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陈晓
石家庄戒毒所内，队长赵媛与戒毒女孩一起做器械锻炼（人民视觉 供图）
石窝镇是一个小镇。镇区并不大，南北向3条水泥主路，每条不超过一公里，步行十多分钟就能走完。但镇上人口却不少。约8万人生活在这个位于广西北流市最南部、与广东省交界的地方。因为距离广东省化州市很近，当地人打工的机会也很多。所以，石窝镇虽然是个小镇，但并不算封闭，人们对城市生活并不陌生，各种信息也比较灵通。
2021年春天，石窝镇上的人多半都听说了这么一则消息：本地破获了一起团伙贩毒案。5名成年人组成的贩毒团伙，购入毒品，在石窝镇及周边乡镇贩卖。关于这起案件，北流市公安局的起诉意见书上展示了更详细的信息：几名主犯都是石窝当地人，自2020年11月开始谋划贩毒，从70公里外另一县城的乡镇购入毒品“k粉”和“神仙水”，开始在家乡打造他们的贩毒网络。他们按采购、财务和销售分工，意图以石窝镇为起点，将毒品生意扩大到邻近的六靖镇、清湾镇以及广东的化州、高州周边乡镇。截至2021年2月26日凌晨被抓获时，他们的毒品生意正式开张了一个多月时间，共投资6.58万元，获利28.75万元。
在广西，石窝镇贩毒案从数额和规模上看，并不醒目。这个南方省份与越南接壤，紧邻越南世界最大的毒源地“金三角”（泰国、缅甸和老挝三国边境地区的一个三角形地带），也是中国毒品的主要来源地。根据《2020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中国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的海洛因、鸦片这类传统毒品6.3吨，占全国总量的96.2%，冰毒、氯胺酮这类新型毒品18.8吨，占全国总量的83.1%。而广西是“金三角”毒品自越南过境流入中国的重要通道之一。广西禁毒委员会今年5月通报，2021年，广西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近5000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7000多名，缴获各类毒品300多公斤。广西境内多个县市，多年来都是国家禁毒重点地区。截至2021年6月，广西登记的现有吸毒人数排在全国前五。
虽然广西有利于毒品犯罪的天然因素，但石窝镇所属的北流市以往并不属于国家禁毒重点地区。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和媒体公开报道，2014年至今，北流市涉毒案件不超过5起，多集中在市区，石窝镇此前也没被报道过团伙贩毒问题。当地基层管理者眼中，在这起团伙贩毒案发生前，石窝镇虽然是北流市行政村数量最多人口也较多的乡镇，但小镇总体称得上“平静”。王宇十多年前曾在石窝镇做干部，他告诉本刊记者，在石窝镇工作的几年中，感觉镇上总体来说“民风淳朴”，“赌博、小偷小抢是有的，小孩子打架也是有的，但更大的案件我没遇到过，也从未接触过涉毒问题”。
跟王宇一样，石窝镇上的村民也不理解团伙贩毒案为何在当地发生。一位村民告诉本刊记者，他想象中的毒品，多在城市里的“有钱人”中流通，而且“谁都知道吸毒会成瘾，贩毒犯法，怎么还有人做这个？”
事实上，毒品从城市走进村庄，从“有钱人”蔓延到普通村民不是个新现象。林少真是华侨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2007年，她对上海强制戒毒所的700多名吸毒者做问卷和访谈时发现，吸毒者中相当一部分来自农村、乡镇和城郊地带，“被发现的还只是冰山一角，背后可能有更广阔的非城市群体涉毒”。此后10年，林少真一直关注毒品犯罪中的村庄问题，她发现毒品问题渐渐有一个从城市到农村的转向。“因为多年禁毒，城市已经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管控链条，越来越严格。从毒品预防教育到污水检测技术、吸毒人员毛发检测技术、天网监控系统，再到后续的戒毒治疗和数据管理，城市打击毒品犯罪深入到每一环节，压缩了毒品的生存空间。”林少真对本刊记者说，相比之下，村庄有更多可隐蔽的吸毒、藏毒地点，乡村污水检测也更难取样。
在国家禁毒委员办公室发布的《2014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中，也关注到了毒品往乡村蔓延的趋势。报告第一次提出国内吸毒人群多元化趋势明显，无业人员、农民、外出务工人员、个体经营者都在其中。贩毒主体中无业人员占近七成，绝大多数来自经济落后地区。同时，涉毒低龄化是另一个趋势，2014年新发现的48万名吸毒人员中，未成年的吸毒人员有1.8万名。
这也是石窝镇这起贩毒案引人关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有11名未成年人涉案，案发时有两名还不到14周岁。他们集中在石窝镇的3个村子，都曾在镇上同一所初中就读，大部分在初中还未结束时就辍学，在广东的工厂和狭窄的老家镇上游荡，直到被招募进这起贩毒案的销售网络，充当贩毒团伙的送货“马仔”。他们通常两人骑一辆摩托车，在凌晨驶上已经关闭路灯的乡村公路，在漆黑中去往二三十公里内的各个乡镇角落“送货”：加油站、停车场、网吧门口、村口……每次交易额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但他们的酬劳只有40元或50元。
石窝镇地小人多，赶集日总是特别拥挤热闹。街道两侧，三五层楼高的村民自建房底层，鳞次栉比地排列着奶茶店、炸鸡铺子、百货超市，门店前还有卖蔬菜、卤肉的摊贩支起帐篷，如果从高空俯瞰，一顶顶彩色的圆帐篷像纽扣，挤在主街道的路口、两侧，下面拥挤着从周边村庄涌来的摩托车、电动车。
镇上有一南一北两所初中，面积、数量、生源和升学率都差不多，各自服务着石窝镇南北两侧行政村的孩子们。新育初中是南边那一所，位置稍微偏远一些，在镇南边缘的山脚下，距离主干道还有一公里。学校外墙刷着鹅黄色油漆，部分墙面已经发黑。一捆捆黑色电线掠过楼顶，杂乱的影子投射在外墙上。参与贩毒的11名未成年人都来自这所初中。
宋小鹏曾是新育初中的学生。他2006年出生，与贩毒案中的3名未成年人同村，也是校友。在宋小鹏的印象中，涉案的3个人在村小上学时关系就很好，互称兄弟。小学时他们成绩一般，喜欢打架，但那时的打架，不过像“玩泥沙一样，在地上滚来滚去”，不会真的伤害到谁。直到2018年，从村小进入镇上新育初中后，学校和学生都不太一样了。
首先是要离家住校。撤村并校后，新育初中还包括一届小学六年级的学生，4个年级1000多名孩子，几乎都要住在宿舍。集体住校更方便学校管理，对那些地处偏远的村庄来说，也省去每天上下学通勤的麻烦。但对孩子们来说，近千名孩子住在一起，却不是太好的住宿体验。宋小鹏告诉本刊记者，每个班按男女生分成两个宿舍，24人一间房，每张一米五宽的上下铺，需要4个人挤在一起睡。学校实行封闭管理，每周一到周四，下午4点45分下课后，学生也不能出校门，在校吃饭、洗澡，然后去教室上晚自习到9点半。“晚自习就是敷衍，老师有时候去班上看一眼学生。老师不在时，有的学生甚至在教室抽烟、在后排空地上打架。”
封闭的生活，对正进入青春期的孩子是一种考验。他们的荷尔蒙和生命力，常常会在狭小空间里滋生麻烦。宋小鹏第一次感受到校园暴力，是在新育初中的初一。他到现在也想不明白具体原因，只知道当时班上几个男生看他不顺眼、找他麻烦。“当时刚进初中，比较怕事。我其实也有人帮，但我没叫。”宋小鹏口中那位能帮忙的人，就是后来参与贩毒的3位同村未成年人之一“牛儿”。
宋小鹏记得，进入初中后，“牛儿”与另外两位“兄弟”就以“敢打”著称，虽然三人不在一个班级，但宿舍很近。宿舍走廊、厕所、洗澡间，都可以成为打架场所。密度很高的男生集体宿舍里，任何细小的纠纷都可能演变成一场约架，“牛儿”三兄弟是其中的“实力派”，“他们几个人狠，有时一个人能打七八个”。很快，他们的战斗力吸引了高年级学生，“人数更多，看起来更厉害了”。
第一次被打后，宋小鹏也开始参与一些打架场合，既帮“牛儿”充人数凑场面，也寻求“组织”的保护。打架的原因通常是看对方不爽，或者知道对方在背后说坏话，“要不然就道歉，要不然就打”。宋小鹏说，除了特别乖的三好学生，大多数学生都主动或被动参与过打架。老师在其中起的作用似乎很小，“没人敢告诉老师，告状的后果是又一次暴力”。宋小鹏印象最深的一次打架，“走廊里人几乎都满了，三四十个人对十几个。有人拿塑料水桶直接往对方头上敲，桶都烂了一个洞”。天黑后，约架的男生们又转移到操场继续“战斗”。宋小鹏站在外围，“没打人，什么也没看清。就看到操场上也有老师，但没人管”。
升入初二、初三后，“牛儿”和两位兄弟已经成为学校里的知名人物，每个人的外号比本名还更响亮，他们也不再愿意被学校的围墙束缚。一开始是翻墙头。宋小鹏记得，晚自习后，“牛儿”几个人翻过宿舍楼和学校外围两道约两米高的围墙，去校外买烟、喝酒、吃烧烤，夏天晚上还偶尔去河边洗个澡，凌晨四五点再翻回学校。到后来，他们索性开始旷课，很少到学校了。
离开学校是这些涉毒未成年人的共同特点。在石窝镇贩毒案审理过程中，根据公安机关所作的社会调查报告、被告人的自述、被告人亲属的陈述等，北流市人民法院对11位涉案未成年人分别做了简单画像，可以看到一些重复出现的字眼：“父母缺乏管教方法”“不喜欢读书”“经常违反学校纪律，旷课”，以及“辍学”“到广东打工”。
离开学校的未成年人，并不能从石窝镇上找到多少出路。
“石窝虽然辖区面积和人口排在北流前列，但没有工业基础，没有交通要道，经济状况几乎是垫底的。”王宇对本刊记者说，上世纪60年代，石窝凭借铁、金等金属矿产资源，短暂繁荣了一段时间，镇上还建了北流第一个乡村礼堂。但金属矿品质较低，储量不足，70年代就停产了。随着国家对挖矿要求越来越严，没有企业再进入石窝。另一方面，石窝人均耕地只有0.32亩，耕种和养殖业都不成规模。近几年，石窝镇上开了几家电子工厂，规模不大，普通工人月工资将近2000元。相比于邻省广东工厂每月4000元左右的工资，还是没有竞争力。去广东打工成为石窝绝大多数人的选择，也成为这群辍学未成年人的选择。
“不想去学校，每天只是上课，我也听不进去，浪费时间，去了有什么用？”2006年出生的周森声音尖细，有很明显的南方口音。他也是“牛儿”们的校友，在新育初中读到八年级，之后辍学去广东打工。周森对本刊记者说，班内坚持读完初中的同学，只有一小部分继续去市里读高中，更少一部分去读中专，大多数学生毕业后跟他一样去广东工厂，俗称“打螺丝”。
刚开始，“打螺丝”是开心的。离开了枯燥封闭的学校，广东的工作也不难找，“遍地都是工厂，一小时15块，吃住全包”。周森用打工挣的钱染了红色头发，很快又换成蓝色，还给自己买了一台摩托车。和他同样辍学的朋友也进了工厂，染发，文了满背的文身，但只是描边，没有上色，因为工资还不够多。
但成为“社会人”的兴奋感并没能持续多久，打工挣钱这件事对周森就失去了吸引力。他感觉到，流水线上的工作并不比新育初中自由多少，甚至还更累。在劳动报酬上，自己也完全没有话语权。有一次在一家玩具厂打工，他负责在一台机器下放玩具，给玩具印上手脚印。这项工作要求速度，三秒完成一个，印偏了要返工，还要扣工资。“一开始主管说工资计时，后来又说我做得太慢，改成计件，完成1000个才拿15块。”说到这里，周森骂了句脏话，仿佛那次从工作能力到议价能力的双重挫败感还留在心里。他说自己在玩具厂只工作了两周。辍学两年多来，他换了很多家工厂，最长的一次也就干了一个月。拿到工资后就回石窝找朋友，喝酒、抽烟，一天一包烟，钱花光了再去广东，像只惯于短途迁徙的小动物，在广东工厂和石窝镇之间来来回回。
林少真在做村庄青少年吸毒调查时发现，进入21世纪，村庄中教育程度偏低的未成年人，进入城市的工作机会越来越窄。“我们的经济在转型，很多中途辍学的青少年无法适应高科技的工作，只能去工厂，或者做保安。但他们又不愿意打苦工。”虽然这些年城市工厂短工的机会不少，但能得到的工资不足以让他们享受城市生活，只能以“城市打工，村庄消费”的方式在两地徘徊，于是“越来越边缘化，甚至到后面，是比较流氓化的生活方式了”。
“牛儿”是初三离开学校的。宋小鹏还在新育初中多待了一年。他记得，每周五下午3点20分，学校大门敞开，被封闭一周的学生们回家过周末，那些提前辍学的同龄人们也在这个时候回到校门口。他们大多染了黄发、文了文身，带着在城市里挣了些钱也见过些世面的骄傲感，骑坐在摩托车上。摩托车马达轰轰作响，等着载上还在校内的昔日玩伴们，一起去镇上过一个“狂野”周末。
2012年12月28日，广西南宁、桂林等14个城市同时举行大规模集中焚烧毒品行动，震慑毒品违法犯罪，提高公众禁毒意识（陈瑞华 摄/ 新华社 供图）
回到镇上的辍学青少年们，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摩托车。
在石窝镇，摩托车原来是种朴素的乡土交通工具。十多年前，王宇还在石窝镇当村干部时，修建了镇上通往村里的水泥路。之后几年，随着“村村通公路”的向下普及，水泥路不断延伸，覆盖了石窝镇方圆几十公里的村庄。每家每户门口都通了公路，亮起路灯，骑摩托车是这样的乡村路网上最方便的出行方式。
但摩托车对这些从城市工厂流水线上回来的未成年人，却有着更复杂的意味。它不再仅仅是出行工具，还是身份、个性和能力的象征。去广东打工一趟，回来就能买一辆二手摩托。将摩托车重新刷漆，涂上炫目的颜色，加大喇叭音量，还有人改摩托车的发动机和减震系统，速度最高可以超过100千米/小时。这样经过个人设计和改装的摩托车，被称为“鬼火”。几乎每个早早进入社会并且“混”得还不错的石窝镇少年，都有自己的“鬼火”。
周森给本刊记者介绍自己的“鬼火”，那是他辍学后改装的第一台摩托车，一辆二手的125型号摩托车。他把银色的车条涂成荧光黄、荧光蓝色，车座两侧加上灯条，油箱上贴满贴纸，头灯和尾灯改成荧光紫色，再加一个小喇叭在排气管附近，改装后整车价格1000元出头。开动时，摩托车发出荧光色，喇叭声快赶得上大货车的分贝。周森很喜欢这台“鬼火”，用它做了社交账号的头像。头像中的照片是晚上拍的，周森一头蓝发，靠在自己的“鬼火”上，“鬼火”立在一间红砖房和木柴垛旁，闪着荧光紫的尾灯，把水泥路面都映成紫色。他结束在广东的打工，回到石窝镇时，会开“鬼火”去停车场练翘头技术，吸引女孩的注意力。或者没有目的地，只是往其他乡镇开。
回到镇上，除了玩“鬼火”，还能做什么？周森说不上来。
和相当多能辐射到城市红利的村镇一样，石窝镇远离深山大河，没什么可以探险的自然环境。镇上多是丘陵，海拔不超过900米，宋小鹏说，自己小学时还去村里的小河摸鱼，这几年，村里的河道干涸，乡间乐趣又失去一样。三四年前，村子入口处新建了一处旅游景点，有几个凉亭和登山步道，还有过山车、索道这样的娱乐设施，以及一家ktv。但这些娱乐设施只在春节开放，平时村子里人流量太少。
喝奶茶是镇上年轻人的消遣方式之一。石窝镇最多的就是奶茶店，三条街上加起来有十几家。每到周末学生放假，是奶茶店生意最好的时候，一杯奶茶不会超过10元，炸鸡、薯条、冰淇淋也只有五六元。没有电影院，没有图书馆，村委文化活动中心有个小读书室，但在周森、宋小鹏等上了初中的青少年眼中，那是小学生去的地方。他们对文字的兴趣远小于酒精，在这帮离开学校又常常打架的“社会青年”中，流传的一本网络小说是《斗罗大陆》，讲的是男主角由人修炼为神，最终成为大陆最强者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情节设定，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对应着镇上辍学少年的困境和梦想：他们在生命力最蓬勃的青春期到来时，渴望成长，渴望冒险，渴望自由，但却找不到合理安放自己愿望的路径。
“鬼火”可能是这个小镇上，唯一能满足这些青少年荷尔蒙和生命力的冒险方式，也是他们少有可以彰显个性的方式。但它在违法的边缘。改装车并不合法。尤其在县市，非法改装机动车、飙车是交警严厉打击的对象。在互联网上搜索“鬼火”，看到最多的是“玩‘鬼火’导致交通事故”，或者是“城市交警清理‘鬼火’少年”的新闻。周森的身边就发生过不少因为玩“鬼火”导致的事故。一个哥哥开“鬼火”去相邻县城，因为非法改装导致喇叭声音太大，车辆被扣押至今。他自己有一次开“鬼火”，因为速度太快，碰上前面一辆摩托车车尾摔倒，膝盖留下伤疤，现在还有明显的痕迹。他们已经成为邻近城市里不受欢迎的人。2022年初，北流市交通管理大队成立了“打击‘鬼火’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小组”，周森和朋友们只能退回到石窝镇附近的乡村公路上。
“牛儿”和几位涉毒少年也有自己的“鬼火”。但在利用摩托车追求自由、冒险的路上，他们走得更远，也危险得多。刚离开学校那会儿，宋小鹏见过他们在校外打架，钢筋、斧头放在摩托车排气管上，跟着社会上的“大哥”，从镇上主路呼啸而过。2021年1月，被招募进贩毒网络后，他们更是频繁地借助摩托车，出没在凌晨黑暗的乡村公路上。公安机关提供的案情信息显示，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内，贩毒团伙进行了至少59次交易，大部分是由这些孩子完成的，有时候一个人一晚上要完成三四单“配送”。
2021年12月，北流市人民法院对石窝镇贩毒案的5名主犯进行宣判。因为贩毒、容留他人吸毒、利用未成年人贩毒数罪并罚，最高被判定有期徒刑9年6个月。在这起案件中，这5名主犯都是成年人，但从案情信息上可以看到，他们的背景信息与涉毒的11名未成年人有相似之处：都来自石窝镇周边村庄，相互间是童年的玩伴，都只有初中文化——据此可以推断，当他们还是未成年人时，大多也在初中时辍学，也曾往返于城市工厂与老家的乡镇，直至发现一条可以快速满足他们欲望的方法。
据判决书显示，在主犯黄某筹集两万元资金开始密谋贩卖毒品后，童年玩伴谢某要求加入，并提出了更宏大的乡村贩毒计划：把卖毒品扩大销往广西北流市石窝镇、六靖镇、清湾镇以及广东的化州、高州周边的乡镇等地。招募镇上辍学的闲散未成年人运货，既可能躲过警方盘查，还会有更高的利润率——因为未成年人的报酬是很低的。
这是乡村辍学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中的新危险——他们不但离毒品更近，还可能成为毒品交易的利用品。王紫一文是四川警察学院禁毒学专业的讲师，过去几年，她对四川、黑龙江、辽宁、云南地区的未成年留守儿童做毒品预防教育时发现，新一代的留守未成年人更容易受同伴影响涉毒。“出于好奇心驱使、同伴胁迫、情感缺失，或者是觉得吸毒很酷，未成年人在娱乐场所聚会时，更容易涉毒。”
在少有娱乐场所的村庄领域，涉毒数据也没有更好。林少真在2014～2017年期间，曾在华南边境地区一个自然村做青少年吸毒的实地研究。该村有82户，477口人，超过20户农民家庭受到毒品困扰，其中海洛因滥用人数30人，海洛因涉毒比例6.29%，远高于全国0.66%的平均水平。她告诉本刊记者，和毒品是“有钱人”消费品的传统观念不同，经济基础不好、教育基础薄弱的村庄，青少年更容易涉毒。“国际上也是一样，失业率越高的地方，药物滥用比例越高。”而毒品在从城市下沉到乡村的过程中，青少年对毒品犯罪的认识也在变化。
以华南边境地区的a村为例，林少真发现，该村上世纪90年代第一代吸毒群体，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是不在村内吸毒犯事，“他们还是会受到村庄集体的舆论压力。而到了新一代青少年吸毒群体，他们已经不在乎村民的看法了”。林少真的理解是，农业劳动对新一代青年人的吸引力在下降，因为学历低，在外地也难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在城乡间流动，“不爱干农活，打工机会也有限”。同时，村庄的集体权威感在下落，涉毒的青年人只要不被抓到证据，在村内反而有种“无所谓”的态度。
毒品的另一个转向是从传统海洛因到新型合成毒品，且新型合成毒品更容易与未成年联系。石窝镇贩毒案中，少年们运送的“k粉”“神仙水”就是新型合成毒品。
苏明是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公安局禁毒大队的警官，2011年进入禁毒大队后，已经走遍了合浦县下辖所有村委。“村民比我们更了解当地毒品的情况，也会有村民主动提供线索。”苏明的声音沉稳，说着标准的普通话。根据他的观察，合浦县县城和村庄毒品犯罪的数量总体都在减少，但村庄减缓的速度要低于县城。最开始，他们打击的主要对象是海洛因犯罪，海洛因是一种有酸臭气味的白色粉末。后来几年，新型毒品犯罪的占比在总数中有所增加，与传统毒品犯罪占比几乎持平。
“吸食新型毒品，主要是为了追求快感。”苏明说。传统毒品吸食后，人是安静的，自己睡觉。但新型毒品会让人兴奋、精力旺盛，感觉身体轻飘飘的，更受青年人喜欢。另外，新型毒品可直接服用，而不是传统的烫吸或者注射。比如“麻古”，是一个粉色的药片，有奶香味儿，比如一些粉末状毒品，可以直接溶于奶茶中，这也加大了毒品的隐蔽性。
苏明说，村庄涉毒相比于城市更难打击，原因之一是涉毒人员通常是本地人，更熟悉村庄哪里更隐蔽。“一些废弃的房子、灌木丛更容易躲藏。”广西石窝贩毒案中，主犯们被抓获的前一晚，先是在一位嫌犯的家中卧室烫吸k粉。之后又开车到石窝镇上垌村的一处山顶，在车内继续吸食k粉。直到26日凌晨，公安机关接到群众举报，在山顶上抓获他们。
在具体的抓捕过程中，新型合成毒品的交易方式，很少像传统的毒品交易那样用电话联系，当面交易。“因为新型合成毒品的群体相对年轻，所以他们更擅长使用网络联系、网络支付。先付款，运毒人员再到指定地点交货，减少暴露的风险，加大了公安机关的取证难度。”苏明对本刊记者说。
石窝镇贩毒案侦破后，涉案的11名未成年人也付出了代价。其中最高被判定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有两人未满14周岁，做教育指导处理，另有一名未成年人至今在逃。“牛儿”没有被判刑。判决书上写道：具有未成年人犯罪、认罪认罚、坦白等情节，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为6个月。2022年初，他和另外两位“兄弟”在家过完春节，就去了广东工厂打工。5月底，本刊记者联系上了“牛儿”。他通常深夜在线，对陌生人充满警惕。提到去年的案子，他不愿多说，只回复了一句“不关我的事”。
（文中人物除林少真、王紫一文、苏明外，全部是化名。实习记者张潇珂对本文亦有贡献）（李晓洁/文）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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