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某天，20岁的印度农村姑娘迈雅，再次与朋友谈起了自己的理想，成为一名学校的老师。
朋友听完后说道：你是知道的，在农村，在你的家庭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迈雅深知现实的确如此，她也只好低下了头，沉默不语。
“我倒是有一个法子，在加尔各答的索纳加奇，那里有所学校非常缺老师，我可以带你去试一试。”朋友的这番话燃起了迈雅的希望，于是她便瞒着家人，跟着朋友来到了城里。
但让迈雅诧异的是，在索纳加奇她并没有见到什么学校，只是看到了许多站在街头的女人。
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遇到男人的时候就会争相走上去问话，时不时还有男人跟着她们走进狭窄幽深的巷子里。
当时年仅20岁的迈雅做梦也不会想到，接下来自己也将会成为她们当中的一员……
微风吹动窗帘，一位40岁的中年女人坐在窗边，像往常一样看着窗下巷子里走动的人。
这时一位“老顾客”出现在不远处，朝着窗户这里挥了挥手。
中年女人见状，匆忙在脸上抹了一些粉饰，又涂上了深色的口红，便跑到门口去迎接“老顾客”的到来。
这位中年女人不是别人，正是曾经梦想着当老师的农村女孩迈雅。
那年她被“朋友”带到索纳加奇后，对方把她卖给了一个男人。男人把迈雅锁在房间里，逼迫她为“客人”提供性服务。
迈雅最初极力反抗，但却只能换来一顿毒打或是挨饿的惩罚，久而久之，她也只能接受了眼前这个现实，不再做无谓的抗争。
直到有一天，一个多次“光顾”的男人出现在迈雅的面前，发誓自己要娶她，迈雅再次看到了希望。
迈雅跟着这个男人私奔到了北部比哈尔邦的一座城市，两人在那里结了婚，迈雅还怀上了对方的孩子。
但很快，迈雅就发现眼前这个信誓旦旦的男人，其实已经结过两次婚，而除了自己以外，他同时还在和另外几个女人有交往！ 这让迈雅大失所望。
紧接着，察觉到自己已经暴露的男人也撕下了伪装的面孔，开始不断殴打和虐待迈雅。
迈雅担心自己的性命，更担心未出生孩子的性命！但眼下她又能去哪里呢？
回老家？自己已经离家多年，而且是不告而别，之后又当了性工作者，如今还要带着肚里的孩子回家？别说是家里人不能接受，就连她自己也不好意思回去。
无奈之下，迈雅只好返回索纳加奇，重新捡起了过去的工作。
她的一生已经注定要被困在索纳加奇，困在这个全印度乃至全亚洲都名列前茅的红灯区里。
印度第三大城市，拥有超过千万人口的加尔各答，是印度重要的商业和金融中心，但光鲜亮丽外表之下，却存在着一个让印度人颇为难堪的现实：这里还拥有着规模非常庞大的性行业。
靠近城区中央的索纳加奇，乍看之下与普通的城区并没有什么区别，实际上里面却分布着数百家妓院以及至少1万6千名性工作者！ （注：2000年整个加尔各答至少有8万名性工作者，如今这一规模似有萎缩）
这些因为种种原因步入此行业的女性，她们或是独居或是与其他人合租，还有的就是为妓院打工，但不管哪种方式，居住环境都是清一色的狭小拥挤，空气污浊。
白天的索纳加奇，不少女性站在街边招揽“客人”，而一到晚上，这里就更加热闹了。
昏黄的路灯之下人群涌动，大批的女性在街边或站或坐，等待着前来“买春”的男人。
一旦买卖达成，双方就会转身溜进漆黑的巷子里，而那些暂时无人“光顾”的女性，此时除了羡慕嫉妒以外，也只能继续等待买主。
在她们中间，既有上至四五十岁的中年女性，也有一二十岁甚至是未成年的女性！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有的母亲竟然还带着自己的女儿干起了这一行！
一些尚处年幼，并未沉沦的女孩，多半也早已对自己的命运不抱希望。一个女童就说道：“这样的日子，离我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同样令人唏嘘不已的是，即便是性行业，印度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也在发挥着作用。
在索纳加奇，不同种姓的性工作者有不同的“地盘”划分。那些人流量高，往来方便的地方，往往为高种姓所有，低种姓的女性只能挤在相对偏僻的地方。
相应的，她们的“价格”也因种姓不同而产生了区分，再加上年龄、容貌等因素，每次性交易价格折算成人民币，低的为二三十块钱，高的为一千多块钱。
但这些钱往往要经过层层盘剥，真正落到性工作者手中时已经打了相当的折扣。
一位30岁出头的性工作者就表示，自己已经工作了10年，每天接待2到3人，但最后只能赚到500到600卢比，约合人民币四十到五十块钱。
这里还要说明的一点是，虽然钱很重要，但她们也并不是什么客人都接。
那些可能携带或者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人，在红灯区是不受欢迎的。
说完了红灯区的女人，我们再来看一看红灯区的男人。
在索纳加奇，男人实际上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当然，这里的男人干的不是卖身的活儿，而是充当牵线搭桥的“皮条客”。
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巴比·贝赫拉来自附近的农村，他就是一个皮条客。
2003年，20岁的贝赫拉与16岁的妻子刚结婚不久，就因经济窘迫，只能去往加尔各答打工。“机缘巧合”之下，他来到了遍布妓院的索纳加奇，并成为了一个皮条客。
贝赫拉为18岁至25岁，或是年龄再稍微大一些的年轻性工作者，在街头寻觅潜在的顾客，之后从中抽取分成。有时候他也与中小酒店的经理合作，为酒店介绍性工作者，提供“上门服务”。
这个生意非常好做，他在红灯区能挣到比老家多10倍的钱！
于是贝赫拉便当了十几年的皮条客，每隔几个月就回家一次把钱交给妻子。“这是我当清洁工挣来的钱”，贝赫拉一直对妻子这样介绍自己的工作。
似乎知道隐情的妻子从来也不多追问什么，只是默默地当好自己妻子和母亲的角色，用丈夫挣来的钱供养两个孩子上学。
男人除了当“皮条客”以外，还有另外两种职业可做，一种是仆人，另一种叫做“巴布”。
三十多岁的高瑟姆·达斯与贝赫拉一样，他也有老婆和两个孩子。来自农村的达斯在上完初中后被迫辍学，同样因为生计来到城里，来到了索纳加奇，成为了一名仆人。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负责打扫房间，并为性工作者洗衣服，偶尔也会兼顾做饭，但这种活挣到的钱相对于皮条客就少了一些。
即使这样，达斯在这里挣到的钱，仍然是在老家的三倍。
当然，这些钱总数不是很多，达斯也经常哀叹：我永远赚不到足够的钱，我在哪里可以挣到钱，让孩子们接受教育，并确保他们找到好工作呢？
比起贝赫拉和达斯，作为“巴布”（注：babu）的萨哈则要轻松自在得多。
巴布的意思是男朋友或者丈夫，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被性工作者“包养”的男人。
四十岁出头的萨哈十几年前，撇下家中的妻子和三个孩子来到索纳加奇谋生。
起初他也是一名皮条客，后来却与一个名叫肖纳利的性工作者相识相爱，而在红灯区，性工作者才是挣钱养家的主力，于是萨哈就成为了巴布。
他每天就是负责做饭、做家务、同时安抚肖纳利的情绪等等，扮演起了正常家庭中“妻子”的角色。
但随着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索纳加奇红灯区原有的生活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政府封锁了一些街道和社区，许多嫖客因为担心感染疫情，便也只好暂时管住了自己的裤腰带，不再去这里寻花问柳。
这些人不来光顾，红灯区的性工作者就断了生计。男人还可以靠体力赚些小钱，但女人该怎么办呢？“新冠病毒比艾滋病毒更加可怕！”这是不少性工作者对这场疫情的评价。
她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迫于无奈，只好突破管制先返回了老家，但更多无法回家的人，以及那些本就生活在当地的人，则不得不依靠救济组织或是个人提供的粮食帮助，才得以勉强度日。
不过只靠救济并不是长久之计，一名性工作者就这样说道：“如果没有钱，我们该怎么生活？我们无法买到食用油和燃料。”
最近几个月，随着印度对本国疫情管制的放松，疫苗接种工作的推进（注：印度实际上没怎么严格控制过疫情），再加上一些嫖客们对新冠病毒的恐惧也降低了不少，因此索纳加奇的街头又开始逐渐恢复过去的场景。
当然，完全恢复过去的“盛况”还有待时日，性工作者说道：“现在情况比前几个月有所改善了，但生意却还是没有多大好转。”
做生意本无可厚非，只是这样的“生意”如果好转起来，对印度来说似乎并不是什么好事……
内容来源
王晓丹：《印度贫困妇女面临的问题》，《南亚研究》2000年第2期
《印度快报》有关新闻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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