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中叶，世界上涌现了一批伟大的戏剧作家，英国出现了一位戏剧大师莎士比亚，一部《哈姆雷特》让万人同悲；与之同时期的还有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一部《堂吉诃德》将骑士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我国的戏曲大家自然也不遑多让，一部极负盛名的《牡丹亭》将汤显祖推到了戏曲界的最高地位，至今人人称赞。
1959年，田汉到江西临川拜访“汤家玉茗堂碑”，作诗：
杜丽如何朱丽叶，情深真已到梅根。
何当丽句锁池馆，不让莎翁在故村。
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生卒年几乎相同（前者1550—1616年，后者1564—1616年)，又同样有着不守戏剧创作的清规戒律“毛病”。1964年，徐朔方先生在《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一文当中指出：
虽然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时代相同，但具体的戏剧创作传统不同，前者依谱按律填写诗句曲词，后者则以话剧的开放形式施展生花妙笔，认为汤显祖的创作空间与难度更大。
1986年到1987年，徐朔方两次钻研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联系剧作家与中西历史文化发展的关系，指出汤显祖生活的明朝封建社会，比起莎士比亚的伊丽莎白时代而言，要封闭落后得多，故而汤显祖塑造出《牡丹亭》里杜丽娘敢于追求自身幸福的人物，更加难能可贵。
明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公元1550年9月24日），一个名叫汤显祖的孩童降临人世，谁也没有想到这位看着似乎并不起眼的孩童日后却能有一番相当的造化。由于汤显祖乃书香世家，不仅祖上四代出过满腹经纶的学者，就连他的母亲也自幼熟读诗书，因此，在这样一种极具文化氛围的熏陶下也让汤显祖幼小的心灵中打下深刻的烙印。
5岁时进家塾读书，12岁能诗，13岁从徐良傅学古文词，14岁便补了县诸生。21岁中了举人。
以上所述，便是汤显祖一生从求学到仕途的一番历程。显然，相较于同辈人汤显祖的这段历程可以说是极其平坦的，就拿21中举来说，单凭这一点历史上又有几人能及呢？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时跟随整个明代社会一起堕落的科举制度已经腐败透顶，考试成了上层统治集团营私舞弊的幕后交易，成为确定贵族子弟世袭地位的骗局，所谓“以才学论人”的时代已成为泡影。在这样一种形势之下，满腹经纶的汤显祖便没了用武之地，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两次会试，当朝首辅张居正要安排他的几个儿子取中进士，为遮掩世人耳目，又想找几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作陪衬。当他打听到海内最有名望的举人无过于汤显祖和沈懋学等人，便派了自己的叔父去笼络他们，声言只要肯同宰相合作，就许显祖等中在头几名。以宰相之威势，加以令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诱惑，沈懋学等人便随即出卖了自己，中了高科。
但当这些诱惑摆在洁身自好的汤显祖面前，他却一无所动。
他虽然并不反对张居正的政治改革，但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憎恶这种腐败的风气，因而先后两次都严峻地拒绝了招揽，并说“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结果显而易见，汤显祖名落孙山。而且，在张居正当权的年月里，他永远落第了。
张居正死后，张四维、申时行相继为相，他们也曾许他以翰林的地位拉汤显祖入幕，但他都言辞拒绝了。
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34岁的汤显祖才中了癸未科三甲第二百二十一名进士，仕途从此开始。他先在北京礼观政，次年以七品官到南京任太常寺博士。一住便是七年。众所周知，自永乐以来，南京是明朝的陪都。虽各部衙门俱全，实际上毫无权力，形同虚设，太常寺更是其中的闲职。然而，当时南京却是文人荟萃之地，诗文家不论，即戏曲家，前后就有诸如徐霖、姚大声、何良俊、金在衡、臧懋循等名家。汤显祖在此，一面以诗文、词曲同一些人切磋唱和，一面研究学问，作书中蠹鱼。曾人问他：
老博士何为嗜书？
答曰：
吾读书不问博士非博士。
显然，这种恬淡自得的生活正同因投靠张居正而终于在这时被严加处分的文人形成鲜明的对照。
万历十九年（1591），汤显祖在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的任上，上了一篇《论辅臣科臣疏》，严词弹劾首辅申时行和科臣杨文举、胡汝宁，揭露他们窃盗威柄、贪赃枉法、刻掠饥民的罪行，疏文对万历登基二十年的政治都作了抨击。疏文一出，神宗大怒，一道圣旨就把汤显祖放逐到雷州半岛的徐闻县为典史。
上疏贬官事件后，汤显祖下定决心告别官场，将满腔报国热情投注于戏曲创作之中。重情重义的汤显祖始终将“情”与“志”紧密相联，并指出“万物之情各有其志”，很早就开始尝试以言情主题为核心开展戏曲创作。而汤显祖与好友之间“梦生于情”、“情生于适”的友情互动带给了他特别的感情体会，最终促使汤显祖走上“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创作之路。
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汤显祖辞官，回到家乡江西临川县的乡村闲居。这一年他49岁。他在生活中耳闻目储了一些青年男女的爱情遭遇，这些经历激起了他的创作感情。回乡不久，他就开始了《牡丹亭》的写作。
在《牡丹亭》之前，中国最具影响的爱情题材戏剧作品是《西厢记》。正如时人所言：
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沈德符语）
汤显祖最得意，影响最大的作品也当数《牡丹亭》。传闻汤显祖在创作过程中，因入戏太深，在写到杜丽娘相思成疾而亡故时，竟摔笔跑到园子里痛哭：“丽娘死了！”一连几日，郁郁寡欢。
《牡丹亭》中，身心俱受压抑的太守之女杜丽娘游园中入梦与风雅文士柳梦梅相遇，并得成云雨之欢。梦醒后的杜丽娘惆怅难安，“情不知所起”而相思成疾，病体难愈终至香消玉殒。三年后，杜丽娘梦中之人柳梦梅偶得佳人自绘画像，丽娘也以游魂之身再入人世，寻找梦中姻缘。杜丽娘与柳梦梅在他人帮助下，终于打破重重爱情障碍，起死回生，最终得成眷属。
汤显祖在这部传奇作品中，描绘了杜丽娘与柳梦梅二人之间感人深切的生死爱情，这种至情至性的爱情演绎，无不代表着汤显祖对人生与爱情的哲学思考与世情体验，而至情化身的杜丽娘形象，在作品中呈现出“生而有情，因情成梦”的生命存在状态，这种深厚、真挚而坚定的情感，使杜丽娘的形象绽放出思想解放与生命自由的人性主义光辉。由此可见，封建礼教统治下的封闭式教育，妄图压制摧残人的天然欲望的目标，在人性光辉的照耀下是很难达成的。“情”有超越生死的力量，汤显祖用超脱现实的浪漫主义手法，讴歌了“生而死，死而生”的爱情理想，而这一爱情理想正是人文主义精神的最佳诠释。
该剧标志着明代传奇发展的最高峰。《牡丹亭》的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使其成为中国戏剧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一点从王骥德老先生所讲的这番话当中也能间接得到印证：
可令前无作者，后鲜来哲，二百年来，一人而已。
毫无疑问，汤显祖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即使是认为他用韵任意，不讲究曲律的评论家，也几乎无一不称赞《牡丹亭》。由于汤显祖的影响，明末出现了一些刻意学习汤显祖、追求文采的剧作家，如阮大铖和孟称舜等，后人因之有玉茗堂派或临川派之说，实际上并不恰切。《牡丹亭》中个性解放的思想倾向，影响更为深远，从清代的《红楼梦》中也可看出这种影响的存在迹象。
《牡丹亭》已经上演了四百余年，汤显祖娓娓描述的爱情故事，征服了无数观众，尤其是那些情窦初开的青年。其中，最为典型的当数俞二娘（俞二姑）。用眼下的流行语来说，她是一位“超级粉丝”，与当今的追星族相比毫不逊色。
有一条为昆曲研究者奉若至宝的史料，记录在明人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谈》里：
娄江女子俞二娘，秀慧能文词，未有所适。酷嗜《牡丹亭》传奇，蝇头细字，批注其侧。幽思苦韵，有痛于本词者……
俞二娘在读了《牡丹亭》以后，用蝇头小楷在剧本间作了许多批注，深感自己不如意的命运也像杜丽娘一样，终日郁郁寡欢，最后“断肠而死”。临终前从松开的纤手中滑落的，正是《牡丹亭》的初版戏本，而且“饱研丹砂，密圈旁注，往往自写所见，出人意表”。汤显祖得知消息后，挥笔写下《哭娄江女子二首》：
画烛摇金阁，真珠泣绣窗。如何伤此曲，偏只在娄江。何自为情死，悲伤必有神。一时文字业，天下有心人。
?参考资料：
汤显祖：《牡丹亭?惊梦?皂罗袍》
《牡丹亭》“至情”主题与人文关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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