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黄信尧 图 / 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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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信尧反套路。
当很多看过或者听过《大佛普拉斯》的人们以为这部电影将为他掀起人生高潮时，他却说：“不应该回到原来的生活吗？”
2017年台湾电影金马奖上，《大佛普拉斯》“十项提名五项大奖”风光无限，导演黄信尧获得最佳改编剧本奖和最佳新导演奖；2018年香港电影金像奖上，该电影被评为最佳两岸华语电影；就在不久前，《大佛普拉斯》又被确认将代表中国台湾地区角逐明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黄信尧的“行情”理所当然地涨了。
别人找他谈合作时总会小心翼翼地问：“您有助理吗？我和您助理联系。”
“没有。”
“导演，您到了，我们来门口接您。”
“不用不用，告诉我地方就行。”
黄信尧觉得他们过分礼貌了。“倒没有到谄媚。谄媚的我就不想理了，太虚伪。”2018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黄信尧在台南火车站附近的一个茶座接受了采访。他穿一件墨绿色t恤，背一个黑色书包，采访前从七股骑了一个小时摩托车到市区——台南七股乡是他住了二十年的地方，几百个居民、一家杂货店，到晚上7点马路上就空空荡荡。他的另一个住处是新北市的地下室，便宜、潮湿、没有邻居，黄信尧喜欢这样的清静。
得奖之后，有朋友建议他重开facebook以方便合作方联系。他拒绝：“想找到我的人总会找到我的啊。”也有学弟和他吃饭说：“你现在可以去干很多事了。”黄信尧回：“我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对钱很没有兴趣。你问我喜不喜欢，我说我喜欢，但我对赚钱不是很积极。”对方没办法，听完一直笑。
“缺钱也不一定要去赚钱嘛，你就让他缺钱好了。就像你不喜欢喝水，但你会口渴。”黄信尧说。他今年45岁了，《大佛普拉斯》之前他从来没获得过拍摄剧情长片的机会。他是一个从业二十年的纪录片导演，获得过海内外的一些奖项，可这些奖始终没能帮他摆脱生活和创作的困境。去年春天电影剪辑结束后，他就申请了台中市的一个纪录片项目，因为“台湾导演费没那么丰富，所以要赶紧找工作啊”——从过去到现在，黄信尧一直在这样的状态里来来回回，有时候手上片子还在拍，就得担心下一部。
这两年《大佛普拉斯》横扫各大影展，为电影拍摄剧照的摄影师刘振祥出版了一本摄影书。在序言中，影片监制兼摄影师钟孟宏说：“因为金马奖的关系，我认识了黄信尧，而且也就是这样，我才慢慢觉得台湾电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让一个那么有才华、而且已经年过中年的人，每天还在为了钱奔波，更重要的，奔波了那么久，他裤子里依然也没半毛钱，虽然每年有那么多台湾电影出来，但是他永远不知道机会在哪里。我一直深信只要他认真拍的话，他绝对可以超越现阶段百分之九十的电影从业者，包括我自己。”
拍摄过《第四张画》《一路顺风》等作品的钟孟宏导演是在2014年发现黄信尧的。当年短片《大佛》提名了金马奖最佳原创短片，没得奖，剧本创意却让评审钟孟宏大笑不止。他找到黄信尧，问他有没有意愿拍成长片。黄信尧懵了。
为了拍短片，他已经负债80万新台币了——而据黄信尧的纪录片制作人王派彰说，那个时间点的黄信尧其实正在人生的谷底徘徊：是继续拍下去，还是从此离开这个行业？
2017年11月25日，台北，第5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黄信尧凭借《大佛普拉斯》获得最佳新导演奖和最佳改编剧本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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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结果当然众所周知，黄信尧拿起执导筒，技惊四座。
然而这依然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励志故事。
命运转折前他没有涕泗交加，命运转折后他也没有飞黄腾达。
无厘头的黄信尧，曾受iphone plus启发，直接在短片《大佛》后面加上plus（音译普拉斯）作长片名。可他本人的日常，除了偶尔会被老朋友调侃“今天又和哪个女明星约会”，却没有发展出普拉斯的版本：该剪的片子还得剪，该吃的饭还得吃，创作的苦，该受的还得受。
电影拍完他说：“面对生命的可悲，人们只能直视它，然后转身默默地继续生活。”王派彰则有些忧虑：“我担心啊尧又会回到谷底。他不是被社会规劝出来的、能被教导的人，所以他拍出来的不是正常人的角度，他不可能变成主流的导演。如果是的话，我会非常惊讶。”——不要担心“啊尧”的"啊"是错别字，也不要担心破折号后作者突然跑出来说话是不是符合人物报道规矩。用口字旁是黄信尧的坚持，作者帮忙离间阅读体验、三不五时出来讲几句话则是理解黄信尧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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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部电影是华文创和甜蜜生活联合提供，由业界最专业的甜蜜生活来制作，我们邀请业界最难处的叶女士和钟先生来担任监制，我是始终如一的导演啊尧，等下放映过程当中，我会三不五时出来讲几句话，宣传一下个人的理念，顺便解释剧情，请大家慢慢看，就先不打扰了，需要的时候，我才会再出来。”
充满黑色幽默的《大佛普拉斯》确实不是一个工业流水线产品。电影画面还没出现时，黄信尧平缓又懒散的话语就开始在耳边“聒噪”了。之后100分钟，这个声音时不时“骚扰”观众，有时加几句荤段子的评论、有时调侃剧中人物、有时则是直接跳出来介绍影片配乐。
电影讲述的也不是一个有剧烈情节冲突的故事。
捡垃圾的肚财和铜像工厂夜间守卫菜埔是好朋友，两人吃超市过期的咖喱便当、看捡来的情色杂志，因为“聊正经事太悲伤”，他们的日常就是插科打诨、偷看工厂老板董启文的行车记录仪找乐。董启文是留美艺术家，男女关系混乱、政商两界通吃，在影片中的主要工程是为护国法会制造大佛铜像。
有一天肚财和菜埔照例偷看行车记录仪，却在无意间撞破了一桩谋杀案——启文为了掩盖自己曾经和秘书长性交易，杀掉了情妇叶女士，并疑似将尸体放到了佛像中。肚财和菜埔觉得报警无用，只能枯坐到天明。可没两天，孤零零的肚财就被发现因醉酒死在阴沟里，还有老母亲需要照顾的菜埔则陷入了更深的惴惴不安中。
一直到电影结束，故事都没有出现惩恶扬善的苗头，类型片常见的高潮被稀释在不可弥合的阶级裂缝和个体孤独之中。最后护国法会的诵经声里，大佛内部突然传出轰隆隆声响，一切回到漆黑。
尽管情节里有性、有谋杀，但影片着墨最多的却是肚财、菜埔和另一位流浪汉释迦的生活。他们过得艰辛可也有自己的浪漫。肚财爱夹娃娃，因为夹娃娃很疗愈；释迦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平时的爱好就是“逛一逛”；菜埔有多病的母亲，生活沉重些，业余时间只好去给殡葬队打鼓挣钱。他们的形象没有被锁死在贫穷的框架中，也没有变成导演表现主题的工具。
而因角色直接面对镜头和观众说话，电影被认为运用了戏剧上“第四道墙”的理论；又因角色点明“这是部电影”，影评人又说黄信尧也运用了布莱希特的离间效果，即让观众看戏，但并不融入剧情。
“我都不知道什么是第四道墙。”黄信尧说他根本不了解这些戏剧理论。“如果我知道，可能就不会这么写了，有时候已知就是你的限制。我也没有刻意幽默，反正讲话就那个样子，有点贱，有时候喜欢挖苦人家，别人会觉得很好笑。”
事实上这才是黄信尧第三次写剧本。第一次和有经验的学姐合作，投电影节辅导金，无果；第二次自己照猫画虎写了《大佛》，第三次就是《大佛普拉斯》了。当时他给剧组的人看剧本，大家多持否定意见：“这一点都不好笑啊！”黄信尧拿给王派彰看，王派彰就告诉他：“喜剧的剧本不好笑是正常的，是靠着拍摄让它有喜感的。如果剧本有喜感它就是笑话啦！”
黄信尧觉得自己终于被理解了。后来再谈及对黑色喜剧的看法时，他说：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管遭遇如何，出身贫富贵贱，其实是一场荒谬……他们的有趣是来自于他们生命的不堪，那不堪其实是悲剧。”
电影中，肚财因摩托车被没收而去找朋友土豆借车。土豆跨年晚会时幸运地抽到了一台新车，可偏偏是粉色的。肚财吐槽他一个男人为什么要骑粉色的摩托车，土豆赶紧说：“这电影是黑白的，你不说别人是看得出来吗？”
土豆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导演陷害了。
黄信尧偷偷将那幕戏的黑白摩托车调回了粉红——很多人知道他调皮，却不知他背后的深意。“他（土豆）未来的青春岁月，有大部分的时间，可能会被人家嘲笑，就像肚财嘲笑他一样；在黑白电影里，观众都可以嘲笑他了，何况在真实的人生。”
《大佛普拉斯》 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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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信尧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关怀，就算忿忿不平，他都会用一种温暖且幽默的方式分享给大家。很多事情不用大声疾呼，也不用讲道理，大家都会懂。”这个接受采访的人叫陈竹升，和导演文晏合作过《嘉年华》，曾凭借电影《阿莉芙》中变性的酒吧老板一角获得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在短片《大佛》和长片《大佛普拉斯》中，他的名字都叫肚财。
“肚财”和黄信尧十几年前就认识了，当时他们在同一个公关公司打工，一个做活动布置，一个做影像记录。“他可以叫冷面笑匠。有时候说话就像突然天外飞来一笔，讲到宇宙太空去了。”陈竹升说制造幽默是有门槛的。“年轻的时候，尊严是摆得很高的。只有人生历练后，看透了比较多的事情，不用撑着面子时才可以。”
肚财最后死了。出殡时，他的遗像是社会新闻视频里一张龇牙咧嘴的截图，在世界上的最后一个位置是阴沟里警察用粉笔画出的白色人形。没有血腥，没有哭嚎，音乐响起，稻田随风摆动，垃圾四处散落。
这几乎移植了黄信尧2005年纪录片《唬烂三小》（唬烂，闽南语中说大话的意思）的手法。那场死亡里，同样没有歇斯底里的情感宣泄，只有黄色棺材被推入火中时无声的人群，只有做完法事后漫天飞舞的灰烬。
去世的是黄信尧高中时的好朋友杰仔。
纪录片帮他获得了南方影展和金穗奖最佳纪录片的奖项，也让他在业内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然而作为一篇不励志的人物报道，得奖不可能是叙述的重点。这里更想陈述的观点是：即便拍摄内容、方法和效果看上去非常相似，拍摄者在心境上也可能已走过万水千山了。
2005年的《唬烂三小》让黄信尧对拍人有了心魔，2017年的《大佛普拉斯》让他解除了这个心魔——如果读者等不及想看他是如何做到的，那么可以直接跳到本文的末尾；而在谜底揭晓前，我将不再打扰各位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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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唬烂三小》很精彩，让我有了一些知名度。但大部分纪录片拍的都是有状况的人，片子的精彩来自于他们生活的不堪。我为什么要将他们的不堪拍到片子里？我因为这个受到了肯定，可一定有这个必要吗？很多人都说纪录片的人物如果选对了，片子就成功了一半，可这会让我觉得我在打量我的对象能不能让我的纪录片成功。”
《唬烂三小》记录了黄信尧的高中同学们三十岁左右时的人生状态。他们大多数过得并不如意，经济困顿，感情受挫，其中杰仔在28岁时车祸身亡。
“大家都想要把好的那一面给大家看，但纪录片不是。我觉得纪录片是个嗜血的东西，必须要非常小心。”黄信尧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你拿到了一些荣誉，可上台的就你一个人。”
陈竹升说黄信尧就是这样单纯又直接的人：“他非常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不喜欢就不喜欢，他就不做了。”所以对于钟孟宏提出的那个“台湾电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问题，陈竹升认为人生际遇是一回事，个人选择是另外一回事。
2005年以后，黄信尧就再也没有拍过以特定人物为主角的纪录片。他偶尔拍些商业企划案、偶尔到影展打工，机会寥寥，经济也陷入窘迫。只是生活的僵局对他而言并非一时的困境，而是从中学毕业起就需搏斗的对象。
升入高中前的暑假他到电扇都没有的工厂搬皮革，“热到只剩内裤没脱”；高中毕业他骑着摩托车、拿着浆糊贴海报。因为“不会念书，读半天也不知道在读什么”，他没考上大学。他开过宣传车、餐厅广告车，因为很吵很慢，经常在路上被人骂。一年后他考上台北的夜校，白天在学校外的小吃店给猪排剔筋，晚上去上课。
“外面服务员的工作轮不到你啊，乡下人嘛，反正我也不喜欢在外面。”初来乍到，黄信尧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南部来的穷小孩嘛，一听口音就知道。”
在《大佛普拉斯》的旁白中，他说：“社会常常在讲要公平正义，但在他们的生活之中应该是没有这四个字，毕竟光是捧饭碗就没力气了，哪还有空去讲那些有的没的。”而在现实中，他恰恰是从那时开始关心“有的没的”的。台北的生活扩大了黄信尧的视野，他参加社会运动，关心劳工问题、关心台湾的核能问题和工业区的开发。他的一腔热血找到了缺口，可是很快，社运就暴露出问题，一切沦为纸上谈兵。
“我也没有去想失望不失望……年轻的时候肯定想你能改变这个世界，后来发现根本不可能让你改变，而且每况愈下。”读完大学后，黄信尧就回到台南，做起了非常不擅长的汽车业务员。老板为激励他，还送过他一本美国销售员的自传，可惜没用。
1999年，黄信尧考上台南艺术大学纪录片专业，依然一边拍片，一边在吃喝拉撒睡的琐碎中挣扎。6年后他拍出《唬烂三小》，得奖，可是那种对他人的剥削感又让他十分不安。“对于我而言，我想拍的是人类，而不是人物。”黄信尧主动放弃已被证明过的拍摄经验，转而寻找其他的场域。“台湾有很多东西可以拍啊，可是我就是不要啊。”
之后十年，黄信尧纪录片里的人越来越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越拍越无聊”。《带水云》是用土地的观点去讲述台湾云林县，《沈（shen）没（mei）之岛》是用遥远岛国图鲁瓦的故事去对照台湾，到了2015年的《云之国》，黄信尧索性放弃了拍摄任何一个人。这部57分钟的拍摄日本与那国岛的纪录片，没有解说，没有音乐，只在片子快结束时一笔带过了人类活动的痕迹。
“都说纪录片要题材，那我索性就不要题材了，我想探索的是人类和地球的关系。”不仅如此，在别人争相使用摄影机稳定器和航拍器时，黄信尧故意用笨重的机器拍摄，放弃摄影机运动及花哨的镜头。“那时候我就在反思，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故事？就像剧情片一样，我们为什么要摆轨道？别人说要画面好看，我说为什么一定要好看？卢米埃兄弟一百多年前拍火车进站时，摄影机有动吗？我们到底要什么，你的创作会不会被迷惑？拍起来好看，然后呢？你一旦被这些东西迷惑了，你就看不到这个岛屿真正的东西了，反而当你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你能更纯粹地看到它。”
制作人王派彰认同黄信尧的理念。2010年合作第一部纪录片《阿里88》时他就意识到了黄信尧的可贵。当时台湾南部经历风灾，黄信尧作为台南八名纪录片导演之一为电视台去拍赈灾影像。其他七人都交了非常雷同的情节：赈灾到位了，房子盖好了，原住民入住了，领导也来剪彩了。黄信尧没交，他卡壳了。“学校老师教他蹲点，看到什么就拍什么，可是当他明明看到这是假的，他是拍不下去的，他不相信这些。”王派彰说。
后来两人多次合作，到了拍摄《云之国》已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和默契。王派彰认为这是一部充满实验性质、审美非常高级的作品，但送到台北电影节，《云之国》第一轮就被打了回来。
“这根本不是纪录片啊！应该要蹲点记录，要有社会关怀啊！”
“你可以说我片子拍得不好，但你不能说纪录片应该是什么样的。谁在定义纪录片？谁规定的？”黄信尧不忿。收获的认同越来越少，生活越过越萧条，黄信尧甚至产生了“离开”的想法。“不想和这个圈子太过密切了。”
就在那个当口，他在《云之国》之前拍的短片《大佛》被钟孟宏看中，随后他投入剧情片创作。
两年后，《大佛普拉斯》在台北电影节上获得百万首奖和最佳剧情长片，黄信尧耳朵里终于飘进了一些新鲜的评价——“以前会说《云之国》是什么，看不懂，现在会说好厉害。”
《云之国》 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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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谬，是黄信尧在纪录片和剧情片中都想呈现的主题。他笑称谈具象不是自己的专长，因而无法定义荒谬的具体内容。“我拍的是个概念。”黄信尧说，一开始他拍纪录片是为了社会观察，后来则是为了思维乐趣。
拍摄短片《大佛》时，没有申请到台湾电影辅导金（台湾地区政府部门出资主导的挖掘电影人才的方式）的黄信尧，只拿到高雄电影节50万新台币的补助。在明知道要赔钱的情况下，他还是启动了这个项目。他省钱的手段是将剧本缩小在铜像工厂内，并用黑白片来掩盖大佛铜像是塑料的事实。“可那样就在创作上放过自己了吗？人家问我为什么做成黑白，我说因为没钱，这话我讲不出来。”黄信尧想了个办法，把汽车行车记录仪里的内容变成彩色，于是戏中大量的黑白就因阶级对比而产生了意义。后来黄信尧甚至为自己没钱而感到幸运，因为“有钱就不是这个质感了”。所以《大佛普拉斯》成功后，有人问他“找钱是否更容易”时，他都会回：“找钱是不难，但重点是你到底要花多少钱？1亿、5亿能拍吗？能啊，但是钱越多越好吗？如果《大佛普拉斯》有1亿预算，那我要找金城武来演菜埔吗？这样整部电影不是超怪的吗？”
他热衷于想一些和现实没有关联的事，比如：“为什么企鹅会长那样啊？企鹅是鸟还是鸡？如果站在人类的立场，南极那么冷，企鹅为什么要生活在南极？它们为什么不游上来一点，住在温暖一点的地方？”
他也热衷于将这种发散思维放到创作中。他说：“虽然创作赚不了什么钱，但能让你得到比上街买衣服更深的愉悦。对我来讲，我就一直想探索创作的可能性，如果我已经走过那段历程了，我就应该让自己往另一个方向去。”
在王派彰眼中，黄信尧确实就是这样一次次任性地挑战台湾拍片秩序的。“他很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艺术家，不能用擅长的方式去做东西，而是要不断地否决你之前已经做好的、被认可的方式。”黄信尧每次拍作品，王派彰都为他提心吊胆。他了解黄的个性：每次都想办法翻转美学上的概念，每次都要捧出一颗“未来心”。
这样的态度，一方面让早年在电影界工作的王派彰欣赏，另一方面，黄的未来又让他心怀忧虑。在王派彰看来，“台湾狭小的市场养不起人，即便是很重要的艺术家，要拍很小众的东西时也得不到社会资源。”
台湾刚有报道称侯孝贤、杨德昌都是赔钱货时，王派彰曾和侯孝贤在台北光点电影院外聊天。侯孝贤对他说，自己年轻时拍电影，拍完就是庆功宴，因为片子卖到全世界，最后其实也赔不了。
“台湾本身是养不起侯孝贤这样的艺术家的，他的电影其实在台湾上映三天就结束了。” 王派彰感慨，“可是拍文艺片的，又有几个导演有他那样的国际市场呢？”
王派彰知道黄信尧不太可能妥协，因此他认为，黄信尧对创作本质的追求会让他在电影热度消散后回到原来那种窄缝般的生活中去。他不担心黄信尧活不下去，但担心他因活不下去而对创作绝望。
对于这样的判断，黄信尧自己倒觉得没那么夸张。他秉持“不想赚钱就不要花钱”的节俭原则，将“活下去”的底线放得很低。“如果你只有100块钱就不会走到这间咖啡厅吃饭啦！创作也没有很痛苦，但会一直苦恼到底想做什么东西。不过困扰也不是坏事，如果没有困扰就不是创作了。”即便现在有了更大知名度，黄信尧也丝毫不介意去别人剧组里打杂、帮忙拍摄花絮。有时剧组工作到早晨，他就在一旁帮场务捡垃圾，“因为这样人家也能早点下班啊。”他也不是不羡慕主流导演的生活，只是“羡慕十项，不喜欢九十项”，他最终还会因“怕麻烦，太啰嗦”而放弃。
黄信尧说，相比于拍摄剧情片，拍纪录片反而使他更自在——只要对方给一定的空间，他就不用做太多妥协。“创作就应该是自由自在的啊。它是我内心的发掘、自我挑战的实践。别人没做过，不代表你不能做。开车闯红灯可能危害他人，创作又不会……生活就是要调配，什么时候循规蹈矩，什么时候要不听话。”
王派彰说，黄信尧的生命观其实是很多台湾人的生命观：羡慕别人过得好，可又知道那不是真的；因为他知道他选择另一条路时，可能会付出很多无法想象的代价。这和陈竹升对肚财的理解是一致的。他认为即便穷困潦倒，肚财本质上也是喜欢自己的生活的。
“为什么？”
“自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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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结束后，黄信尧骑上他的黑色摩托车，消失在台南的夜色中。夏天的雨点落下来，街边是没来得及收摊的露天茶室。
令那些直接跳过来看结果的读者失望的是，黄信尧最后也没解释《大佛普拉斯》是如何为他消除拍人物的心魔的。“这种东西可以讲的话，大家老早就知道啦，我就不用成长啦！”对于包括拍摄对象在内的人，他都是放弃侵略性的。“我能够理解你的苦处，但我最多也只能理解你而已，我帮不了你。”
而那些按章节读下来的人，或许已经从他的叙述中找到了蛛丝马迹——即便没有也不用遗憾，我又没有对啊尧的解释权。我只能为和他共处过的五个小时负责、提醒你下次仔细阅读文章第一句话，并恭喜你成功躲避了文本圈套。
当然，写到这儿，文章就可以结束了。可既然黄信尧会在纪录片片尾的感谢名单中加入“官田村常来吃饭的阿喵们”、在赞助芳名录中写黄家铭曾赞助路边拾获的手机一只、阪口克己曾支援帅气摩托车一部、张毓莹曾经带我去爬山，那么对于徐雯再强行加个结尾，他大概也不会介意。
二十年前相似的雨天，黄信尧曾和朋友杰仔、佳铭一起在台南茶铺喝茶、抽烟。那年他刚开始学习纪录片。2005年回头看这场雨，他说：“时光像雨水般流逝，而记忆却再也抵挡不住满天的雨点。”
就在这七年中的某一天，他曾问不久后离世的杰仔一个看上去很荒诞不经的问题：“你对一天喝五杯茶有什么看法？”
杰仔答：“人生实在没什么意义，每天只会喝茶唬烂，这是能干吗啊？”
“你会看不起他们对生命的等待吗？”
“不会啊，每个人有自己的命运。”
（参考书目：刘振祥《大佛有抑无》、林木材《景框之外：台湾纪录片群像》；感谢李慕琰协助联络）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