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经洞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考古大发现之一，与故宫内阁大库档案、殷墟甲骨、居延汉简并称为中国古文献的四大发现。

藏经洞中包含了公元4世纪至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五万余件，最具价值的要算是石窟中魅力无穷的文书经卷，记载了千年前的伦理道德，记载了千年前的文明价值，它是佛教理论交叠的智慧结晶，是佛法高深渊博的具体体现。它展现了丰富的精神空间，它展现了精妙的文字艺术。这些珍贵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

然而，藏经阁的宝藏现非其时，且让一位不应该发现它的人无意中发现了它。因为在20世纪初积贫瘠的、内忧外患不断的中国，藏经洞的发现没有引起国内人士的重视，却成就了助长了西方列强考古者的贪婪，成就了他们的猎奇探险和发财的梦想。他们巧取豪夺，将莫高窟几乎洗劫一空，使中华文化特别是几个世纪以来积淀和浓缩下来的佛教文化，遭遇了一场空前的危机，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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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谁在什么机缘下发现了莫高窟藏经洞的文化宝藏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原本一文不名的小人物——道士王圆箓。

王圆箓，祖籍湖北麻城，生于陕西。他大约出生于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小时候读过几年书，由于家境不太好，经常食不果腹，因营养不良，长得身材矮小，也不结实。后来，因天灾人祸而逃出家乡，来到西北河西走廊的酒泉一带。

清光绪初年，王圆箓到肃州巡防营当兵勇。退伍之后，实在没有经济来源，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他想出了一个最好的办法——在当地出家受戒为道士，师傅是一个名为盛道的当地道士。

后来王圆箓，辞别师傅离开酒泉，向西云游，大约在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来到敦煌莫高窟。

当时的莫高窟非常萧条，一片荒凉，但是他发现寺院的香火还能够接续，也有老百姓的供养与施舍，加之莫高窟所在地环境清静优雅，他觉得这里是个比较理想的出家人生活的地方。于是衣食无靠、人已半百、身体不好的王道士决定在此默默无闻地度过残生。

王道士到莫高窟后，凭着能说会道，办事干练，很快成为莫高窟的当家道士。从此，他四处奔波，走村串巷，苦口劝募，到处化缘募捐，同时他也省吃俭用，一个铜钱一个铜钱地积攒着修窟补佛的资金。除了去城里乡下化缘，其余的时间他常常扫窟，清理洞窟中的积沙和灰尘，渐渐地，他和当地的士绅百姓熟悉了，有了交往，自己的身份地位也在敦煌与莫高窟确立了起来。

王道士收到的善男信女香火钱日渐增多，当手头宽裕之后，他便雇人清除了今天第16窟甬道中的积沙，然后又雇了敦煌贫士杨某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每年四五月份，各处的善男信女们都来给佛爷上香，自然也会带来一些供物，王道士便让杨某在今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并为他们记录功德。

快进入夏天时，天气越来越热，杨某便在16窟甬道内找了个清凉的地方将桌案放在那里，伏案抄写经文，收记捐赠。抄写疲惫或空闲时，就用芨芨草秆点火吸旱烟解乏。为了图方便，他就把燃烧剩下的草秆插入墙缝，随时取用。

杨某的职业，类似于“抄经生”。早在隋唐时期，佛教文化盛行，上至王侯将相下至贩夫走卒，皆有虔诚的佛教信仰者，佛教典籍、佛教经书的需求量也是与日俱增，于是涌现出大量的“抄经生”。

“抄经生”，顾名思义以抄写经书维持生计的职业，一般担任抄经生的主要有两类人，一是落第秀才，满腹经纶却屡试不第，无奈只好以抄经为生维持生计；第二种则是寺庙内的僧侣。杨某显然属于前者。

有一天，杨某吸完旱烟后，又把芨芨草秆插入墙缝，谁知越插越深，好奇心促使他一直向里插了进去。他用手敲了敲，墙壁发出了空声。

杨某感到非常奇怪，立即把此事告诉了王道士。王道士急忙来到墙壁前，敲击数次，怀疑里面有暗室。

于是等到夜深入静之时，二人合力铲去泥皮，竟发现了一个用土块封砌的小门。两人立即意识到这门后必有重大的秘密，便一鼓作气，搬开土块，除去泥皮……

当他们气喘吁吁地推倒土墙时，两人顿时呆住了，借着微弱的光线，他们惊讶地看到了这个不大的耳洞里堆满了高达数尺的纸扎。王道士把洞里的东西匆匆检查了一遍，这是一座长、宽均为9尺5寸，边高约6尺5寸，中高9尺3寸的复洞。从地面至窟顶堆满无数古代文书、刻本、丝绸绘画、纸画、麻布画幡、雕版印品与金、铜、木制佛教法器。

这天，正好是公元1900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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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沉睡了长达千年之久的神秘洞窟终于被唤醒了！

王道士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用枯瘦、颤抖的双手打开的是一个足以轰动世界、举世无双的古代图书馆！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打开的不仅仅是黑暗的洞窟，还是一部灿烂的民族史，一部灿烂的文化史！这些价值连城的文卷锦帛，叹为观止的壁画雕刻，风韵犹存的佛像雕塑，无一不是旷世珍宝！

然而，藏经洞的发现，没能引起中华本国人士的重视，却成就了居心叵测的西方列强考古者的梦想。由于当时中华民族的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加上王道士等人的愚昧麻木，一场空前的危机正稍稍袭向价值无量的莫高窟和藏经洞。

面对藏经洞中发现的无数文书经卷、佛像和其他文物，王道士虽然不知洞内的这么多东西为何存放在这里，却隐隐地觉得这个发现非同小可。

王道士邀请县城内的富绅人士前来观看。但所邀之人并不懂洞窟内物件的贵重价值，但均认为是神物，不可轻易流失。满怀希望的王道士空欢喜一场，极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地将藏经洞的洞门再次封闭起来。

但王道士并未死心，依旧寻找机会“推销”他的重大发现。

1902年3月，敦煌县新到任的知县汪宗翰得知此事，便令王道士取出部分写经、画像察看。

略通古董知识的汪宗翰看出这些经卷是极有价值的古代遗物，但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而仅仅出于一己之私，把这些珍贵遗物当作打通仕途的“礼品”，在官场上送来送去。其中有份礼物——北宋乾德六年（公元968年）的水月观音画像一幅和写经两卷，送到了知识渊博、对古董颇有研究的甘肃学政叶昌炽手上。叶昌炽是当时有名的金石学家，后来又让汪宗翰代求一些卷子，补入到他已定稿的《语石》一书中。他还建议甘肃布政司衙门，将敦煌的全部古物运到省城兰州保存。

但最终因高额的运费得不到落实而放弃了此计划，布政司衙门只好下令敦煌县把这些古物原地封存。

另一个最先得到藏经洞文物的延栋，觉得这些古代写经的书法还没有自己写得好，并未对它们产生特别的兴趣。他将手中的经卷作为礼物，送给了曾任职于嘉峪关税务司的一个比利时人。这个比利时人在归国途中路过新疆，又将经卷转送给满人长庚将军和道合潘茶。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消息随之传到了新疆地区。

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引起了正在中亚、新疆地区考察的外国探险家和考古学者的注意，他们争先恐后地赶到敦煌。对于新发现的藏经阁文物来说，一场空前危机在劫难逃了。

第一个来敦煌窃取藏经洞文物的是英国人斯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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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是以一个地理学家为开端，进而成为一名世人瞩目的探险家和考古学家。

斯坦因到达敦煌的时间是1907年3月。那时候有一个叫扎希德伯克的土耳其商人，他被从新疆驱逐到了敦煌，成为当地一小群穆斯林商人的头目。斯坦因从扎希德伯克那里获悉中，这批无价之宝据称当时已由官府下令封存，由一个道士负责看管。

扎希德伯克还告诉斯坦因藏经洞的许多写卷中还有不是用汉文书写的材料，这更激起了斯坦因想探个究竟的欲望。于是斯坦因找到了曾在新疆莎车衙门任职的蒋孝宛，蒋师爷经过一番询问，证实确有其事。斯坦因的眼中放出了激动的光芒，头脑里也作出了周密狡黠的计划，准备去猎取这批写卷。

斯坦因一刻也不想等待，急匆匆地催促着蒋师爷同去找王道士。

初次造访正逢王道士出门化缘，留下来一个看守的年轻和尚，蒋师爷没费多大劲就从他嘴里套出了一些有用的内情，还从这个年轻和尚口中得知他师傅正在看其中的某个卷子。蒋师爷说服小和尚，拿到了那部卷子。

那是一个保存很好的卷本，卷纸是淡黄色的，看上去很新，也很坚韧。蒋师爷认定那是一部具有考古价值的佛经。斯坦因抱着这个卷本无比欣喜，已经激动得近乎颤抖了。从那一刻起，他的心思再也不能离开神秘的藏经洞了。

1907年的5月21日，斯坦因终于见到了王道士。

然而，初次见面斯坦因急切的心情被王道士小小地打击了一下。对斯坦因，王道士显得极为冷漠，但由于这个自称学者的外国人和当地的官员关系很好，他出于礼节还得表示欢迎。

工于心计的斯坦因发现王道士并没有他想像得那么好对付，这位道士看上去是一个孤傲的、忠于职守的人，有些古怪，见到生人时那一点点害羞和紧张的背后不时流露出一丝狡黠机警，令人难以琢磨。

斯坦因意识到王道士的古怪性格将是他实现计划的最大障碍。他从蒋师爷那里得知，王道士曾非常自豪地向蒋师爷展示过这些年来他四处募捐的账本，一笔一笔，记得非常仔细。他将全部募捐所得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斯坦因从他与他的两个忠实助手的生活情形可以看出，王道士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毫。显然，直接用金钱来收买显然是行不通的，这会伤害他的宗教感情，或使他担心触犯众怒，或二者兼而有之。

狡猾的斯坦因并未表现出内心的急切，他深知在开始时应采取审慎、缓慢的行动，而想打开藏经洞的门必须先打开王道士的心理之门。

为此，斯坦因开始四处打听王道士详细的个人情况，慢慢地，他了解到：王道士已守候藏经洞七年之久。在这七年中，除了官员拿走部分经卷外，王道士对藏经洞看守得很紧，散失的卷子很少。王道士一直忠于职守，心境坦然。他经常出去化缘，化缘来的碎钱，就拿回来修缮他认为极端重要的洞窟。为此他的生活很凄苦，但一直勤勤恳恳地干着，因此名声远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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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番苦思冥想，斯坦因终于有了“良策”。

一天早上，斯坦因来到莫高窟，一本正经地对几个主要的洞窟进行考察，并对一些较为重要的壁画进行拍照，以此来掩饰他此行的主要意图。后来，他在洞窟旁搭了个帐篷，装作漫不经心地四处看看，拍些照片。

过了几天，斯坦因见王道士心情不错，便提出要看看王道士正在修缮的佛窟，意在让王道士感到他对自己正在做的工作的敬重和赞赏。

显然，这是斯坦因精心设计的细节。王道士果然没有反对，对斯坦因此举似乎还有些感动，态度也变得缓和起来。

在跟着王道士参观的过程中，斯坦因对王道士的工作赞不绝口，王道士虽表现得很矜持，但他脸上掠过的丝丝得意却被细心的斯坦因一一捕捉到了。这是第一个回合，使斯坦因找到了“缺口”。

然而，王道士对藏经洞还是闭口不提。

窟中丰富的佛教艺术品给斯坦因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他更大的目的却不在于此。但是，怎样才能让王道士说出藏经洞的秘密，着实让他花费了一番脑筋。

经过缜密的暗访，斯坦因终于发现了王道士的另一个“文化情结”——对玄奘的绵绵景仰。于是，斯坦因把王道士请来，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起了玄奘，如数家珍般地讲自己是如何沿着玄奘的足迹穿越人迹罕至的山岭和沙漠，如何去追寻玄奘曾经到和描述过的圣迹，等等。

尽管他的汉语并不好，但一旁的蒋师爷却能适时地补充，把有关玄奘的可靠记载和斯坦因漫长旅途所经历的风土人情描述得细致入微。

虔诚的王道士静静地听，灰蒙蒙的眸子里渐渐露出了光芒——这个话题对他太有吸引力了。终于，他开口了，开始了和斯坦因的讨论。他带着斯坦因走到大殿前面的凉廊上，炫耀着那些描绘玄奘西行情形的壁画，这些画像是他请一个当地画工画到墙上的。

斯坦因心里一阵狂喜，他有意站到了王道士临时砌的那堵墙边，顺水推舟地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能不能借几本藏经洞里的卷子来看看？

王道士开始胆怯和犹豫起来。但是，看在对方对玄奘真诚敬仰的分上，最后还是勉强答应了对方的要求。

斯坦因将这些费尽心思得到的写卷看作至宝，它们看上去古色古香，简直让他爱不释手。而蒋师爷的钻研结果再次让斯坦因无比振奋，原来，这些经卷是玄奘从印度带回并翻译出来的汉文佛经，在经卷边页上还有玄奘的名字！显然这些经卷是玄奘早年翻译出来的。这个出奇的好消息，让斯坦因再也按捺不住了……

终于等到了一个炎热的日子，窟外面空无一人，斯坦因和蒋师爷一起来到藏经洞，请求王道士打开位于通道北面墙上的密室门。借着通道里摇曳不定的灯光，两人睁大了眼睛向阴暗的密室中看去，不由得一起发出一连串的惊叹。只见一束束经卷一层一层地堆积在一起，密密麻麻。

斯坦因与蒋师爷不失时机地对王道士展开了攻势。

在两人的三寸不烂之舌下，王道士的胆子越来越大，把一部分经卷抱出来供他们研读。

而斯坦因也时不时地向王道士许诺要捐献一大笔钱给他作修缮庙宇之用，以补偿翻检经卷给他带来的不便和可能带来的风险。

同时，斯坦因鼓动蒋师爷用如簧之舌，对愚昧的王道士说：是玄奘让他发现了这批佛教经典和圣物，其目的并不是要将它们继续深藏在密室里。由于王道士本人不能胜任对这批经卷进行研究的重任，所以应该将它们交由印度或西方研究佛教的学者来进行研究，这也是一件积德积善的大好事。

为了取得王道士的信任，斯坦因除了先前许诺的捐赠外，又无条件地捐赠了一笔钱。对于这笔交易，后来斯坦因在其出版的考古报告中写道：“当我今天回过头来检视我用4锭马蹄银换来的无价之宝时，这笔交易简直有点不可思议。”

善良、愚昧的王道士不愿放弃这个为他修缮庙宇洞窟提供捐赠的好机会，以为付出一些他以及官员们都认为无用的古董为代价也算不了什么。

最后，斯坦因以区区4个银锭为代价，换走了数量巨大的中国古代文化宝藏，仅经卷文书就装满了24只箱子，精美的绢画刺绣等文物又装了5大箱。

斯坦因赶着5辆马车，十几匹骆驼，满载着他廉价“购买”的中华民族的稀世之宝，于1907年秋天，在无数的中国百姓和官吏的眼皮子底下，走过了清帝国的一个又一个州县，招摇过市不说，一路上还受到了“礼仪之邦”的盛情款待，终于穿过了西部的荒漠和戈壁，翻过帕米尔高原，消失在边境的另一头。

天真的王道士还以为这些文物将被送到印度的神学院，去增添佛的辉煌。然而，最终它们却长眠在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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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把藏经洞文物展示于大英博物馆，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个密室宝藏，英国上上下下举国欢腾，斯坦因本人也因此声名大振。这么重大的“盗宝事件”本该引起中国人的重视，尤其应该引起官方的注意。然而，中国的官方却毫不在意，几乎未作任何表示。

官方如此放任的态度使王道士打消了原来的忐忑不安，大胆随意地出售藏经洞里的文物了。

1914年，贪心不足的斯坦因再度来到莫高窟，又找到阔别多年的王道士。可怜的王道士竟表现出了无限的感激，他很自豪地带斯坦因参观了第一次别后，他在七年内重修的崭新的庙宇、宿舍和马厩。王道士委屈地告诉斯坦因，1910年藏经洞卷子都解送北京后，中央曾拨款，但都被官府上下克扣光了，倒是靠了斯坦因的4个马蹄银锭，才修了这些。王道士还幼稚地把1907年那次交易中斯坦因给他的马蹄银作为功德钱记录在册，并且出示功德簿给斯坦因看。

王道士还对斯坦因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官府搬运我所钟爱的中文卷子受损伤时，我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收了你们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你。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我怕极了，于是，我将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自然，这一次斯坦因也没有空手而归，他从王道士手中买走经卷600多件，装满了5大箱。

斯坦因没有运走的莫高窟珍宝，此后也陆续被法国、日本、俄国、美国的探险家和骗子，以各种手段从王圆箓手中弄走。本头条号将在后续的文章中揭秘，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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