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3.孤介刚直，勇于任事

在康熙帝的眼里，襄勤公是清官中的杰出者，他不仅清正廉洁，勤谨实干，且“孤介自持”、“天性忠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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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四月，加小于成龙太子少保衔。康熙帝布谕说：“直隶巡抚于成龙，自为县令，以至郡守，素秉清操，爱民尽职。遂自臬司超擢巡抚，简任以来，孤介自持，清廉益著”。[1]《清实录》先后两条记出：

今观各官、虽有品行清洁者，但畏国法而然。如直隶巡抚于成龙之真实清廉者甚少。观其为人、天性忠直、并无交游、惟知爱民。即伊本旗王等门上、亦不行走。直隶地方百姓旗人、无不感戴称颂。如此好官、若不从优褒奖、何以劝众。

于成龙则出自诚心，毫无瞻顾。今人不往来大臣之家，则恐其意有不悦。如于成龙介然自守，无所交游，为大臣者，其奈于成龙何？着加太子少保衔、以为廉能称职者劝”。 [2]

小于成龙“无交游”、“不行走”、“不往来大臣之家”，是清廉、更是孤介、是勇于任事。

老于成龙是小于成龙的汲引恩人，但作为老于成龙的属下，小于成龙也决不奉迎屈从，尤其对那些事关利害的问题。王士祯《墓志》记：“会清端擢总督江左右，开制府于金陵，特疏公守江宁，引以自助。公莅江宁，益励清节。事关利害，侃侃持之，虽制府意不肯苟同，清端愈益重之”。[3]《年谱》亦载：“总督于清端公廉介有古风，属吏多严惮之，独推心任公，凡大小设施，公左右之居多。虽于公已有成画，或见闻未真，或情理未协，公辨析是非，不肯雷同附会。至于公怒，公执议如初，于公更悦服焉”。[4]是不肯苟同与附会，为小于成龙赢得了老于成龙更多的推重与悦服。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小于成龙以安徽按察使衔督理下河工程。按察使官不过三品，职司刑狱与监察，与河务并不相干，且上有督抚、藩司；但就下河的治理，小于成龙却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力主“浚海口故道”。如此的主张与河道总督靳辅 “束水注海”的方略发生尖锐的冲突。靳辅为治河老臣，经验丰富，且支持者甚众，对之，小于成龙却也丝毫不让步，而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致使康熙特招他们二人赴京进行廷辩。为动摇于成龙，靳辅一路上与他温言软语，慰劳周至，至涿州还欲送给他貂裘衣，而于成龙完全不为所动，于廷辩时仍据理力争，甚至以死相抗。《年谱》记：

是日，会议于太和门外，两人执议如初，久不能决。朝廷多是靳，且劝公从靳言。公曰：“九卿不见百姓，百姓亦不见九卿；九卿凡害百姓须某自为之，某何面目对百姓？宁此地死耳！”[5]

此次廷辩于成龙虽最终没有取胜，但他刚直敢为的性格却给大家留下更深的印象，并同样赢得更多的敬重。

襄勤公的孤介刚直包含着一种不凡的坚定与不屈，同时也包含着一种勇于承担、舍身向前的拼劲、闯劲。康熙二十五年二月，襄勤公初任直隶巡抚。这里地处京畿，向称难治。既有不少旗人为非作歹，作奸犯科，也有很多豪奴悍仆凭借主人的权势和旗人的优越地位，肆行不法。他到后迅速将京师周围旗人编入保甲，限制旗人特权；同时先后捕治旗丁沈颠、太监张进升及大盗司九、张破楼子等，强力震慑不法，很好稳定了社会秩序。康熙三十六年春，已经六十岁的襄勤公第三次随队出征噶尔丹，在茫茫戈壁，队伍第一天即迷了路，他们逐星辰而行，望山形而进，觅水草而发，始终按要求输送大军的粮草供给，为彻底剿灭叛乱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在襄勤公的仕宦生涯中，他曾两任乐亭知县、三征噶尔丹、两任直隶巡抚、两任河道总督，几乎每次的迁任都是临危受命，都是迎难而上；而他从没有犹豫、畏缩、滞留；尤其是最后一次被任河道总督。康熙三十七年，淮黄颓敝，河道再度危机，原本初由靳辅再任，但他未几即卒，重任只得又落在年老见衰的襄勤公身上。《年谱》记：

受命之时，公体羸弱而饮食亦日减损。公以宠荣过分，或者鞠躬尽瘁得遂澄清之初念，故不敢力辞。季冬二十六日履任，即于除夕日由济宁起马，三十八年己卯公六十二岁，正月三日抵彭城，阅河至清江浦，遍视前工，大非昔比。[6]

此时的襄勤公已羸弱不堪，但为不辜负康熙帝的重托，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抱负，他仍毅然选择了担起，并在除夕日，这个我国最为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到来的时候，也就是在所有的征人都走向家门、正步入幸福欢乐的团圆的时候，他却开始了又一次艰难的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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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孝亲爱民，为政以德

除去廉洁律己、勤谨奉公、勇于任事，襄勤公还具有孝老敬亲，爱民亲民的精神品格；尤其是后者，直接影响了他全部精神品格的动因与不渝指向。

我国古有“百善孝为先”、“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说法，襄勤公自小的行为也说明了这点。他一直对双亲非常孝敬，《年谱》记：“太恭人病笃时，公忧惧不知所出。有医言断蛇烧灰服之可愈，公持挺走荒野中几昼夜，始获之，其孝如此”。[7]此中说襄勤公年少时，为救母病，竟到荒野中捕蛇几昼夜，孝情颇挚。后来生父有病，襄勤公虽远在乐亭任职，且已过继给了叔父，仍不远数百里把生父接到任所，敬心侍奉，直至痊愈也舍不得他离开。《年谱》记：“公赋性最孝。太守公有疾，公自固安迎至乐亭署中，奉侍汤药。疾革，太守公谓公已出继，又居官清贫，欲返固安，公流涕长跪恳留”。[8]除去父母，对其他的亲人，甚至路人，襄勤公也常怀友好关爱之心。如《年谱》又记：“（顺治）十三年丙申，公十九岁，充国子生，时每佐领国子生二，新例裁其一。助教翁公酌去留未决，公曰：‘某应裁，蒋某，余姊夫也，又先进。’翁以为然，公遂回固安。十四年丁酉，公二十岁，补充国子生。所居距国学三里余，每携钱市食于途。过督捕署，遇囚之贫苦堪怜者，辄以钱予之，遂不午食”。[9]文内提及他初入国子监，依例要在他与姊夫间裁去一个，正在老师为难之际，襄勤公主动请辞归乡，不惜第二年重来，在机遇面前，他首先想到的是他人；入读国子监期间，每当见到贫苦堪怜者，襄勤公就将钱施舍给他们，宁肯自己挨饿不食。如此种种的行为，让我们看到他至纯至善的心地。

民本思想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重要精华，尤其是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念对后世影响甚大。襄勤公的廉、勤、刚三个方面的精神品格实质始终为民而起，因民而动，总是以百姓为中心，体现了深深的爱民、亲民情怀。在襄勤公由乐亭知县升任滦州知州的第二年，因逾期没有抓到一个重要囚犯，他当降两级调用。乐亭百姓闻讯纷纷恳请再令其回乐亭任职，先是乐亭顾明亮等人去北京景山上书，未准，并被发配到尚阳堡；后又有乐亭王尔正等人趁康熙巡幸北京琉璃河之机，再乞，仍未准，相干人等再被发配尚阳堡。为何百姓甘冒流放之险而乞求知县复官？康熙帝颇感蹊跷，便命直隶巡抚金世德核实，金世德调查以后列举襄勤公的十七条善政以荐，康熙帝深知民心难违，于是下旨令襄勤公重任乐亭知县。襄勤公升任通州知州时，相传当地的士绅们在县衙为他饯行，无数百姓也纷纷前来送别，一些老幼拥马首流泪不止，有不少人还一直依依不舍地送他到通州任所。康熙三十七年，襄勤公再任直隶巡抚，“畿内士民闻公至，相与欢欣歌舞，几不自知其所以然。即豪强亦相戒曰：勿以身试法也。”[10]是什么力量能赢得百姓如此的厚爱与拥戴？没有其它，只是襄勤公爱民亲民的情怀。

据《年谱》记载，康熙七年六月，乐亭大雨，滦河水泛滥到城下，深达七八尺。当地百姓的房屋倒塌，农田受损。刚任知县不久的襄勤公忧心如焚，越级向永平知府汇报并申请救灾，但知府未予理睬。情急之下，襄勤公召集县内大小官吏涕泪说：“抚字兹土，对此奇涝不上闻，如民牧何？倘请而得罪去官，何妨!”随即具文遍告诸大吏，终得直隶巡抚亲至勘巡，并获吏部发银赈灾，才令百姓度过大灾。襄勤公在乐亭任官前后十余年，“凡井间苦乐，利弊沿革，士民贤不肖，皆周知无遗。或兴、或除、或宽、或猛，无不深惬与情”。[11]可以说，他虽是位地方官长，同时也是百姓的贴心人。

为了百姓的利益和安危，襄勤公甚至不惜舍弃自己的生命。在任安徽按察使期间，徐州有某乱民入京城以左道惑众兴乱。此案涉众较多，襄勤公细加勘问，分清罪责，拟将大部分人员放出。时任两江总督，也是襄勤公汲引恩人的老于成龙疑其是有意放纵，大加呵责。襄勤公凛然而言：“某一身不足惜，残民以逞，其去屠伯几何？以一官易数百民命，某实甘之”。[12]言语间，颇见其勇于为民请命的豪气。又据《年谱》记载，康熙帝乘舟出游，有桥相阻。侍卫传旨：毁桥过龙舟。襄勤公闻讯，坚决制止说：“船可扛而过，桥不可毁；毁则俄顷之间，何能复缮？”为保护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一座桥，襄勤公竟敢于顶撞皇帝，敢于抗拒圣旨，这在当时，该是需要怎样的底气和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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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襄勤公一生的宦迹是以廉、勤、刚、德四个方面相贯穿的，而此些方面又是相互融合，密不可分的。他是廉而有勤、有刚并以亲民爱民的为政之德相绾束，并进而与老于成龙、与我国古今的历代清官能吏相连接起来，从而构成我国绵延不绝，且丰富多样的廉政文化。

参考文献：

1、宋荦、李树德《于襄勤公年谱?墓志铭》北图藏珍本年谱丛刊第8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1版

2、王士祯撰《于襄勤公成龙墓志铭》，见（清）钱仪吉纂录《碑传集》第七十五卷，中华书局，199年第1版

3、赵尔巽编《清史稿》卷二百七十九?列传六十六，中华书局，1998年第1版

4、《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17，中华书局，2008年第1版

5、《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18，中华书局，2008年第1版

6、《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26，中华书局，2008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