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尼亚电影《复仇》国内公映于1980年，而它的前集《一个警官的控诉》一直到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才引进国内，之间相差九年。
《复仇》在表象上看，它的交锋对手是在莫多万警长与铁卫军别动队队长巴拉班之间，他们之间的仇恨，从上一集《一个警官的控诉》里就已经奠定，但《复仇》并非仅仅局限于两个人之间的个人恩怨，更把主要的叙述重点，放在了罗马尼亚二战期间的一起重大政治事件中。
这就是1941年1月份的铁卫军被剿灭的事实。
所以《复仇》里的复仇主线，并没有延续到最终结尾。我们看到，影片里，莫多万警长与巴拉班之间的复仇纠缠，在影片接近三分之二的时候，就已经终结，莫多万警长成功地把巴拉班在电影里那一场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屠宰场枪杀的场景中给彻底地打折了，之后巴拉班就退出了电影的主体线索，而让位于《复仇》里更作为重点表现的“铁卫军被安东内斯库政府清除”这一重大事件。
从某种意义上讲，《复仇》可以称得上是“罗马尼亚铁卫军覆灭外传”，事实上，这远不是一起个人的行为，但电影把这一重大事件，放置在莫多万警长的个人私怨的框架内，实际上，体现了一种从小处入手、洞观时代走向的情节编织动机。
这一点，在《橡树，十万火急》里也采用了如出一辙的构思策略，那就是它的故事前提是主人公获得一张敌人的军事秘密计划，把一场决定国家命运与未来的起义，归结为对一份密籍的争夺。
《复仇》里也变相地潜伏着这一条线索，那就是莫多万警长从铁卫军分子的保险箱里，找到了铁卫军的一份的叛乱详细计划，提供给了安东内斯库政府，从而给予政府粉碎铁卫军的叛乱，提供了重要的资讯点与接入口。
在莫多万警长一直“出没风波里”的历险过程中，《复仇》完整地复现了罗马尼亚各个阶层与派别，围绕叛乱与反叛乱而展开的全景式的交锋，可以说，莫多万警长是电影里的一个可见可观的“纲”，举起了电影里所要表现的大事件的“目”。
我们首先看看《复仇》里对1941年1月份发生在罗马尼亚的铁卫军覆灭的事件过程，是如何见缝插针而又有条不紊地予以展现的。
《复仇》的前集《一个警官的控诉》的故事发生时间，是在1940年11月26日前后，当时发生了在历史上曾经真实发生过的铁卫军枪杀监狱里的政治犯的血案，而安东内斯库政府虽然亲德，但政府并不赞成铁卫军嗜血成性的暴力行动，所以，一直要查清这起血案的真相。
所以，在八十年代末罗马尼亚国内转型后，安东内斯库在罗马尼亚的评价了有重大改变，认为他当时加入德国战车的原因，是想从苏联那里夺回被掠去的国土。
在《复仇》拍摄的八十年代里，安东内斯库在罗马尼亚的评价已经发生了悄然嬗变的迹象，认为他反对苏联掠夺罗马尼亚的土地，是一种爱国的表现。此种言论，曾经受到苏联的强烈指责。这也是当时的罗马尼亚与苏联之间一直存在着磕磕绊绊的原因之一，而中国与罗马尼亚之所以能建立起非同凡俗的友谊，也与两国对当时的苏联都存有戒备之心有着不可回避的关系。
《复仇》里，安东内斯库政府还是代表着正义的一方，是电影里的一个正面能量的构成部分。
莫多万警长一直得到安东内斯库政府的重用，把他提升为首都警察局总监，而这个职务，之前一直由在《一个警官的控诉》里就已经提到的纳沃德亚努担任的，可以看出，铁卫军一系彻底失势了，而莫多万警长却当仁不让地成了安东内斯库政府的亲信力量。
这样，电影里的莫多万警长成功地被政府招安了，服务于安东内斯库政府。而他的个人私仇，也在与安东内斯库政府的同频共振的灭敌行动中，搭上了一箭双雕的“顺风车”。
我们看看电影的相关人物，以及他们支撑起的电影逻辑线索与故事链条：
片中并没有出现安东内斯库本人，但是电话里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可见，安东内斯库一直指挥着针对“铁卫军”的具体行动。
安东内斯库政府在电影里的代表人物是一位副部长，在前集《一个警官的控诉》里，也出现过一个副部长职务的人物，一直与铁卫军存在着龃龉，也支持莫多万警长的调查工作，多次对莫多万警长表示嘉奖。
本片中，这个副部长能够与安东内斯库保持电话热线联系。莫多万警长找到了铁卫军的叛乱计划，也是提供给了这个副部长，后来，提拔莫多万警长也是出自他的宣布。
从镜头来看，这个副部长，似乎并不是前集的《一个警官的控诉》里的扮演者。但他的戏份，明显要比《一个警官的控诉》里的同一角色要重要得多。
与安东内斯库没有在影片中出现一样，铁卫军总头领霍里亚·西马，也没有在电影里出现。但是他一直对前台的铁卫军人物进行遥控指挥。
在《一个警官的控诉》里，还出现了一个铁卫军身份的参议员，他负责电影里的铁卫军的暴力行动，但在《复仇》里，这个人物并没有出现，而是在前集中担任警察局总监的纳沃德亚努成为铁卫军的主要负责力量。
这样，莫多万警长针对的主要敌人，就变成了这个纳沃德亚努。
电影里最后安排，莫多万根据罗共提供的信息，同时也得到了安东内斯库政府的指派，只身追上德国人运走铁卫军骨干力量的兵车，活捉纳沃德亚努，算是把电影里的露脸的boss给连根拔除了。
铁卫军成员，影片里交待，多集中在警察、保卫部门，所以，铁卫军的势力，搭上了纳粹德国同样是警察系统的希姆莱这一条线。我们可以看到，电影里的铁卫军头目与派驻在罗马尼亚的德国冲锋队的官员之间关系密切。
这个冲锋队的头目名叫盖斯勒。他与铁卫军沆瀣一气，意图通过他们的内线，也就希姆莱这条线，说服希特勒，抛弃安东内斯库政府，扶植铁卫军一系。
但是，安东内斯库也加紧与希特勒的联系，这就是电影里提到的安东内斯库与希特勒的会见。这是他们的第二次见面，而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就是上一集《一个警官的控诉》里发生了监狱血案的11月份那个时段。
在这一次见面中，希特勒已经看到铁卫军不得人心，两相比较，他还是选择了相比之下更有号召力的安东内斯库。
所以，电影里的铁卫军头目在商议的时候提到：“柏林的答复很明确，应当让安东内斯库将军继续掌权，至于其他的官员是可以撤换的。”
铁卫军为了败坏安东内斯库在希特勒那里存留的更多一点的信任感，用了一出苦肉计，暗杀了一名德国情报官员，以造成安东内斯库无能的印象，“他已经不能维护国内的正常秩序了”。
但是莫多万警长很快查清了真相，证明这不过是铁卫军玩弄的借刀杀人的阴谋，铁卫军的这一计策没有成功。
在胜算无几的情况下，铁卫军发起了暴动，动用自己掌握的武装力量，占据重要地点，与安东内斯库政府相抗衡。
但希特勒也不希望这两派均是纳粹依靠的力量之间的内讧，便派出德国军队介入了安东内斯库政府与铁卫军之间的冲突，并把铁卫军的骨干力量，护送到德国保护起来。
影片最后，莫多万警长在成功地活捉了铁卫军在影片里的最凶恶的执行者纳沃德亚努之后，又奉政府之命，装扮成德国冲锋队头目盖斯勒的特使，去见铁卫军身份的秘密警察头目，把藏身在他那儿的铁卫军头目一网打尽。
但是，
他这一行动，显然冒犯了纳粹德国的利益。正当莫多万单枪匹马、手执烈性炸药、逼迫铁卫军头目束手就擒的时候，他接到了德国冲锋队头目盖斯勒的电话，告诉他的儿子关在外面的警车上。莫多万救子心切，奔向警车，但是半途发生了警车爆炸，电影也在这里定格，给人留下一个电影人物命运扑朔迷离的迷津。
可以看出，电影里莫多万的儿子是死于纳粹德国之手，这样，前面的巴拉班的私仇早已了结，莫多万直接卷入了与德国侵略者的冲突，走上了反对纳粹德国的第一线。
他的孤军奋战的行事方式，在电影里也有了更为宏阔的晋级。
但问题也在这里。莫多万在对付铁卫军的时候，已经是首都警察总监的身份，手下总该掌握一帮组织力量，关键时刻也可以动用政府的军队，但是电影表现他执行政府指令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相助者，只有那个割掉鼻子的小偷成为他的忠实助手，起到的只是插科打诨的作用，这样，莫多万完全是凭着一已之力，成为削除铁卫军势力的唯一一个执行者。如此表现突出了莫多万的如有神助的英雄气概，但同时也让他的智商大打折扣，令人觉得他在统筹学的运用、领导力的发挥上太缺乏基础认识。
影片中的罗共代表人物，正是前集《一个警官的控诉》里被莫多万从监狱里救出的珀尔武（又译：贝洛）。
罗共的力量，在电影里基本没有作用，因为电影的主线是安东内斯库与铁卫军之间的冲突，而罗共在这里是支持安东内斯库政府反击铁卫军的，那么，该如何表现罗共的存在呢？
我们看到，电影里，珀尔武也安排了莫多万去执行几项任务。当铁卫军暴动发起的时候，罗共负责人叫莫多万去救出一个医生，这样，莫多万便介入到暴动之夜发生的城市骚乱情境中，而当他打听到所救人员被巴拉班带到屠宰场之后，电影里的一场高潮场景出现了，这就是电影镜头里将挂着半片猪肉的屠宰场仓库，转化成了枪战的战壕与阵地。
可以看出，这一场绘声绘色的枪战场面，并没有什么逻辑性，完全是一个硬插进的支线故事，但却在电影里成为一个重点场景。可见，《复仇》里的故事线索之间的逻辑关联是非常薄弱的，编导不过是在大主题之下，生成出枝蔓的情节，让火爆的枪火场面得到淋漓的展示，便完成了电影的架构。
虽然该片导演塞尔玖对《复仇》自视甚高，他在回答他所拍的五十多部影片中，哪几部影片最为出色，他提到了《勇敢的米哈依》与《复仇》。看起来，《复仇》的故事环环相扣，波澜起伏，但是内在的情节链条却是支离破碎的，而且还带着这个系列一贯的通过“拷问外围喽罗得到核心机密”的共性模式。
这甚至包括敌对一方，掌握秘密也是通过这种“逼问式、拷问式”的方式，所以，在塞尔玖电影里司空见惯“逼供情报”的场景与情节。
如巴拉班查找莫多万的踪迹，就是先追踪莫多万唯一依恃的力量小偷巴林，跟踪巴林，割了他的鼻子，然后顺藤摸瓜，很快就找到了莫多万。
而莫多万查找巴拉班去向，也是通过对付小喽罗来获取的。影片里是倒吊小喽罗、碰撞其头来获得下一步的线索去向。
在本片中，罗共的力量，是当莫多万执行安东内斯库政府的指令，去对付铁卫军的时候，罗共负责人担任了一种旁观者的角色，但给予了思想上的指导。影片里的负责人珀尔武校正了莫多万痴迷于个人追杀的暴力行径，从更高的层面指出了未来的行动方向。他的高度的确是很高的，对莫多万依仗个人行动挽救国家的努力，进行了一点丰润与拨正。这位负责人说：“记得去年维也纳仲裁吗？”
这一事件发生在1940年8月30日，其结果就是把罗马尼亚的土地分割给了其它国家，导致国内群情激奋，前政府下台，安东内斯库由此上台。但罗共负责人指出安东内斯库也是一丘之貉，他接着说：“我们神圣的国土被割让了，法西斯德国在经济上控制了我们，我们300万同胞在外国铁蹄下，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这样的出卖还在继续。”
也就是说罗共对莫多万参与安东内斯库政府的行动是持保留看法的。莫多万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差异，强调了自己为什么要为安东内斯库政府做事，他说：“安东内斯库目前是把铁卫军消灭掉，你们和我是想把法西斯赶走。”
可以看出，莫多万心中有两个目标，而他帮助安东内斯库做事，只是为了那个更远的把法西斯赶走的目标。
罗共负责人只能从思想上为莫多万确立一个更高远的目标。曾经莫多万也问过这个负责人，问他：“你们不要实干家吗？”罗共负责人说：“要有政治家领导的实干家。”
实际上，罗共负责人希望莫多万成为有着正确思想指导的一个行动者，而电影里的莫多万之所以能够被奉为一个民族英雄，正是因为他受着罗共的政治引导，同时也为国家的独立与解放身体力行，无视危险，出生入死，甚至冒着亲人被敌人杀害的风险，事实上，他的母亲与儿子相继死于敌手的报复。
这样，《复仇》的故事情节分割来看，开始部分，还是私怨为主导，但是后来渐渐地在私怨清除的过程中，国恨主题凸显出来了。
这一转折点，是在巴拉班劫走莫多万的儿子之后，莫多万无意中通过听壁根，了解到了铁卫军有一个叛乱计划，试想一下，这种因为救儿子就能顺手牵羊打探到铁卫军的一个重要情报，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但电影正是依靠这种偶然的介入窗口，开启了下面的故事发展。
因为偶然得到的叛乱细节文本，莫多万获得了政府的信任，加官进爵。
接下来，他脱离了私仇的主题，而进入继续查清真相的履职过程中，揭破了铁卫军搞的栽赃阴谋。
情节继续推演，他受罗共的委派，去救罗共一个成员，由此电影里展现了一场电梯枪战的惊险场面，在八十年代的观影情况下，莫多万在电梯井上爬来爬去，钻进钻出，机智地消灭敌人，还是挺新鲜的。因为那时候，中国的高楼大厦还是奇货可居，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电梯为何物。如今已经司空见惯的电梯枪战戏，在《复仇》里予以展现，确实很容易产生轰动效应。
接下来，罗共委派莫多万再去救一个医生，于是，莫多万一路追踪，来到了屠宰场，在这里，制服了巴拉班，这完全是一次意外之喜，救人未成，却消灭了仇敌，巴拉班的结局， 有一点太尴尬，完全是终结于莫多万的歪打正着的一次出击。自此，开始时穷凶极恶的巴拉班被剔除出电影里的反角行列。而电影还有大段的时间，需要莫多万去展现个人英雄主义，因此，在接下来的部分，莫多万算是加入了历史中的大事件行动参与之中，分别活捉了铁卫军前台头目与幕后黑手。在《复仇》的叙事动机里，莫多万是政府的唯一执行者。
至此，《复仇》的逻辑线索，便是看上去是个人的私仇，但是不断地往莫多万手里塞入一条国家大事件主线，于是莫多万在不经意间，为了个人的私仇，顺带把国家的大事给完成了。
这都反映出罗马尼亚电影在故事构造上的短腿与软肋成份。电影有不错的枪战部分，当年的观众能够记忆起来电影里的惊险部分，也就是那些各种形式的出入在废旧仓库、屠宰场、运动电梯、奔行火车上这些惊险场地，而这些场地，也是好莱坞今日电影里习见的故事发生地，但是，罗马尼亚电影的故事逻辑性，实在不敢恭维，逻辑线不对位比较突出，就像一个精力不集中的创作者，为了推出惊险场面，随机引出一个线索搭配起、串联起电影里的动作场景。
这种逻辑错位的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中国电影里的常见顽症。由此可见，拥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内核，再配上前台的动作奇观，才是一部影片富有创意、让人心服臣服的关键。而中国电影包括那些所谓大师级的导演遭遇滑铁卢，都是因为在情节内核上的坍塌与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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