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撰写的那部《春秋》，在“闵公二年”（即公元前660年）的条目下简短地记载了这样七个字：
十有二月，狄入卫。
——《春秋·闵公二年》
“狄入卫”——这看似轻描淡写的叙述背后，却是卫国这个肇建于西周之初的河北名邦在它立国的第六个世纪所遭遇的一场灭顶之灾。
当那些被称为“狄人”的少数民族脚踏铁骑、腰挎弯刀地侵入卫国国境的时候，端坐在卫都朝歌的一国之君却是贻笑后世的卫懿公。
传说卫懿公对鹤有着谜一样的痴爱，以致不惜名爵，将这个优雅的宠物以卿大夫的秩禄供养起来。本来呢，这只是国君的一次任性的行为艺术，却没曾想从此开启了灾难的序幕。
接到卫懿公的命令，即将出战狄人的卫军将士衔恨在心，纷纷抗议：
“既然本该我们的禄位已经被您赐给了那长翅膀的畜生，那您使唤它去退敌好啦！”
上下相违、离心离德。像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在一场以国运相搏的惨烈厮杀中侥幸生还？
只荧泽一战，卫国一败涂地。不但懿公败死沙场，国都朝歌也随即沦陷。立国已近六百年的卫国，仅有730人从惨烈的战火中逃生，在邻邦宋国的援应下渡过黄河，逃到了南岸。
该怎么做，才能避免卫国被人从春秋地图上抹去的命运呢？
所幸此时黄河南岸的共与縢这两座卫国城市还没有遭到狄人的荼毒，宋桓公于是将两城的居民同那730个劫后余生的幸运者合并起来，迁到漕邑，并扶立卫国公子申于漕邑登基，是为卫戴公，这才算为命悬一线的卫国保留了重生的希望。
可惜屋漏偏逢连阴雨，戴公即位仅仅短短数月便猝然崩逝，令风雨飘摇中的卫国尝到了雪上加霜的苦楚。才不过短短一年的时间，卫国不但经历了一次惨痛的沦陷，还要接连操办两场国丧，似乎生的希望已经离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越来越远。
关于卫国的这段血泪史，不但《春秋》、《左传》留下了相关的记载，在《诗经》当中，也不乏对它的吟咏。只是，《鄘风·定之方中》这首讲述卫国劫后余生的史诗，乍一读起来，总让我感觉它的基调太过明亮了：
定之方中，作于楚宫。
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升彼虚矣，以望楚矣。
望楚与堂，景山与京。
降观于桑。卜云其吉，终焉允臧。
灵雨既零，命彼倌人。
星言夙驾，说于桑田。
匪直也人，秉心塞渊。騋牝三千。
——《诗·鄘风·定之方中》
戴公死后，卫国群龙无首。所幸早已侨居齐国的卫公子燬返国即位，并在齐桓公的支持下于楚丘重建新都，接续国本，这才使得风雨飘摇的局面逐渐安定了下来。
《定之方中》所描写的正是新即位的卫文公（即公子燬）营建楚丘的历史场景。
据我想来，新都草创之际，仰望楚丘的天空，恐怕还笼罩在浓重的阴霾之下吧。
《吕氏春秋·忠廉篇》载，先君卫懿公阵亡之时，狄人残忍地分食了他的尸体，所舍弃者，仅有懿公的肝脏。
而如今，这群虎狼之众还在河北肆虐，而一河之隔的南岸，五千卫国百姓和他们的新君卫文公却连最基本的防御力量都没有，还是齐桓公命令公子无亏率领三百乘战车和三千甲士前来暂时接管了卫国的防务。
可是诗人却说，卫文公依据定星和日影测定了新宫廷的基址之后：
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新建的宫廷周围遍植椅、桐、梓、漆。这些树木可不仅仅出于美化环境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它们长成之后都是制作琴瑟等乐器的好材料。
在中国古代，丝竹管弦都是太平盛世的妆点。在劫后余生、惊魂未定的历史时刻，卫文公和他的臣民当真的有信心、有余暇去憧憬缥缈的盛世前景吗？
对此我是有所保留的。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作为卫国的中兴之主，卫文公在他此后二十五年的执政生涯中的确一扫前任懿公的荒唐昏聩，带领国家走向了复兴的正确道路。《左传》说：
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左传·闵公元年传》
到文公执政的末年，卫国已经拥有甲车三百乘，建立了一支相当可观的军事力量。而《定之方中》的卒章写道：
匪直也人，秉心塞渊。騋牝三千。
良马三千，描写不正是文公季年的中兴景象吗？如果说这首诗的出现乃在文公季年，或者迟至文公逝世之后，那么当初那场险些亡国灭种的大灾难该算是父辈甚至祖辈的记忆了。
对生于太平、长于太平的后来者而言，记忆中的苦涩已经冲淡（《左传》所谓“邢迁如归，卫国忘亡”，说的正是这样一回事），国家复兴的希望却在诗人的叙述中被不经意地放大，而这个希望的光环又集中笼罩在了一个人即卫文公的身上。
升彼虚矣，以望楚矣。
望楚与堂，景山与京。
降观于桑。卜云其吉，终焉允臧。
为了营建一个以楚丘为中心的新国家，诗人笔下的卫文公在“升”、“降”之间做了许多深谋远虑的规划工作。可问题是，这些工作的具体内容都是什么呢？
有论者以为“升彼虚矣”云云描写的是卫文公为新都楚丘选址的过程，表明这位国君具有丰富的堪舆学知识。
但这其中不合情理的地方在于：堪舆之事应该在楚丘破土动工之前完成，没有道理在“作于楚宫”之后再转回头来叙述楚宫的选址。并且，根据《左传》的相关记载，卫国新都选址于楚丘，真正拍板决策的其实是齐桓公。
作为桓公卵翼之下的一个小诸侯，卫文公在卫国新都的选址问题上既没有、也无力扮演关键的角色。
要理解《定之方中》的次章，恐怕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古代的城市首先是因为政治和军事的意义而诞生，不像西方的城市那样带有更多商业的色彩。
朝歌沦陷的殷鉴不远，选定楚丘为新都之后，卫文公势必要认真考察楚丘周围的山川地理形势，充分利用地利之便来规划楚丘的军事防御格局，这或许才是“升彼虚矣”云云的真实含义。
国家有了安全上的保障，民生才能获得恢复和发展，这也就是为什么“降观于桑”要系于“升彼虚矣”之后的必然原因。一手抓紧国防，一手抓紧经济。卫文公建设新国家的蓝图思路清晰，有章有法，这就难怪诗人要对他发出“秉心塞渊”的赞叹了。
— the end —
文字|晋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图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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