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曜（1832--1891）
从目不识丁到一代名臣
---张曜的传奇人生
杜雪巍
引 言
张曜是清代所谓“同治中兴”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其最早崛起于河南固始团练，当时系清咸丰年间，太平天国燃起的烽火正蔓延至中原。张曜组织起来的团练武装，凭借团练武装首领的智谋与韬略，使得固始团练的武装规模日趋壮大，战无不胜。
张曜的团练武装，后与清军密切配合，屡破太平军及捻军的武装进攻。后西部边陲发生危机，左宗棠受命钦差指挥清军，调遣张曜率领的嵩武军参加征西作战。张曜在收复新疆战役中屡战屡胜，且组织起一系列的善后事宜。
新疆建省前，张曜调任山东擢升巡抚。其在任上兴修水利，治理黄河，抒写出了清代历史上鄙文从武，后改文官锐意进取的脍炙人口传奇篇章。
一．固始团练，战无不克
张曜（1832--1891），字朗斋，号亮臣，乳名阿牛，顺天府直隶大兴人，祖籍浙江上虞，后迁居钱塘竹竿巷（今下城区武林街道孩儿巷、竹竿巷一带）。《张曜神道碑铭》载：张曜“祖贯浙江钱塘县，家世儒术。曾祖志铭，县学生。祖涛，顺天副榜贡生、山西绛州直隶州知州。考世桐，候选知州。三代赠如公官。公生颖异，有神力。就传日恒部。勒群儿，持竿结阵，儿无欢者。少长能诗，习颜平原书，辄工负奇，早弃举业。”张曜自幼长得楞头楞脑，膀阔腰圆，常与伙伴们持竿游玩。但他对《三字经》、《千字文》之类的书籍一看便头痛。长到十岁，肚里还是没有一点墨水。父母觉得自己没法管教他了，便想着将他从浙江吴江县的黎里送他到其姑父蒯贺荪任职那里去，来代为调教、管理。张曜出身于一个官宦之家。少年时曾寓居在浙江吴江县的黎里镇。青年时投身团练。后来张曜寄居在顺天府大兴（今北京市），其“由监生捐县丞”。
清咸丰三年（1853年）冬天，已经21岁的张曜到了河南固始县，找到了任固始知县的姑父蒯贺荪，求其找个差使干。当时，蒯贺荪正为捻军来犯弄得焦头烂额。来犯的捻军多是马队，来往迅捷，来去无踪。而固始县城内的团练也毫无战斗力可言，并多次受到上峰的警告。蒯贺荪看到张曜已长得魁梧似一头蛮牛，力大无穷。他姑父揣测，张曜干别的不行，或许打仗能是一块好料。
于是，蒯贺荪让张曜去充任团董，训练三百名团练。张曜干得十分起劲。一天凌晨，张曜外出巡视，突然发觉城外黑压压的一片，正慢慢朝这里涌来。因为黑暗中看不真切，张曜判断不是太平军中的捻军，便是土匪。于是，张曜立刻点着旱烟杆，将城头上的十几门土炮，逐个点燃。瞬间几声炮响，轰！轰！轰！……惊得城外涌来的偷袭者，仓皇逃命。来犯丢下一幅幅云梯，以及十余具尸体。听见炮响，城内团练们也纷纷涌上城头。知县蒯贺荪得知消息后，大喜过望！这小子有种！看来自己是选对了人！
三个月后的一天，知县蒯贺荪得到情报，当晚捻军要来攻城。张曜率领团丁皆埋伏于固始城外，等待捻军的到来。时至半夜，一股捻军被僧格林沁的清军尾追而来。当奔逃的捻军接近固始县城附近时，张曜大喝一声，团丁们纷纷出击，前后挟击，捻军大败而逃。
前后两次大败捻军，张曜有功于县府。知县蒯贺荪亦决定，与张曜要亲上加亲，把自己的女儿凤仙许配给张曜。次年，22岁的张曜回黎里与凤仙完婚。这位凤仙，不仅人生得标致，而且聪明能干、满腹经纶，日后对张曜的为人、个性和前程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婚后，张曜带着夫人回到固始，继续统带团练。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张曜多次越境作战，一战而复光山，再战克复息县。僧宫保深赏其才，先下令张曜署理了权息县事。没过多久，张曜便又调任了固始县知县。
《清代七百名人传》载：“曜佐贺荪谋守御有功，大吏檄曜带勇剿敌，以千余人破巨敌李士林、胡金斗、丁心田等。”咸丰五年，张曜召集团用五千人参与南阳镇总兵邱连恩围剿太平军的战役，连续剿斩了五千余匪兵。于是，张曜“叙功擢知县，加同知衔。”咸丰六年，河南光州县被太平军包围，出现危急，张曜率兵勇赶赴驰援，一战便得以光州解围。《神道碑》云：“咸丰六年，署固始县令，守御益完，一援光州，解其围。”
咸丰七年（1857年）七月，安徽捻匪张洛行纠集约十余万太平军兵犯固始县，经过多次战斗，张曜是屡战屡胜。张曜的不败战绩，亦引起清廷的重视。于是，谕令张曜以直隶州知州补用，赏换顶戴花翎，调赴保定直隶府。
咸丰七年（1857年）十二月，张曜调往直隶州，尚未成行，太平军李秀成部、韦志俊部数十万匪徒欲长驱北上，进犯京畿，围困固始数十天。张曜后引爆了三发地雷，率领兵勇苦战七十余日，终使城池得以保全。“上嘉曜力保危城，厥功甚大，先行赏给霍钦巴图鲁名号。”
咸丰八年（1858年）二月，张曜率部众开城，与各路援军一起内外夹击，一举击败敌军，解除了匪患，遂解围困之城。因此，张曜擢升为知府。这年八月，张曜卸任了固始县务，河南巡抚恒福檄调其赴陕西榆林率官兵防剿太平军事务。十月，张曜率部众出征陕西作战，此时张曜已经赏加了道府头衔。
咸丰九年（1859年），张曜署任了光州直隶州知州事务。次年正月，张曜以母亲去世，其去官丁忧守制。
二．决战中原，远赴陕、京
张曜丁忧期间，张洛行率太平军余党又向中原围杀过来。鉴于形势危急，河南巡抚庆廉奏请张曜能够留下来，协助进行剿匪事宜。为此，张曜也没有依照丁忧须守制27个月。张曜留下来后，阻截从安徽窜扰而来的逆匪，张曜率部大败了逆匪。此时张曜已经被道府用，并赏加了按察使衔。
然而这年八月，张曜的父亲又去世了，张曜只得奏请回籍丁忧。团练大臣毛昶熙奏请张曜再次留下来，剿办逆匪。
咸丰十一年（1861年），汝南地区的太平军陈大喜、张凤林、王友声、刘兴、陈汶等二百一个村寨结寨作乱，四处出击，肆意劫掠。张曜略出计谋，便使逆匪很快得以剿灭，另剿灭逆匪十多个山寨，擒获了匪首王友声等，汝南局势也得以平静下来。
《张曜神道碑铭》云，“中州四战地，逆捻槃牙飙忽，迎击踵蹑，兵机日变。公入奇出正，与为不穷，而尤留意孑遗，卫养良懦，降众复煽，以智杀其势，勇歼其烬。”《神道碑》似从另一个侧面弥补了《清史稿》所载张曜这个时期所作所为的诸多细节上的不足。
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张曜率部陆续攻克了太平军逆匪占据的杨寨、范寨等村寨。九月，张曜部又击退了前来驰援杨寨、范寨的太平军。张曜率部乘胜追击，又陆续攻克了二十七座村寨，铲除了太平军逆匪的老巢，擒获了逆匪贼首陈汶。接着，张曜部又收复了项城荒坡等五十余个村寨。当时有人参劾张曜说，战将张曜惯于征战却疏于记载。张曜不应该将文职大员奉旨开缺。此后，张曜升至以总兵简用，所部划归增格林沁节制。
同治二年（1863年），张曜部攻克了项城地区的尚店、正阳的张岡，生擒了张凤林、霍光玉等，其余党羽相继乞降。从此，整个河南地区得以剿平了全部进犯之敌，张曜亦由此得以晋升为提督衔。
同治三年（1864年），启王梁成富率领的七万多太平军逆匪屯驻在内乡的马山口，张曜部以数千之兵，以少胜多对其部实施围剿、歼灭，太平军逆匪大肆溃败，余党纷纷向陕西逃窜。
几乎在同时，太平军尊王赖汶光与福王陈得才等数万人亦在围攻湖北麻城。博多勒噶台科尔沁亲王增格林沁与麻城外稻田纵横交错，对于习惯于马上征战的清军来说极为不利。于是，增格林沁便檄调张曜部赶赴麻城，与福州副都统苏克金统率马步，共同剿灭逆匪。张曜等部经过七次大的战役，已取得七次大捷。陈得才率太平军残部逃窜而去。
同治四年（1865年），张曜部移师驰援安徽雉河集，张曜也“以功下部优叙。”此时增格林沁战死，山东便有人指责张曜“养贼贻患，统兵二万有余不进，致督师重臣捐躯。”同治帝令河南巡抚吴昌寿据实查奏。经过确查，吴昌寿据实上奏清廷：“张曜在豫带兵有年，不无微劳足録。至于养贼贻患，以及所带兵勇到处抢掠，均无实据。又前后数年所带之兵，多不过五六千人，并无二万所余之数。”接到上疏，同治帝反而对张曜顿生出好感，认为应该嘉赏张曜。
同治四年（1865年）八月，张曜乞假回籍埋葬双亲。同治五年（1866年），太平军再次北犯，安徽的战火再次燃起。河南巡抚李鹤年紧急奏请清廷，欲邀张曜再次复出。同治六年（1867年）五月，张曜率嵩武军入驻河南许州八里桥。北窜的太平军逆匪一抬头看到张曜嵩武军的大旗，纷纷拔腿后撤。张曜率领嵩武军则趁势对南逃的太平军逆匪掩杀追击。嵩武军一路追杀至颖桥石固驿，擒斩了逆匪头领李贵如、李顺子等人，其余部皆逃窜至中牟、郑州，后出睢州、兰仪、考城，进入到了山东曹县境内。嵩武军以每天疾驰二、三百里的迅速在追击，此时张曜的腿、脚肿得以致溃烂，行走已非常艰难。清军也在快速在追击，路途中也已十分疲惫。张曜部便暂时停留在了考城，以遏制太平军往南逃窜。
逆匪从戴家庙、沈家河逃窜至运河一带，张曜部与南阳镇总兵宋庆部一起赶赴山东，六月底抵达安山。宋庆部抵达安山后迅速构筑起高墙，留下副将蒋东才四个营以及参将李承先二个营归张曜节制。张曜从沈家河至黄河口一带，此地地域广阔，张曜所率领的部队以及所节制的清军陆续布置防守后仍存在很大疏漏，于是张曜调请黄河水师前来协助。不久，大股逆匪向江南逃窜，被淮军大败，全部南窜逆匪悉数被歼。捷报传来，张曜再次以提督记名，遇缺即任。
此时，捻军余部张洛行率残部迂回至陕西绥德。其中一部还侵扰到了米脂，并从龙王赸渡过黄河，出绛州、曲沃垣。而曲沃垣山中有一条小路可以直接通往河南。上级命令宋庆的清军，与陕西、山西的部队前后夹击围剿捻军余部。而此时，河北仅有张曜一支部队在据守，并与宋庆的部队互为支援。
十二月，逆匪窜至河南与河南新乡、辉县一带的地方武装接战。上谕命张曜、宋庆紧急驰救。张曜、宋庆遂昼夜疾驰，在汤阴宜沟驿一带大败了逆匪。
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张曜、宋庆部又继续扩大战果，陆续收复了逆匪据守的二十余个村寨，逆匪继续向东逃窜，进入直隶境内。张曜部乘胜追击，先后在广平、河间府的卧碑集大败捻军。后逆匪遂向南奔逃，再沿河向东逃窜。清军抵达深州后，侦查得知，捻军首领张宗禹盘踞在钱庄。清军遂乘夜袭击，大败张宗禹。逆匪仓惶间向北逃窜至深泽，在西华集负隅顽抗。张曜部摧毁逆匪设置的一个个堡垒营卡，惊魂未定的捻匪慌忙又向南鼠窜。清军各个将领遂率部追击，张曜判断逆匪首领仓惶难逃，其中必定有诈。于是，张曜命属下卷起旌旗向北疾驰，果然路上便与一伙逆匪遭遇，张曜部击毙了捻军首领张宗禹的侄子张五孩。张五孩凶残、狡诈，深得张宗禹倚重。张曜击杀匪首要犯张五孩后，大捷而归。
战斗结束，张曜奉旨优叙。随后，率部回到河南。三月，张曜部从辉县的云门，疾驰至修武恩村。当时，捻匪正从清化斫竹往回行驶。路途中逆匪突遇官军，接着便是一场鏖战。张曜部是黎明时分渡过卫河，向延津进发的。张曜部与宋庆督总兵程之伟、参将李永芳等与逆匪进行鏖战，逆匪大败。同日，逆匪一部李全义来降。李全义告知张曜，捻军计划从卫辉折向东北夺取官军的辎重。张曜果断出击，粉碎了逆匪的阴谋。
此后，张曜与湖广总督李鸿章、李鹤年商议，谋划共同剿灭捻匪事宜。他们计划在黄河以北、运河以东区域，动员各省临河的部队设立堡垒，用骑兵来守护东昌，且以淮、豫部队迎击逆匪。计划三个月堡垒构筑而成。此间，捻军来投降的人是络绎不绝。
六月，战事在玉林镇爆发。玉林镇在徒骇河、黄河，和运河之间。当时大雨滂沱，河水暴涨。张曜部和宋玉部充当着诱敌深入之责。他们进入河套地区后，捻军逆匪也尾随其后，跟踪而来。战声一起，捻军逆匪的马匹顿时陷入泥淖中，死伤万余人，其余残部瞬间逃窜。此后，捻军首领张宗禹已经溃不成军，张曜等部昼夜追剿，又进入了山东境内。在茌平西南，张曜部擒斩了捻军逆匪无数，捻军首领日渐孤单，继续向北逃窜而去。张曜邀请友军围追堵截，斩杀无数，仅剩捻军首领带领十余人投河自尽。
捻军尽灭，捷报传来。张曜得以赏穿黄马褂，并授骑都尉士职。八月，张曜部凯旋回到河南。
当时，陕西的太平军气焰仍在蔓延，官军剿匪不力。山西巡抚郑敦谨临河设防，诏令张曜率队驰援。时逆匪已蔓延至甘肃，张曜部也随即移驻甘肃。当时的宁夏将军金顺，将张曜部作为后援策应，驻扎在蒙古准格尔旗杆直汉班一带。
同治八年（1869年），张曜部转战于乌拉旗兰锁尔。张曜所部是屡战屡胜，终于解了阿拉善之围。
当时，宁夏回民亦发生骚乱，抗拒官军。张曜部与金顺部遂协力剿办。他们共同剿灭回逆营寨数十座，歼灭了王家疃数人，宁夏战事遂告结束。
同治九年（1870年）二月，张曜被授予广东陆路提督。同治十年（1871年），张曜被赏加云骑尉世职。
三．哈密屯田，征西前哨
19世纪60--70年代，俄、英为争夺称霸新疆，默许了浩罕国酋阿古柏对新疆的侵略，并陆续侵占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绝大部分地区。沙俄也出兵强占了新疆伊犁。清政府曾屡次与沙俄进行谈判，并对阿古柏进行“招安”，但均未能奏效，新疆变得岌岌可危！清廷经过激烈的辩论后，决定武力收复新疆。
左宗棠奉命西征，他在遴选出关将领时，能征惯战的张曜便自然进入了左宗棠的视野。
张曜的嵩武军有步队12营、马队2营，总计14营6000人。嵩武军跟随张曜征战十余年，足迹遍及豫、皖、冀、甘，以及内蒙、宁夏。嵩武军能征惯战，吃苦耐劳，战斗力极强，向有名声。
同治十二年（1873年）11月，张曜率部进驻甘肃肃州（今酒泉），翌年二月，抵达玉门关。依照左宗棠的部署，“张曜部锐气方新，作为头起，金顺军次之，额尔庆额又次之。”哈密乃是新疆的东大门，毗邻甘肃。
同治十三年（1874年）4月，张曜率部进入新疆哈密，揭开了张曜参与西征新疆，在新疆组织、实施善后，戍守边陲的新一页。
光绪元年（1875年）2月5日，张曜暂时将一半兵力留在关内，仅率马步7营穿越茫茫戈壁进入哈密。
西征大军进入哈密后，首先亟需解决的便是粮草问题。对于即将燃起的新疆战火，左宗棠大军亦在厉兵秣马。自凉州---哈密粮道线长2400多里，且中途“沙碛弥望，少水草，转运不便”，运价十分昂贵。若“哈密不能深屯，则后进之军直无驻哈之日”。于是，张曜抵达哈密之后，便遵照左宗棠的指示，争取在哈密屯田。张曜首先派员清查目前哈密尚有多少所剩民户及户民实数，落实了2000余户居民中可以进行屯垦的人数。对于无籽种、牛力者、先发给赈粮、籽种、牛力，以便秋后照价收购垦民们所获得的粮食。这些措施的实施，吸引了大批流民归耕，有利于恢复哈密的农业生产。此外，张曜还积极实施军屯，规定为屯田出力的营哨官员纪功奖励。他延请老农指导耕收技术，对于军屯的收成，则按照粮价，获得银钱允许兵丁均分。这便使得“各营勇丁吃官粮做私粮，于正饷外又得粮价，利一；官省转运费，利二；将来百姓归业，快乐免开荒之劳，利多；又军人习惯劳苦，打仗更力，且免久闲，致生事端，容易生病，利四。”
光绪元年（1875年）三月，为筹备西征军粮，左宗棠在哈密设置了南北各路粮台和粮局。哈密粮局“委属通判张季方经理，咨张曜照料，专司收粮转运。”张曜事必躬亲，不辞辛劳。在张曜的努力下，哈密屯田取得巨大成果。光绪元年（1875年）四月，张曜部已经报垦荒地19000余亩，获得粮价数千石。当年秋天，张曜又报收了净粮大米80多万斤。这些粮食，足够张曜部食用两个月。1876年春，张曜进一步扩大报垦屯田的数量。左宗棠对张曜的成果大加赞赏，总结其屯田经验，并在西征各军营中大力推广。
张曜部在哈密的垦荒屯田取得巨大成果，离不开其在哈密的兴修水利。张曜进驻哈密后，同样派员进驻哈密各村进行调查，对于年久失修的水利工程进行普查。当地土地荒芜，加之土地疏松水极易渗漏。因此，张曜派人四处勘察水源，于1875年便为兴修水利耗资5万余两。“购办毡条，价脚银约九万一千余两”。当张曜查得哈密石城子渠有山水流下时，便满怀信心地为当地百姓“成数百年无穷之利”。然而，张曜也知道西征大军费用艰难，为此只向左宗棠提出筹措经费4万两，欠条6000条，以备垫到渠底防止渗漏，其余自筹。正是在左宗棠的权力支持下，张曜整修了城子渠，另外还倡修了五条水渠。1876年，嵩武军又垦荒了熟田20000亩，获得粮食5160石，可够张曜部所属五个月的军粮。为此，左宗棠致函张曜，“惠哈密者，为国树屏落省巨费，非公不肯任此，非弟亦不能成公之志”。左宗棠对张曜赞不绝口，将其在哈密的兴修水利的功绩，可堪比林则徐所提的黄冕，实不为过。
在新疆，军需转运皆靠骡马车队，道路的修筑显得非常重要。从巴里坤到哈密虽然只有300余里，但必须翻山越岭。天山重峦叠嶂，峭壁悬崖，星途缭绕，非常险峻。为此，张曜督师凿山开路，修整路面，在最艰险的山道上，树立贯木，建立栏栅，修路宽达一丈五六尺，共计绕天山36匝。修筑竣工后，左宗棠亲自勒石纪碑“谁其化险之安，嵩武上将唯桓桓，利有攸往万口欢。” “自此水草柴薪便利，车驼均便，官商人畜不至望而却步。”
此外，嵩武军还为运输粮饷，押解军火，侦探敌情，辗转奔波。战后，左宗棠誉嵩武军为“忠哉此军”！
其实最初，张曜在哈密的屯田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其初到哈密进行屯田时，便遭到清驻哈密办事大臣文麟的猜忌。文麟曾驻哈密多年，“其意不在恤民，不在济军，惟勒派取盈以顾目前”，所得虚额竟达1300多名，中饱私囊。张曜初到哈密，文麟便以“哈密并无民田，所有军屯，均回地借种，办理为艰”，“恐防其粮道，而奏止之”。
张曜对文麟的非难予以礼让，但其指出西征大局为重。张曜表示首先客军裹粮屯田，自有专饷，每月得饷银37280余两，运费5000余两，粮料436950斤；二则屯田为大军进关军食之计，若军粮不济，则西征军永无宁日。为此，张曜大度的对文麟说：“如文营不肯让出即不与较，惟蔡巴什湖应请勿再扰。”“以免争绕肇衅”。正是在张曜的据理力争下，张曜在哈密的屯田才得以逐步打开局面。光绪二年（1876年），文麟病故后，张曜才得以对文麟的部队进行了彻底整编，妥善完成了屯田事务。
四．征西大将，新疆十年
光绪二年（1876年）4月7日，左宗棠驻节肃州，指挥西征大军按照早就拟定的“缓兵急进，先北后南”的策略，进军新疆。从8月10日至11月6日，清军将阿古柏在北路的据点全部拔出，西征战役进入第一个战役。而阿古柏为了挽救自己的失败命运，构筑了天山防线，拼凑了大约27000名军人，分别驻守在达坂城、吐鲁番、托克逊三地，妄图凭借天山来阻止西征军，进行负隅顽抗。
左宗棠为了歼灭阿古柏侵略军，将西征军的前线指挥部做了调整，命令刘锦棠率领湘军由乌鲁木齐翻越天山南下，张曜与徐占彪分率嵩武军与蜀军从东路直逼吐鲁番，形成钳形攻势，并对前线部队兵力武器予以增补，以增强战斗力。为了防止敌人窜扰后路，由包头调来卓胜军金运昌10个营军队驻防乌鲁木齐等地。金顺部驻防玛纳斯等地监视伊犁的俄军，徐万福部镇防巴里坤，哈密由办事大臣明春和刘凤清等部驻防。刘锦棠、张曜、徐占彪三军全力赴敌，于1877年4月14日分别出动，展开了与阿古柏侵略军的大战。
张曜指挥15个营步骑及炮队，总计6500多人，进军吐鲁番。张曜的嵩武军步军10个营、骑兵2个营，刘凤清所率豫军两个营约800人，武朝聘骑兵一个营约250人，陈文英的炮兵一队浩浩荡荡进军吐鲁番。
张曜率部于4月14日派先遣部将徐占彪率领5个营进驻东西盐池，“得刘锦棠师期，其日督大军自哈密进”。徐占彪又令先锋部队马步三营由穆家地沟同日出发。徐占彪与孙金彪侦查得知：“七克腾（木）为吐鲁番要障，贼所必争，遂饬前队暗度戈壁，夜抵张家卡，乘贼不觉，一鼓夺其卡垒。”4月21日，两军四路人马迅速扑向七克腾木敌人营垒，“贼夺门而出……向辟展狂奔。徐占彪、孙金彪督队急追，沿途毙敌百余名。”战斗结束后，豫军两个营留驻七克腾木，以保障交通的畅通。
4月22日，两军又乘胜继续进攻辟展（今鄯善县），残匪望风而逃。25日左右，孙、徐二军则分兵进攻鲁克沁、连木沁台，孙部率军直追至胜金台，打败了负隅顽抗的敌军。此后，两军共同进攻哈拉和卓。
4月26日，孙、徐二军会师，进攻到距吐鲁番十余里的地方，遭遇敌人反抗。孙、徐部队遂左右夹击，另派部队断其后路，敌军瞬间纷纷溃窜。当他们抵达吐鲁番城下时，敌人倾巢出动进行抵抗。在双方激战正酣时，刘锦棠派道员罗长祜等湘军部下从北路赶到。于是，三军合队，马人得被迫向嵩武军请降，吐鲁番光复。同日，刘锦棠率部攻克托克逊。
在清军的接连打击下，阿古柏统治集团乱成一团。5月29日，阿古柏在库尔勒暴毙，其儿子争立，发生内讧，“哲得沙尔”政权处于分崩离析状态。此后，清军又开始了收复南疆八城的第三阶段的战役。
嵩武军在会攻吐鲁番的战役中，战功赫赫。在七克腾木沿途击毙残敌数百名，生擒5名，缴获枪械100多件，战马20多匹。在嵩武军乘胜进攻辟展（今鄯善）时，又击毙敌军数百人，擒敌30余名，活捉了阿古柏亲自任命派驻此地的头目才米邪斯。缴获枪械100多件，战马数十匹。攻克连木沁台后，一路上张榜安民，整顿善后。
此时，清廷谕旨张曜“以会克吐鲁番城出力，予广东陆路提督一等轻车都尉仍兼一云骑尉世职”，其余将领各有封赏、晋升。
左宗棠原本“檄张曜会刘军赴前敌，运巴里坤存粮，储之吐鲁番，以转输托克逊”。在会攻吐鲁番的战役中，虽约定了会攻时间，但三军相距千余里，期间还须穿越烽火，扫荡前进，能否如约会师，剿灭残敌，左宗棠尚心存疑虑。但嵩武军不但一路消灭残敌，张榜安民，而且还如约会师拿下了吐鲁番。所以左宗棠称赞张曜说：“破敌之果，赴机之速，实微臣始愿所不及也”。
收复吐鲁番后，清军便开始了收复南疆八城的战役。同年八月，刘锦棠率前锋，张曜作为第二梯队紧随其后，十月上旬继续西进。11月6日，张曜部进驻喀喇沙尔（今焉耆），11月26日抵库车。接着，挺进阿克苏。1877年1月4日，清军收复和田。至此，新疆除伊犁外全境收复。
1878年9月，白彦虎残部孙义合、金山等向俄官领取路票，窜犯乌什城西南百余里的雪巴吐哇和阿克苏西北的雅哈库图克台与色底克台。当300余名残匪在阿克苏西南200余里的伊阿瓦提围抢税局，戕杀税局委员及兵丁时，驻守阿克苏的张曜闻知，立即派陈漪会同当地伯克查办，令调派武朝聘马队前往剿灭，并派营官秦玉盛、李福云等作为策应。武朝聘率部在距离浑巴什五六里的地方追上了残匪，斩首残匪18人，生擒12人，夺得马匹数十匹。剩下残匪又分为两股继续逃窜。武朝聘率部继续追剿，在伊阿瓦提沿途又击毙了20余名匪徒，生擒14人，又缴获马匹数十匹。接着武朝聘与陈漪会合后招抚安民，整顿善后。另一支向东逃窜的残匪在李福云部的追击下，企图渡过浑巴什河逃窜。由于清军追剿迅猛，加之水深流急，残匪得以渡河者仅三人，亦被孙义合击毙。全部剿匪结束后，张曜释放了被利用的伊先和卓，对俘获的阿不都热哈满等5名首犯处以极刑。经过这场战役，阿克苏等地的社会秩序恢复了安定。
张曜率部自出关以来以出色的文治武功才能，使左宗棠确信他的“治世之才，人不易及”，因而在1878年、1880年两次奏请张曜改为文职，以便充分发挥其政治才能。清廷即授予张曜为帮办新疆军务大臣，实施复兴南疆的规划。张曜因地办理南疆东四城的善后事宜，1880年从阿克苏移驻喀什噶尔、英吉沙等地，总办西四城边防善后及中外交涉事宜，统率嵩武军的马步14营，又节制防营、维、柯马队11营旗，全面负责南疆的军政大计。
阿古柏侵略军蹂躏新疆十余年，致使农田、水利遭到严重破坏，大片土地荒芜。叶尔羌河堤被冲毁，喇巴什因地势低洼，群水汇聚，顿成泽国。喀什噶尔河决口，下游渠道废弃，旱涝无备。如何修复南疆几条大河，恢复农业生产，成为善后的首要政务。张曜到任后，立即派员对喀什噶尔、叶尔羌进行了勘察、筑堤与疏浚，引龙口桥水灌溉玉代里克一带的良田，龙口桥以上的英阿瓦提、牌素巴特各渠也依次得到修浚。叶尔羌河也已堵住决口，挑挖沙洲，并将前岸及长堤也予以加高加厚。水利设施的修复，大大促进了屯田事业的发展。到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时，经过清丈全疆三道共有耕地1148万亩，此全系张曜之功。
战后农民返回故土，张曜在总办南疆善后时，将大量难民遣回原籍，发给赈粮、籽种、牛具等。在兴修水利等工程时，张曜没有进行摊派，而是责成善后局动员民夫、民匠，仿照以工代赈的方法，每发给食量。
南疆气候温和，各地皆宜治丧养蚕，西征军收复新疆后，曾招募浙江湖州一带熟练的养蚕技工赴新疆传授经验技术，并在阿克苏、喀什噶尔、和阗、库车等地设立蚕桑局。张曜因地制宜，大力推广蚕桑。“自是以来，蚕桑渐兴，緾回习其业者日众，而英俄商人颇有运蚕丝出口者”，繁荣了新疆的地方经济。
新疆原来施行的是“按丁索赋”，“富户丁少，赋役或轻；贫户丁多，赋役繁重，事理失平，莫甚于此。”左宗棠主张清丈地亩，“就亩征赋，仿什一之制，而从宽定额，民收十数分，官征共一”并主张革除州县衙门及头人、乡约派差徭。张曜善后南疆，极力推行左宗棠的政策，充分利用新疆刚刚平定，封建上层势力被日趋消弱，阻力相对减少的时期，施行革新赋税、差瑶制度。据1878年统计：阿克苏征粮14230石，征折色银3338两，红铜、黑铅、硫铁均照额交纳；乌什征粮8378石，征折色银510缗；库车征粮12849石，征折色银5000余两，征红铜、棉花数额。1879年仍按上年征收额，喀喇沙尔是年始征粮6598石。天山南路征粮，以前额征13万多石，已增至16500石有奇。新的税赋差瑶制度，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新疆社会经济得以长足发展，也统一了新疆与内地的税赋制，意义深远。
新疆的城市交通相距甚远，经过阿古柏统治集团的战火洗劫，道路、驿站、店房、桥梁、城堡均遭到破坏。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和田各城破坏最为严重，其次是玛喇尔巴什、乌鲁木齐、玛纳斯、巴里坤、精河等毁损也极为严重。张曜上任后，加强了各城市之间的联系，修缮了南疆重镇，全面恢复了道路驿站；递传文报，且在驿站附近建筑房屋，供来往商旅们歇息，使得南疆的交通与北路，以致嘉峪关连成一片。
张曜驻守管理喀什噶尔期间，在改革新疆币制方面亦做了大量工作。清代南疆一直使用普洱钱和白银，阿古柏入侵新疆后，强迫人们使用“天罡”（银币）。为了统一货币，1877年张曜在库车城里招募银匠制造天罡，分量以五分为准，钱背面用维文注明“足银五分”字样。1880年5月，左宗棠由兰州送来新式铜钱模板，令铸每枚一钱银币。此币“外圆内方，轮廓分明，字迹显朗，大小厚薄如一。”新币发行后，“一时商贾緾民均称便。”这种银钱是这个历史上第一次铸造银钱币。1878年，张曜在阿克苏城内设立铸钱局，铸造“乾隆通宝”红钱，他将阿古柏铸造的无空小钱改铸了器皿。
清军收复新疆后，在各地设立善后局，总揽地方行政事务。张曜严令各地阿奇木伯克不得干预地方政务，只负责催收赋税；对旧的伯克、台吉凡有不称职者随时予以革换；严禁假公济私，勒索百姓，一旦违反从严惩办。张曜善后东西四城时就将阻扰征粮、勒索百姓、私藏洋枪的沙雅伯克阿卜都拉·纳赛尔处以了极刑。同时，张曜亦从实践中认识到，军府制已经不能适应新疆的现实，一个立即推行郡县制。因此他上疏奏请裁汰勇丁以节饷银，变通营制，增设骑兵，重视火器的使用，设立游击之师以固边防。他还提出改革管制，制定建置方案，建议在新疆部分地区设立理藩院专管蒙古事务等。张曜的这些建议，无疑都是促进新疆革新，顺应了历史潮流。
张曜在新疆还非常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新疆勘定后，“一切条款均需由回目传宣，壅蔽特甚。”所以张曜积极兴办义塾，印发儒家经典作为义塾的教材，要求汉族、回族和维吾尔族儿童上学学习。他还刊发了《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一书在汉字旁边注上回文，史载“所至创立义塾，回风圹曦，至是颇闻丝诵声”。
清军打败阿古柏侵略军以后，许多罕汗被驱逐出境，永不得再入新疆。当沙俄吞并浩罕后，这些又夹杂在俄商中的南疆进行贸易。张曜下令核实身份后，非浩罕头目者克与俄商享有同样待遇，他奏请清廷以喀什噶尔为外商的贸易地。张曜善后南疆数年，虽“边塞风霜，致多疾病”，但其率领军民“百废肇兴，具有端绪”，为新疆的稳定和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沙俄借条约中“勘改”、“勘定”之规定，在实际勘界中行侵占之实。此行径，激起新疆帮办大臣张曜的极大愤慨。
据《中俄伊犁条约》规定，从廓里扎特村起，“自此处往南，顺同治三年塔城界约所定旧界”，由两国特派大员安设界牌，将俄国费尔干纳省与中国喀什噶尔交界地方，“照两国现管之界勘定”。依照塔约规定，“由特穆尔图淖尔南边之罕腾格尔、萨瓦巴齐、贡古鲁克、喀克善等山，统曰天山之顶，行至葱岭，靠浩罕界为界。”由此，喀什噶尔以北与俄七河省应以天山之顶勘界，喀什噶尔以西与俄费尔干纳省应以两国现管之界定边界。1882年，俄方勘界代表七河省副省长麦登斯基（旧译咩登斯基）与中方代表巴里坤领队大臣沙克都林扎布等从特克斯河出发，在罕腾格尔峰东侧中国穆扎尔特山口翻越天山。沙克都林扎布等人却不谙地理形势，又没有警惕沙俄图谋新疆的阴谋，勘界路线不是沿天山正干行走，而是绕天山南侧支脉行走。
张曜对于此次勘界非常重视，派出幕僚施补华等人，“跋涉冰山雪岭，凡犬牙相错之处，据图与俄争。”施补华一行由喀什噶尔城西北，经克齐克卡伦、明约路卡伦、安鸠安卡伦、乌胡素克卡伦、乌鲁克恰克、叶耕、爱里克什塘木、廓克苏、铁力克达坂、屯木伦等地，行程“凡千数百里”，考察了山川地理，安抚布鲁特牧民。同时，刘锦棠也令阿克苏道员罗长祜派员考察边界。1883年1月26日，刘、张联衔上奏，认为伊犁通往喀什噶尔的纳林河大道被沙俄侵占了通往阿克苏的“乌什之贡古鲁克一路，地界八城之中，为南北相通第一要律，远在界线东南”，痛斥沙俄强行在贡古鲁克山口至别叠里南达坂立界，而且中俄两国界牌相距22丈半，侵占了阿克苏河上源毕底尔河，断绝了阿克苏经贡古鲁克通往伊犁的捷径，迫使布鲁特奇里克、胡什济两部落失去牧场，俄使又测量乌什城更属于大谬，强迫要求索还贡古鲁克。
1883年10月13日，张曜在上奏中说：“伊尔克他木与现管地方舛误太多。”因“伊尔克池他木在大山以内，地势平衍，既不沿浩罕，实与条约不符。现管之帖列克达湾，即帖列克达坂，系葱岭正干，与西南现管之界同一山梁，其山之阴皆浩罕旧地，为今俄国费尔干省现管之界。”在廓克苏与伊尔克池他木一带，有布鲁特兵瓦什部落的牧地，一经划归俄国，牧民的养民之源将被切断。张曜一针见血指出了沙俄此等侵略带来的严重危害。
1883年7月20日，刘锦棠保荐“张曜忠勋卓著，智略过人，近尤敦尚儒术，深达政体，西四城善后诸事，……悉臻妥洽。”
1884年11月3日，张曜率马步9营由喀什噶尔开拔，离开新疆。清政府以张曜在新疆之功，授予其头品顶戴，后任广西、山东巡抚。
五． 调任桂鲁，擢升巡抚
《张曜神道碑铭》载：（张曜）“十年九月班师。入关防护直北，赏巡抚衔，寻叙边功，复赏头品顶戴。十一年五月，简广西巡抚，未出方董所部，浚治都城河道工浚。”即光绪十年（1884年）九月，新疆正式建省前两个月，张曜班师进关，防护直隶北部，清廷论功行赏，任命张曜次年五月赴任广西巡抚。但实际上张曜并未赴广西上任，便又承担了“修浚京师城河浚役”。治河工程结束后，张曜又“恩加兵部尚书衔，旋奉旨勘河山东，建议南北分流，虽不果行。而宫中以笃棐陈言，衷于民物。十二年五月，调山东巡抚。”
张曜就任山东巡抚后，烟台、登州原来的驻防的两个营被前任巡抚陈士杰撤销后，力量极其薄弱。张曜奏请将生在沿海地区的属下孙金彪赏戴头品顶戴，擢为提督，率嵩武军五个营前去驻守，兼管登州沿线。
自光绪十二年（1886年）春汛以后，河水暴涨，河堤大面积决堤，河水分流肆意，尤其王家圈、姚家口两处的决堤最为严重。但黄河在山东段的上游的齐河尚属坚固、河水平缓，惟中、下游的防护堤岸均比较薄弱，肆意的河水拍击着河岸。
张曜率领军民日夜抢修、筑堤，至于黄河的徒骇河岸，临河临着城镇，也比较薄弱。张曜号令各属加紧修建，不准敷衍。但当时，曹州府这些年一直匪盗横行。对此，张曜严缉重惩，张曜在曹州府施行了保甲制度，使得盗贼无处藏身。为杜绝乱源，张曜在乡镇设立了多所义学，倡导义学，以改变社会风气。
当年八月汛期结束，张曜以黄河治理工程上奏清廷，“黄河连年为患，内外臣工多方计划条议肤陈，均在圣明洞见之中。臣莅任以来，凡言河务者，至布衣之士，微末之员，无不详细咨询，虚心体察，盖一人之智虑难周，众论厉抓捕，非常严重，在黄河北岸筑堤。”
张曜认为，治河如治病，用人力疏浚海口、挑挖引河并非万全之策，而应采用西方人的办法，用机器船只节节疏浚;黄河漫口而专事堵筑只能解燃眉之急，必须变通办理。当时张村、殷河、大寨、西纸坊、高家套先后拒决，张曜令人规度地势，随时分泄。又因牡蛎口河水入海不畅， 改浚韩家垣海口，以疏其尾。用平头圆船50只，每船16人，各带开挖工具，凡有河中淤滩沙嘴，水落登滩挑挖，水深则乘船淘爬。再于对岸筑坝挑水，藉流冲刷。并提倡培堤取土时，采用铺小铁轨带铁车运土，当时造铁轨1080丈。
张曜在山东任上，在青州设立了海岱书院，修复曲阜洙泗书院。1888年（光绪十四年），慈禧太后下懿旨命张曜帮办海军。第二年又降旨加太子少保衔，命其会阅南北洋海军。
张曜在山东巡抚任上，适逢山东各地遭受严重的水旱灾害，百姓灾难深重，身为一方地域的最高长官，他一面积极组织救灾，一面拿出自己的俸金，并动员其他官员捐俸助赈，救活了不少灾民，因而深受百姓的爱戴。在治理黄河过程中，尽管张公曾听信一些幕僚的错误主张，酿成过水患，但总的来说，张曜还是功大于过。他针对黄河山东段两岸河道窄、堤坝不够坚固、水涨易于漫决为患的特点，除带领百姓疏浚河道、挑淤培埝、增筑堤坝、加强两岸堤防外，还提出了“分”与“疏”治河主张，在齐河赵庄、刘家庙和东阿陶城铺各建了减水闸坝一座，以防异涨。当时，每逢黄河决口他都亲临现场，指挥抢修堤防，据说张曜一年中竟有约300天是在河工上度过的。
1891年（光绪十七年）7月，张公正在黄河上监工，忽然“疽发于背”。当张曜被属下护送回济南时，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了，不久便不治身亡。张曜在病危之际，仍致书李鸿章，陈述山东为北洋门户，应速添建炮台以防不测。张曜在山东巡抚任上还带头植树造林，在黄河大坝和从洛口到市中心的路旁遍植柳树，形成了一道柳树风景带，有人称这些柳树叫“张公柳”。张公死后，济南人民感其恩德，尊他为黄河的“大王”，并在大明湖边为他修建祠堂，以永久纪念张曜的治河功勋。
《张曜神道碑铭》载：“公未绝之日，四民皇皇奔走，祷祈求益。公算既逝，交衢缟素，若丧亲人。士聚哭于省闱，嵩武军中，斫地投胃，哀声遏长河。”由此可见，张曜在当地百姓，以及嵩武军士卒心目中的分量。
张曜自调任山东巡抚到其突然病逝，前后不过五年时间，大概属于积劳成疾，而溘然去世。得到张曜病逝的奏报，清廷“谥勤果，祠贤良。”
六．从目不识丁到一代名臣
张曜是晚清一位传奇将领，他从目不识丁到一代名臣，身上充满的传奇色彩。张曜曾专门刻了一枚镌刻“目不识丁”四字的印章，激励自己发奋读书，甩掉文盲的耻辱帽子。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年努力，张曜的学业大有增进。
张曜一生经历大小战斗数以百计，青少年时期他不好读书，中年开始发愤向学，最终诗词、书法、丹青、音乐样样精通，有《河声岳色楼集》传世。尤其可贵的是，他从能征惯战的武将而一跃成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且致力于治水。尤其是他晚年为治理黄河水患常年奔走，鞠躬尽瘁，为黎民造福。
张曜生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卒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七月，享年六十岁。《张曜神道碑铭》述及张曜的身材时说：“公长身剑立，丰颜额出，言迟重，而色温温，性慈惠，闻人疾苦，若被诸体。恢廓大度，散金如泥沙。而自封俭约，壮岁治兵多奇策，风动水立，然得于默观资于广听，论者谓忍而能断。”当时的晚清大臣们，均称赞张曜说：“中兴之伟列如公者，可谓兼姿文武也。”
张曜夫人蒯氏，生前育有三子四女，三子曰:“端本，安徽泸州府知府，遇缺简放；次子道端，理恩赏部员外郎；端瑾女四：陈其元、孙宝琦、陶誉光、姚舜年，公婿。”
2021年4月30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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