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

《杀人回忆》

该部电影改编自20世纪80年代韩国“三大未解悬案”之一的华城连环杀人案，讲述的是在韩国的一个小镇上，发生了一系列连环杀人案，被害人均是年轻女子。小镇警察朴探员、曹探员和汉城警察苏探员负责调查此案，双方办案风格迥异。没有接受过系统司法训练的朴探员、曹探员凭借主观推断，多次将嫌疑人屈打成招；大学毕业的苏探员则客观冷静，据理分析，多次将嫌疑人排除。然而，命案依旧在一个个雨夜持续发生。最后，两方警员通力合作，经过调查案发地、询问幸存者、反复梳理案情等，抽丝剥茧步步接近真相，最终锁定一名神秘点歌人朴兴圭，但他却在dna鉴定中被排除嫌疑。直到影片结束，罪犯依然逍遥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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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回忆》颠覆了传统悬疑片的固有跑道，更因怀揣民族的集体记忆，荣登韩国电影百佳榜首。除了欲语还休的开放式结局耐人寻味外，影片涉及的法律问题同样引人深思。

连环杀人案为何无法侦破？

因为罪犯太过狡猾？

恐怕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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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以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局势动荡警力不足。

案件发生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在警方已成功预知罪犯下次作案时间、地点并进行诱捕的关键时刻，小镇警察却被调做他用，导致抓捕失败。

二是现场证据保护不当。

虽然，罪犯选择在雨夜作案，客观上增加了现场取证难度，但也并非无迹可寻。遗憾的是，小镇警察初时未有效保护犯罪现场，导致现场遗留的脚印被拖拉机碾压，物证被孩子拿来戏耍，丧失了诸多取证机会。

三是“有罪推定”根深蒂固。

片中朴探员只要发现有人有一点契合疑犯特征，便认定其为罪犯，诱导其作“杀人回忆”，甚至将唯一的目击证人弱智儿光昊认定为罪犯，将其鞋印印在案发地以“佐证”推断；曹探员则更简单粗暴，只要“罪犯”不交代，马上暴打一顿；苏探员虽然一直对主观断案嗤之以鼻，但当最后的嫌疑人朴兴圭被排除时，实际也陷入了“有罪推定”心理，认定其就是凶手，并向他开枪。“有罪推定”使警方在侦查中不断走弯路，一定程度上促使真凶得以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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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时代背景无法跳脱，取证经验可以慢慢积累，对于法律人而言，“有罪推定”思想则必须摒弃，因其极易导致直觉断案和刑讯逼供，并进一步促成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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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觉，系以对事实的直接感悟为标准，不讲逻辑，显然与法律的严肃性无法相容。案件事实必须经过理性而缜密的逻辑分析，辅以确凿的证据验证，才能被最终确定。不可否认，侦查需要大胆假设，但却绝不能将主观臆断作为定案依据，甚至用刑讯逼供佐证直觉。

刑讯逼供，系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等方式折磨被讯问人，以获取其供述。囿于“有罪推定”思想，办案人员必然加大对口供的依赖性，乃至将刑讯逼供视为简单高效的侦查手段。可悲的是，实践中刑讯逼供依然存在，并直接导致了冤案发生。如在佘祥林案侦查中，警方曾以毒打、体罚、提示等，逼迫其承认“杀妻罪行”并伪造案发经过；在赵作海案中，警方手法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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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曾述，“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以前，任何人都不能被称为罪犯……因为任何人，当他的罪行没有得到证明的时候，根据法律地位应当被看作是无罪的人。”亦即，若没有充分、确凿、有效的证据证实，就应推定无罪，这就是 “无罪推定”。在这过程中，证据排在首位，而非直觉或者其他。

对于案件的侦破，由于时间的不可逆性，所谓的真相会有某种程度的相对性和盖然性，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某些案件之所以会成为悬案，甚至成为冤假错案，往往是未坚持“无罪推定”。表现在该用证据说话的时候去主观臆断，甚至实施刑讯逼供，这就应引起足够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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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我们立法部门已发现了这个问题。在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并明确“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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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以及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对案件质量的终身负责，无疑对我们检察官办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不断加强学习，提升办案素能外，更应始终秉持“无罪推定”原则，细致审查证据材料，排除非法证据，做到不枉不纵,才能迎接司法改革带来的新挑战，推动检察工作高水平、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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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片来源于网络

文字丨方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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