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转内销”的革命一词
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导致历代王朝更迭、国家动荡的各种战争往往称为起事、造反、举义等等。到了晚清时期,立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孙中山也苦于找不到合适词语来概括自己的反清行为,以至于常常只能以“造反”自称。
1895年领导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携陈少白、郑弼臣二人逃亡日本。他们途经日本神户时,当地报纸闻讯作了一篇名为“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的报道。孙中山见报后,猛然看到革命一词,顿生如获至宝之感。在孙中山看来,革命这个词显然比造反、起义等词更为准确。因此,他立即对陈少白说:“日本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此后,不但兴中会会员自称革命党,满清朝廷也将孙中山等人称为革命党。
然而,“革命”一词却并非日本原创。众所周知,日本是中华文明的学生,同时也是较早接受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东方国家。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学界在翻译西方文献中大量运用汉字。之后,由于中日往来频繁,许多用汉语翻译的西方词汇又反向输入中国,给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带来了不小影响。在翻译英文“revolution”一词时,日本就从《周易》中选用了革命二字。
"周易至于原本早就在《周易》中出现的“革命”一词为何会在后世两千多年的中国典籍中消失,却一直未有答案。总之,经过孙中山的使用,革命一词在尘封了两千多年、辗转异国他乡后,又重新在中华大地流传运用开来。
引入后“革命”一词的更深层含义
由于近代的革命一词是作为英文“revolution1”的翻译出现的,它的含义与古代相比就发生了许多变化。
《周易》中的革命原指改朝换代,从字面意思来看,属于中性词。而近代以来的革命则跟英文“revolution1”一样带有以先进代替落后、以科学代替愚昧的内涵,具有鲜明的进步性和正义性,是典型的褒义词。另外,该词的使用范围也不再仅仅局限于改朝换代、政权更迭,凡是自然界、社会界或思想界发生的深刻的、本质的改变,都可以称之为革命。而西方政治学家往往把革命看作实现正义和恢复秩序的行为、进行权力转移的方法、发泄不满或者改变现状的途径和推进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阐述了革命的含义。
"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则更加突出革命在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步中的积极作用,提出了革命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恩格斯则直接把革命看作政治的最高行动。
不仅要有革命的党,还要有革命的军队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以后,由于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和之后的北洋军阀窃夺,这让孙中山深深地意识到军阀军队从根本上来说是靠不住的,而要实现彻底革命就必须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
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不久,根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提议,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广州黄埔长洲岛上创办了黄埔军校。孙中山对这所军校给予厚望,将其视为以党建校、以校建军的关键一步。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在黄埔军校首次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他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就是由于我们的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而关于什么是革命军,接着孙中山指出:“有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军队,才叫做革命军。”可见,在孙中山的设想中,革命军队就是像革命党一样,具备革命的理想、能够服从和服务于革命事业的军队。
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发展了孙中山关于革命军队的定义
总的来看,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国共两党对于革命军队的定义是大体相同却又各有区别的。相同之处在于两党都强调革命军队必须具备革命理想,信奉革命主义,能够为革命所用。不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国民党强调军队的党性,而共产党则更强调军队的阶级性。国民党认为军队要有和革命党“相同的奋斗”——归根结底就是强调军队的领导权必须归国民党自己掌握,而不允许他党染指。
"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的周恩来中国共产党此时则尚未意识到“党指挥枪”的极端重要性,而是更加强调革命军队的阶级性,认为军队不仅要有“阶级觉悟”,还要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这就要求军队必须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成为为劳苦大众谋求解放的、进步的武装力量。与这一认识相对应,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夕,周恩来在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举办的战时政治训练班上发表的演说中第一次使用了革命化的概念,他认为“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使命,对于官长官佐要巩固其革命观念,对于士兵要使之有革命常识,所以我们要认识革命化、纪律化、统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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