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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亚南

王亚南(1901-1969年)，湖北省黄冈人。著名现代经济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从30年代起，他就从中国经济史入手，探索旧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令人瞩目的是，王亚南和郭大力用10年心血，克服重重困难，于1938年出版马克思伟大著作《资本论》三大卷全译本，是马克思经济学说在中国系统传播的里程碑。王亚南同时也是一位具有高瞻远瞩、在教育理论上富有成就的教育家，解放后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他在大学执教三十多年，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办学经验，对教育有深刻的理解。

铲除官僚政治的理论利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摆在面前的这本被作者自谦为“小著作”的书，阐述的却是统治中国横亘连绵竟两千余年之久的官僚政治的大问题。这本著作自1948年问世以来，迄今还一直激动着新老读者，令人难以忘怀。1986年9月，周惠被任命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以后，走马上任前去看望于光远，并要他推荐几本书带去读。于光远对周惠说，你把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带去就够了。由此可见这本书在学者心目中的分量与魅力。

中国的官僚政治是过去两千多年来让中国人深受其害也深恶痛绝却又对其缺乏认识与理解的大魔头。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全书，看到官僚政治如何世世代代的延续、林林总总的表现、形形色色的变态等，但我以为最需要看明白的是这个万恶的魔头是如何产生的？它为什么能存续两千年之久？它又是如何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呢？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它？

一、 中国官僚政治的产生

官僚政治是世界性的社会现象，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几乎各国都曾经存在过。

一般而论，官僚政治是由封建政治向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过渡阶段的产物。“在大小贵族与商工资产者彼此相互争权夺利场面下成立的专制政体，而所谓官僚政治，就是当作这种专制政体的配合物或补充物而必然产生的。”

秦汉以来就产生的中国官僚政治却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过渡阶段。它的产生具有东方的特殊性。既然不是过渡性的，就注定有持久性。真正的根本原因在促使生成和发展地主经济。

秦统一中国，实行并天下、号皇帝等革古创今的十大政策以后，“天下皆为郡县，子弟无尺土之封”，剥夺了周朝贵族的原有特权。滥觞于秦孝公实行商鞅变法时期的地主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取代领主经济成为主导经济。秦始皇把政治、经济大权集于一身，成了国家的化身，“朕即国家”，至富、至贵、至尊，受其治权的各级官僚都得仰其鼻息，“用命受上赏，不用命受显戮”。中国的专制官僚政治就这样在地主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了。

“中国二千余年的专制官僚政治局面其所以是由秦国开其端绪，乃因中国二千余年的地主经济制度是由秦国立下基础。这种政治经济形态的配合，不但改变了中国封建性质，改变了中国官僚政治形态，且也改变了中国专制官僚君主与官僚间，乃至官僚相互间的社会阶级利害关系。”

二、 中国官僚政治顽固不化的经济基础

为了巩固官僚政治统治，不断加固经济基础、扩大中央经济权力自然是至为重要的。田制税法就成了重要的杠杆。其中税法直接关系各级官僚与地方豪强、门阀如何分享剩余农产品的经济利益，相互之间的矛盾就常常发生，每个王朝都充满斗争。所以，如何寻找各方都能兼顾的平衡点是大家所企求的。于是由唐德宗的宰相杨炎创制的两税法便应运而出。他把传统的繁杂的租庸调制简化为两税：户税和地税。户税按财产多寡的贫富状况征收，地税按亩数征收，并一年分夏秋两季各征一次。这样财产和田多的豪强、门阀虽然要多交点儿税，但两税法进一步消除了世卿世禄、世业世守的残余，更明确承认土地可以买卖，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加快了地主经济的发展和壮大，也为其所乐能接受。

“唐征隋之弊……在灵活运用的赋税政策上，分别收到了稳定统治并使官僚政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唐代租税体制是代有变迁的，到了杨炎实行的两税法，始在中国后期官僚政治史上，展开一个新的篇章。”

加强精神控制，是巩固官僚政治统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任何一个统治阶级总要把自己的文化思想当作社会的文化思想。中国官僚政治具有延续性、包容性和贯彻性这三种特殊性格或特点，其中后两者是最为重要的。因为中国官僚政治之所以能有漫长的延续性，就在于其包容性和贯彻性。它把古今中外，当然主要是中国，凡有利于官僚政治长期统治的东西通通都兼容并包地吸收过来且加以巧妙地使用，贯彻到方方面面，就像一张天罗地网把全社会都包裹起来。其中儒家文化可说是官僚政治的精神支柱。一般的社会秩序，不是靠法来维持，而是靠宗法、靠纲常、靠下层对上层的绝对服从；于是，‘人治’与‘礼治’便被宣扬来代替‘法治’。” 见本书第33页。所以汉武帝要废黜百家，独尊儒术。

虽然隋唐开始实行科举制，开科取士，但重要官职都内部预留了，公开取士名额有限，百里挑一，高中入仕的机会极少。然而，这对官僚政治的意义却非同小可：一方面可图个用人唯贤的公正美名，也可从社会招纳一些有才干的仆役。马克思曾说：“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吸引过来，它的统治就会越是巩固，越是险恶”。而中国专制官僚的祖先在马克思之前就懂得了这个道理。另一方面，官门开条小缝儿，给点儿小希望，就把社会上的贤能笼络住，让他们上了官瘾，竞奔在仕途上。科举制度的最大目的，就是要“使人的思想拘囚于一定范式中”，“使人的意志集中到一定目标上”，树立“做官第一主义”，利禄熏心，把国家、民族、人民的安危死活抛到脑后。一些农民起义的领袖，如唐末的王仙芝、黄巢，清朝的洪秀全，都是“做官第一主义”者，因屡试不中才起义，入不了仕就想自己打天下做皇帝。要是中了，就谢恩做官去。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就因为大家都想当皇帝才互相残杀而最终失败的。在位的大兴官僚政治，造反的也想创个自己的官僚政治，这官僚政治还能很快走到尽头吗？

三、 中国官僚政治是如何阻碍社会进步的

应当承认，专制官僚政治在早期是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历史上也有过许多鼎盛时期。何时才起阻碍作用，这需要历史学家去研究判定。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官僚政治形态愈到后来就愈显得落后，阻碍力也就愈大。

官僚政治形态对中国社会的阻滞作用是全面的，从《中国官僚政治》一书的研究来看，有以下几方面令人印象深刻。

（一） 官僚政治的工作重心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上。

“武官的权势太大，文官总不免有些眼红。诸子与功臣间的猜忌，宗室与外戚间的猜忌，宫中与府中间的猜忌，京官与各地州牧、郡守间的猜忌，六朝特别是两宋以后异族当朝，统治民族与汉人官吏间的摩擦与暗算，以及这每一对垒势力各别阵容中的内讧，真是说不尽的宦海风波，或官僚阶层内部的利害冲突。”

（二）做官发财，徇私舞弊，贪污成风。

“在官职不曾职业化而是被看作一种特权的行使的情形下”，官僚的地位“首先是从物质的享受上具体显示出来的。如其像史载汉初那样，‘天子不能钧驷，将相或乘牛车’，他们在老百姓面前，就显然没有了不起的‘威严’或‘威仪’了”。见本书第118页。既要在物质享受上显示他们的地位，单凭俸禄就不够了。“结局，官僚的政治生活就一般的体现为贪污生活。”

（三）官、商、高利贷者、地主四位一体的集权的或官营的经济形态，严重侵蚀和消融工商资本。

官僚政治以地主经济为基础，官僚与地主自然是本家。中国古代和欧洲类似，都有过重农抑商的政策。中国古代也以农业为本业，地主为贵，商业为末。商人和高利贷者都是没有地位的。如汉代就曾不准商人穿绸坐轿，更不许做官。可商业又少不了，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需要农产品流转，以地租、税赋形式存在的剩余农产品有很大一部分也需要转化为商品，拓展市场，这都促使中央集权政府采取一些便利商业发展的措施，也就必然会使商业与地权、商人与官吏发生密切关系。

可这样一来，商业就变本加厉，妨碍了农业、手工业和其自身的发展。一方面加大和增多了对一切生产者的剥削欺诈，使农业、手工业隶属于它，手工业既无资本积累也无技术革新可提升为工业。伤害了其他产业发展，实际也伤害了商业的根本。另一方面，商人有钱就买官买地，直接影响商业自身发展，阻遏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

（四）官僚政治的“现代化”中，官僚资本妨碍现代工业发展。

农工结合体这种生产方式“对于商品经济，对于资本主义的商工业，却是一个致命的障碍”。而封建社会的统治关系对进步的经济因素有分化、软化和消融的作用，使其转化为它的附属物，所以各种进步因素“仍很难广泛的、自发的形成为一个足够突破既成社会统治关系的新生力量”。

而且帝国主义历来就不支持中国走工业化道路，不希望中国强大起来，它们宁可扶持官僚政治走老路。这一点，英国哲学家罗素于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讲学时就提醒过中国人：中国和各列强的基本利益是不一致的，一致的情况是偶然的。中国应该自己团结奋斗，不能依靠别人。

四、 冷静科学地看待中国官僚政治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是六十多年前对国际友人李约瑟提问的“答卷”，面对的是中国也是世界的读者。虽然官僚政治祸害深重，可咒可诛，且那时还在猖獗横行，但重要的是要说明问题的真相和本质。所以作者在研究和写作中自云“幸能勉强避免激动的情绪”，并始终能持守冷静的态度。

“我们在这种场合来研究官僚政治，就似乎格外需要抑止住感情上的冲动。过分渲染一种急待除去的东西的丑恶和过分渲染一种急待实现的东西的美好，也许在宣传上是非常必要的，但同样会妨碍科学上的认识。”

正因为如此，《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是非常成功的杰作。虽然他很谦逊地说这是经济学研究之外的“副产品”，但正因为作为经济学家有能从上层建筑透视到经济基础底蕴的深邃目光，才能生动地把地主经济封建制度的官僚政治形态，一览无遗地突兀在我们面前。作者以如此的态度来审视官僚政治，我们也当以同样的态度来阅读和思考。

（编者附注：本文摘选自胡培兆先生为《中国官僚政治研究》2010年版撰写的前言《铲除官僚政治的理论利器》，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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