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中国画院、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上海韩天衡美术馆主办，西泠印社、上海韩天衡文化艺术基金会协办，著名书画篆刻家韩天衡先生精心策划的“百川入海——二十世纪海上代表性书家作品大展”，于2021年12月31日在上海韩天衡美术馆揭幕。

韩天衡特为展览撰写长篇文章《百川入海——二十世纪海上书坛散论》，“文汇app”将分三期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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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城市、一个时段、一个群体、一门艺术，二十世纪的海上书坛星光璀璨，声势之弘阔、影响之深远，将其置于悠久的书法史上，也是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惊艳而辉煌的存在，一个难以复制的存在。

回望浦江之畔这一段耀眼的历史，这一座崛起的都市，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繁荣发达的商贸经济，吸引着各行各业的有识之士齐聚上海。其中近现代书坛领军人物也大多在这里驻足、定居、留痕，呈现出人才空前云集，书风异彩纷呈的鼎盛局面。更因为这个书坛群体有出色的艺术理念与创新精神，对近现代书法艺术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如今随着社会格局、审美形态等诸多因素的改变，二十世纪海上书坛百年辉煌这一奇特的文化现象已难重现，但瞻前而顾往，当下对它的研究仍然是极具意义的课题。

海上书坛兴盛的时代背景

自古以来，繁华的经济始终是书画艺术滋生的沃土，艺术从属于经济，艺术家的创作与生活更是离不开经济的支撑。书画家历来称砚为田，是其生计前程之所在。皮存则毛附，皮肥则毛丰。经济繁盛之地往往成为艺术家追逐的福地。如明清之际形成的“吴门画派”和“扬州画派”，前者产生于明季物产富庶、商业繁荣的江南苏州；后者形成于清代盐业发达、巨贾如云的名城扬州。高层次艺术人才的汇聚，使得当地文化艺术气氛更加活跃，也促成了艺术上的开宗立派、欣欣向荣。

清朝晚期，上海进入了改天换地、飞速发展的机遇期。随着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华洋资本的不断注入，工商业日趋兴盛、人口日趋密集的上海逐渐发展成为国内金融贸易中心、远东第一大都市。有数据统计表明，上海人口从开埠之初的50多万，到清宣统末的140万，再到1927年成立上海特别市的270万与抗战初期的380万，最终于1948年增至580万，居住人口呈爆发性增涨。相对于清末至民国时期国内的风云变幻、战乱频繁，上海滩五光十色的“十里洋场”不仅有列强们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庇护”，又有突破传统礼教束缚的自由，为文化人士提供了一个可以躲避兵燹战乱及政治纷扰的“桃花源”。此时上海以繁华摩登的姿态吸引着无数的掘金者，也正如近代书家高邕所说的：“橐笔而游，闻风而趋者，必于上海。”

城市商品经济的突飞猛进，强力推动了文化消费，更吸引众多前清遗老、达官贤宦、社会名流、文人墨客，或客寓或定居，纷纷携艺来沪，尤以清民鼎革之际最盛。如沈曾植于1910年始寓沪。李瑞清于辛亥革命爆发后从南京迁居上海，易黄冠道服，号“清道人”。同年冬赵叔孺从福建移居上海。1912年吴昌硕正式来沪定居。1914年在海外漂泊十六年的康有为在家乡南海安葬慈母后至沪上过起寓公生活，1915年曾熙应李瑞清之邀来沪鬻字，遂落户沪渎。1919年张大千在上海先后拜曾熙、李瑞清为师……这些都是有着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书法家，他们的到来，使上海成为书法艺术俊彦荟萃、群贤毕集的大舞台，随之形成了二十世纪海上书坛壮观的阵容。这也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个风格多元、新面叠出、规模庞大，以鬻艺为生的职业书法家群体，其影响远在往昔的“吴门”、“扬州”之上，且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事实。

海上书家群体的界定

二十世纪海上书坛的辉煌，是开放多元化的上海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独有文化艺术现象。由前清遗老及来自江浙皖乃至全国的“海漂”艺术精英为主的海上书家群体，队伍浩荡，已经不是单纯的地域性定义，也不局限于当地籍贯的艺术群体，更非任何单一流派风格所能含容。

鲁迅在《“京派”与“海派”》一文中曾指出：“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

上海坚实的商业经济基础、优越的人文涵泳量、新兴的市民阶层与外籍人士的审美情趣，以及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创作环境，搭建起一个空前未有的海上书家艺术平台。原非本籍，为近商谋利、生存发展的全国各地文人墨客如过江之鲫，齐聚上海，在清末民国陆续亮相，形成了书法人才的高地，也因流动性强，堪称最大的交会地。虽然在民国初年已提出“海派”或“申派”书画的概念，但因海上书坛百花争艳的多元化格局，使“海派”书家群体的界定具有很大的模糊性、争议性。本文姑且搁置“海派”书法的称谓，而冠以“二十世纪海上书坛”。

百川入海，无固定模式、无统一风格、无独尊宗主，兼容并蓄，各呈风流，这正是二十世纪海上书坛所特有的文化精神和人文特质。这些不拘出处的精英书法家以其和而不同的艺术觉悟和自由独立的创作心态，构成了百年间海上书坛尊重包容、灵苗各探的缤纷和绚烂。

二十世纪海上书坛的奇特构成

（一）清末遗贤，鬻艺海上

二十世纪初海上书坛的领军以吴昌硕、沈曾植为代表，很重要的构成群体是辛亥革命前后一批来到上海的清廷官吏、遗老，被当时上海的繁荣安定所吸引，为安身立命做了海上寓公。他们自带功名的光环和旧学的素养，大都曾身在官场、心存学术，原本就是声名赫赫的硕学鸿儒，兼以雅擅翰墨，有着较高的艺术创作力和娴熟的笔墨表现力。抱残守缺成为“海上流人”后，凭借笔墨擅场转变为“闻人名士”，以为谋生之计。如吴昌硕、沈曾植、陈三立、康有为、郑孝胥、李瑞清、曾熙、刘春霖、张謇、罗振玉、高振霄、杨度、赵叔孺等。他们引领着当时的海上书坛，在书法审美和创作风格上多数承接了清代碑派书风的余绪，而又别开生面，各领风骚。

清末民初的数十年间，海上书画家从各自松散独立的鬻艺课徒状态，逐渐衍生出半制度化的结社交流模式，相继成立了豫园书画善会、上海书画研究会、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蜜蜂画社、中国女子书画会等艺术社团。这些半雅集、半交易类型的组织，构建起资源共享、互利合作的平台，既增强了艺术的交流，又促进了经济的交易。各类艺术理念、创作技法在这里不断碰撞和融汇，有效推动了海上书法的良性发展。

（二）精英汇集，气局全开

随着新文化思潮的冲击及上海开放包容的特质，呈现出戏剧、电影、文学、学术、新闻、出版等各路文化精英抢滩上海的热闹景象。海上书坛也名家云集，代表人物如于右任、徐悲鸿、沈尹默、袁克文、白蕉、马公愚、潘伯鹰、褚德彝、黄宾虹、王福庵、钱瘦铁、张大千等。学界名流、文坛骁将而兼擅翰墨者，如章炳麟、王国维、鲁迅、叶恭绰、章士钊、郭沫若、郁达夫、茅盾等。创立于上海的南洋公学也专开书法课程，从这里走出了李叔同、谢无量、马衡、邵力子、朱东润等书坛俊彦。他们有以书画为业者，但更多供职于当时的文化教育领域、新闻出版机构、政府部门等。他们大多兼有旧学的启蒙、新式教育与留洋求学的背景，有相对稳定优越的生存资源，书法只是副业。他们有着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和独立的审美意识。他们以磅礴之势推进着海上书法的崛起，将海上书坛扩展成更宏阔的舞台。

此外随着照相、珂罗版印刷等新技术的发展助力，帖学的魅力得到还原，在碑体书风笼罩下的帖学回归已成一种趋势。在上海形成了以沈尹默、白蕉、潘伯鹰等为代表，专师二王的书家群体。他们上溯晋唐，反思传统，令海上书风呈现出不拘一格的多姿多彩。

当年漫步在上海滩喧哗的闹市中，鳞次栉比的商铺广告，名人书写的店招，令人目不暇接。各体书法，或秀美遒劲，或含蓄朴茂，美不胜收。徜徉其间，仿佛进入一座露天的海上书法展馆。当时有以沈尹默、马公愚、唐驼、刘山农并称“题额写匾四大圣手”，许多店铺匾牌即出自他们的手笔，书法与商业相融，堪称一时盛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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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宾虹 行书 释本诚七绝《钱塘江晓渡》 西泠印社藏

（三）传承接力，新面纷呈

新文化新思潮的不断引伸，及西方文化艺术观念的连续融入，也使海上书法人才的产生形式有着新的转变。海上书家一方面产生于前辈大家的师徒相授，另一部分则有民国初期各类艺术院校美术教育的背景，他们以职业艺术家的形象在海上书坛渐次登场。

民国初期上海的书法流派早已门庭逐队、桃李芬芳，尤以康有为的“南海弟子”、吴昌硕的“缶庐门下”、李瑞清、曾熙一同设帐收徒的“曾李同门会”、赵叔孺的“赵氏二弩同门”为代表。他们追随的弟子众多，培养出驰誉于世的一大批书家。如王一亭、赵云壑、潘天寿、钱瘦铁、王个簃、沙孟海、诸乐三、朱复戡、张大千、胡小石、王蘧常、方介堪、叶潞渊、徐邦达、徐悲鸿、刘海粟等，皆成就斐然。

当时的美术院校教育以1912年刘海粟等人创立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为例，就专门开设书法相关科目。当时的师资有金石书画家马公愚、黄葆戉、潘天寿、朱复戡、方介堪、王个簃、诸乐三、钱瘦铁、贺天健、朱屺瞻、李健等，培养出青年才俊如李可染、程十发、来楚生等，皆成一代大师。又如徐悲鸿、丰子恺、陆俨少、费新我等，都有着不同美术院校的背景。

这些海上书家大多经历了近代教育模式的熏陶，艺术思想和书法理念更趋开放，体现出更强烈、更超前的人文情怀和艺术气质。加之西北简牍、敦煌经卷等各种书法新资料的发现、传播，大大拓宽了取法路径。碑帖之别不再泾渭分明，各种风格元素在自由的书法创作实践中被更自如地为我所用，使书风面貌不为陈法所拘、旧说之缚，完成了向现当代书法创作格局的转化。他们延续着前辈的风华，以全新的知识结构、审美认知和艺术创造力，多方求索，标新立异，为海上书坛增添了新的耀眼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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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天健 行书五言联 仰俯天地大 侷促南北宗 上海中国画院藏

（四）现代印刷，助力书坛

上海是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发源地，晚清以来即占据着中国印刷、出版、发行业的半壁江山。此时珂罗版先进印刷技术，在绘画、碑帖、书法作品还原印刷上大展手脚，发明后即在清光绪初年由日本率先引进到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刷所首次运用珂罗版大量用于中国书画的复制。上海有正书局聘请日本专家实验成功珂罗版印刷，1907年商务印书馆开始实验珂罗版新技术，至1919年成功印出宣纸十五色套印。

清末民初，上海开风气之先，迅速引进和推广的现代印刷技术，对书家、市场与书坛都发挥着异乎寻常的推动作用。之前的学书范本主要依赖于名家碑帖墨迹拓本，而拓本则与辑者、刻手、拓工的精粗技法息息相关。我们只需比勘一下众多旧拓的王羲之《十七帖》，即可见其高下良莠，古来即有“得名家片纸只字，足以成家”之说，也成过去式。康有为曾无奈地称：“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而以现代印刷技术出版的古今名家墨迹、历代上佳碑帖和新出的汉晋简牍，精准再现，化一为万，这对书家的借鉴、演化、创作是一种激励，一种从天而降的源头活水，而对社会、对学习者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便捷和经济的获益。“贫人不能学书，家无古迹也”的择帖困难情形至此不复存在。彼时上海即有这种互利共赢、相互促进的存在和优势，这对二十世纪海上乃至全国书坛，都具有划时代的贡献和深远影响。

作者：韩天衡

编辑：李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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