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看电影《战洪图》，还是1975年，当时河南驻马店地区刚刚经历了一场真正“千年一遇”的大洪水（3天降雨量达1605.3毫米，而正常情况下河南的年平均降雨量仅为600毫米左右），到处都是抗洪救灾的气氛，而我还是一个懵懂少年，看电影时，居然糊里糊涂地认为这反映的就是河南抗洪事迹，只是有点不解为什么能这么快就被搬上了银幕？
虽然在影片故事背景上闹了笑话，但这部电影史诗般的风格，人定胜天的气概，还是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几十年来一直难以忘怀。
更何况，随着七十年代的终结，“希望的田野”旋律响起，这部电影所传递的精神气质，似乎成了某种绝唱，这就更让人留恋了，就好比是一坛好酒，时间越是久远，就越是香味醇厚。
这次，河南再次遭遇洪灾，我又想起了这部电影，找来一看，才发现讲述的是华北海河地区的人民公社社员群众抗击洪水的故事。
不过，华北也好，中原也罢，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区别不大，他们都共享同一种精神气质——我将其命名为“新中国气质”——其基本特征是不会被任何困难所吓倒，也不会为任何敌人所屈服，战天斗地，苦干巧干，永远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战洪图》是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
六十年代初，一场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在华北爆发，海河地区冀家庄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威胁。
在洪水面前，冀家庄人民表现出了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大队党支部书记丁震洪（鲁速 饰）带领社员冒着暴雨加固、加高大堤，两次战胜洪峰，保住了公社大田。
然而，由于洪水持续上涨，天津市和津浦铁路危在旦夕，为了确保这两处国家战略目标的安全，上级要求冀家庄人在刚刚修好的大堤处炸堤分洪。在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剧烈冲突面前，大队长大勇（村里 饰）产生了本位主义思想。丁震洪则从全局出发，做通了大勇的思想工作，坚决服从全国一盘棋的要求，执行了上级的决定，并在炸堤分洪前，转移了全体社员和粮食、种子、化肥等重要物资。
冀家庄人民在战胜洪水的同时，还战胜了暗藏的阶级敌人王茂（孙树林 饰）进行的种种破坏。洪水退后，丁震洪又带领社员生产自救，夺得了当年粮食大丰收。
这时，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冀家庄人民又满怀豪情地投入了治理海河的新战斗。
《战洪图》的创作，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直接相关。
1963年8月，海河流域遭遇特大洪水, 河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和全国人民支援下, 以气吞山河的革命气魄战胜了这场洪水。
不久，毛主席在去南方视察途中, 在邯郸召见了省委书记林铁, 询问这次抗洪斗争的情况，并特意问到有没有在舞台上歌颂抗洪英模？并指示这样迅速战胜特大洪水的事迹应很好地宣传。
河北省话剧院听到省委的传达后立即采取行动，派副院长鲁速到大城县姚马渡和小张庄体验生活，搜索素材，进行创作。
鲁速很快写出了大型话剧 《风雨同舟》，并在演出后获得了一致好评。此后，根据省委领导和专家的建议，鲁速再次带领演职员到河北省的重灾区献县南河头大队去深入生活，他们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直接感受人民群众战天斗地的伟大气概。
在南河头，鲁速采访到大队长、省劳模张本林。洪水到来后他主动承担分洪任务，大水进村后他先帮社员们转移, 最后才转移自己的家人。全大队五百间房屋在洪水中全部倒塌，但仅仅过了一年，没花国家一分钱，他就带领社员动手盖起了四百多间卧砖到顶的新房，装上了玻璃门窗，街道上栽上了树、电线杆上架好了线。
鲁速后来总结说，
“在南河头的日子里, 我如同进了一次学校。尤其是张本林的许多事迹, 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示。”
经过深入体验生活和多次修改和完善，《风雨同舟》改名为《战洪图》，1965年3月20日, 在北京首都剧场演出并获得巨大成功，创造了连演51场，仍然一票难求的纪录。新华社以“伟大的党、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的豪迈颂歌——话剧《战洪图》受到观众热烈欢迎”为题报道了演出盛况。
许多领导和文艺界知名人士也观看了演出，郭沫若还为《战洪图》题诗一首：
暴雨苍穹破，
狂涛万顷连。
徇私人落伍，
抢险众争先。
保得天津市，
夺回公社田。
英雄真遍地，
主席在身边。
1966年，《战洪图》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彩色故事片；1974年被再次拍摄成同名电影。
在第二次拍摄《战洪图》时，主创兼主演鲁速的身体已经很差，当年拍摄的条件又非常艰苦，鲁速往往要靠输液来维持，但他仍然塑造了丁震洪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影片拍摄完成后，鲁速一病不起，再也没有完全恢复，1977年就去世了，年仅51岁。
《战洪图》成了这位人民艺术家永远不朽的纪念碑！
《战洪图》影片一开始，就是在丰收在望的公社田野上，丁震洪用架子车拉着一台变压器，满心喜悦地迎面走来，变压器进村后，社员们个个喜出望外，像围观新媳妇一样围观变压器。
这一组镜头是简约而意味深长的，它直观而形象地说明了新中国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也为后来决定分洪，宁肯淹掉自己的房屋和田地也要保住工业重镇天津的合理性做了铺垫。
新中国是在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下开始自己工业化进程的，历史的条件和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中国只能靠高积累、低消费的方式筹集工业化资金，工业化的成本主要由农业来承担。
但是，这种承担和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不同，不是城市和工业对农村、农业的单方面的剥夺，而是也包括了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和反哺，工业化的成功，同时也意味着农业的电气化和机械化，而这个“像新媳妇一样的变压器”，正是打开电气化大门的钥匙。
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新型的城乡关系，决定了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都不能单纯地站在自己眼前利益的基础上看问题，而应该以国家主人的身份，从全局的利益上看待问题。
《战洪图》中的主要人物，都散发着今天容易陷入伤感和自怜自艾的城市小布尔乔亚观众所难以理解的“主人翁”气质，在丁震洪所代表的这些社员和积极分子们看来，无论是抗洪、分洪还是生产自救，重建家园，包括自带干粮、工具参加轰轰烈烈的根治海河运动，都是“自己的事”，既没有什么可推辞的，更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这种“自己”，不是自由主义意义上孤立无援的“自己”，而是建立在“整个国家，全部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我们的，我们就是宏大队伍的一部分”基础上的“自己”，所以，这种“一切靠自己”是积极的、乐观的、深信可以得到党和全国人民支持的、充满必胜信心的，而不是苍凉的、孤寂的、凄凄惨惨的。
就影片给定的情景而言，如果仅仅站在冀家庄的立场上，把自己的家园变成分洪区是不合理的，天津和津浦铁路关我何事？保住我家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如果站在国家主人的立场上，暂时牺牲冀家庄来保住天津就是合理的，更何况，有了天津代表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未来，作为农村的冀家庄的未来也就有了保证。
《战洪图》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仅讴歌这种主人翁精神，同时也展示了确立这种主人翁精神是不容易的，是要经过艰苦的思想斗争的，大洪水由此变成了一场洗礼，使人们的精神境界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影片的结尾，避开洪灾的天津，拿出自己全部的热情回报分洪区的农民，用飞机、车辆和舟船向分洪区运送大批救灾物资，形象地诠释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含义。
1974版的《战洪图》和1966版相比，最大的变化，是王茂从一个思想落后的富裕中农，变成了暗藏的阶级敌人，一个隐姓埋名，逃亡到冀家庄的伪军官。
王茂创造了一个经典的桥段——他在房间里偷偷查看自己暗藏的变天账和身穿军官制服的照片，窗外风雨大作，电闪雷鸣，王茂幸灾乐祸地狞笑道：
“下吧，下吧，下他个七七四十九天，我才高兴呢！”
王茂所做的一切，就是破坏抗洪。他利用了大队长大勇的本位主义思想，一开始想让大勇把精力集中在生产上，忽视迫在眉睫的洪水；决定分洪后，他又唆使大勇徒劳地把劳动力用来搞注定失败的“护村围堰”，放弃转移粮食、种子等重要物资，待到他的阴谋被丁震洪一一识破后，他孤注一掷，企图剪断炸堤的电线，被丁震洪事先布置的民兵当场抓获。
王茂这样一个人物的设置，后来颇受诟病，被认为是“图解阶级斗争理论”、“公式化”，等等，我一度也认为有道理。
但这些年来，尤其是在经历了为保卫狼牙山五壮士荣誉和旧炎黄春秋集团进行的法庭斗争、经历了对小说《软埋》的批判和对电影《八佰》的阻击等一系列斗争之后，我深信王茂这样的人物是一个相当数量的存在，当然他们可能并不像电影中的王茂那样一望而知就是坏人，也未必有一个前伪军官等身份，他们比王茂要光鲜亮丽得多，并且俨然是主流精英的一员，但他们在本质上和王茂是一样的，他们都不希望中国成功，不希望社会主义成功，爱国网友给了他们一个恰当的名字——“恨国党”。
即如当下的抗疫斗争来说，难道不是有很多人不希望中国取得胜利吗？否则的话如何理解去年围绕“武汉日记”而进行的斗争呢？日记的作者为什么要渲染失败主义情绪呢？为什么要制造“满地无主手机”的谣言呢？她难道不是在像王茂破坏抗洪那样破坏抗疫吗？
所以，现在看来，《战洪图》中王茂这样的人物设置，一点都不是“图解”或“公式化”，而恰恰是尊重生活逻辑，尊重现实规律的结果，一厢情愿地认为王茂这样的人物不存在，才是幼稚可笑的。
《战洪图》已经成为一座丰碑，它记载着我们民族所曾经达到的精神高度；《战洪图》也会成为一个力量源泉，就像古老的“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的故事一样，将继续鼓舞我们在未来战胜一切困难和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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