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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九年的qq 空间曾流行过一个词——“安全感”，自打我听到之后，便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那年，我从家乡去了上海。

我的家乡是西南部的一个小县城——贵州瓮安，那里没有高楼，没有地铁，没有电影院，没有星巴克，所以我刚到上海那座国际大都市的时候，心里特别没底，因为眼前的一切都太摩登了。

早年在老家听一位远房亲戚闲聊，说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刚到美国的时候，因为英语不好，又是di一次出国，所以稀里糊涂地把痔疮膏当牙膏用了三个月。我从小没少嘲笑那位叔叔，所以刚开学的di一个月，我都不太敢和同学说话，即便非得聊上几句，也极度克制，多不如少，少不如无，我生怕别人说到什么摩登玩意儿，自己稍微一个跟不上，或是出了什么洋相，那肯定得被人嘲笑。

那种克制的感觉很不好，因为它总是伴随着敏感和自卑，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处于莫名其妙的消极情绪里，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想起“安全感”这个词，才恍然大悟——我缺的就是安全感！

当年在同济土木最吃得开的人不是“高富帅”，而是“小五哥”，也就是每门课程都考九十分以上的大学霸。为了找到安全感，我决定提前三个月备战期末考试，争取当上“小五哥”。

刚结束高考的学生往往站在人生的知识储备量巅峰和自制力巅峰，flag 一立，我第二天早上六点便到图书馆后面的小河边开始晨读，八点图书馆刚开门，我di一个就冲了进去，晚上十点才恋恋不舍地回到宿舍。这样的节奏被我保持了整整一学期，以至于图书馆的大爷总夸我认真刻苦，不时还勉励我拿年级di一。

di一学期的期末考试结束，我不得不承认，大爷的心地虽好但眼光实在太差，因为我复习了整整三个月，只考了三点六分，而我室友只复习了一周，竟考了四点八分。我在家乡做惯了学霸，在同济不仅沦为学渣，还和学霸抬头不见低头见，一下子，我更没安全感了。

过年期间，我躲在家里不出门，琢磨了一个寒假后又想到了一个方法：东边不亮西边亮，既然拼命努力学习考不了高分，那就尽早起步科研，发几篇论文。

开学后，我立马去了桥梁系，找到一位硕士师兄的导师，软磨硬泡请他带我做科研，之后就被安排到中科院微系统所做材料实验。当时的实验条件极其恶劣，夏天没空调，冬天没暖气，一组实验就要二十个小时，每小时还得人工记录一次数据。彼时，我总安慰自己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sci论文一到手，何愁没有安全感？

半年之后，实验终于结束了，可我兴致勃勃地分析了数月，才发现没有一组数据能完整达到老师和自己的要求，sci论文的梦想彻底泡汤。

大一下学期的我似乎比同龄人要懵懂很多，明明是自己道行不够，反倒跑去桥梁系向老师抱怨成果不佳、甚缺安全感，虽说老师心里定有一万个excuse me ？但还是很绅士地鼓励了我：“楚涵，刚开始做科研，没有安全感很正常，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相信我，读到博士就好了。”老师当年的随口一说，却成了我心中的金科玉律。

二〇一四年，我来到了剑桥。

刚到剑桥的第二天，我得知隔壁的实验室出了二十九个诺贝尔奖，寻思着指不定自己运气好点儿，也能捞个诺贝尔奖玩玩。入学di一周，我便去导师的三一学院和他确定了研究课题，走在培养了三十二位诺贝尔奖和五位菲尔兹奖获得者的三一学院，我越发觉得自己离先贤们不远了。可叹初生牛犊不怕虎，当年真是被迷了心窍。

课题一定，我就辞别导师，从三一学院的后门回家，途中看到了徐志摩笔下《再别康桥》的美景：“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白驹过隙，当年未曾料想我在康河的柔波里一荡漾就是四年，如今变成了一棵水草。

师兄师姐们通常做到第五组、第六组实验，便可顺利毕业，可我硬是破了极限，前后一共做了十七组。导师心中有苦，不止一次暗示我多交点学费，因为他这些年不仅费心，还费钱。我心中更苦，更没有安全感了，因为zui初的梦想早已灰飞烟灭。

坦白说，不只我一个人，大多数博士生似乎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博士一年级时想拿下诺贝尔奖，博士二年级时想颠覆传统理论，博士三年级时只想发篇顶级期刊，博士四年级时跪求毕业就好。

有一天午饭，导师突然问我还挂念着诺贝尔奖不？我赶紧认错道：“只叹当年too young too simple（太傻太天真），才落得如今这个既失落又没有安全感的下场。”

他特别认真地对我说：“feeling insecure is part of the phd process, just progress with insecurity.（读博士必然会有不安全感，别多想，赶紧带着不安全感上路吧。）”

老师的话让我意识到，学生阶段大多数人都没有安全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焦虑。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调整好自己，继续在被不安全感裹挟的求学路上一步一步往前走。

不过不安全感这个东西，从来就不只出现在校园里。

二〇一六年，我参加了科学节目《加油！向未来》，担任科学解题人“未来博士”，那是我di一次严格意义上的跨界工作。

拿到台本的那一刻，我心里就踏实了，私下给略有担心的妈妈发消息：“这工作就是小菜一碟，因为所有的实验都没超出高中物理和化学知识。你放心，我都读到博士了，能连这都搞不定吗？”

结果di一天录制，我就和整个节目组“格格不入”。

我打小跟着父亲看《今日说法》，是撒老师的铁粉，所以当天一见真人，就赶紧追过去：“撒老师您好，我是看您节目长大的！”撒老师感动得一句话没说。

di一期来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钢琴家郎朗和魔术师刘谦，他俩不仅手灵活，脑子也灵活，我好几次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他们套出题目答案，吓得导演不停地提示我一句话都别多说。

站在舞台上不说话会显得很多余，心里也会憋屈难受，好不容易熬到解释科学原理，我摩拳擦掌、准备说个滔滔不绝，结果刚一开口，导演就喊停：“楚涵，看镜头啊！你看哪儿呀？”

我赶紧找到镜头，从头说起，刚说完两句，导演又喊停：“楚涵，站稳了说，你别晃悠啊！”

我立马绷住身体，从头再来，说了几句，突然就不出声了，全场静了十秒钟后，导演弱弱地问：“楚涵，你又咋啦？”

我好不容易憋出一句话：“导演，那啥，我有点儿紧张，讲错了。”我隔着四十米远都能感觉到她彻底崩溃，就差捶胸顿足了。

那期节目从中午十二点录到第二天凌晨四点，我没少为严重超时做贡献，导演、主持人、嘉宾和现场观众全都心力交瘁，我自己也精疲力竭。

回到房间，我压根儿睡不着觉，心里三分自责，一分委屈，剩下的全是不安全感导致的焦虑。一个已经习惯了在实验室看数据的人，突然被叫去电视台录节目，还一个劲儿地制造问题，如何能安然入眠。

第二天一早，我在餐厅找到节目组领导，开门见山说要停止录制回剑桥。

领导一脸纳闷儿，赶紧追问我缘由。

我环顾四周，见没什么人，才郑重其事地对他说：“我太焦虑了，录制过程中非常没有安全感。”

看着他一脸迷惑，我解释道：“不安全感，您懂那种感觉吗？”

接着领导也环顾一次四周，轻声问谁给了我不安全感。

我在座位上急了：“我不是针对谁，我是指在场的所有人都给我不安全感。这工作我真做不了，我得走，您另请高明吧！”

“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你又不是不安全，你只是缺乏安全感而已。”领导海纳百川，没计较我的冒昧和失礼，反倒给我盛了碗心灵鸡汤，“这俩东西可不一样，不安全可能会让你失败，但不安全感往往会让你成事儿。当然，要不要继续，你自己说了算。”

当然，我zui后选择了继续，不过这并不是因为当时听进去了他的话，而是觉得要就这么走了，实在丢不起人，所以只好忍耐着，继续坚持在舞台上跨界工作。

二〇一七年，我开始担任“科普中国形象大使”，紧接着的科普工作就越来越多。虽说科研和科普都姓科，但二者迥然不同，前者讲究深度，后者强调广度，所以这份工作时常让我穿越——早上还在和小学生讨论dna 双螺旋结构，晚上就去向大教授请教核聚变的基本原理。虽说前辈学者总是倾囊相授，各行好友更是鼎力相助，可我每次只要一走出自己的专业领域，就很缺乏安全感，因为学海无涯，短时间内为求广度，只能放弃深度，甚至囫囵吞枣。

每每心中生出剧烈的不安全感，我都会想到当年节目组领导的劝诫：“不安全可能会让你失败，但不安全感往往会让你成事儿。”然后耳畔仿佛响起他的声音：“要不要继续，你自己说了算。”

倘若说跨界带来的不安全感时常让人小有焦虑，那公益伴随的不安全感则会让人心惊胆战。

我之前从未想过参与公益，因为狭隘如我，总以为身家不到十个亿，去了也是添麻烦，这份辛苦还是留给优xiu的企业家为妙。直到我二十五岁在爱尔眼科做了近视手术，偶然接触到爱眼公益基金会，这个想法才彻底改变。

一年多以来，我和基金会的前辈们去山区义诊，去高校科普，去盲校筛查，寻找和救助贫困眼病儿童和老人，途中的一切都让我倍加温暖和心安，我还在基金会担任了“爱眼形象大使”。从始至终，我都没有把这份工作和不安全感联系到一块，直到二〇一八年夏天我才突然意识到，公益竟然也有可能成为我人生路上的一颗“定时炸弹”。

二〇一八年六月，基金会的同事在我家乡贵州找到一位家境贫寒、无人赡养的八十六岁孤寡老人，她因为患有严重白内障，几乎失明，所以生活无法自理。那天她饿得不行，摸索着做饭，不小心引起了火灾。

一听到这个消息，我立刻从英国赶回贵州，和同事们一起把老人送到贵阳爱尔眼科医院，希望通过手术帮助她恢复光明。

一切都安排得顺顺利利、妥妥当当，我完成自己的工作之后，便回到剑桥安心等候老人恢复视力的好消息。

直到手术前一天晚上，我接到父亲的电话，他严厉地质问我：“你做公益，我支持你！捐钱捐物可以，奔走呐喊也可以，可你现在张罗着要给八十六岁的高龄老人做手术，我就问你一句，万一出问题，谁担责？”他在电话那头缓了片刻，听我不出声，又是一句责问：“你可别告诉我你担责，你担得起责吗？”

做了近一年的公益，我从未有过那样的不安全感，准确地说，是巨大的不安全感。父亲没得说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手术成功则皆大欢喜，略有意外可就是引火烧身。

我挂了电话，在阳台上六神无主，深感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我们已经把老人送到医院，若是不做手术，如何给医生交代？如何给大众交代？若是做手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那我该如何跟老人交代？

第二天一早，我立马打电话给临要做手术的医生，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问他：“您务必告诉我一句实话，八十六岁的老人做白内障手术，有无风险？”

我当时乱了心神，言语也丢了分寸，没思量临近手术、质问医生是极大的不礼貌，所以惹得医生直接反问我：“啥手术没风险？别说白内障，就算割个双眼皮儿，那也不能就说零风险，是吧？”

此前我尚有一些底气，经他这么一说，便彻底慌了，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只好忐忑地挂了电话，轻声说了句：预祝手术顺利。

手术很快，半小时便结束了。

彼时我远在一万千米外的剑桥，隔着七小时的时差，可总觉得自己仿佛就在手术室外，连口大气都不敢出。想当年奶奶做白内障手术的时候，我都没这般紧张。

万幸，手术很顺利，我这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此后，我越发感受到公益带给我的不安全感，似乎我参与多帮助一个人，内心的不安全感就多一分，但也渐渐开始明白责任感和安全感就好像白天和黑夜，此消彼长，永不相交，人永远无法在扛起更多责任的同时，承担更少的不安全感。

岁月匆匆，从听闻“安全感”起到如今这十年，我虽然一直在费尽心思抵抗不安全感，但内心依然无法摆脱渴望安全感的念想。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一本书，看到书里的一句话：“life is a dangerous thing, insecurity is the price of living.（生活诸多艰险，没有安全感是活下去的必然代价。）”霎时醍醐灌顶。

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安全感”，我们只能像个勇士，先摧毁这个伪概念在心里的幻影，然后凭借责任感去直面所有的不安全感，zui终坚定前行、永远步履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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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来源于邓楚涵《前路漫漫，步履不停》

邓楚涵，青年作者，剑桥博士，科普达人。

曾代表中国赴美国参加全美土木工程师学生竞赛，获地下建筑组冠军。

《天才知道》全国总冠军，《加油！向未来》“未来博士”。

“科普中国”形象大使，“爱眼公益”形象大使。

已出版作品：《没拼过的青春，不值一过》《未来，仍是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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