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1年2月14日,印度孟买,63对新人参加集体婚礼(图文无关)。
印度女教师苏妮塔·夏尔马(sunita sharma)有过一次失败的订婚。
三年前,苏妮塔为了嫁给邻居家的电工小伙,她和母亲准备了一大笔的嫁妆费。苏妮塔的月工资仅有200美元,她省吃俭用了好一阵子,才攒下2000美元的婚礼置办费;她的母亲则卖掉了家中一小块土地,为女儿的新家添置了家具电视和冰箱,还留了一笔宴请亲友的钱。
敲定婚约的最后一刻,男方的父亲突然“加价”——要求女方再给男方买一辆车。“当时的未婚夫毫不松口,他认为结婚必须得有车。”苏妮塔回忆说。
苏妮塔的家庭并不富裕,父亲在其19岁时去世。作为家中长女,她还要负担起一家四口的生活开支。与男方家庭商量未果后,苏妮塔决定取消了婚约。
自女儿呱呱坠地起,每个普通的印度家庭便开始筹集嫁妆。
年近60岁的拉尼·德维(rani devi)是印度北方邦的一名农妇。2019年,拉尼攒足了嫁妆钱,将女儿嫁给邻村的一名男子。由于女婿读过大学,男方家庭又开口要了一辆摩托车和一条金链子。
在印度,女方的嫁妆费用远高于男方的彩礼。2021年英国广播公司(bbc)援引世界银行报告发现,在1960年至2008年间的4万桩印度婚姻中,95%的女方家庭支付了巨额嫁妆。其中男方的彩礼平均约为5000卢比,而女方的嫁妆则高达3.2万卢比。相比之下,嫁妆接近彩礼的7倍。
即便印度政府在法律上禁止嫁妆,但高额嫁妆仍是印度社会的习俗。印度新德里民权人士沙希卡拉·坎哈利(shashikala kandhari)认为,“父权制为主的印度社会中,男性的社会地位比女性更高,而嫁妆高低也是评判男性社会价值的工具。”
高学历、工作稳定的男性在印度婚恋市场上更受欢迎,这些男方家庭在结婚前会开出明确的“嫁妆清单”,试图获得更多财富。女方家庭则通过赠予男方现金、珠宝或车房,承担婚宴开支,以获得“稳定幸福”的婚姻生活。
嫁妆抑或成为婚后生活的阴影。若女方家庭无力承担高额嫁妆,婚后极有可能遭受男方虐待,引发“嫁妆暴力”。
1990年,16岁的萨拉瓦提(saraswati)从印度北方邦农村嫁到了新德里。在长达数十年的婚姻中,萨拉瓦提总是遭受家暴。丈夫常常质问萨拉瓦提:“你父亲没有给我嫁妆,我凭什么对你好?没有嫁妆的新娘一文不值!”萨拉瓦提被迫卖掉了自己的珠宝首饰,给丈夫买了一块土地。
由于经济不独立、社会公序良俗等限制条件,遭受“嫁妆暴力”的女性依旧留在婚姻中。在联合国妇女署的统计数据中,印度离婚率仅为1%左右。
久而久之,印度女性只能选择结束生命,这也是印度人眼中的“嫁妆死亡”。在《印度意外死亡与自杀事件》报告的统计中,2016年至2020年间,有3.7万人因婚姻问题选择自杀,平均每天有20人因婚姻不幸选择死亡。
2022年5月28日,印度斋浦尔郊区发生了一桩三姐妹投井自杀的惨案,其中两名女性怀有身孕。据《印度时报》报道,案件中的三姐妹嫁给了同一个家族的三兄弟,因嫁妆纠纷,她们不停遭受丈夫和公婆的虐待。其中一名女性在社交媒体上留言称:“婚姻是我们死亡的原因,我们不想死,但死亡也比遭虐待好。”
动辄上万卢比的嫁妆让普通印度家庭望而却步。置办不起嫁妆的普通家庭不得不求助于绑架团伙,为女儿“抢新郎”。
四年前,时年29岁的印度工程师维诺德·库马尔在朋友婚礼上被绑架。不久后,维诺德被粗鲁地套上新郎服,身边站着一名陌生女子。在众人推搡中,维诺德流着泪完成了“婚礼”。
“那名女子的哥哥殴打我、威胁我,他们用枪指着我的头,放话称,如果不娶他妹妹就只有死路一条。”维诺德向印度新德里电视台回忆说,即便他百般哀求也没有回旋余地。
事后,维诺德被关进了小房间,门口有人持枪把守。维诺德的家人也接到许多恐吓电话,要求男方家接受新娘。
据《印度斯坦时报》统计,在维诺德生活的比哈尔邦,每年大约有3000名单身男性被绑架,他们在失去反抗能力后被迫与人结婚。在2017年第一季度,比哈尔邦警方接到的800多起绑架报案中,只有8起是勒索赎金,其余皆是“抢婚”。
绑架团伙也会根据女方家庭的种姓和社区选择合适的单身男性,其中公务员、医生和企业高管较为抢手。大学生也时常在考试或上学路上被绑架。
适婚的印度男性也很清楚自己的“身价”。2022年7月,35岁的尼尔巴伊·贾哈(nirbhay jha)穿着粉色衬衫和黑色西裤,旅行一百多公里专程前往印度一年一度的“新郎集市”,等待合适的新娘家庭。
“如果我更年轻,我可以轻松要到20万到30万卢比的嫁妆。”贾哈告诉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贾哈的种姓尼尔巴伊也为他在婚恋市场增加不少竞争力,他的种姓是印度教高种姓婆罗门的一个分支。
当天下午,贾哈在市场上摆着“五万卢比嫁妆”的标签,如同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只要新娘的家庭付得起嫁妆,就可以结婚。
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缺乏感情基础的包办婚姻中,嫁妆高低成了男性择偶的重要标准。一项2018年印度婚恋调查发现,93%的印度已婚家庭是通过包办婚姻结缔的,只有3%的家庭是自由恋爱组建。美国视频平台netflix在2020年也推出了一档专供“包办婚姻”的真人秀节目《印度媒婆》,为年轻男女寻找人生另一半。
正因此,骗婚也成为品行不端的男性最快的“赚钱途径”之一。加拿大纪录片《逃跑新郎》(runaway grooms)曾揭露了一批加拿大国籍的印度裔男性,在往返印度和加拿大期间,他们利用身份优势与多个女方家庭订婚,拿到嫁妆后再瞬间消失。许多女方家庭被迫落得人财两空。
一句古老的印度语名言曾说“女孩是别人的财产”,它反映出婚恋问题上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动因。
在印度传统观念中,男性可以继承姓氏、血脉和财产,甚至在父母葬礼上负责点火葬和撒骨灰;而女性则被视为“债务”,她们只能在结婚时带走大笔财富,婚后离开父母。
印度社会学家拉文德·考尔(ravinder kaur)曾表示,印度家庭中女儿是“可有可无的”“繁重的”,但儿媳才是“经营幸福家庭”的必要条件。
“女性从出生起就被定义为额外的负担,这使得她们的地位低于男性。”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阿尼塔·拉哈尼(avnita lakhani)认为,经济负担让印度女性被迫在婚姻中屈服于丈夫的意志。
印度种姓内婚制也加深了印度婚恋中的阶层与性别的不平等。印度教早期便根据种姓将印度人由高到低划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和达利特(贱民),前三个种姓被视为“再生族”。
按印度《摩奴法典》规定,同种姓婚姻才为合法,跨种姓婚姻会受到神灵和社会的惩罚。如若同种姓内不存在合适结婚对象,只允许高种姓男性娶低种姓女性,不允许高种姓女下嫁给低种姓男。
对低种姓女来说,嫁给高种姓男意味着阶级的跃升,父母更会随大量嫁妆、给足面子,以防女儿在夫家受欺负。
现代印度社会依旧保留着传统习俗,跨种姓跨宗教间的婚姻依旧罕见。在2014年一项针对七万印度人的婚恋调查发现,只有不到10%的印度人与其他种姓的配偶结婚。
为了阻止跨种姓和宗教婚姻,印度父母常常以强奸或绑架等罪名向警察局报案,请求带回儿子或女儿。据bbc报道,2013年在印度德里七个地区法院的460起强奸案中,其中四成是涉及跨种姓或跨宗教的私奔夫妇。
2020年11月,印度人民党领导的政府通过了《禁止非法转变宗教信仰条例》。在印度政府宣传“爱情圣战”之下,穆斯林男性与印度教女性之间的跨宗教婚姻更加艰难。
婚姻中的男女不平等使印度性别比失衡。更多印度家庭放弃生养女儿,甚至抛弃或杀害女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2020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发现,印度重男轻女文化引发的堕胎让4600万女孩“失踪”。
早在2002年,美国社会学家赫德森与英国社会学家邓波尔便在著作《光棍危机: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启示》中直言不讳地预测:由于男孩在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上占据优势,印度人形成了杀害女婴的传统观念。印度独立后的几十年来,性别比失衡将在人口快速增长中扭曲放大。
虽然在2021年印度卫生部的统计中首次出现“女多男少”的男女比例男女性别比,不过男婴出生比例依旧高于女婴。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预测,由于性别比失衡,2030年印度约有4000万印度男性找不到老婆。
男性光棍率过高激化了性骚扰、强奸以及拐卖妇女等社会问题。2011年印度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印度男性比女性多3700万,最易发生犯罪的男性年龄段多出1700万。2007年至2011年间,以强制婚姻为目的的印度绑架妇女案件增加了74%。
在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一则报道中,印度北部哈里亚纳邦的7000个村庄中,每个村庄中约有150名至200名单身男性。他们几乎每天都骑着摩托上街,不断“骚扰”“挑逗”年轻女性。在人口仅3000人的哈里亚纳邦雷瓦里区的小村落gothra tappa dahina里,2007年至2017年间,该村针对女性的犯罪增加了127%。
年轻优质男性可以前往新郎集市讨老婆,而条件不好的底层男性只能通过非法手段“买新娘”。
多数情况下,年轻少女时常被陌生人诱骗、绑架,被迫“嫁”给远在外邦的男子。这些男性大多数是大龄单身,要么残疾,要么丧偶,甚至酗酒成性。
印度阿萨姆邦和西孟加拉邦是拐卖妇女的重灾区,该地常年贫困、自然灾害频发,而男女性别比相对正常。据印度媒体the print报道,出生在印度阿萨姆邦的玛希拉在14岁时被迫嫁给了哈里亚纳邦的男人。当年,一名远房亲戚带玛希拉去印度德里游玩后,便把她卖给了人贩子。
玛希拉模糊记得,她和许多女孩一起被“拍卖”给需要新娘的男人。不久后,一名锡克教男性以8000卢比的价格将她买回家,他比她大三十多岁。十五年后,玛希拉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每天在农田里辛劳工作。
早在1961年,印度尼赫鲁政府便颁布了《嫁妆禁令》,明确规定嫁妆是非法的,任何索取或赠送嫁妆的行为可被判处最高六个月的监禁,或者5000卢比的罚款。20世纪80年代,印度政府再次修订《嫁妆禁令》,规定夫妻离婚后,男方必须将嫁妆全部返还给女方。
而在法律实践层面,《嫁妆禁令》形同虚设,印度社会依旧遵循天价嫁妆的传统。一些男性为了避免离婚后落得人财两空,他们会故意制造厨房失火等意外将妻子杀死,印度当地人称该行为是“火烧新娘”(bride burning)。
大多数涉及嫁妆纠纷的案件也面临执法不力的困境。印度新德里民权人士沙希卡拉·坎哈利称,由于缺乏证据和案件积压,嫁妆纠纷案的肇事者极少被定罪。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ncrb)的记录,在2006年至2016年间,每七起嫁妆纠纷案中只有一起被定罪,其中五起的被告人无罪释放,一起案件被撤回。
极小部分印度农村在社区治理层面开始推进“无嫁妆婚姻”。据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从1980年起,人口近1000人的印度穆斯林村庄巴巴韦伊尔(babawayil)便开始质疑高额嫁妆。该村起草制定了一份“无嫁妆文件”:它禁止女方家庭在结婚时提供任何嫁妆,并规定新郎的彩礼不得高于5.3万卢比,而男方家庭要承担婚姻、新婚礼服等开支。
终止印度的嫁妆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印度嫁妆制度根植于社会文化,仅靠法律是很难改变的。”印度克什米尔大学社会福利学教授贾瓦德·拉希德(javaid rashid)说。
印度政府也颁布了针对家暴的相关立法。1983年《印度刑法典》增设第498a条规定:如果一名妇女的丈夫及其亲属虐待该妇女,应处以最高三年的监禁,并可处以罚款。
面对根深蒂固的社会传统观念,反家暴立法的定罪率也不到两成。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ncrb)2020年度报告,2020年印度法院总共审理了近两万起498a家暴案件,仅有18%的案件被定罪,75%的案件被判无罪,其余案件则还在审理中。
“法律不能直接解决受害印度妇女的需求。”印度知名女性律师萨卢·尼卡姆(shalu nigam)认为,政府应该为妇女提供医疗援助、短期寄宿家庭、托儿所设施、心理支持等切实的经济援助。
近年来,印度女性权利保护有了一定的进步。2020年8月,为了消除印度财产继承权中的性别不平等,印度最高法院对《印度继承法》的争议部分进行重新裁定。根据《印度继承法》修订案,在家庭财产分配上,无论女儿何时出生,她与其兄弟都享有同等继承权。
南方周末记者 顾月冰 南方周末实习生 金明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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