大革命”开始，在一切都被“砸烂”的情况下，他成了没有接收单位的“无业游民”。尽管他没有“享受”时代的“特殊待遇”，但从北京到湖南，再从湖南到北京，他连个家都没安顿下来，结果在两地招待所“自费隔离”，直到1971年，才被安排在湖南省文史馆工作，而在这6年中，住在招待所里的大学者瞿同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虚度岁月”。
6年对于一个学问家来说意味着什么？6年对于55岁到61岁的、正在“当打之年”的瞿同祖又意味着什么？
如今有人评论瞿同祖是“中国社会学史上的失踪者”，是指他“学术生涯被腰斩”、“报国无用武之地”，除了在西南联大期间写下了《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以及在海外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研究室研究员、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期间写的《清代地方政府》这两部“重量级”的研究专著和回国后在1976年与夫人赵曾玖合译了一本内部读物《艾登回忆录·清算》之外，其他则无任何重要研究成果留存于世，因而他也没有获得与他燕京大学的同学费孝通等一样的“著名社会学家”等称号。
1978年，“科学的春天”终于来到，在两年前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瞿同祖才“转正”，而此时“虽然有了花生仁，但已经没了牙了”,年届7旬，身体衰弱的瞿同祖有心无力，既没有再写书也没有收学生甚至单位都很少去，他在家中喝着咖啡、听着古典音乐，思绪在人生的前半段与后半段，情绪在表面的“无怨无悔”和深度的痛楚与遗憾，态度在缄默到底与从不自卑之间来回切换，就这样，他又过了20多年才走完了自己的人生，2008年10月3日，在海外享有盛誉、拥有哈耶克这样的忠实读者的“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瞿同祖去世，享年97岁。
瞿同祖与祖父瞿鸿禨同一属相，而如果将他们祖孙的人生后半场相比，也是非常相似。1907年，清廷军机大臣、当时慈禧身边的“红人”瞿鸿禨主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史称“丁末政潮”，当时瞿鸿禨的“战友”还有岑春煊（见《民国的近亲和远亲之十八:岑家》）但是，“运动”非但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瞿鸿禨还因此被撤职回到湖南长沙老家，此时他和瞿同祖回国时的年龄差不多，时年57岁。
在清末的高官中，瞿鸿禨特立独行，崇尚节俭、为官清廉正派，被誉为清廷的“一股清流”，瞿鸿禨无不良嗜好，不吸鸦片也不纳小妾，可是这样的人，在中国的官场上是很难“吃得开”的。进入民国后，瞿鸿禨和上海的一群“前清遗老”陈三立、郑孝胥等来往密切，还弄了个诗社，经常吟诗作对，逍遥度日，而不像其他“遗老”还偶有不甘寂寞的“出世”，瞿鸿禨则“一退到底”，包括袁世凯等任何人请他出山他都不允，就在这种近似隐居的生活中，瞿鸿禨走完了他68岁的人生。
瞿鸿禨是湖南长沙人，但却钟爱杭州西湖山水，做寓公时他常和亲家母曾纪芬（见《民国的近亲和远亲之三十九》：聂家）及子女畅游西湖，为此，按他的遗愿，他死后被葬在西湖灵隐永福寺侧。虽然瞿鸿禨生前被罢了官，但无论生前还是身后他都不寂寞，多年后，他的继室傅婉漪，也就是民国要人朱启钤的姨母，还有长子瞿宣朴，次子瞿宣治和儿媳余倩芬，以及他的密友陈三立和长子陈衡恪（见《民国的近亲和远亲》之二十七：陈家）都来此和西湖一带与他共同“埋骨湖山，相聚胜景”了。
瞿宣治就是瞿同祖的父亲，他是民国初年的外交官，精通法、英、德三国语言，曾出使瑞士、荷兰，但在1923年，36岁的他在归国途中染病去世。瞿鸿禨的三儿子叫瞿宣颖（曾国藩外孙女婿），瞿宣颖是1919年复旦首届本科七名毕业生之一，他后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国史编纂处处长、印铸局局长，还在南开、燕京、清华、辅仁等大学任教，他是国学功底深厚的文学家和史学家。
瞿宣治的妻子余倩芬，也就是瞿同祖的母亲是长沙清末进士余肇康的女儿，余肇康也是一位“实干型”的官员，任武汉知府、汉阳知府、山东按察使、江西按察使等职务时，他在兴修水利、注重教育等方面办了不少事情，1906年，余肇康因“南昌教案”被罢官，回湖南后还一度出任过粤汉铁路总公司总理，主持修建了长株段铁路，辛亥革命后，余肇康也住在上海，一直活到76岁。
余肇康还有个女儿嫁给了湖南人朱宽浚，朱宽浚是清末长沙首富和大慈善家、湖南近代实业的开拓者朱昌琳的侄孙，他爷爷是朱昌琳的弟弟朱昌藩，朱昌藩生有三个儿子，小儿子名朱访绪，朱访绪又生了6个儿子，三儿子就是朱宽浚，小儿子名朱宽澍，1998年，这支朱元璋在湖南的后裔中出了一位国务院总理，他就是朱宽澍之子朱镕基。
其实，瞿同祖在1965年归国之前曾于1963年借道香港回过一次中国，在这次行程中，他顺道看望了几位原先“燕大”的师友，回国时，他是由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安排的，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当他离开时，一份有关他社会关系、思想立场的“瞿同祖情况”就被“侨委”提供给了“上面”，其中的重点就是他与“反动恩师”张东荪的关系，这些情况无疑对“浑然不知”的瞿同祖日后的命运有着直接的影响。
和瞿同祖不一样，他夫人赵曾玖回国时间早，受到的政治“熏陶”比他多，脑海中的“弦”绷得也比他紧。瞿同祖曾对归国多有顾虑，在1962年8月给赵曾玖的信中他写道“国内连年灾荒，食物缺乏，我身体有病，恐难支持，我不能生产，坐耗粮食，对国家反是一种累赘，对你及儿女也是一种负担，如我回来不能适应，你们见面也不会安心。”鉴于此种心境，他提出了让妻儿一同返回美国和可“常回家看看”的、带有很浓厚的“书生气”的“团聚”方案，而赵曾玖则明白除了组织，自己设计的任何方案都是天方夜谭。
于是，赵曾玖不敢隐瞒，她带着信去找统战部等组织，还附上报告“（同祖）羁留迄今已十七年，亟思回国，顾虑甚多，一时不可成行。儿女和我百思不得上策，拟请你部指示方法，帮助解决，争取同祖早日返回祖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而在今天看来，她写的这份以及其他几份报告，虽然看上去是在“请示”，但是多少还透着一个知识分子的“劲”，尽管这个时候，赵曾玖已经因“特务嫌疑”被遣往当时还相对偏远的贵州了。
赵曾玖说话带着家乡口音，她是安徽人。和那个时代许多“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一样，她比谁都显得更“要求进步”，但是她的家庭背景实在太“扎眼”了。
她出自安徽安庆最为显赫的赵家，她的爷爷叫赵畇，赵畇的女婿也就是赵曾玖的姑父就是大名鼎鼎的李鸿章，这样，《民国的近亲和远亲》首次走进了吴头楚尾的江淮大地。（未完待续）
本文参考资料：
1、《一九六五，瞿同祖归来》（作者：吴景健）
2、《埋骨小西天的清流名臣瞿鸿禨》（作者：逸尘）
3、《著名历史学家瞿同祖访谈录》（作者：赵利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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