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两条线索

之后三天，专案组按照既定方针进行侦查工作，却未能发现任何线索。而其时坊间纷纷传说红桃大盗抢劫案，因为没有准确的消息来源，所以产生了几个版本。这种现象，对于民众自发防范具有一定的作用，但负面影响也是存在的，给专案组带来不小的压力。

第七天，12月7日，线索终于冒出来了，而且一下子报来了两条。

一条是专案组成员、蓬莱分局刑警苏博掌握的一个耳目“小癞痢”报来的。蓬莱区制造局路有一个姓姚的女子，反常露富。这个女子名叫姚瑾，是个三十来岁的寡妇，拖着两个幼子靠在弄堂口摆摊出售日用百货、文具、玩具度日。尽管那时没有工商局的干涉，也没有城管的一次次冲击，但这样一个小摊头的盈利肯定有限，姚瑾一家三口过的日子其质量可想而知。可是，就在昨天，这个平时穿的衣服中三件有两件打补丁的女人，不但换上了一件大红织锦缎棉袄，竟然还戴上了戒指，而且一戴就是两枚！

另一条线索是上海市中药行业公会报来的。这个公会相当于如今的行业协会，该会接到警方的协查通知后，立刻通过各区的行业公会分会向各中药店铺传达。曹家渡的“中兴国药行”并非直接向病家出售中药的店铺，而是专门向中药店批发中药材的商行。昨天下午药行正要关门打烊时，有一个三十岁出头的男子登门，要求面见老板。“中兴”的范老板这天去苏州办事了，行里的一应事务交由账房刘先生代理。于是，刘先生就出面接待来人。对方说他手头有点儿中药，是外地朋友送给他的，他家里没开药店，也不行医，放着也是放着，想想倒不如出让给药行吧。刘先生头天就已经听范老板交代了行业公会的协查通知内容，当下听对方这么一说，心里一动，寻思难道这么巧，强盗别处不去，偏偏选择“中兴国药行”来销赃了？刘先生不露声色，说你有些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瞧瞧。

来人便从怀里掏出一个两个拳头大的白布包包，放到账台上打开。刘先生定睛一看，是一块麝香、两支野山参、十来枚猴枣。刘先生是账房先生，擅长算账，对于中药的熟悉程度仅限于品名、产地、价格，若把药材送到他老先生面前请他分辨一下这是川贝母还是浙贝母，他就傻眼了。不过，眼下有一个情况刘先生是分辨得清的：麝香产自西藏，野山参则出在东北或者高丽，猴枣应来自云贵川。来人称这三样药材是外地朋友送给他的，这就有问题。一般说来，朋友送这等名贵中药的情况有是有，不过很少会把天南地北不同产地的中药收罗来送人。所以，如果这三样东西是真货的话，那这人拿来的八成就是赃物了。

于是，刘先生就招呼一个老药工来鉴别。老药工把三样药材一一查看后，点头道：“这都是真货，质量还不错的。”

那就谈价钱吧。对方问贵号愿意出多少价钱收购这三样中药。这是刘先生的强项，他只要一张口就能给出一个全市中药行的权威都认同的合适价格，但是，此刻他心里想的是如何报警。那么为什么不当场招呼行里的员工聚拢过来将来人拿下呢？刘先生不想这样做。生意人讲究和气生财，如果发生了这么一段当场拿下的情节，公安局当然会给予表扬，但若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据此做起文章来，那就够“中兴”喝一壶的了。那些带着名贵中药前来上海直接销售给批发行的主顾必定心生畏惧，今后还敢主动登门送货吗？因此，刘先生不会做这种砸自己饭碗的事儿。他决定给对方一个低得难以接受的价格，迫使其断了跟“中兴”交易的念头，然后指派一名学徒暗暗尾随，看其住在何处，回来报告公安局就是了。

于是，刘先生就报出了一个价格，这个价格当然低于市场零售价、批发价，甚至比药行的进货价还低了20%。哪知对方根本不计较药行开什么价，只要能卖掉就是，当下不假思索一口答应了。这下，刘先生无咒可念了，寻思那就收进来吧，反正这货回头要给公安局拿去的，让失主付这笔钱就是了。于是，当下拍板成交。付钱的时候，佯称账台这边数额不够，要去里面取，趁机关照一个在后面做内场活儿的学徒小孙跟踪来人。考虑到对方可能会乘车，刘先生还掏了些零钱给小孙。

小孙跟踪的结果出乎刘先生的意料：那人离开“中兴国药行”后，倒是没有乘车，步行十来分钟直接去了曹家渡内河轮船码头。小孙算是比较机灵的，假装凑近过去看售票窗口上方张贴着的轮船时刻表，见那人往窗口里递钱，嘴里道：“一张青浦！”

青浦是距上海市区四十公里的一个县城，当时属于江苏省管辖。两地之间有长途汽车，也有轮船。轮船速度慢，从曹家渡码头出发，沿着苏州河往西行驶，驶至青浦白鹤后拐入大盈江再往青浦县城开，这样绕来绕去需要十来个小时。因此两地之间每天就只有一班轮船，早晨从青浦出发，傍晚到达上海；随即上客，出发，一夜行驶后于次日清晨抵达青浦。

小孙当下就傻眼了，寻思这主儿要去青浦了，我还跟不跟呢？考虑下来，决定不跟。这个年方十六的少年做事比较靠谱儿，他担心对方此举不过是玩一招金蝉脱壳，于是就在候船室里待着，看着对方上了船，并且等轮船开走后方才返回药行。

刘先生听了小孙所说的情况后，寻思这下没戏唱了，我即使报告了公安局，轮船已经开走，大概也没法追上去了。再说，这人不过是怀疑对象，公安局也不一定会抓捕。于是就决定不向公安局报告，而是向中药行业公会报告。这事儿就是行业公会通知下来的，向他们报告也算合理。电话打到行业公会，那边已经下班了，无人接听，只好拖到今天上午。公会接到电话后，立刻报告了专案组。

专案组当下派出四名刑警分别对这两条线索进行调查。

刑警何守杰、小李受命对第一条线索进行调查。两人化装成路人，先去了蓬莱区制造局路姚瑾的摊头，果然见那寡妇穿着一件大红织锦缎棉袄，左手中指、无名指各戴着一枚金戒指。姚瑾长得颇有几分姿色，肌肤雪白，眉眼间透着一股妖娆之气，跟顾客说话时语调也是娇滴滴的。

两人转身去了派出所，请管段民警把姚瑾传唤过来。了解下来，姚瑾说衣服和戒指都是一位姓徐的先生送的。徐先生是闸北那边的一个资本家，五十多岁的一个老头儿，经营着一家工厂、一家小百货批发商行。她原先是去南市那边的批发市场进货的，听说徐先生的那家商行给的批发价更为优惠，于是就去闸北那里进货了。几次进货，就跟徐先生相识了。徐先生见她长相不错，就动起了脑筋，请她吃饭、看戏，还到她家里拜访过。这样，她就跟徐先生好上了。织锦缎棉袄还有另外几件大人小孩的衣服和两枚戒指，都是徐先生赠送的。徐先生还以商行的进货价向她提供小百货商品，不赚她一分钱。

姚瑾的说法是真是假？刑警需要调查。专案组接到何守杰的电话汇报后，立刻增派了两名刑警赶过来，分三路同时进行调查：一路去姚瑾家查看是否藏匿着跟抢劫案相关的赃物；一路拿着姚瑾摘下的那两枚戒指请受害人辨认；还有一路则去闸北找徐老板了解。

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姚瑾所言属实。

再说对“中兴国药行”提供的那条线索的调查。负责该项调查的是刑警龙野滨和彭文瑞。两人先去了曹家渡“中兴国药行”，查看了低价卖给药行的那三样中药材。向刘先生了解来人的相貌体态，刘先生说那人是中高个子，相貌就说不清楚了，因为他的帽檐压得很低，而且还戴着口罩，说话也是瓮声瓮气听不大清楚。说的不是正宗的上海话，好像带着点儿西郊口音。刑警听着马上跟康太太提供的情况联系起来，强盗中不是有一个说话也是西郊口音吗？

那么，那人拿来卖的这三样中药材是不是“天年堂国药店”被劫的一部分药材呢？刑警向“中兴”的几位老药工请教：药店是否辨认得清自己店里的中药材？老药工都笑了，说可能性不大，除非重量相符。但是按照你们所说，“天年堂”被劫的赃物中这三样中药材不止眼前这些数量，那一般说来就无法分辨了。这样，刑警就打消了把东西拿到“天年堂”去辨认的念头。

那么，往下该怎么调查呢？彭文瑞、龙野滨两人商量下来，决定去曹家渡轮船码头撞撞运气。他们两个之前谁也没坐轮船去过郊区，办案中也没接触过内河轮船，所以对于内河船运不甚了解。到轮船码头一打听，得知了从上海到青浦之间轮船的运行情况，彭文瑞便有了一个想法：根据码头调度室的记录，昨天那班轮船从抵达码头到离开不过相隔四十七分钟，这点儿时间，只够从曹家渡码头来回跑一趟“中兴国药行”。据刘先生说，那人在“中兴”那里至少待了半个小时。这样，就可以推断这主儿并非搭乘昨天这班轮船从青浦来上海的。他来上海如果也是坐轮船的话，应当是坐前天那趟。那么，他就得在上海过夜。他有可能去亲戚朋友家蹭一夜，也有可能入住附近的旅馆。

刑警于是决定去附近的旅馆打听是否有这么一个人来住宿。当时的曹家渡，因为有内河轮船码头以及蔬菜、水果批发市场和纺织品交易市场，所以一年四季来往客商很多，客商多，旅馆也就多，曹家渡地区大大小小的旅馆、客栈竟然有二十几家。彭文瑞、龙野滨两人一家家调查，一直到天黑时分才从一家类似家庭旅馆规模的、门口只有“住宿”招牌的无字号小客店里打听到一条线索：前天傍晚，确有这么一个旅客前来入住。

查看住宿登记簿，上面写着那个旅客的来路——姓名：陆汉益；住址：青浦县城厢镇聚星街五十五号；来沪事由：采购；入住证明：户口簿。

就这么简单，不过已经足够了。

五、再次作案

去青浦调查的刑警是龙野滨和小冷，彭文瑞因是专案组副组长，就留在市区坐镇。当时一个分局不过一辆吉普车，摩托车也不是每个分局都有的，所以龙、冷两人是搭乘长途汽车去的。好在道路畅通，两个小时就赶到了青浦县城厢镇。打听聚星街五十五号，竟是“福诚至中药店”。于是登门找老板。老板姓曹，是个五十来岁的小老头儿。刑警问他你们这里是否有一个中高个头儿、说话带本地口音的男子。曹老板说有的，是我们店里的职工陆师傅，叫陆汉益。

“请问陆师傅昨天去哪里了？”

“哦，我派他去上海办点儿业务上的事，是大前天去的，昨天早上刚刚回到青浦，我让他休息两天，他回家去了。”

“他家住哪里？”

“朱家角镇上，离这边城厢镇有十六里路。”

刑警弄不懂了：“这个姓陆的户口不是在药店里的吗？怎么家住朱家角？户口为何不落在家里而要落在店里呢？”

曹老板解释：“陆汉益是抗战胜利前一年从乡下来青浦的，当时还没有成家，户口就落在我这里了。后来结了婚，娘子是朱家角的一个寡妇。我问他户口是否要迁到朱家角去，他说不迁了，还是留在这里吧，毕竟是县城啊。这样，他的户口就没有动。”

“那么，这次他去上海办什么事？”

“哦，我让他送一笔款子给浦东洋泾他的一个亲戚。前一阵我手头有点儿紧，生意上头寸轧不过来，四处商借也没借到，最后还是通过他向他浦东的亲戚借到的。当初借钱是通过他出面的，所以现在还钱也就叫他去走一趟了。”

刑警问曹老板是否听说过曹家渡的“中兴国药行”。曹老板说，听说过，不过从来没跟他们打过交道，我们的货都是从十六铺的“双得利”进的，成品中药则从松江的“余天成”进。哎，同志你们问这个干吗？刑警叹了口气，说这事我们也感到莫名其妙，你们的这位陆师傅这次去上海还做了一桩事，他把一些名贵中药材拿到“中兴国药行”卖掉了！其中有野山参、麝香，还有猴枣。

曹老板怔了片刻，猛地回过神来，立马往楼上奔。一阵翻箱倒柜的声响后，传来他愤怒的咆哮，大骂陆汉益“杀千刀”。

情况大体上清楚了。陆汉益利用去上海办事的机会，偷窃了店里的这三样名贵药材廉价出售。这类药材平时不经常使用，老板也不会天天查看。等到哪天发现没了，估计也已经没法查清楚了。

当下，刑警和曹老板立刻奔十六里地之外的朱家角镇。陆汉益初时还想抵赖，但刑警没跟他啰唆，掏出手铐铐上就走。到朱家角派出所讯问下来，陆汉益只得交代。曹老板对上海刑警称谢不迭，但小冷、龙野滨两人却高兴不起来。

冷、龙二位搭乘朱家角赴上海的末班长途汽车风尘仆仆返回市区，到专案组驻地邑庙分局时，已经晚上九点了。专案组其他同志听说是这么一个结果，有的唉声叹气，有的摇头苦笑。

辛强说：“没什么，干刑侦这一行的，谁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同志们连日辛劳，一直没有好好休息过，今晚干脆好好睡一觉，明天上午开会研究下一步怎么走。”

众人赞同，于是大家各自休息。

这天晚上，就在专案组刑警睡觉的时候，沉寂了几天的红桃大盗重新露头，再次在蓬莱区作下了一起抢劫大案！

该区的肇周路上有一幢小巧精致的二层洋房，上下一共八间。楼前有一个小院子，栽种着一些花草；楼后有两间平房，一间是堆放杂物的储藏室，一间是厨房；四周围着绿漆栅栏，大门也漆成绿色，据说以前门框上钉着一块铜牌，上书“毕阳私邸，未许勿入”。这个毕阳就是小洋楼的主人，祖籍上海，出生于南洋的一个华侨富商家庭，1932年回国，考入震旦大学。毕业后在一家英国人开的洋行里工作，很受英国老板的赏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洋行关门，毕阳的饭碗没了，于是就偷偷去了重庆。原是准备参加国民党军队上前线打日本鬼子的，但到了那里正好遇上“军统”招收知识青年，像他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当然被“军统”视若宝贝，于是就进了“军统”，被授予少尉军衔。当时，戴笠还亲自接见了毕阳，聊下来，得知毕阳精通英文，头脑又灵活，于是说你也不必去一线做危险工作了，就留在局本部搞情报分析吧，凭你的素质，几年下来，你就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情报专家了。

以戴笠当时的地位，能够对一个新加入“团体”的青年说这等话，那是相当重视了。不难想象，“军统”肯定会把毕阳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正如戴笠所预料的，毕阳的素质确实不错，加上自身的努力，以及不事张扬的性格，他跟所有特务不管是看门的小角色还是手握生杀大权的将校级大特务的关系都处得很是到位。两年后，毕阳就当上了情报处新设的“日本对英美情报活动特别情报组”的副组长，陆军上尉军衔。到1945年元旦，在“军统”的迎新联欢会上，戴笠破格晋升毕阳为少校组长。

日本战败投降后，“军统”的“日本对英美情报活动特别情报组”随即解散。毕阳的老母、妻儿都在上海，一别四年，他就要求请假赴沪探亲。报到戴笠那里，戴笠说不是正要向上海派接收人员吗，把毕阳列入名单吧。这样，毕阳就以接收大员的身份荣归上海。后来，戴笠飞机失事殒命，“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大权由毛人凤执掌。由于毕阳的人缘好，不但没受到排挤，反而还被毛人凤提升为中校，在上海搞情报。

南京解放前夕，据说“军统”原是准备让毕阳潜伏下来的，因为他的对外身份一直是“商人”，外界没有人知道他是“保密局”校级特务。这种情况是比较适宜潜伏的。但名单送到毛人凤那里后，他的名字被划掉了，毛人凤说这人精通国际情报，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从今后的工作出发，还是把他带到台湾去为好。这样，毕阳就跟着毛人凤去了台湾。由于事发突然，他甚至连和家眷告别的机会都没有，更别说把老母、妻儿带上了。

上海解放后，华东局社会部根据获得的情报，掌握了毕阳的真实情况，曾派员前往毕阳宅第去查看。毕阳的母亲、妻子表示愿意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跟毕阳划清界限，并主动拿出家藏的黄金、银洋、首饰、手表等交给政府。社会部干部根据政策，没有接受，说这是你们的私人物品，不是毕阳搞反革命活动的经费，还是你们自己留着吧。至于这幢住宅，据我们了解，是毕阳1932年回国之前由其父亲出资建造的，所以不能算是敌产，而是属于你家的私产，政府也不会没收，如果受到侵犯，政府还会给予保护。

毕阳的家眷对人民政府自是感激不尽，但这样一来，邻居都知道原来毕阳是“军统”特务，逃到台湾去了。以当时的政治气氛，对毕家人就不免另眼看待了。毕家人原本跟外界接触就不多，现在干脆闭门不出。那块挂在门口的铜牌当然早已拆除了，轿车赠送给了亲戚，电话停机，原本家里是雇佣着娘姨的，后来也辞退了。毕阳的老母亲整天在家里念佛，妻子任丹蕊每天出门两次，早上送九岁的儿子上学兼带买菜，下午去学校接儿子。如此生活，外界有些风吹草动、小道消息，自然不可能传入一家人的耳朵。因此，这几天一直令附近一带人们风声鹤唳的红桃大盗抢劫案，毕家三口竟然丝毫不知，自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防范意识了。

12月8日午夜时分，已经入睡的毕宅女主人任丹蕊被一阵急促的门铃声惊醒。她头脑里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政府来人了，夜半登门，别是来抓人的吧？禁不住一阵惊慌。任丹蕊匆匆穿上衣服，三步并作两步赶到楼下去应门。原以为来人是在大门口等着她去开门的，因为门铃按钮是装在大门外的，哪知她刚刚打开屋门，台阶上已经站着三条黑影了。任丹蕊没有思想准备，吓了个激灵！

对方身穿深色中山装，头戴干部帽，帽檐压得有点儿低，脸上戴着口罩，手上戴着白纱手套，其中一个肩上挎着个军用挎包。为首一个开腔道：“别害怕！你是……”

“我……我叫任丹蕊。”

“我们是市局的，有点儿急事找你。”那人一边说着，一边亮出了证件。

任丹蕊稍感放心，点点头把来人往屋里让。请来人在客厅落座后，她正要去拿热水瓶沏茶，被叫住了：“别忙活了！你家里还住着谁？就是老太和孩子？好的，麻烦你去把他们叫起来，政府有话要对你们说。”

任丹蕊稍显迟疑：“老人、孩子也要叫？”

“对，都叫过来。放心，不是坏事，是好事、喜事！”

任丹蕊听了心里一动，暗忖难道丈夫起义了？因为深信对方的市局身份，所以也不作他想，立刻遵命。

一家三口集中到客厅后，婆媳俩眼睁睁地望着对方三人，等着他们透露带来了什么好消息。先前亮证件的那人开口了，内容却令婆媳俩莫名其妙：“家里有绳子吗？”

六十岁的毕母不知所措，无法作答。任丹蕊呢，迟疑地摇头：“没……没有。”

“那就找件代用品吧。”那人朝旁边一位打了个手势，那位在底楼这边转了转，进了原先娘姨住的那间屋里，里面传出几下像是撕开布匹的声响，不一会儿，那人手里拿着几根撕开的被单返回客厅。

这时，三个不速之客终于露出了强盗的真面目，亮出了寒光闪闪的匕首，二话不说就将一家三口绑了起来，拴在桌腿上，嘴里堵上了从卫生间拿来的毛巾。女主人任丹蕊是最后一个被堵上嘴的，堵上前她衣袋里的钥匙已经被搜出来了，让她说出保险箱密码。她稍一迟疑，匕首已经抵住了脖颈，吓得她紧闭着眼睛乖乖说了出来。

强盗上楼进了女主人的卧室，打开了保险箱，将里面的二十五两黄金、二百多枚银洋、十来件首饰、两千多美元以及任丹蕊临睡前摘下放在床头柜上的金表悉数劫走。下楼后，发现客厅一角的那口玻璃橱里的饼干听、咖啡罐、奶粉瓶，于是就冲了奶咖，把前天任丹蕊刚刚买的两斤饼干吃光。接着，他们从卫生间拿出拖把，把楼上楼下凡是他们踏到过的地方都擦拭了一遍。最后，照例拿出喷筒，在墙上留下了一个红桃图案，这才离去。

可怜毕家三口给绑在客厅的那张餐桌上，无法挣脱，如果不是早晨六点送牛奶的工人按门铃没见反应，觉得不对头，唤来了邻居众人一起推门入宅察看，没准儿因冻饿而送掉性命也难说。

专案组闻讯赶到现场，一看情况，先让保长、甲长把毕老太和孙子送医院检查，女主人还行，就留下向刑警叙述案发情况。刑警听说对方出示了上海市公安局的证件，不禁暗吃一惊，寻思红桃大盗还真了得，搞起了升级版，冒充电灯公司抄表工觉得不过瘾，竟摇身一变做起了警察！于是就问那证件是什么样子的。任丹蕊说那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本本，捏住了封面的大半个位置，朝她一亮。她看见那个本本的下方印着一行金字：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

刑警老柳把自己的证件拿出来：“是这样一个本本吗？”

任丹蕊看了看，眨着眼睛：“好像比您这个本本稍稍小了一圈。”

几个刑警就觉得奇怪了。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的证件是全市统一的，封面都是市局落款，至于是哪个部门哪个分局的，是填写在里面贴照片的那页上的，哪来的比真证小一圈的工作证？若说是劫匪伪造的吧，那为什么不伪造尺寸相同的呢？

刑警何守杰忽然嘀咕了一声：“这小子肯定是拿了本自行车执照来冒充了！”

这么一说，其他刑警恍然大悟！上海解放后，新政权的各项工作逐渐开始进行，其中一项是发放自行车证照。车证也称执照，一个硬封面，内有两页记载该车及车主情况和注意事项的纸张。车证封面下方印着的那行市局落款跟警察的工作证是一样的，红桃大盗灵机一动，竟然利用车证冒充起警察来了！

现场勘查如同专案组预料的一样，没有发现什么痕迹。返回分局后，专案组举行案情分析会，一致认为这是红桃大盗所作的第四起抢劫案。这时，忽然接到北站分局的电话，说他们前天在站前广场上抓到一名扒手，在其身上发现了羚羊角，问专案组是否要过来查问一下。

据辛强事后说，接到这个电话的一瞬间，他忽然产生了一种直觉：这是一条真正有价值的线索，这个扒手可能是打开红桃大盗抢劫案迷宫之门的一把钥匙！

六、可疑的旧警察

北站，即北火车站的简称。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上海发往外埠、外埠抵达上海的火车发车点与抵达点都是北站，北站一年到头的熙熙攘攘也就可想而知了。而这种热闹，正好给扒手提供了一个很有利的作案条件。

扒手罗三儿就是北站分局的反扒便衣在站前广场上抓到的。当时，一个便衣发现罗三儿从候车室出来，转了个圈，盯上了一个带孩子的中年妇女。便衣凭经验一看罗三儿的那双眼睛，就知道这小子是吃这一行饭的，遂决定抓现行。不多时，当罗三儿下手作案时，被便衣逮个正着，铐上铐子就带到不远处的警务室。

进去之后，在罗三儿身上搜出赃款若干，还有一个长近一尺、宽高各为寸余的小布包，问罗三儿是什么，他摇头不语。便衣以为罗三儿不老实，差点儿撩一巴掌上去。其实这小子确实不知道，这是他在候车室从一个候车的旅客那里扒窃来的。原以为是什么宝贝，不料民警把层层叠叠包在外面的布头解开后，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截动物犄角。几个便衣民警不认识这是什么东西，就放在一旁，然后清点赃款。罗三儿运气还不错，之前扒得的两个钱包中的钱钞加起来竟有上百万元，这在当时算得上一笔像样的款子了。于是，恭喜了！给罗三儿换个地方——送到看守所去了。

那笔赃款和像是动物犄角样的赃物，就由便衣带到分局办公室去了。按规定，赃款、赃物都得上交治安股领导，领导登记后再上交分局秘书股（即后来的“办公室”）。治安股领导由于工作繁忙，规定一周交两次，每隔三天一次。今天是交赃款、赃物的日子，一干便衣都涌进了治安股长的办公室。一个也来交战利品的老民警无意间看见动物犄角，不禁一惊：“我的妈呀，羚羊角啊！这是中药里最为名贵的一味，价超黄金。这么长一截，要值多少钱哩！”

这一惊呼，引起了治安股长的注意，当下一看赃物，马上拿出了专案组的那份协查通知，看了看，指着上面的“羚羊角”说，前几天开会时不是给大家念过这份通知的吗，你们是怎么听的，发现了协查通知上载明的赃物也不立刻报告，一直拖到今天。说着，立刻按照协查通知上的电话号码给专案组打电话。

专案组当即派员前往分局，把那截羚羊角取来。然而专案组一干刑警谁也没接触过这等名贵中药材，是不是羚羊角也不敢保证。有人想起分局对面有一个在马路边上摆一副桌椅当街坐堂问诊的郎中钱老头儿，于是就派小冷、小李拿去请他辨识。钱郎中看了之后，说这确实是羚羊角，强调这是最珍贵的一种中药材，然后就要说药效。冷、李两人对羚羊角的功效并无兴趣，还没听完就谢过钱老头儿兴冲冲回来复命了。

接下来，是要弄清楚这截东西是不是“天年堂”被劫的赃物之一。出于稳妥考虑，专案组没把东西拿去请失主辨认，而是派员去“天年堂”询问：被劫的羚羊角有多重？

像羚羊角这样的名贵中药材，一般都是使用粉剂的，药店根据中医开的方子上所注明的分量，当场用锉刀从角上锉下粉末，边锉边称，让消费者亲眼看见这是真货。所以，老板只要一查账目，就可以知道被劫的那支已经锉掉过数钱的羚羊角的精确重量。当下让账房先生核查后，说被劫的那支羚羊角重三两一钱七分。小冷、小李回来一说，辛强就让两人拿上赃物前往附近的一所中学，借用化学实验室的天平称下来，果然是这个重量。于是确认这是赃物。

然后，就去讯问扒手罗三儿。罗三儿交代，这个布包是他去北站候车室行窃时，从一个旅客携带的挎包里顺手窃得的。那个旅客的挎包里还有其他东西，对于扒手来说，最理想的当然是现钞。他站在那人后面，悄悄扯开挎包的拉链，正要把手伸进去掏摸，那旅客却是一个转身。罗三儿就决定放弃这个对象，抽出贼手时顺便窃取了这个条状的布包。

那么，那个旅客是怎么一副模样呢？这个，罗三儿就说不上来了，因为他根本没和对方正面对视过。刑警正失望时，罗三儿又补充了一句：“我听他曾问过别人去昆山在哪里排队。”刑警窃喜，这个线索比能够说出对方是怎么一副模样还有价值啊！

专案组随即举行案情分析会，一部分刑警认为，从受害人康太太等人反映的一个劫匪带有明显的西郊本地腔来判断，此人很有可能是昆山人，他在上海参与作案后，携带分得的赃物回昆山去了。这个观点遭到了另一部分刑警的质疑，说如果是这样，那么昨天晚上发生的毕宅抢劫案又该如何解释呢？持前一观点的刑警反驳：也许是另外两个劫匪把昆山那位打发回去后，另行物色了一个同伙呢？

两个组长辛强、彭文瑞没有参加争论，他们交换了意见后，说罗三儿的那个作案对象，是目前获得的最可靠最直接的一条线索，那家伙既然有昆山口音，又上了去昆山的火车，我们还是有必要循着这条线索往下追查。不过，如何追查这个人倒是一个难题。因为罗三儿根本说不上他是怎么一副模样，几起抢劫案中劫匪也都是压低帽檐、戴着大口罩的。昆山是一个县，不说这个县的其他乡镇，就说县城玉山镇吧，也有四万人口，要在这么些人中追查一个没有相貌特征的男子，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请同志们考虑一下，群策群力，看怎样才能够顺利找到此人。

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七嘴八舌一番议论下来，渐渐集中到了一点上：那个昆山人进了北站候车室，居然要打听从哪个检票口上开往昆山方向的列车，看来这主儿不过是难得来一趟上海的乡下人，这种人参与红桃大盗系列抢劫犯罪活动，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跟班样的小角色，是个从犯。而主犯呢，估计应该是长期生活在上海市区的人，这样才有那份选择抢劫目标的准确性以及在都市作案的从容、老练、狡猾。昆山那个从犯应当是上海市区的主犯邀过来参与作案的，如此看来，主犯跟昆山这个地方可能有着一份特殊关系。之前，从劫匪的作案手段判断，曾怀疑过其中至少有一名劫匪可能有过从事刑事侦查工作的经历，为此还请全市各分局提供了原国民党警察局已被辞退的旧警察的情况。

于是，先查看各分局提供的资料，看看其中是否有昆山人。最后，发现解放后被辞退的旧警察中昆山籍的一共有四人，分别是新成分局、杨树浦分局、卢家湾分局和蓬莱区分局的。蓬莱区分局的那位老宋，专案组来自该分局的刑警都认识。这人五十八岁，患有严重的肺结核，解放前半年就已经病休在家了。解放后组织上审查留用人员时，就把他划了出去，因为此人一贯本分，没有做过恶事，所以还给他发了一笔补助金。肺结核在当时属于现今癌症那样的绝症，这人现在是否在世也难说，即使在世也绝对当不成强盗，所以将其排除了。剩下的三个，专案组决定立刻进行外围调查，先看是否有作案时间。

六名刑警分赴新成、杨树浦、卢家湾三个分局，调查到晚上方才返回专案组驻地。调查结果是：杨树浦分局、卢家湾分局的那两个辞退旧警察都已找到了新的工作，一个在“春兴米行”当伙计，一个在“正泰纱厂”看门，经查均无作案时间；新成分局的那个辞退旧警察名叫袁晓墨，没有查到其下落，连住在哪里都不清楚。

前往新成分局调查的刑警苏博、老柳两人于是就了解了袁晓墨的一些基本情况。袁晓墨，三十九岁，江苏省昆山县玉山镇人氏，出身小摊贩家庭，十六岁到上海法租界的煤球厂做学徒。当时做煤球的机器是靠手工摇的，体力消耗很大，但如果能坚持下来，那力气就很是惊人了。袁晓墨将近三年做下来，眼看就要满师的时候，他却辞职不干了。老板当然不允许，你来学生意时是签下过学艺契约的，言明不但要学三年，三年满师后还得在老板这边继续干三年，称为“学三年，帮三年”，你小子三年学徒期还没满就要离开，还真反了你了！老板是青帮弟子，一向横惯了，当下就要惩罚袁晓墨。可是他一打听，却又不得不打消了这个念头。怎么呢？原来法租界工部局巡捕房刑事部招收“包打听”，袁晓墨偷偷去报名，那身力气被人家看中了。巡捕房当然比煤球厂老板要牛得多，当下告诉袁晓墨，你只管来报到上班，老板敢动你一根汗毛，我们要他好看！就这样，袁晓墨成了巡捕房刑事部的一名便衣。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日本人接管了巡捕房。华捕中有些具有爱国思想的拒绝为日本侵略者效力，主动辞职。但袁晓墨没有离开，卖力地替日本人办案，还曾被借调到臭名昭著的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去做过小三子（即喽啰）。抗战胜利后，袁晓墨一度失业，但两个月后又经人介绍进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新成分局当了一名刑警。

解放后，军代表审查留用警察时，一看袁晓墨的简历，立马将其姓名划掉——在“七十六号”干过，不找他算账已经便宜他了。袁晓墨于是就失业了。他原本是有家室的，但后来离了婚，住在分局的宿舍里，吃食堂，户口也在分局的集体户籍大本子上挂着。被辞退时，户口当然要迁走，但袁晓墨没有房子，于是就给了他一纸迁出证明，自己保存着，几时有了固定住址随时可以迁入。这种做法，当时上海滩称为“袋袋户口”（沪语中的“袋袋”意为口袋，“袋袋户口”意即装在口袋里的户口）。

专案组分析了袁晓墨的情况：曾在法租界巡捕房刑事部当过多年便衣，对南市一带的情况肯定非常熟悉，这对于物色作案对象是一个很好的条件。另外，解放后无业，肯定对其生活有严重影响，由此产生犯罪的念头也是可能的。这个对象，应作为重点嫌疑目标进行调查！

七、真相尚未大白

但是，怎样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这个袁晓墨呢？

刑警何守杰出了一个主意：袁晓墨出身昆山县玉山镇，那是一个江南小镇，地处沪宁线旁边，虽然说不上闭塞，但毕竟是小地方，长期以来形成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习惯有小地方的特色。这种特色，在上海周边那些县城的小镇上都有体现。他有一个亲戚住在松江泗泾镇，记得抗战胜利那年，有一次他陪父母前往那里作客，亲戚的邻居听说从上海来了一个警察（何守杰当时是国民党警察），皆觉好奇，纷纷登门探访，最后，连镇上警署的几个警官也闻讯而至，硬要拉他去饭馆喝酒。由此猜想，袁晓墨在当旧警察时，肯定也要回乡探亲的，昆山那边国民党警察局的警察多半也会热情招待袁晓墨。如果是这样，昆山原国民党警察局的旧警察中可能有人认识袁晓墨。当然，他们不大可能说得出解放后袁晓墨落脚何处，但他们有可能知晓这个来自上海的同行在昆山是否有亲戚朋友，而被罗三儿选为作案对象的那个主儿，如果确是昆山的，那么无疑是这些亲戚朋友中的一个。

也就是说，何守杰提出了一个侦查新方向：既然无法迅速找到袁晓墨，那就用袁晓墨这条线索去追查那个要把赃物羚羊角从上海带到昆山去的家伙。

专案组众人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决定立刻付诸实施。

中午，专案组长辛强即率四名刑警直奔北站，登上一列开往南京的列车，于午后一时多抵达昆山。一行五人直接去了昆山县公安局。对方听说是上海同行来调查案子，很是重视，一位姓陆的副局长出面接待，说局长去苏州地委开会了，上海同志有什么事情需要协力的，尽管开口。辛强于是说了事由，麻烦昆山同行协助调查一下相关情况。陆副局长说，我是从山东过来的，不熟悉昆山这边解放前的情况，但刑警队的两位老警察大概说得清楚。

刑警队的两名留用警察都已四十多岁了。一位姓张，解放前曾多次协助中共地下党、抗日游击队收集情报、运输物资，属于值得信任的进步人士；另一位姓蒋，是革命烈属，其嫡亲弟弟抗战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太湖游击队侦察员，一次执行任务时不幸牺牲，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由于其父母早已去世，所以烈属牌子就挂在老蒋门上了。

老张、老蒋听专案组一说情由，笑着说这事你们还真料准了，昆山确实有一个叫袁晓墨的人，以前是住在太平桥那边的。袁氏夫妇有一对子女，儿子就是袁晓墨，他上面有个姐姐，好像叫袁晓玉吧。袁晓墨十五六岁去上海谋生，次年他姐姐嫁给渔行桥畔的俞木匠。抗战爆发前一年，袁氏夫妇坐船去乡下途中，小木船被一条轮船撞翻沉没，夫妇俩双双死亡。

那个袁晓墨，当学徒时没有回来过，后来父母遭难回乡奔丧时据说已经进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刑事部当了“包打听”。当时，县警察局的几个头头就说袁家儿子进了巡捕房，看来以后前程要远大了，就算是一个普通“包打听”，对于我们以后到上海去办案也会有帮助，所以要结交他，你们刑警队先派人去吊唁吧。当时是老张和另一个刑警去的，可登门时袁晓墨已经接到上海发来的加急电报返沪了。

这次没有见到，过了一阵到清明了，袁晓墨回乡扫墓，县局就把他请到饭馆吃了一顿。后来，昆山这边有案子需要到上海去办的，也确实得到了袁晓墨的大力相助。日本人占领上海后，因为袁晓墨那时也在替日本人当警察，还跟“七十六号”有交情，所以还是帮得上忙的。这个人，昆山县局的老警察都晓得。

专案组刑警问：“袁晓墨在昆山除了姐姐，是否还有其他亲戚？如果有，他回乡时跟谁走动得比较多？”

张、蒋两人都是土生土长的昆山本地人，当时的玉山镇一共也就方圆几里地的范围，县城的人们互相之间可能有不搭腔的，但基本上都是认识的。所以，是说得出袁晓墨的几家亲戚的，因为是干刑警的，所以说得还很详细，连袁晓墨姐夫家的几位也顺便说了说。再往下了解，发现被扒手罗三儿作为作案对象的那个羚羊角失主，好像就是住在五圣巷的袁晓墨姐夫的嫡亲弟弟、绰号叫“申公豹”的那位。

于是，陆副局长就给玉山镇派出所打了电话，让负责五圣巷管段的民警立刻来县局。民警小闵匆匆赶到后，介绍了“申公豹”的情况：这人姓俞名北昌，脑袋天生有点儿歪，所以小时候一起玩耍的伙伴听了说书先生说的《封神榜》后，就把其中一个歪头人物申公豹的名字移植给了他。一叫就叫出了名，一直延续至今，以至于本名倒不大为人所知了。俞北昌是个竹匠，一个出生于木匠家庭的人不做木匠倒干起了竹匠，这是什么原因谁也说不清楚。据说这是俞北昌自己的选择，可他对于自己选择的这一行却又热爱不起来，手艺学得不咋样，工作态度也大有问题，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还嗜酒嗜赌，据说去人家屋里干活时手脚也不大干净。在昆山这样的小地方，名誉是很重要的，俞北昌的坏名声一旦传出去，大伙儿看他时的眼光就异样了。再加上那些添油加醋的传言，俞北昌二十八岁了还讨不到老婆。

那么，俞北昌跟袁晓墨是否有来往呢？

小闵说是否有来往我说不上来，因为俞北昌是匠人师傅，惯例是经常外出的，也不知他去了哪里——他不是内控对象，所以也就没留意他。

上海刑警商量下来，决定立刻传唤俞北昌，同时对其住所进行搜查。但俞北昌却不在家，问邻居，谁也说不上来去了哪里。于是决定开了锁先入内搜查，然后坐等其回家。搜查下来，没发现赃物，却发现了罗三儿作案时接触过的那个八成新的拉链挎包。

刑警一直等候到天黑，俞北昌方才一身酒气地回家，当下就把他带到了县公安局。五个刑警摆开场面开审，俞北昌一看那阵势就吓得瑟瑟发抖，问什么回答什么，将作案情况一一交代——

一个月前，俞北昌随两个竹匠同行去与昆山接壤的青浦县东侧的徐泾那边干活。干了十来天结束后，他想徐泾离上海市区不过三四十里地，我何不去上海晓墨哥那里看看。他还不知袁晓墨解放后没被新成分局留用，兴冲冲赶去一问，门卫室说这个人已经离开了，去了哪里我们不知道。俞北昌只好悻悻而归，回到家里，却意外收到了袁晓墨的一封信。这封信已经寄达一个星期，因为俞北昌不在家，邮差就从门缝塞到屋里了。俞北昌具有小学文化程度，一般文字大体上还识得下来。当下一看，袁晓墨叫他有空去上海玩玩，如果去的话，可以到江宁区中正北二路镜子弄29号找他。如果最近不打算去上海找他，也请去封信告知一下。

俞北昌把这封信一连看了几遍，从“如果最近不打算去上海，也请去封信告知一下”的内容中领悟出袁晓墨让他去上海可能是有什么事情，于是马上动身。

俞北昌对袁晓墨这个拐弯抹角的亲戚是很崇拜的，当警察已经很了不得了，而且人家是在大上海当警察的，那更是非同小可啊！昆山这边警察局的那些头头脑脑对袁晓墨都是一副客客气气的恭敬样，而昆山这边的居民知道袁晓墨是大上海巡捕房的“包打听”之后，对俞北昌也客气多了。

11月23日，俞北昌去了上海，拿着那封信问了七八个人，总算找到了中正北二路镜子弄。袁晓墨见到他很高兴，把他介绍给同住的那个朋友史鼎骁。后来俞北昌知道，镜子弄29号的房子是史鼎骁家的私房，而史鼎骁的家小在附近另有住房，这里的房子就借给袁晓墨住了。史鼎骁出身中药商世家，以前也干过“包打听”，跟袁晓墨是同事，两人关系很铁。后来，史鼎骁在执行任务时跟人打斗受了伤，他觉得干这一行有点儿危险，遂决定辞职。辞职后，史鼎骁干过多种行当，近年在做木材掮客。

袁晓墨、史鼎骁倒也爽快，直截了当问俞北昌是否想发财，俞北昌的回答是肯定的。然后是第二个问题：你敢不敢冒险？俞北昌说如果是跟着你们二位大哥，那无论冒什么样的险我都敢。俞北昌的回答使那二位很满意，于是袁晓墨就向其摊牌：共产党占领上海滩后，情况比较混乱，物资短缺、物价上涨不说，社会治安也很成问题。目前的上海滩就像一潭浑水，一些以前的小瘪三纷纷浑水摸鱼，竟然发了大财，还全身而退，逍遥法外。所以，我跟史兄合计，共产党的警察连这些小瘪三作的案都破不了，如果像我们这样的破案老手去干一票的话，那还不是三个手指捏田螺——笃定！所以，我们想趁乱干一票，算算人手还缺一个，就想到了你北昌兄弟。你看怎样？

俞北昌听了，几乎是不假思索地答道：“多谢二位哥哥！我愿意跟你们干！”

于是，三人就开始准备。计划当然是袁晓墨、史鼎骁两人制订的。两人对原法租界以及周边地段很熟悉，于是决定到邑庙区、蓬莱区动手。目标是史鼎骁找的，他做木材掮客生意，在复兴东路康太太宅第附近有一个交易点，他经常去那里闲坐着等生意，无非就是喝茶抽烟聊天。来木材行的不但有全市各区的掮客、商人，还有附近的一些闲汉，专门候在交易点准备给木材商跑腿买买东西、送送急件、跑跑邮局什么的挣几个小钱，一起喝茶时就像茶馆里的茶客那样闲磕牙瞎聊天。于是，史鼎骁就知晓了这附近有哪几家是适宜下手的对象。他跟袁晓墨商议下来，选中了康太太和张老头儿两家。

在这之前，袁晓墨有一天晚上路过外白渡桥那边的夜市，看见有人在出售一套“华商”的抄表工行头，于是心里一动，暗忖如果冒充电灯厂抄表工登门作案的话，是一个绝妙的创意，其胜算肯定是百分之百啊！于是，一番讨价还价后，就从对方手里买了下来。现在，这套行头可以发挥作用了。

12月1日，袁晓墨带着俞北昌连续作案两起，获赃颇丰。史鼎骁因最近经常出没于附近的木材交易行，担心被人认出来，所以没有出面。袁晓墨、史鼎骁两个不愧是干刑侦出身的，作案得手后，当晚就把那套抄表工行头烧毁灭迹了。那么，他们不准备再作案了吗？不是，接下来是对“天年堂国药店”下手。不过，这已经不能使用伪装电灯厂抄表工的伎俩了，就以病家名义夜晚敲门。“天年堂”在蓬莱区，史鼎骁不必担心有人认识他，于是也直接参与作案了。

在“天年堂”作案得手后，三人缩在镜子弄29号闭门不出。12月6日，袁晓墨对俞北昌说，明天你先回昆山去吧，离开那里时间长了，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遂给了俞北昌一些钞票，说那些黄金、银洋、首饰什么的，现在还不能动，一动就要出问题，等过一阵风声小了再卖掉；至于存折，那更是不知要放多久哩，弄不好烧掉也说不定；这些药材呢，目前也还不能动，你带一部分回昆山好好藏着，明年黄梅天前要动一动的，否则放霉了就掉价了。

次日，俞北昌就带着羚羊角等部分药材赃物回昆山，没想到在北站竟然被扒手扯开了挎包拉链偷走了放在最上面的那支羚羊角。俞北昌心疼不已，由于生怕袁晓墨责怪自己，所以想了又想没敢写信告诉袁晓墨。

那些带回昆山的药材赃物，俞北昌交代说他放进了一个老酒坛，坛口用油纸密封后，埋在他家屋后地里了。讯问结束后，刑警连夜去起赃，果然挖了出来。

俞北昌交代完毕，刑警问后来红桃大盗对毕宅作的那起案子你知道吗？俞北昌说他不知道。

刑警搭乘夜班火车返回上海时，已是12月10日清晨五点多了。叫上留守的彭文瑞等三名刑警后，立马奔镜子弄抓获了袁晓墨、史鼎骁，在其住处起获了三案赃物，却无毕宅劫案的任何赃物。讯问下来，袁晓墨、史鼎骁的口供与俞北昌相同。两人对在作案后留下红桃图案也有一致说法：那是袁晓墨想出来的，是为了转移侦查视线，把警方的思路往江湖大盗方面去引。用于喷画红桃图案的那个喷筒、硬纸制作的桃形模具和红色广告颜料，已经被他们销毁了。

对于同样留有红桃图案的毕宅抢劫案，袁、史二人听了竟是一脸的惊诧，都说不知道。刑警根据两人交代的活动时间进行了调查，确认他们没有作案时间。

这样，原本以为侦查工作行将结束准备欢庆胜利的专案组诸君就大为吃惊了：如此说来，竟然还有一拨红桃大盗？

八、红桃大盗克隆版

专案组立刻调出案卷中保存着的四起抢劫案的现场照片，经仔细对比，发现前三起的红桃图案与第四起案件现场所留的图案确有不同之处。这样，情况就清楚了：确实有另一拨劫匪仿照袁晓墨犯罪团伙的作案手法实施抢劫犯罪，毕宅劫案是他们所作的第一起案件。

12月10日晚上，专案组再次举行案情分析会。这个分析会有点儿特别，一上来不是直奔主题分析案情，而是回忆并检讨专案组调查毕宅抢劫案的全过程。从组长辛强到副组长彭文瑞乃至每个刑警，都详细回忆了自己在侦查毕宅抢劫案时所做的工作，然后先由自己再让别人对这部分工作进行评价，不谈正确之处，而是专门寻找漏洞。

这个过程，用了整整两个小时。大家发现在对待毕宅抢劫案上，专案组全体都犯了一个错误：由于劫匪在现场留下了那个初看跟前三起劫案相同的红桃图案，因此大家就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同一个犯罪团伙所作的第四起案件。这个错误认识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因为大家头脑里都有了先入为主之念，所以在勘查现场和对受害人进行调查询问时，做得就没有前面三起案件那样细致、扎实。

组长辛强非常诚恳地检讨了这个过失，说完全是他这个专案组长的责任。检讨后，辛强说我们应该立即对此进行补救，请同志们说说看，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补救措施，以便尽快破获毕宅劫案。

众刑警一番讨论后，作出了一个决定：重新走访毕宅劫案的受害人，这回，连那个十岁儿童也要询问到。三个受害人，配备六名刑警，两个对一个，事先要列出详细的询问提纲，送交两个组长审核通过后方可实施。

12月11日上午九点，六名刑警前往毕宅重新走访受害人。这天是星期日，那个上次勘查现场时虽然在场但并未跟其谈过话的毕家独生子毕学勤正好在家，由刑警苏博和小李向其了解情况。线索，就是从这个十岁儿童口中获得的。

毕学勤当然不知道什么是线索，再说凭劫匪的那份作案经验、手法，也不可能当场暴露出明显的漏洞。可是，不明显的漏洞还是有的，而且恰恰被毕学勤留意到了。当然，一直到他说出来时，他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条线索。

毕学勤对警察颇为崇拜，此刻一下子有两个刑警跟他像老朋友一样作聊天式的谈话，他顿时兴奋起来，问什么回答什么。刑警问他对那三个强盗的印象怎样，他恨恨地说：“太坏！”

“怎么个坏法呢？”

“他们把我的饼干都吃光了，那是妈妈从南京路泰康公司买来的奶油夹心饼干，可好吃呢！”

两个刑警有点儿遗憾，因为他们没有品尝过这种饼干。在那个年代，奶油夹心饼干乃是近乎奢侈品的一种高级食品。苏博笑笑，问：“强盗吃着说好吃吗？”

“他们像饿狼一样乱吃，一边吃一边说‘好吃’。其中有一个还说：‘一吃就知道这是泰康公司的产品，不过质量已经不如以前了。以前泰康的饼干，放的白糖是台湾糖，现在台湾糖没了，只好用福建糖，福建糖不如台湾糖，我一吃就吃出来了。’”

这句话引起了刑警的注意。此刻，这就是一条线索：一个一吃就知道饼干产自泰康公司，而且竟然还能分辨出饼干里放的白糖的产地，只有不知享用了多少奶油夹心饼干的非凡顾客才具备这种能力。因此，刑警断定说话的那主儿应该是泰康公司的老客户！

这是重新对受害人进行调查所获得的唯一线索，专案组当即决定对此一查到底。

刑警前往泰康公司了解客户情况。该公司保留着自公司创办以来所有固定客户的名单，多年积累下来已经装订成厚厚几册。刑警出具了借条，把名册拿回分局翻阅研究。名册上的客户有一个特点：三分之二以上的客户都是阶段性的，通常出现了一年左右之后就停止购买饼干了，但两三年后会再度出现，又购买一年左右……这种状况在有的家庭会出现三四次，甚至更多。刑警分析，这是为孩子断奶而买的。这样的家庭，经济条件可以说不错，但还不至于到大人也购买此类高级饼干作为每天必吃的点心的程度。所以，这些客户是要首先排除的。

刑警认定一点，那个劫匪跟泰康公司的高级饼干似乎应当有这么一种关系：儿童时期就已经每天在享用泰康高级饼干了，长大成人后延续下来。但是，目前已经断档了。要知道，这种高级饼干上海滩的大部分市民一生也没有品尝过一块，而此人却把它作为每天必吃的点心，这样一个有钱人，很难跟冒着性命危险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干抢劫勾当的暴徒联系在一起。因此，那个劫匪最近肯定落魄了，不但吃不上泰康公司的高级饼干，甚至连正常的一日三餐是否能够保证也是个未知数。于是，专案组就按照这个思路从名册中寻找嫌疑人。

如此查下来，符合条件的客户有十二个。刑警就打电话请来了泰康公司的销售经理，把十二个姓名写给他，向他介绍了案情，请其谈谈看法。销售经理说，叫我说，这多半是这个人了——潘量斛！

潘量斛，二十三岁，未婚，出身于恶霸家庭。其父潘恕一系恶霸，又是“一贯道”骨干分子，抗战后期还开了两家商店，解放战争期间将自己经营的商店作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秘密联络点。以上罪行，加上潘恕一长期欺压劳动人民，欠人命四条，强奸妇女多名，因此，上海解放的第三天他就被军管会逮捕，不到一个月就被处决了。潘恕一跟毕阳的情况不同，其家产全由剥削、掠夺而得，因此潘恕一被逮捕的当日其家产就被查封，清点后没收，商店也被收归国有，只给潘恕一的家属留下了保障其基本生活的房子、用具、钱钞。潘恕一出事后，其家人的生活一落千丈，自然不可能再吃泰康公司的高级饼干了。

专案组当即决定，立刻传唤潘量斛。潘家住在黄浦区，于是专案组全体出动，先跟黄浦分局取得联系，请分局予以协助。潘量斛被传唤到案后，供认了策划并组织抢劫毕宅的罪行，称由于生活窘迫，图谋横财，听说红桃大盗系列劫案后，决定仿效，遂纠集两个结拜弟兄汪横、陶仰石一起作了该案，所获赃物没有动过，藏匿于汪横家。当天，汪横、陶仰石即被抓获，在汪家抄出了毕宅劫案的全部赃物。刑警专门问了对方作案时出示的“市局派司”是怎么回事，果然如同专案组的分析，是一本新领的自行车执照。

至此，红桃大盗系列抢劫案圆满告破。1950年春，上海市军管会对该系列案作出判决：判处袁晓墨、潘量斛死刑，立即执行；其余四人分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

文章来源：转载自《尘封档案》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