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式军服是解放军历史上最具意义、规模最大的一次服装改革。这套军服装备部队后，部队普遍反映既适用又威武。但士兵们佩戴的“船形帽”却因“水土不服”而引发一场风波，并于1959年全部撤装，成为总被后人提及的一个话题。
今天我们也来聊聊这次“军帽风波”，并以此为切入点，梳理一下“55式军服”的研发和装备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都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一起重温那段热火朝天的历史。
1955年8月5日下午，毛泽东和部分中央领导来到中南海勤政殿。这里陈列着总后勤部提交的全套新式军服样品，等待中央领导审查。
这已经是毛泽东第二次审查新军服了。就在两个月前的1955年5月20日，还是在勤政殿，全套新式军服已经呈送过一次。
当时中央领导们提了一些修改意见，总后勤部又于6月5日征求了总部机关、驻京单位官兵和来京开会的各大单位领导的意见后，对样品进行了两轮修改。
8月5日这天，经过修改后的最新样品再次全部陈列于勤政殿，接受第二次审查。
毛泽东一行饶有兴趣的观看陈列，边看边听取工作人员的介绍。当他来到身着新式陆军服装的模特面前时，目光被士兵戴着的仿苏联款“船形帽”吸引，于是停下了脚步。
毛泽东略一打量，用手指着船形帽问：“你们说船形帽好吗？”
陪同参观的贺龙回答：“世界上多数国家军队的战士都戴船形帽，它的好处是观察目标时不影响视线，戴钢盔时还可以当内衬。”
毛泽东的提问为什么由贺龙来回答？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这次新军服研发的背景。
新式军服研制的准备工作开始于1953年1月9日，当时军委成立了一个“服装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并由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贺龙来牵头主持，而负责具体工作的则是时任总后勤部副部长的洪学智，后来又增加了副总参谋长张爱萍。
既然工作由贺龙牵头，毛泽东提问自然由他首先回答，其他人补充。
听到贺龙的回复，毛泽东说：“你们都说好，那就戴船形帽吧。但是军衔和服装的材料都要用国产的，要立足于我们自己。”就这样，船形帽的方案获得通过。
但毛泽东那句“军衔和服装的材料都要用国产的，要立足于我们自己”，也并非无的放矢。
55式军服诞生于全国学习苏联的热潮中，从设计制作到加工工艺，都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完成的。因此，整套军服带有浓厚的苏联风格。比如大盖帽的式样，女军人无檐帽的款式，甚至连领章上的勤务符号都很像。
55式军服的典型特征是：威武的大盖帽、斜挎的牛皮武装带，再配上金属丝刺绣的大肩章，带有浓浓的苏维埃风格。因此，毛泽东才强调（款式已经很接近苏联），在材料上要自力更生。
看完样品后，周恩来将彭德怀拟定的关于新式军服的报告，以及军服、军衔的图片样本递给毛泽东，他翻开样本看了一遍后说：“请总理办。”
当天晚上，周总理就对新式军服的式样、军衔符号、纽扣材质等细节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并特别指示：要广泛征求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的意见。
于是，军服样品又按照周总理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并在半个月后陈列在政协礼堂，邀请各界人士前来参观。当时应邀参观的有宋庆龄、程潜等知名人士，总计62人。还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驻华武官也前往参观，并对军服样品提了意见。
四天后，“服装改革小组”根据这次收集的意见，又对一些细节重新做了调整，并给周总理写了专题报告。
周总理不但仔细审阅了报告全文，还逐条做了眉批。最后他在报告首页中批示：“除骑兵、汽车部队符号仍用原式样外，其余均同意”。
就这样，解放军新式军服基本定型。
1955年9月16日，国务院正式通过了新式军服的报告，全套军服定名为1955年式（简称55式），于1955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
55式军服是为配合军衔制而诞生的。
1955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里程碑式的一年。这一年，人民解放军实行了军衔制、薪金制，义务兵役制，史称三大制度。
伴随着“三大制度”的推行，解放军也脱下了穿着5年的50式军服，换发了55式新军装。因此，55式军服和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是有机一体、彼此依托的。
说起我军军衔制的历史，还要回溯到抗战初期。
人民军队从建立之初就没有军衔，因此军服并不需要军衔标志。抗战初期，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背景下，我军曾酝酿过实行军衔制，不过受条件所限未能实行。
当时为了方便开展第二次国共合作，有极少数高级干部按组织要求，接受了国民政府授予的军衔。
没有军衔，作为一支国家军队的制式服装，似乎总显得不那么正规。建国初期，军衔制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50年，朱德总司令曾经明确提出：部队三等九级的等级制必须建立，并尽量争取在明年的服装上把阶级标明出来。
但军衔制还没有来得及推进，朝鲜战争就爆发了，我军的军服改革和军衔改制被迫陷入停滞。
在朝鲜战场，没有军衔给志愿军带来了诸多不便。和在国内打仗不同，志愿军在朝鲜需要和人民军合作，志愿军空军也要和苏联空军合作，而对方都有军衔。
在和人民军、苏军的合作中，因为我方没有军衔发生了不少尴尬。
在敬礼、交谈、做报告时，军人的礼节、礼貌很容易发生差错。尤其是在停战谈判的过程中，谈判对手也有军衔，出于对等的原则，双方谈判代表的军衔通常要求一致或接近。为了方便会谈，我军只好给谈判代表下达一个“临时军衔”。
直到1952年朝鲜战局基本稳定后，实行军衔制的时机才逐渐成熟。当时苏联方面也多次建议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据说斯大林还曾当面向中共领导人阐述过军衔的优点。
大势所趋，于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向毛泽东打报告，提出建议：
“军衔主要是确定每一个军人在队列中的地位和职权，以便按职责条令的规定行使职权；同时又是国家给予军人的一种荣誉，以鼓励其在军队中工作和上进心。”
这份报告得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肯定，也得到了军内外领导和群众的响应。大家一致达成共识：军衔是人民军队正规化的需要、是多兵种协同作战的需要、也是激励官兵上进和荣誉感的需要。
中央军委曾经计划1953年就实行军衔制，后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等到《兵役法》颁布之后再行实施。
1955年2月8日，包括军官军衔制等内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服役条例》正式颁布实施；同年8月11日，全军评定和授予军衔的活动正式展开。
在这次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服役条例》中，有一个“特别”条款：设立大元帅军衔。
条例第二章第9条规定：对创建全国人民武装力量和领导全国人民武装力量进行革命斗争，立有卓越功勋的最高统帅，应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的军衔。
当时，只有时任党政军最高统帅的毛泽东符合这一条件，授予毛泽东大元帅衔，也是众望所归。
除了设立大元帅，最初的授衔方案中也准备授予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为元帅衔，授予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等为大将衔。
但这个方案却并不被毛泽东认可，他坚持不接受大元帅的军衔。有人向他介绍说，斯大林就曾被授予过大元帅，毛泽东却说：“苏联有的，我们不一定非要照搬。”
为了让毛泽东接受大元帅，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专门开会进行了讨论，很多民主人士都纷纷发言，认为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声誉，应该给他授元帅衔并且授勋。
但毛泽东依然表态，不当大元帅。
1955年8月5日的勤政殿内，当毛泽东走过身穿大元帅礼服的模特时，他一边抽烟，一边上下打量这身大元帅礼服。陪同参观的总参军务部队列处处长李平介绍说：“主席，这是大元帅服装。”
毛泽东听后，用夹着香烟的右手向前一伸，在模特前轻轻弹一弹烟灰，有点不屑地说：“大元帅，你靠边站吧。”他用这种诙谐的方式，再次表明了坚持不要大元帅的态度。
这件事过去不久，彭德怀、罗荣桓等参与评衔的负责人向毛泽东汇报时，再一次提出：给毛泽东授予大元帅军衔，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授予元帅衔。
毛泽东又一次摇了摇头说：“这个大元帅服我不能要。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很不方便。我看，现在已经在地方工作的同志都不评军衔为好。”
就这样，在毛泽东的感召下，很多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军队老领导，也纷纷表示不参加授衔，这有力地推动了军衔制的顺利实行。
1955年9月23日，毛泽东以国家主席的名义签署命令，授予朱德等1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随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又签署命令，授予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等10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授予55人上将军衔；授予175人中将军衔；授予801人少将军衔。
1955年授衔时，解放军共有5大军种，分别是陆军，海军，空军，防空军和公安军。
55式军服用军服颜色对军种做了区分：陆军棕绿色，空军上棕绿下藏蓝，海军上白下藏蓝、冬季为全身藏蓝色。
帽徽也是区别军种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军的55式帽徽整体造型都是圆形，外围用麦穗和齿轮做装饰，中心图案各有不同，并以此来区分军种：
陆军是“八一五星”；海军“八一五星”后边压铁锚；空军“八一五星”压飞翼；公安军“八一五星”后压盾牌；防空军和陆军相同。
除了帽徽，领章也是区分军人所在军兵种的主要标志。领章上的颜色被称为兵种色，早期曾在阅兵中使用藏蓝色、深红色、草绿色、天蓝色、紫色等底色，但在正式配发时，取消了这些繁杂的颜色，简化后变成了陆军红色、海军藏蓝色、空军天蓝色。
除了颜色，55式领章还增加了军兵种和勤务符号。陆军为镰刀铁锤中嵌八一军徽、海军为铁锚、空军为军徽两侧飞翼、公安军为盾牌、防空军为探照灯和弹道。
由于当时在朝鲜境内尚有志愿军几十万人，所以55式军服专门设置了志愿军的军衔标志，它的形制与陆军相同，但为了突出“志愿”两字，取消了所有“八一”字样。
回溯人民军队军服历史，红军直到1928年缴获几架缝纫机后，才在江西宁岗的一座破庙里建起了第一座被服厂。从此灰色八角帽、布制红五星帽徽，成为红军的代表形象。
从八角帽到军衔制，人民军队终于完成了迈向正规化、现代化的重要一步。新式军服威武美观、广受指战员好评，但也暴露出一些设计之初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比如“船形帽”和“紧袖口”，曾一度成为55式军服系列中被抱怨最多的设计。
由于参考了苏军服装的设计，战士们军服上的袖口是扎紧的。这种袖口夏季闷热冬季冻手，战士们穿着时甚感不便。
而对船形帽，部队的意见就更多了。
55式规定陆军、空军男士兵夏季佩戴船形帽，但船形帽需要“歪戴”，并不符合中国人“正衣冠”的审美习惯。
而且，欧美人的头型和身材戴船形帽好看，但亚洲人的身材比例和头型佩戴船形帽却并不美观。当时有战士调侃，说这种帽子“戴正像和尚，戴歪像流氓”。
当时，解放军报曾以《军内外同志对船形帽有意见》为题，选登了3封读者来信。此后，几乎每天都有战士给报社来信，建议改革船形帽。一时间“船形帽”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1958年1月13日，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到北京市公安部队视察，他提到“船形帽“问题时说：
“许多义务兵同志对这个问题有意见，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这帽子美国兵也戴，大家更觉得不喜欢。
抗日战争时代，红军的帽子、衣服改为和国民党军一样的帽子、衣服，过久了也就习惯了。希望同志们不要在这些小事上花费脑子，应该集中精力，下功夫好好学习！”
这年秋天，国防部长彭德怀到195师视察，战士们又对军帽提意见，耿直的彭老总当场对战士们表态说：“我赞成大家的意见。”
面对暴露出的问题，总后勤部在征求各方意见后提出了修改意见，并制作了样品报送中央军委。
很快，中央军委就作出了对55式军服进行全面修改的决定，其中就包括：“士兵的船形帽改为解放帽，上衣的紧袖口改为散袖口。”
1959年4月9日《解放军报》刊发了《今年陆空军官兵发解放帽》的报道：
陆、空军士兵今年夏季改发解放帽，不发船形帽；军官的大檐帽保留，同时发给解放帽。改发解放帽后，陆、空军士兵一律不再戴船形帽；陆、空军官兵的解放帽上一律佩戴该军种的小帽徽，帽徽钉于军帽前面的中央，帽徽下缘距帽墙上缘零点五公分。
从1959年起，船形帽正式退出我军序列。此后仅有潜艇部队因为工作空间需要而少量配发。解放帽又重新回归。
1958年修改后的军服被称为58式，这次修改主要是由繁到简，在外观上突出了“官兵一致”，我军军服上的苏联风格慢慢开始消退。
虽然经历了这次风波，但55式军服仍然是一款成功的军服，并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一、55式军服是一次重大革新，它第一次把军服分为礼服和常服两大类，突破了单一制军服的限制。
二、55式军服庄重美观，还设置了军衔，并使用了比较高端的面料，军衔的制作工艺也达到了较高水准，特别是礼服的制作非常考究，使军队的面貌有较大改善。
三、55式军服经过不断改进，逐渐趋于完善。我军军服首次迈向正规化、体系化、系列化，它还为三十年后的新一代军衔服装87式奠定了基础。87式有很多设计都借鉴了55式。
后记：
50年代后期，随着形势的变化，取消军衔制度的呼声逐渐增高。
1964年军委考虑降低军队干部的薪金，中央军委开会提出了“军队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减薪方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和罗瑞卿向毛泽东作汇报，毛听后把手一挥说：“减！”。
贺龙又请示说：“是不是把军衔牌牌也一起取消算了？”毛泽东立即表示同意。
1965年5月1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此后解放军进入了长达20余年的无衔制。
1965年6月1日，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摘下了佩戴将近10年的55式帽徽、领章和肩章，一种新的制式军服开始装备部队，这就是另一款经典军服—65式。
关于65式，是另一个话题，需要用单独的一篇文章来讲述。（全文完）
资料来源：《光荣的记忆——解放军首次军衔制、55式军服和功勋章》、《化繁为简、官兵趋同——55式军服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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