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门”分很多类，有专门炼“伪金”的，造假元宝、假首饰、假金器皿等；有专门炼“伪银”的，造假银钱、假银器的；有专门造假铜钱、假铁钱的；也有专门伪造纸币的，如宋代的交子、会子，元明清的宝钞等；还有伪造有价证券的，如明清时期的盐引和汇票等。

历代惩罚此类金融犯罪都极其严厉，但利之所在，人仍趋焉。有多少种钱币，就有多少种伪造的假钱币。汉文帝时期，伪造假币猖獗，尤其在江淮一带。至汉景帝时，不得不派酷吏到那里执法。而汉武帝时，因盗铸钱币被斩首者多达几十万。隋、唐、宋、元、明、清各朝，私铸钱币者皆处以极刑，但以身试法者前赴后继，到今天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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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早期纸币“中统元宝交钞”，刚发行时可兑换白银。由于伪钞兑换白银可获重利，因此从1261年到1369年的108年间，一直有伪造者。其钞版有木刻、瓦刻，也有铅锡铸造的。纸张有用白纸或作废的宋朝纸币“关会”抄制的，也有用普通纸张熏烤而成的。有直接印刷的假钞，也有挑补剜改、变小为大、变中统钞为至元钞、描至元钞为至大钞和改至元钞为中统钞者，花样繁多，防不胜防。伪造者不但有平头百姓、豪门贵族、奸商滑吏和恶霸强人，甚至连丞相的小舅子也印制伪钞，事发后竟得到皇帝的包庇。这就难怪伪造者如过江之鲫，以致伪钞满天飞，物价翻着筋斗往上涨，元朝经济最终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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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法律严禁私铸钱币，为首者和工匠均斩首，没收财产；同伙者、知情者、使用者，甲长和知情的地方官，分别处刑；举报者，赏银50两。其知情而分利的同居父兄、伯叔与弟，减罪一等，杖一百，流放三千里。

尽管这比前朝更为严厉，但“立私炉”造伪金、伪银、伪铜、伪钞等现象依然严重。

由于制钞工艺要求极高，又涵盖了当时代中工艺和工业各个门类，因此伪钞制造者们中，不乏各类大师级人物，正所谓成功细中取，富贵险中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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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出面伪造别国货币，扰乱敌方经济的做法至少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曾下令伪造“大陆票”以破坏殖民地经济。法国大革命期间，英国故伎重演，伪造了大量法国教会地产券，同时规定凡是私人擅自伪造这些货币者均判处死刑。拿破仑也曾如法炮制过伪造别国货币，1806年他下令没收奥地利维也纳国家银行的钞票原版，在巴黎和意大利等地印制质量非常好的5盾、8盾、10盾、25盾奥地利钞票，然后用这些钞票在奥地利购买物资。法俄开战后，拿破仑还下令伪造大量卢布纸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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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曾大量伪造英镑，像著名的“伯恩哈德钞票”几乎可以做到以假乱真。十九和二十世纪前半叶的英镑在外观上很简单，除面值和签名外几乎都是一个模版印出来的，这种设计可以一直追溯到1760年英格兰银行发行的本票。这种纸钞的防伪措施是满版水印图案，虽然足以使普通伪造者望而却步，却并不能阻止掌握国家机器的纳粹德国大量伪造。纳粹用这种方法为其间谍活动积累了大量资金。二战中，向英国驻土耳其使馆佣人“西塞罗”购买情报的行动，以及德国特种部队领袖斯科尔兹内为营救墨索里尼而周游意大利等花费均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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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二战时期伪造别国货币的并不止德国一家，苏联、英国、美国都曾经印刷过大量的别国的货币，它们既包括敌国货币也包括被占领国货币，如捷克克朗、荷兰盾、法国和比利时法郎。而抗战时期中日之间的伪钞战。战场上中日之间明刀明枪的战斗同时，战场下彼此之间的经济战也是硝烟弥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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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混乱状态结束于1935年，1935年国民政府在英、美等国支持下进行币制改革，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发行的中国货币为法币，只有上述4家银行才拥有法币的发行权。由于法币统一了中国货币，并与英镑实行固定汇价，提高了中国货币的威信，这对中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以及在金融方面准备抗日战争起到了积极作用。国民政府在该年11月3日颁布了《币制改革公告》，宣布除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外（1936年又增加了农民银行）一律不得发行货币。同时宣布改银本位为汇兑本位，禁止银元和白银流通，法币与英镑挂钩，法币1元等于22.5便士。法币制度不仅从上海的外国金融机构中回收了大量白银，对于伪蒙疆和华北自治运动，及其背后的日本人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因为他们手中握有的现银和地方货币无法再在中国流通，从而防止了战略物资出口资敌的行为。

因此，日本对此强行干涉，表示强烈反对，甚至公开声称不惜以任何方式彻底阻止中国的币制改革。日本陆军省次官古庄指责中国此举“显系放弃亲日政策”，日方“将断然排击之，虽诉诸武力，亦必阻止实现”。于是，当中国政府要求各国在华银行交售白银以换取法币时，日本断然拒绝，并指示浪人大规模走私白银。1935年华北地区每月偷运白银高达400多万元银元。1935年1月至9月，由上海走私到日本的白银有1.44亿余日元。日本制定并抛出的《华北金融紧急防止措施要项》，明确严禁法币在华北地区流通。日本在无法阻止中国币制改革又感到中国的抗日准备正逐渐显示其成效时，便先下手为强，在中国币制改革后不久就对华发动全面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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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币的行使流通，使中国政府总揽货币的发行和回笼，稳定并扩大了政府财政收入，也使中国方面能最大幅度地掌握现金和集中贵重金属白银等，以作为从国际市场购买军火之用，这对中国反侵略战争是十分有利的。正因为此，中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陆军最高指挥部参谋本部便密令日本特务机构，研究对中国的货币战。法币有广泛的基础，在经济发达的华中、华北地区，又是法币集中流行的区域。至1937年6月所发行的14亿法币中，有4亿流通于华北，8亿流通于华中。因而法币成为日伪在沦陷区确立金融统制、推行伪钞和日本军用票的障碍。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与此同时，日本军部陆军最高指挥部参谋本部密令日本特务机构，相机配合日军的侵华军事行动，实施破坏国民政府经济的措施。1938年底，日军因自身资源、兵力等因素，停止对华大规模军事进攻，而特务机构伪造法币的行动被密令正式实施。由此，一场惊心动魄的中日假钞之战揭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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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法币的念头来自日本陆军第九研究所（通称“登户研究所”）主任，陆军少佐山本宪藏。陆军第九研究所隶属陆军行政本部，专门负责秘密武器的开发。山本毕业于日本陆军会计学校第十五期，随后加入日本关东军前往中国东北“满洲国”从事军用地志调研工作。1938年进入参谋本部第七课军用地志班。山本自小就有伪造钞票的愿望，在满洲国期间他对中国的币制进行了详细研究，花数年时间研究了中国内地、关外和朝鲜的货币流通情况。

山本宪藏进入参谋本部后不久就动身前往华中地区观察法币的流通情况，他注意到当时市面上通行的法币大多为中央、交通两家银行，印刷厂家为英国的德纳罗（thomas de la rue ）公司、华德路公司（waterlow & sons ltd）和美国钞票公司。这些钞票的防伪措施主要是水印和暗记，部分美版钞票中头像部位夹有红蓝丝线，伪造并不困难。而且由于当时中国本土伪造货币手段落后，一般民众的防伪意识并不是很强，通过伪造货币扰乱中国经济应该完全没有问题。山本回到日本后直接与凸版印刷株式会社经理兼巴川造纸株式会社经理井上源志承谈了他的全部设想，山本宪藏就技术上能否造出完美的伪钞咨询了井上的意见，井上不仅认为这项计划能够实现，而且愿意提供全面合作。于是山本宪藏将整套想法写成《法币谋略工作计划》通过参谋本部第七课（中国课）交给了主管谍报的第八课。第八课看到山本的《法币谋略工作计划》后对其十分重视。参谋本部平时进行对华特务活动只需课长一级的批准，这次则一直请示到陆军省，最后由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亲自下令批准实行。

1938年12月，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亲自下达了批准伪造中国货币的命令。这个命令的具体内容是:“据附件计划实行通货谋略。陆军大臣(画押)；参谋总长(画押)；昭和13年12月×日”“附件:对华经济谋略实施计划”方针:破坏蒋介石政权的法币制度，扰乱其国内经济，摧毁该政权经济抗战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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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要领:

1.本工作的秘密代号为“杉工作”。

2.本工作应需要绝对保密，仅限下列人员参与:陆军省大臣、次长，军务局长、军事课长；主管人员:参谋本部总长、次长，第一部长、第二部长、第八课长、主管参谋及主管军官；兵器行政本部本部长、总务部长、器材课长。

3.谋略器材的制造由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负责和制造。根据需要，经大臣批准后，可利用民间工厂的全部或一部，但要做到绝对保密。

4.有关登户研究所制造谋略器材的命令由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商定后直接下达给登户研究所所长。

5.谋略器材的制造要向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直接报告其种类和数量。

6.参谋本部同陆军省协商后，确定谋略器材交送地，并派必要的护送人员，作为绝密文件送往指定机关。

7.在支那设立本谋略的实施机关，代号“杉机关”，暂将本部设在上海，在对敌贸易的重要地区及适于收集情报的地方，设立派出机构。

8.本工作要隐蔽进行，主要目的在于扰乱敌方经济，用伪造法币进行正常的交易，采够军需品和民用品。

9.获得的物资按军队规定的价格分别交给制定的军事补给厂，所得款项用作摧毁法币的活动费，但另有命令时不受限制。

10.“杉机关”要经常了解“杉工作”的活动，每月月底向参谋本部报告资金及器材的使用情况。

11.“杉机关”可将所印法币的20%留作活动经费自由使用。

根据这一命令，山本宪藏被调出参谋本部，到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专门负责“杉工作”。同时，日军在上海设立了“杉机关”的总部又称“阪田机关”。负责人阪田诚盛是曾在关东军参谋部工作过的参谋本部成员。1939年阪田以名义上的注册资本金1亿日元在中国开办了“诚达公司”，该公司在沦陷区有53家分店，实际上是对中国实施经济战的机构。

山本宪藏、井上源之承最先选中了5元面额的法币作为实验对象。他们制作了5元面额法币的印版，印刷出几十万元成品迅速运往中国套购物资。令他们始料不及的是，这伪造的5元面额法币是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废币！第一起伪造法币行动计划因此流产，山本和井上等因此受到上司严厉斥责。

1940年4月，山本宪藏等故伎重演，成批伪造中国农民银行1元、5元、10元面额券共500多万元，又经过特殊工艺将其变成旧钞，秘密运抵中国，并与真法币混合在一起，分别交付日本侵华机关和沦陷区的“商社”等机构使用，这些商社有:“梅机关”、上海华新公司、民华公司、诚达公司以及广东的“松林党”等。这些假法币广泛流行，成为日本侵略者抢购物资、破坏中国金融秩序、谋取侵华日军军费的重要手段。

虽然说当时已经发明了照相制版的技术，但是登户研究所发现用这种技术印刷出来的伪钞效果并不理想，最后决定采用雕刻制版，军方特定从大藏省造币局秘密征调了两名雕刻技师用放大镜一丝一缕地在钢印板上雕刻出人像，花纹和其他图像。法币采用美式规格，不像欧式钞票那样有复杂的底纹，因此只有正面需要凹印，背面则采用了平板胶印的方法。经过多次尝试，登户研究所终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仿造出了合格的法币，于是开始在日本大量制作。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日军攻占香港。日军特高课查获了国民政府设在香港的造币厂及没有来得及运走的造币机器。并且在香港九龙的中华书局查获了新近印刷的中国中央银行发行的10元面额纸币一批和印钞机器。不久，日军又在商务印书馆查获了中国交通银行的5元面额法币半成品一批及印钞机、法币编码、暗账底册等。这些连同上述所得悉数被秘密运往东京的“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选派专人专项研究攻关。1942年下半年，日本南洋占领军又截获了20亿元中国银行小额法币半成品。稍后，德国海军在太平洋上截获一艘美国商船，查获了美国造币公司为中国交通银行印刷的、仅未印上号码和符号的法币半成品10余亿元。日本从德国方面买回了这批半成品。至此，日本获得了印刷法币的全部秘密。从1939年到1945年的7年间，日本侵略者共制造假法币达40亿元之巨，堪称世界假币制造之最。

日军在竭力破坏国民政府金融秩序的同时，也将造假魔掌伸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晋冀鲁豫边区曾发现假“冀币”达二三十种之多，印刷机关十余处；1943年，日军还在山东制造了大量的假北海银行券，利用奸商潜入根据地，高价收买粮食和其他物品。

为了敌后抗日财政的需要，中共领导的大部分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开办自己的银行，发行自己的纸币。这些货币又统称为“抗币”。1938年，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边币，晋东南上党银行发行上党票，冀南银行发行冀钞，山东胶东北海银行发行北海币。1940年，西北农民银行发行农币，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边币。皖南事变后，自淮南根据地创办淮南银行起，新四军华中抗日根据地陆续开办自己的银行，如苏中的江淮银行、苏北的盐阜银行、皖江的大江银行、淮北地方银号、鄂豫皖建设银行等，共发行抗币57种名称476版制。这些在各自根据地内流通的抗币，是根据地内的本位币。

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在敌占区开辟的。最初，国民政府的法币、中共的抗币、汪伪政府的伪币都进入根据地流通。根据地巩固后，抗日民主政权便严禁伪币，限用法币，确立抗币的本位币地位。为了掠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物资，破坏人民群众对抗币的信任，日伪便大批制造假抗币和假法币，涌向抗日根据地。1940年在晋冀鲁豫的冀南分区，出现了大量的5元冀南币的假票。1941年6月，日伪印制大批假冀钞，面额有5角、1元、5元、10元4种，由汉奸或奸商携入根据地内，以一百比三四十元价格骗兑抗币，内邱地区一日破获此类案件数起。伪造抗币，最初在根据地境外进行，后来发展到利用汉奸将印钞机运到境内来大量印发。晋冀鲁豫边区发现的假冀钞达二三十种之多，破获印刷机关10余处。1943年春天，侵华日军山西派遣军司令部又印制了6000万假冀钞向晋冀鲁豫边区大量倾销。在冀南大名以南地区，一段时期70%以上流通的是假冀钞。1943年，日军又在山东大量伪造和抛售假北海银行券。这些假抗币，或用来骗兑真抗币，或用来高价抢购粮食和其他物资。山西日伪军就用假抗币收购了大量的小麦。

实事求是的说，日本伪造的法币最初确实对当时中国经济产生了一定的破坏因素，主要是因为抗战初期法币还是有一点威信的(1936年100元法币可买一头牛)。日寇用伪造的法币在中国套购不少物资，其中“杉机关”还利用阪田公司作为中介，通过逃亡香港的上海黑帮头子杜月笙等人从香港购买汽油、奎宁等稀缺物资。

但是此后法币流动情况却发生了变化。由于日寇的疯狂进攻，大半个中国相继沦陷，国民政府退至西南大后方，当时四大银行发行的纸币主要通过香港进入中国，但随着华南和香港沦陷后，这条渠道越发不方便。孔祥熙遂命令中央信托局成立印钞事务处，令其设计一套可在防空洞生产的钞票，并准备在重庆建立印钞厂。1941年，在重庆财政部印刷局的基础上建立了重庆印钞厂，同时对法币进行一次大改版。而且，不等日寇的伪钞进一步发挥功效，国民党自己就开始了疯狂的通货膨胀的过程。从1937年到1944年7年内，国统区的货币发行量增加了100多倍，达1890亿元，可以说日寇印刷的这点伪钞并没有达到扰乱经济的目的，难怪山本宪藏哀叹:“中国实在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国家”。

针锋相对

面对日伪军来势汹汹的“假币战”，国民政府采取了相应对策，通令严禁假币的流通，凡贩卖牟利者严行究办，举报者有奖;并对大案要案及时曝光，警示世人。1943年广西桂林、全州等地贩卖中行百元券、浙皖等地1940年中华版假钞案，江西吉安、泰和等地中行、交行50元券假钞案的破获，都及时予以报道。1943年10月，在广西敬德县参议会秘书周某住所，捕获推销假钞贩子胡持中等3人，当场从他们身上搜出伪造交通银行50元券共15000元。1943年、1944年，又追踪报道在香港被敌缴获并加工后流入内地的1940年中华版券的动向，提醒百姓加以识别，帮助中央银行“查缉和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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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国民政府被迫制定并实施了“以假对假”的策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为切实达到扰乱日伪统治下的财政金融秩序的目的，国民政府密令军统局与英、美两大国造币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并秘密策划在重庆歌乐山建立了一座伪造日本钞票的造币工厂。为了确保“以假对假”策略能顺利实施、一蹴而就，国民政府不惜重金从美国购买纸张和最先进的印钞设备，又挑选了原中国银行造币厂的技术精英汇聚歌乐山，昼夜研制，精心制作。

当时，日本在沦陷区内流通有各种面值日本钞票、伪币和军用票，每当日军发行一种新版纸币时，就由戴笠从汪伪汉奸周佛海处获取日伪银行的印钞票版，带回歌乐山复制并日夜赶印，总数多达15000多箱。然后将成品运至江西上饶，由交通部门配合源源不断地偷运到汪伪政权控制的沦陷区，混入金融流通领域。这些伪钞与沦陷区新流通的真钞一模一样，连日本制币专家也难以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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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的一天，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匆忙宣布，该行发行的10元票面的储备券有大量假币在市场上流通，该行不予承认，现金交易中也予拒收。一时间人心惶惶，市场混乱，厌恶汪伪货币的情绪倍增。被宣布的假币正面纹样以蓝色为主，印刷质量与汪伪储备券几乎不差毫厘，只是“中央储备银行”的“储”字上的一个小点有些斜，一般人不仔细分辨是很难觉察的。不明底细的百姓猜测种种，当时民间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说是这批货币也是伪中央储备银行在日本印制的，只因海运途中，船只被美国飞机炸沉，后由中国第三战区顾祝同部捞起，再交由当时伪江苏省主席李士群抛到市面上，大发横财的。李士群在日军赐宴中被毒毙后，人们还联想可能与此举有关。这些真假难辨的假币，令敌伪伤透脑筋，这既挫抑了日伪货币的信用，又使国民政府由此轻而易举地套购到了大量黄金、棉纱、布匹等紧俏物资，给日本沦陷区金融市场以沉重打击，加剧了日伪统治区的通货膨胀。1944年，“对敌经济作战室”关闭，伪造日伪货币的工作才停止。

不过中方并没有伪造多少日元，主要是因为当时日本唯一的发钞银行为日本银行，日元所使用的桑皮纸加入了若干日本特有的植物纤维，很难在其他地方进行仿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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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净化货币流通环境，也开展了一系列如火如荼的反假币斗争。各根据地根据各自实际、因地制宜，采取了举办晚会、化装演讲、组织宣传队和张贴宣传标语等方式，譬如每到市集日，解放区银行就将假币粘在布上，悬挂起来，进行宣传并且将假币的具体特征向广大工农群众和学生一一讲清，以增强广大人民识别假币的能力，提高了人民反假斗争的素质。有的根据地还组织专门人员在粮市、布市、汇票市等假币出现比较集中的地方进行巡回查缉。每发现一种新假币，便仔细找出其伪造特点，及时曝光，又发动群众跟踪收缴堵截，就地消灭，这对挫败日伪的经济破坏策略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各根据地采取严厉措施，严惩制假贩假的罪犯。通过布告和建立“假票识别所”，帮助群众识别假票。1940年8月3日，晋察冀边区政府发布《为严防假法、本币流行的通令》，并附以识别的办法。边区各地银行和合作社在乡镇广发票样，或将假币粘在布上，悬挂街头闹市。有的根据地还组织专门人员巡查布市、粮市等地，发动群众举报，收到明显效果。陕甘宁边区在民众防奸锄奸活动中，就破获假钞案20多起。在华中地区，因日伪伪造法币毫无限制，市面上法币真假难分，蒋汪难分，广大劳动群众深受其害。因此，1943年9月起，苏北等抗日根据地开始限制法币的流通，只准使用中央银行民国31年美国版和英国版的10元券等6种较难伪造的钞票，以减少因敌伪造假所致损失。1943年10月，苏中行政公署也专门发布关于查禁假江淮票的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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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敌后艰难的环境中，各根据地欲以精良的技术来防止抗币被假冒，是很难做到的。富有智慧的敌后抗日军民便发明了“用落后的办法防止假冒”的办法。1942年2月，华中抗日根据地总结并推广了以下经验:用自造的土纸印钞票，尽可能在自造土纸中加些小玩意儿(加点颜色的纤维或土水印)，敌伪要假冒，非先花长时间仿造土纸不可;在印好的钞票上手工加盖印码，使敌仿造非常麻烦，土纸不能长期使用，一般为期只有半年，因破旧，老百姓会自动要求兑换新票，旧票很快回流。这时只要将旧票版颜色变换一下，新上市的抗币就变成另一种了。敌伪伪造纸币上市起码费时半年，却不知半年后新票的颜色。因新票颜色已变换，旧票已退出流通，这样，敌伪造的抗币一进入根据地内，就会被发现。

枪炮是杀人见血的利器，经济战则是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日战争的结束已经过去了整整七十年，是否还会有下一场战争，我们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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