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说《围城》分析

纳兰拓写作团队 tina glen

初稿于20080712 再写于20190519

现代小说《围城》大家已经是耳熟能详了，特别是当年陈道明演的电视剧《围城》又把大家带入了一个阅读该书的高潮。其实它的主题象征并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它的内容是可以说是多方面的，它的主题和象征也是多层次的。它的象征源自书中人物对话中引用的外国成语，“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但如果仅仅局限于婚姻来谈“围城”困境，显然不是钱锺书的本意。“围城”困境是贯穿于人生各个层次的。方鸿渐又重提此事，并说道：“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这就是点题之笔。

钱锺书在全书安排了许多变奏，使得“围城”的象征意义超越婚姻层次，而形成多声部的共鸣。《围城》从“围城”这个比喻开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类的“围城”困境：不断的追求和对所追求到的成功的随之而来的不满足和厌烦，两者之间的矛盾和转换，其间交织着的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执著与动摇——这一切构成的人生万事。就婚姻而言，我们观察到它的主要五种功能之一都可以成为人追求的切入点和环形追求的目标。这五种功能为：精神层面的交流、性的满足、经济利益的满足、生儿育女的需求、志同道合的理想境界。入口是其中任何一个，但是这五个功能但凡有一个没有达成，就会演变成遗憾，甚至是分道扬镳，各奔东西。

“围城”困境告诉我们人生追求的结果很可能是虚妄的，这看起来好像很有点悲观，但骨子里却是个严肃的追求，热忱深埋在冷静之下，一如钱锺书本人的一生。他揭穿了追求终极理想、终极目的的虚妄，这就有可能使追求的过程不再仅仅成为一种手段，而使它本身的重要意义得以被认识和承认，使我们明白追求与希望的无止境而义无反顾，不再堕入虚无。但钱锺书并不是要简单地演绎这个比喻，他还要下一转语，不时地消除“围城”的象征。

钱锺书的夫人杨绛曾经说，如果让方鸿渐与理想中的爱人唐晓芙结婚，然后两人再积爱成怨，以至分手，才真正符合“围城”的字面原义；钱锺书在《谈艺录》中批评王国维对《红楼梦》的误读时，也说过类似的话。方鸿渐想进入唐晓芙的围城却始终不得其门；苏文纨曾经以为已经进入了方鸿渐的围城，其实进入却等于是在外面，而当她与曹元朗结婚并过上真正的市侩生活时——那种生活在钱锺书看来是绝对应该逃离的，她却安之若素；她曾经似乎已经进入了文化的围城，但她只有在成为发国难财的官倒时，才真正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处，你用枪逼着她也不愿意出来的。方鸿渐并不想进入孙柔嘉的生活，可是他糊里糊涂地就进去了；结婚后，他也有想冲出来的冲动，但他是个被动的人，不敢行动，也不会行动。从表面上看，方鸿渐去三闾大学的经历与“围城”的比喻是最相吻合的，但实际上，方鸿渐之无法在三闾大学如鱼得水，是因为他还有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分子操守，或者说最基本的做人的操守。高松年、李梅亭、汪处厚，这些人在那里舍得出来么？

而在《围城》的人物形象方面，不但有李梅亭、曹元郎、高松年、周经理、范小姐等廖廖勾勒几笔却给人深刻印象的漫画式人物系列，更值得珍视的是方鸿渐和孙柔嘉这两个独特的人物。方鸿渐甚至被有些批评家称为“围城人”。他是个被动的、无能的、意志不坚定的、经不住诱惑的人，更是一个失败的人，他的失败是因为他面对现代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和严重的精神危机而缺乏与之对抗所应有的理性、信仰、热情和力量，也因为他还不算是个卑鄙的人，还有点自知之明，有时候还想保持一点做人的尊严。这不上不下的位置是尴尬的。很多学者把他与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的形象联系起来，但“多余人”的悲剧在于思想上开始觉醒而缺乏行动的勇气和历史条件，而“围城人”的悲剧在于他的庸常。“多余人”会给人以时代的前卫和英雄的感觉，而“围城人”却跟我们一样，作为普通人徒劳于找寻解脱或依附。

就像一无用处的贾宝玉是《红楼梦》中几乎唯一的好男人一样，方鸿渐也是《围城》中最好的人——或许除掉唐晓芙。在整部小说里，只有一个唐晓芙，是纯洁而可爱的。这是因为她对方鸿渐来说，还是虚无缥缈的，无望不可即的，所以，她是一个幻象。而但凡有真实感的人，就都是可笑的、猥琐的、虚荣的、卑鄙的。方鸿渐优于里面的每一个人。我们知道，乱世是英雄或枭雄的天下，懦弱者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既不作恶也无英雄气概、既与世无争又于世无补的方鸿渐，是注定要失败的。方鸿渐的悲剧是现代社会人性异化的结果和对比。

但《围城》人物谱里更有独特意义的是孙柔嘉。这个怯生生的小女生，这个似乎没有什么主见的小女生，这个小鸟依人地交付方鸿渐照顾的小女生，却是个最工于心计的人。这种既柔又嘉、却暗自阴柔而且柔能克刚的人，就像一个甜蜜的圈套，却掌控着自己的婚姻、生活和命运，也掌控着方鸿渐的婚姻、生活和命运。这是一个极具中国文化内涵的人物形象，中国道家文化中的所谓“阴柔”，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所谓“权谋”，都可以在她身上找到影子。在钱锺书之前，甚至之后，似乎还没有人写出来过。但她不是一个文化符号，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具有全部复杂性的人，当她掌控一切后，婚姻、生活和命运，却又似乎全都失控了，这个转折表达了另一个层面的“围城”困境，也使我们无法用三言两语来概括这个人，就像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说不尽的一样，她也是说不尽的。

《围城》被很多人誉为现代的《儒林外史》，是因为钱锺书在这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讽刺了知识分子。这种讽刺基于时代的和人性的的原因，也基于钱锺书个体的原因。先说个体的原因。钱锺书是个不世出的天才，同时，他也是最纯粹的学者，对学问怀着最深挚的虔诚，在学术上他不能容忍一丁点儿的虚伪和取巧。在这种目光注视下，一般的所谓“学者”，要不可笑也就很难了。比如他经常讽刺学者抄卡片，《围城》中的头号小丑李梅亭就有一个铁皮卡片箱。其实一个教书匠肯花力气抄卡片已经是颇为值得表扬的了，但在钱锺书看来，读书而没装在脑子里融会贯通，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围城》中的文化讽刺更多的是基于中西文化冲突、碰撞的历史平台，而这正是钱锺书的着力点之一。一是以现代文化观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弊端，如方鸿渐的父亲方老先生的迂腐，他推荐的线装书中“中国人品性方正所以说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圆滑，所以主张地是圆的”之类。二是嘲讽对西方文化的生搬硬套，“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丁，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如曹元朗摹仿“爱利恶德”（艾略特）《荒原》的《拚盘姘伴》诗，又如买办张先生式的洋泾滨。三是探讨对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吸收中的荒诞，如方鸿渐在家乡中学演讲时所说的，“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又如三闾大学中的“导师制”。

但《围城》中的讽刺更多的是基于对人性的解剖。比如方鸿渐著名的克莱登大学假博士，集中体现了人性中的欺诈、虚荣、软弱、对环境的无奈等等，又如李梅亭偷吃烤地瓜、陆子潇以国防部、外交部信封唬人、范小姐用不通的英文假冒作者赠书给自己等等，举不胜举。读者扪心自问，做过这些事的似乎不止这些人，有时也包括自己，就好像我们在阿q的脸上看到自己的相貌特征一样。

钱锺书在《〈宋诗选注〉序》中说，文学作品应该“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而《围城》就是他的理论的最好实践。大部分成功的文学作品都一定有成功的心理描写，但钱锺书的心理描写与众不同，关键就在“曲传”“未吐露”的心理，在方法上，一是以情节曲传心理，并且调动一切表面看来无助或破坏那中心情景的琐屑细节。如结尾一章，方鸿渐与孙柔嘉吵架后，正回家想消释柔嘉的怨气，柔嘉刚才正向姑妈讲鸿渐的不是，害怕已被鸿渐偷听到，方鸿渐其实并没听到，只得摆空城计：“你心里明白，不用我说。”结果柔嘉心虚之下，说“本来不是说给你听的，谁教你偷听？”这就无异承认了她在“背后糟蹋”方鸿渐，结果正准备向妻子低头的方鸿渐和一心想给丈夫找个好工作的孙柔嘉竟然越吵越厉害，终于走向“不离而散”，不欢而散。第二个常用方法是通过一系列的妙喻来曲传人物的心理，如赵辛楣与方鸿渐初次见面，赵“傲兀地把他从头到脚看一下，好像鸿渐是页一览而尽的大字幼稚园读本”，充分传达了赵对情敌方鸿渐的故作姿态的轻视，因为一来赵因为追求苏小姐而确实在乎方，要给他一个下马威，一来因为他知道方得了个克莱登假博士还在报纸上登广告，确实看不起他。接下来“他的表情就仿佛鸿渐化为稀淡的空气，眼睛里没有这人。……鸿渐真要觉得自己子虚乌有，像五更鸡啼时的鬼影，或道家‘视之不见，抟之不得’的真理了。”

这些显示了钱锺书的特点：博喻。博喻有两层意思，一是在全书广泛地使用妙喻，一是它的本来定义，即一个接一个的比喻纷至沓来，形容同一个事物。钱锺书的博喻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时时与心理刻划结合在一起，并且带有深厚的学养，充满了机智，如上举例子中竟然以抽象的道家思想来形容一种心理感受。而机智与好辩及博喻结合在一起，集中地出现在方鸿渐为自己做错的事辩护时，如他写给唐晓芙、苏小姐的信等。举一个最简单而微型的例子，赵辛楣称方鸿渐为“同情兄”，因为同一个地方做事叫同事，同一个地方学习叫同学，而同一个情人，则叫同情。

细细品味《围城》，就像喝着一壶老酒，半醉半醒，体会着人生的百味，慢慢醒来，继续前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