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杨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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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年，《论德国》出版，斯塔尔夫人（1766-1817）在欧洲备受瞩目。然而在法国，本书却被判定“不忠于皇帝”：已印数千册遭查禁，印版也被责令销毁。拿破仑通过警务大臣传达口谕：将斯塔尔夫人驱逐令无限期延长。这一禁令意味着，在她的有生之年，除非拿破仑垮台，斯塔尔夫人将无法重返巴黎。在致友人书信中，斯塔尔夫人提及她打算携带子女移居美国的计划，并表示即便她本人由于身体/政治原因不能成行，也要想方设法让她的儿子“实现这一梦想”。

斯塔尔夫人出身豪门。其父内克尔先生是欧洲著名银行家，曾三度出任法国财政大臣，母亲是巴黎沙龙女主。斯塔尔夫人交游广泛，其座上宾既有拜伦、夏多布里昂等文学之士，也不乏贡斯当、惠灵顿公爵等政坛名人。她在奥地利、西班牙及瑞典宫廷大受欢迎，与沙皇亚历山大书信往来频繁。毫无疑问，倘若她提出迁移上述任何一国，都不会令人意外——事实上，沙皇在闻听她的不幸遭遇后已向她颁发特许护照——但出乎意料的是，斯塔尔夫人婉拒这一邀请，却将目光投向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利坚。

以往，历史学家多从经济角度对此做出阐释。在法瑞边陲流放地科佩（coppet）城堡，斯塔尔夫人一边竟日款待欧洲名流，一边慷慨解囊资助各方反拿破仑势力，经济状况不容乐观。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其父名下巴黎房产被冻结，而此前他为纾解路易十六财政危机贷给法国政府的两百万法镑一时也难收回。因此，仅凭斯塔尔夫人稿酬版税收入，当前局面显然难以维系。据研究，斯塔尔夫人背后的雄厚财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她在美国的投资。内克尔先生有感于欧洲政局动荡，生前已布局将部分资产转投美国。斯塔尔夫人继承这笔遗产后，又通过美国友人委托管理，实现保值增值（最初的投资方式主要是土地买卖，后来拓展至债券及股票行业）。截至斯塔尔夫人去世之时，上述资产总计约五百万法郎——这一笔巨款成为斯塔尔夫人极为重要的经济保障。

在这一点上，斯塔尔夫人堪称启蒙哲人伏尔泰的“信徒”。伏尔泰在长期流放生涯中总结出一条经验：没有财务自由，就谈不上精神自由。这位晚年端居费尔奈庄园（同样坐落于法瑞边境）的哲学家在书信中坦承，被流放英国可谓“因祸得福”：由此爱上经商与金钱，投资回报获利颇丰，同时也弥补了心理上的缺憾。照卡莱尔的说法，伏尔泰在欧洲各大银行都有存款，俾使流放该地时“仍有面包可吃”——伏尔泰坚信：唯有在经济安全的前提下，他才能够自由地思考、写作并传播自己的启蒙思想。

不过，与伏尔泰书信中连篇累牍的账务往来（多为催款）不同，斯塔尔夫人与美国友人往来信函中涉及商务处理的只占极小部分——相比而言，她更为关注第二次英美战争（1812-1815）、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以及美国西进运动、废奴运动进展等宏大政治问题，其通讯对象则包括古弗尼尔·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艾伯特·加勒廷（albert gallatin）、托马斯·杰斐逊等历任美国驻法大使，以及托马斯·潘恩、皮埃尔·杜邦（pierre dupont）等政商巨子。日后斯塔尔夫人在美国获得巨大声望，一方面由于她的远见卓识，另方面也得益于上述人士的大力推介——如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1767-1848）曾赞誉斯塔尔夫人胸怀宽广：“与其说她憎恶拿破仑，不如说她热爱全人类。”

美国首位驻法全权代表富兰克林任职长达十年（1776-1785），在巴黎人脉深广。凭借高超的社交手腕，他为美国革命争取法国援助以及确立法美同盟立下不朽功勋。1781年，作为内克尔先生好友，富兰克林应邀参加斯塔尔夫妇婚礼——斯塔尔男爵时任瑞典驻法大使，双方多有书信往来。斯塔尔夫人对富兰克林一向怀有敬仰之情，不仅因为他是父亲的至交，更因为他是美国革命的元勋。1815年，斯塔尔夫人顺利返回巴黎后（是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遭遇惨败，被永久流放至圣赫勒拿岛，驱逐令自动失效），收到时任美国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1781年曾任美国驻法大使秘书）的贺信。在回信中斯塔尔夫人写道：“我们的家庭更像一个小小的智慧岛国——在那里，富兰克林、华盛顿和杰斐逊就像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一样受到尊崇。”

斯塔尔夫人对美国的好感最初来自她的两位贵族友人蒙莫朗西子爵（1767-1826）和拉斐特侯爵（1757-1834）。蒙莫朗西年轻时代随父从军，参加美国独立战争，成为著名将领。美国革命胜利后，他返回法国，同时带回共和思想。斯塔尔夫人创作的第一部悲剧《蒙莫朗西子爵》（vicomte de montmorency）便是向他致敬之作。在斯塔尔夫人看来，像蒙莫朗西一样，所有被派往美洲、受过华盛顿将军熏陶的法国将士在回国之后，对自由都怀有热切的向往，因此他们很难再安于现状，转而奋起反抗。

同样，拉斐特无视国王禁令“擅自”前往美洲，一开始担任华盛顿副官，后因屡建奇功被拔擢为将军，回国时受到民众英雄凯旋般的礼遇——由此也说明法国王室的统治日益不得人心。受美国革命鼓舞，法国国民公会中平等自由的主张逐渐成为主旋律，任何对抗国王意志的行为都能博得公众一片喝彩。人们发现，在没有先例可循的美利坚，居然可以建成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共和国，而向来对民族文化及政治制度引以为豪的法兰西自然也不甘落后。这也是后来斯塔尔夫人与伯克等人论战时奉持的主要观点，即法国大革命爆发乃历史发展之必然。

像此前担任驻法大使的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1735-1826）等人一样，莫里斯也是美国开国元勋。1787年，作为宾夕法尼亚出席美国制宪会议的代表，他负责起草宪法草案（同时也是美国宪法“序言”的执笔者【amanuensis】），主张将权力制衡定为宪法的基本准则。与华盛顿、杰斐逊等温和派不同，莫里斯积极鼓吹废除奴隶制，认为“奴隶制纯属陋习，而蓄奴准州必遭天谴”。1792年至1794年，他在任期间，与斯塔尔夫人交往频繁，卸任回国后仍保持书信不辍。莫里斯坚定的废奴立场赢得斯塔尔夫人感佩；而他对王后安托瓦内特的同情态度则受到斯塔尔夫人影响——她曾不顾个人安危，公开替王后辩护。

像莫里斯一样，加勒廷和斯塔尔夫人也长期保持友好往来。这位钟表匠出身的瑞士人，移民美国后得到华盛顿等革命领袖赏识——华盛顿称赞他是“财政部长的最佳人选”。在第二次英美战争中，加勒廷与拉斐特并肩作战，结下深厚情谊。战后，继约翰·亚当斯担任总统的杰斐逊任命加勒廷为驻法大使（1814-1827）。期间，为遏制拿破仑在欧洲的扩张，斯塔尔夫人极力促成加勒廷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秘密会谈。这次会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它迫使英国人停止与美国继续开战，而将主要力量转向欧洲战场，从而加速了拿破仑的溃败。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时人的评价——“欧洲存在三股反拿破仑的主要势力：英国、俄国和斯塔尔夫人”。在致加勒廷信中，斯塔尔夫人一改之前对英国的崇敬之情，坦诚地表示：美国，而不是英国，才是当今世界自由的真正捍卫者。加勒廷为人沉稳大度，机敏审慎——自法返美后，杰斐逊致斯塔尔夫人信函多由加勒廷转交，可见信任度之高。

从日后整理出版的通信数量来看，杰斐逊与斯塔尔夫人的书信往来最为频繁，说明二人之间共同关注的话题远过于他人。杰斐逊于1784-1789年间出任驻法大使，像前任富兰克林一样，他也是著名的“亲法派”。杰斐逊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奉命回国（担任首届政府国务卿），但对法国政局仍极为关注。在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中，斯塔尔夫人向杰斐逊提出建设性意见，对于总统“下最后之决心”起到关键作用。在英美战争期间，斯塔尔夫人致信杰斐逊，严词谴责英国的野蛮行径：“美国对英国宣战的确处于英国在欧洲大陆焦头烂额之际……难道仅凭这一点英国就有理由焚毁华盛顿吗？何况他们毁掉的并不是军事设施，而是国会、公共设施、艺术科学传播场所等民用建筑。”简而言之，他们毁掉的是一个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宗教拥有虔诚信徒，无需国家强行推广；法律自能得到敬守，无需军警强力支撑”。

当然，斯塔尔夫人对英国也并非一味谴责，至少在废奴问题上，她认为美国政府应当向英国学习。在英国著名废奴主义者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以及国会议员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等人共同努力下，英国于1807年宣布终止奴隶贸易，随后并通过法案彻底废除奴隶贸易。1816年，斯塔尔在书信中与杰斐逊探讨废奴问题时曾指出：“若说这个国家璀璨的理性之光上存在的唯一污点，那便是在南部各州依然延续着奴隶制。不过，一旦国会找到根除奴隶制的良药，谁不会对美国制度生出最由衷的敬佩？”在信的结尾，她鼓励杰斐逊总统采取果断措施，“如果你成功地废除了南方的农奴制，那么这个世界上至少会有一个跟人们想象中一样完美的政府”。

除了美国国内问题，斯塔尔夫人在书信中对国际问题（如欧洲/南美革命形势）也极为关切。1813年，在回复斯塔尔夫人上述问题时，杰斐逊以一封超长书信作答。他首先分析欧洲大陆形势，认为像罗伯斯庇尔一样实行恐怖统治的拿破仑必将迅速垮台。他对斯塔尔夫人所承受的命运不公深表同情，相信暴君专制被推翻后她一定能重返故国。此外，他还亲手绘制一幅南美地图，详细标注各方力量对比，并预言西班牙帝国在短时间内必将失去南美所有殖民地。

当然，作为好友通信，除了重大历史事件和敏感政治问题，他们有时也会家常闲聊。杰斐逊曾不无自豪地谈及华盛顿将军两个侄儿欧洲游学归来，自愿到海军舰艇上当普通船员，以此证明美国自由平等观念深入人心。1816年，斯塔尔夫人女儿成婚，杰斐逊写信祝贺，一面回顾内克尔家族长期以来对法国的无私奉献，一面高度赞扬斯塔尔夫人的爱国主义情怀，并相信其子孙后代一定能够在欧美大陆开枝散叶，发扬光大（此前斯塔尔夫人曾向杰斐逊等友人求助，希望她的儿子将来如愿踏上美利坚国土）。

值得一提的是，在斯塔尔夫人写信求助的友人中，有一位特殊人士——他就是在拿破仑发动果月十八日政变后移居美国的皮埃尔·杜邦。杜邦原本是法国富商，与内克尔先生谙熟。当法国大革命转向“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后，他率领妻子和三个儿子移民美国。他最小的儿子曾跟随法国化学家拉瓦锡研制炸药，后来创立鼎鼎大名的杜邦公司。斯塔尔夫人在与杜邦父子的通讯中不仅能得到一流的商业建议，更凭借第一手资料增强了她对美国政制的全面了解。

斯塔尔夫人另一位重要的美国友人是托马斯·潘恩。潘恩出生于英国，1774年作为契约奴去往美洲。1776年出版的《常识》一书直接引发美国独立革命，潘恩本人遭英国政府通缉。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潘恩赶赴巴黎，并于1792年入选法国国民公会。雅各宾恐怖专政开始时，潘恩宣称：“共和国已死。”公安委员会以“图谋颠覆共和国”罪名将他逮捕，后在杰斐逊（通过美国驻法大使门罗）干预下获释。在杰斐逊精心安排下，潘恩安然返回他的“精神故乡”——美国，并终老于斯。

像斯塔尔夫人一样，潘恩公开反对处决国王路易十六及王后安托瓦内特。据说他曾暗中策划从国民自卫队手中解救王室，并协助其潜逃至美国“政治避难”——这一主张与斯塔尔夫人不谋而合（或说乃二人共同策划）。在法国大革命是偶发事件还是历史必然这一问题上，潘恩与斯塔尔夫人看法也高度一致。1789年，潘恩发表《人权论》(the rights of man）——其副标题为“回答伯克先生对法国革命的攻击”，与英国保守派政治家伯克展开正面论战。他批驳后者见解狭隘，“昧于大势”——照他的看法，伯克“垂怜漂亮羽毛，却忘了濒死之鸟”，对当时法国底层民众遭受的深重灾难及席卷拉美殖民地的革命形势一无所知，因此得出的结论也“荒诞不经”。在斯塔尔夫人身后出版的《论法国大革命》（1818）一书中，潘恩这一观点得到了更为详尽的阐发。

在《论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斯塔尔夫人除了总结其自身的经验教训，同时也将法美两国革命进行了对比分析。凭借她对欧洲各国历史和现状的了解，她毫无保留地夸赞美国人在追求政治平等和民主自由方面的成就，并预见这一新兴的国家必将成长为举世瞩目的超级大国（这一论断比托克维尔赴美考察后得出的结论领先十余年）：“有一类人终有一天会变得十分伟大，他们就是美国人。他们凭借一己之力建立起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对人类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个不掺杂旧时代偏见而建立起来的新世界更可敬的呢？”正如她在去世之前对到访的美国历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所说：“你们是人类的先锋，你们也是世界的未来。”——出于对旧制度（old regime）的强烈憎恨，斯塔尔夫人将人类社会自由平等的理想寄托于大洋彼岸的美国，然而事实证明，这只是她对于“完美政府”的良好愿望，也是她终身无法实现的梦想。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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