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正常人类百科：50年代的案件，大家当故事看就好了

清朝咸丰初年，陕西关中地区出现了一种由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工人、其他城市劳动人民和游民组成的松散型组织。这些人以贩私盐、私茶、聚赌或给商贾富户保镖为生，一律持由临潼关山镇制造的长三尺宽二寸、极其锋利的“关山刀子”为武器，民间称其为“刀客”，他们的组织则被称为“刀客会”。由于刀客的谋生行为大多与清政府法律相抵触，故当时官府称其“刀匪”。辛亥革命时，大批刀客参加反清武装。民国后，刀客渐衰，而一些响马、江洋大盗、土匪打着刀客的旗号横行不法、残害百姓，故老百姓所称的刀客有时就等同于响马、土匪。本文主角“双头刀客”杜辛富，就是这样一名血债累累的惯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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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封检举信

对于陈增福来说，1949年9月10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就是这天，他接受了访查“双头刀客”杜辛富的使命。

那年，陈增福不过十九岁，是西安市公安局刚刚招收进来的一名新警察(不过当时西安这边不称“人民警察”，而叫“公安干部”)。头天进来，按说应该安排学习一段时间，陈增福也是这么想的，可他未遇到这样的机会。当时市局有一个追逃队，专门负责追捕本地或者外地要求西安警方协助追捕的逃犯。陈增福报到时，追逃队队长毕克俭正好在场，一看他那两条长腿，就问小伙子你是不是很能跑啊。陈增福说我在学校是长跑队运动员。毕队长大喜，说小伙子我看你人很机灵，又有文化，就跟我走吧。这样，陈增福就糊里糊涂地到了追逃队。

后来毕队长告诉陈增福，本来是准备先让他在队部呆半个月熟悉一下工作情况后再安排岗位的，可是，出现了一个特别情况：市局局长王超北批转下来一封群众来信，写信人说看见惯匪“双头刀客”杜辛富在西安大街上晃荡，特向政府检举，请求政府将“双头刀客”绳之以法。王超北在西安解放以来的三个多月里，收到了数百封群众检举函件，大多都由秘书股(相当于后来的局办公室)处理，极少由其本人直接批转交办。而这一次例外，是因为王局长是陕西人，解放前还担任过中共西安情报处处长，自然知晓“双头刀客”杜辛富其人，即使没有这封群众来信，他也要把缉拿杜辛富之事放上议事日程。现在既然杜辛富自己冒出来了，那就是活该倒霉。当下，王局长就把这封信件批转给追逃队，责成追逃队“立即派员访查，务必捉拿归案”。

毕克俭于是召来追逃队侦查员周梦公，说给你派一个新手，当你的徒弟，由你带着他执行一桩使命：捉拿“双头刀客”杜辛富。

周梦公是河南项城人，二十四岁，之前从事军队保卫工作，西安解放后奉命留下充实地方公安战线力量。小伙子革命积极性很高，听说让他承办这样一起案子，自是乐意。可是，他听说过刀客，但不明白“双头”是什么意思，于是向毕队长请教：“啥叫‘双头’？难道这人还有两个脑袋？”

毕克俭主持追逃工作，忙得吃饭、睡觉的工夫都没有，哪有闲空跟人哕唆这等琐碎事，当下手一挥说：“我不管他长几个脑袋，只要把他缉拿归案就是了，去吧！”

周梦公于是就拿了那封检举信，叫上陈增福，两人在后院找个角落坐下：陈增福听周梦公一说任务，顿时亢奋，说师傅啊，我刚参加工作，啥也不会，一切都听您的，您说咋干我就咋干。周梦公问，你是西安人？听说过“双头刀客”吗？陈增福点头又摇头，“双头刀客”的称谓倒是自小就听说了的，可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就不清楚了，只听说这家伙杀人不眨眼。难道那封信上没写吗？

周梦公把检举信给陈增福看，信封上写着“西安市公安局王超北局长亲启”，内容很简单，大意是：日前本人在西大街“万福瓷器行”前看见“双头刀客”杜辛富，身穿白竹布短褂、黑布裤子，头戴白色帆布遮阳帽，手里提着一个细竹篾食盒，匆匆路过。特向公安局首长报告，请求政府迅即捉拿该匪，为民除害。落款是“西安市民范庸”。

陈增福看过后说，连身材、相貌都没有，这怎么找呀？周梦公说没关系，我们去资料室撞撞运气。

市公安局秘书股下设资料室，除了接管国民党原警察局留下的档案资料外，解放后公安局还安排专人收集社会情况，整理编写，以备侦查案件时使用。“双头刀客”这样民愤极大的惯匪，国民党警察局就专门为其立过专案。周梦公、陈增福两人查阅后，总算弄清楚了杜辛富的情况。

杜辛富，1905年生于陕西省耀县的一个地主家庭，自幼习武，十二岁时已经能把一柄单刀耍得虎虎生风、泼墨不沾，进县城跟一班练武的大人真刀真枪较量，连战七场皆胜，轰动全县。十六岁那年，杜家与邻村富豪王大户因地产纠纷发生矛盾，王大户收买土匪郝老七将杜辛富祖父、父亲刺杀。当时杜辛富正在山西五台山访高人学艺，得知消息后星夜潜回老家，将王大户一家十三口斩尽杀绝。

七天之后，杜辛富在联系船户准备偷渡黄河前往山西时被捕。由于案情重大，直接解往省城关押。尽管杜家花重金从北京、上海请来了名律师相帮打官司，但这等巨案要想法外超生，其概率微乎其微，最后自是被判处死刑。当时陕西省执行死刑的方式均系斩首，杜辛富于是就做好了伸头挨刀的准备。行刑的日子终于到了，杜辛富饱啖一顿酒食之后，被五花大绑送上囚车押解刑场。其时已是民国，也没有前朝“午时三刻开刀问斩”的规定，押到刑场验明正身后，刽子手就下手了。据说刽子手接受了杜家的贿赂，故意留了一手，是否属实，不得而知。杜辛富被一刀砍翻后，监斩官上前验尸，确认已经死亡，当场填写了尸格(行刑后填写的记录表格)，打道回府。

杜辛富的家属早已备好棺木，将尸体装入棺材运往事先联系好的西安东郊外的报孝寺，打算将尸体打理一番后运回家乡正式操办丧事。哪知就在这当儿，杜辛富竞活过来了！一干家属自是欣喜若狂。以当时执行死刑时不成文的规矩，死囚行刑只须一次，刑场上没有杀死的就等于给了一回大赦。于是，杜家人立刻请来西安最好的红伤郎中进行救治。然后，护送杜辛富返回耀县休养。

养好伤后，杜辛富忽然不见了影踪，连家人也不知他去了哪里。半个月后，省城发生的一桩命案揭晓了杜辛富的行踪去向之谜：他潜入省城，把当初在黄河边上设伏捉拿他的那个侦缉队长的脑袋割了下来，挂上了警察局院子里的旗杆。然后，杜辛富纠集了一批以前的狐朋狗友，啸聚山林，打出了“刀客会”的旗号，还报出了一个响亮的名号“双头刀客”，意思是他已经被官府砍掉过一颗脑袋了，现在颈项上长的是第二颗脑袋。此时是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杜辛富年方十七。

之后，杜辛富作案频频，血债累累。1946年春，杜辛富有一次接受一位辗转找到他的美国记者的采访时，自称被他亲手杀死的人数就达八十九人，至于手下喽哕在作案时杀死的，更是不计其数。杜辛富混迹江湖二十多年，凭着狡猾、凶狠以及高超的武艺，多次逃脱国民党政府、日伪军警(抗战时，杜辛富一度移师河南沦陷区作案)和中共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杜辛富的名字，早在1940年就上了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通缉令)的追捕，有惊无险平平安安地活到了解放。

周梦公、陈增福两人查阅过上述资料后，吃惊得伸出了舌头。八十九条人命，那是一个什么概念啊！这个姓杜的“双头刀客”，即使真的长了两个脑袋，也绝对不够还其欠下的血债的。周梦公说，访拿“双头刀客”是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重要使命，领导把这个使命交给咱俩去办，这是组织上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完成这个使命。陈增福听了自是热血沸腾，可转念一想，却又觉得困难重重：我们不知道这个目标的模样，见没见过，听没听过，照片也没有一张，就是在大街上跟“双头刀客”劈面相遇也认不出来，怎么捉拿呢？

周梦公说，不如先去弄一张杜辛富的照片吧。陈增福说，上哪里去弄呢？连资料室都没有杜辛富的照片，其他地方哪里还会有呢？旧警察局为追捕“双头刀客”一共发出过十四次通缉令，每次郜是刊印着照片的，可奇怪的是，留下来的档案里却没有一份通缉令样本，也没有当初使杜辛富成为“双头刀客”的那件大案的卷宗。杜辛富落网后，侦查员才得知，原来旧警察局管理档案的警员接受了他的贿赂，悄悄将照片和卷宗都销毁了。

那么，现在该往哪里去弄照片呢？周梦公想了想，说去图书馆碰碰运气吧，翻旧报纸。当初杜辛富制造的那起灭门血案轰动全省，报纸不会不刊登，或许上面会有他的照片。于是就上图书馆寻找。还真让周梦公给估着了，两人顺利地找到了刊印着杜辛富照片的旧报纸。那时也没有什么复印机，照相机倒是有的，不过西安市公安局太穷，还轮不上给临时性质的追逃队配备，所以周、陈两人只好出具借条把报纸借走送到照相馆去翻拍。

往下，就是跟检举信的作者范庸联系，向其了解详细情况。可是，问题又出现了：这封检举信竟是没有寄信人地址的。看邮戳，是第一区邮局1949年9月8日下午两点寄出的。但这不是挂号信，所以不必在邮局柜台交寄，只要贴上邮票投进邮筒就行了，所以，邮局显然是无法提供什么线索的。

那该怎么办呢？周梦公盯着检举信的信封、信笺看了片刻，说这个信封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市面上随处都可购买到，可信笺却似乎有点儿文章可以供我们做做。信笺是用小学生练字用的描红簿的纸张印制的，红色的竖条格，适宜于用毛笔书写，而范庸这封信就是用毛笔写的。信笺左侧竖条格外原本应当留有与右侧相同尺寸的空白，可这张信笺的左侧却没有，是给写信人裁掉了。为什么要裁掉？看来是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的出处。如此看来，范庸这个名字十有八九也是化名。继续往下分析，一般说来，除非著名文人学者、大学教授、社会名流之类，普通人是不会专门印制信笺纸来使用的，只有经常用得到信笺纸的公司、商家才会专门印制信笺纸。这个范庸看来并非属于那类需要自己印制专用信笺纸的阶层，所以他用不知哪个公司或者商家的信笺纸写了这封检举信。

周梦公打开台灯，把信笺放到灯下观察，结果在信笺上发现若干字痕，分辨下来，是“蒜、萝卜、豆、盐、斤”等。这下，别说周梦公了，就是新手陈增福也猜出了其中名堂：这张信笺纸在未写信前，曾被人作为垫纸用来写过字，从内容看来，可能是某家酱园的账房先生或老板随手划拉的。这就行了，全市一家家酱园打听吧。

次日，周、陈两人合骑着一辆自行车跑了一天，终于在第三区耀福街的“全味斋”找到了检举信的作者、酱园账房先生范庸——竟是真名！

范庸颇感惊讶，说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了，足见王局长对我的检举信是非常重视的。言归正传，范庸说他是耀县人，其好友李甲子是杜辛富小时候的武友，杜辛富成为“双头刀客”后还有来往。大约十年前，他去洛阳办事，拜访了其时居住于洛阳南门的李甲子。晚上，两人正在灯下对酌，杜辛富带着两个手下上门来了，说是途经洛阳，顺便来拜访。李甲子自是热情款待，于是，杜辛富命两个手下望风，自己与李、范饮酒，约一个半时辰后方告辞离开。临走时，送给李甲子十两黄金，将随身所携的一块怀表摘下赠送给范庸。当时，范庸并不知这人就是赫赫有名的“双头刀客”，直到杜辛富告辞离开后李甲子说了方才知晓。次日离开李家时，他把杜辛富赠送的那块怀表悄悄留下，附条子称“不敢领受”。这是范庸跟“双头刀客”杜辛富唯一的一次见面。

之后，范庸不时听说“双头刀客”行凶作恶之事，便有些隐隐的担忧，生怕这主儿哪天落网后供出曾在洛阳李家赠送给他一块怀表之事，官府会来找他麻烦。但“双头刀客”的运气似乎很好，多年来竟然一直没有被官府捕获。西安地区解放前半年，“双头刀客”销声匿迹，范庸以为他逃到外地去了。哪知，大前天中午，范庸受老板差遣前往西大街“万福瓷器行”购瓷器，出门时看见人行道上走过一个中年男子，从侧影看跟当年在洛阳见过的“双头刀客”杜辛富几乎一模一样，他下意识地做出了反应，紧赶数步，走到对方侧后一米处仔细观察，确认此人果真是杜辛富。认准之后，范庸忽然一阵惊慌，寻思西安市公安局就在这西大街上，距瓷器行不过一箭之地，这个杜辛富竟然敢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行走，看来心里是有底的，听说这人精通国术，枪法了得，若干个警察一起上料想也不是他的对手。这会儿若是诈唬起来，头一个挨刀挨枪子的大概就是我了。因此，范庸不敢造次，顿时驻步，眼睁睁地看着杜辛富消失在人群中。

范庸返回酱园后，左思右想觉得不踏实，最后还是决定给公安局写封信检举此事。他相信人民政府是讲政策讲道理的，当初那块怀表的事儿对警察是说得清的，政府不会追究。于是，他就写了那封检举信。但他不想直接卷入这件事，于是只具了自己的姓名而没有留下地址。

周梦公拿出翻拍的照片给范庸看，范庸一眼就认出了杜辛富。那么，范庸是否能够提供比检举信里更多的细节呢？范庸摇头，说我看到的情况都已经写出来了，没有更多的内容。

这样，对于两个侦查员来说，一个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难度更大的问题又冒出来了：线索就这么聊胜于无的一点儿，如何查找杜辛富其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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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夜行动

周梦公、陈增福就如何访查杜辛富进行了商议，说得正规一点儿就是开案情分析会，不过这个会议只有两个人参加，一个人发言——陈增福是新手上路，能够听得懂周梦公的分析已经不错了，哪里还有发言的份儿？

周梦公对情况作了以下分析：范庸确认9月8日中午杜辛富在西大街出现，从其穿着以及所携物品细竹篾食盒来看，杜辛富并非是途经西安的匆匆过客，而是居住在西安市内的一个有着合法身份的市民。周梦公曾详细询问了杜辛富所拿的那个食盒的形状，那是一个三层提篮，底层两侧有环状拎襻，上面两层则是像蒸笼那样可以一格格装上取下的，顶层是盖子。这种食盒用细竹篾编织，内外刷上数层生漆，密不透风，防尘防雨，通常都是饭馆、点心铺子送外卖时所用。因此，周梦公认为杜辛富目前是饭馆或者点心铺子的伙计，也有可能是开着小馆子的老板。范庸见到他的那天，估计是给西大街这边的某个顾客送外卖的。

周梦公分析完，不忘自己的师傅职责，问陈增福“明白了吗”，后者连连点头。周梦公注重启发式教育法，循循诱导：那小陈你说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个，陈增福是知道的，说咱俩一家家馆子访查，跑遍全城不信找不到这个家伙。周梦公点头赞同，于是两人就开始行动。

西安号称“西北首府”，但当时的城区面积并不算很大，不过饭馆、饮食店铺倒是不少。周梦公、陈增福两人一连跑了两天，跑遍了全市所有的饭馆、点心铺子，了解下来几乎都有免费送外卖的业务项目，但用制作考究的食盒送外卖的却不多，大约只占了全部店铺的五分之二。这五分之二的店铺就成为侦查员的重点暗查目标，两人或扮作顾客，或装成路人，或通过派出所叫上治安积极分子陪同着以官方卫生部门的名义直接进入店铺访查。一连折腾了三天，两人跑遍了西安城所有用食盒送外卖的饭馆、点心铺子，竟然没有一点儿发现！

周梦公、陈增福不禁犯了嘀咕：难道是范庸那边提供的情况不确切？陈增福提出是不是再次去找范庸，把情况问问清楚。周梦公说看来也只有这样了。

范庸对于侦查员的再次登门感到十分惊讶。隔行如隔山，他这个账房先生对于侦查员所干的活儿并不了解。在他想来，公安局要查找那么一个对象是一桩比较容易的事儿，不是有户口还有派出所和保甲吗？市公安局只要给各区各保各甲下一道通知，下面就会立刻行动起来，全市每个家庭每个符合查找目标年龄段的中年男子都像过筛子那样过一遍，“双头刀客”不就给筛出来了？没想到，侦查员却根本没有查摸到“双头刀客”一丝一毫的线索。

范庸不解，不等侦查员开口就先发问了：“这个……二位同志，不知你们是怎么找的？怎么找了三天也没找到？这不是奇怪了吗？”

侦查员于是把查访经过简单说了说，刚刚说完，范庸就手拍大腿，一脸惋惜地说：“哎呀！你们怎么这样考虑呢？这样找哪里找得到呢？”周梦公连忙请教：“依范先生的想法，应该怎样查找呢？”

范庸说：“这位同志听口音不是咱西安人吧？哦，怪不得！那么，你——”他指指陈增福，“这位小同志绝对是西安人啊，怎么会认为‘双头刀客’的那副打扮是饭馆跑堂的呢？嗯？”——范庸此刻的神情和口吻，绝对像是周、陈两人的上司。陈增福心里很是不爽，不过不好表示出来，还要装出一副谦虚的样子请对方指点。

范庸一指点，周梦公、陈增福就频频点头了。他说，尽管那天“双头刀客”手里拎着一个食盒，可他肯定不是馆子里的跑堂！为什么呢？因为他穿的衣服并非馆子里跑堂的打扮，戴的帽子也不是跑堂的那种。他戴的是白帆布遮阳帽，哪有跑堂的戴帆布遮阳帽的？所以，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他不是馆子里的跑堂。那么，他干吗拎着个馆子专用的细竹篾食盒走在大街上呢？我估摸他是哪家公司或者哪个有钱人家的听差。至于那个食盒，我估计是人家向馆子订的包饭。订包饭的客户是由饭馆把饭菜送上门的，订得多的，比如一桌两桌，那就由饭馆差人挑着担子送上门；少的，那就放在食盒里了。但是，饭馆对于订多订少的服务还是有区别的，订得少用食盒送上门的客户，饭馆的跑堂如果不是顺路的话，就不专门上门收回食盒了，食盒得由客户在当天晚上饭馆关门之前自己送回去。那天杜辛富提着个食盒从西大街经过，估计就是替东家主人送还食盒去的。那个食盒一共有三层，看样子可以装四五个人的一顿午餐，所以杜辛富的那个东家可能是一家小公司，也有可能不是公司而是一户吃包饭的有钱人家。

范庸这么一番话说下来，别说陈增福了，就是周梦公也不得不点头折服。两人出得门来，行伍出身的周梦公说：“别看这个范庸面黄肌瘦一副痨病鬼样子，分析起来倒还不无道理，如果我是公安局长，就要考虑是否邀他当个业余顾问什么的。”

然后，两人就商议如何根据范庸所分析的那番情况调查下去。首先是选定“双头刀客”藏匿的位置。从目标离饭馆的距离来考虑，应该就在西大街这一带，因为他的东家不可能选择一家相隔很远的饭馆作为包饭馆子。即使东家喜欢舍近求远，人家饭馆恐怕也不肯。所以，“双头刀客”的藏身之处应该就在西大街这边。划定杜辛富的藏身范围之后，往下就是找那家包饭的饭馆了。比起前两天全城乱跑来，那就省事多了，只要把西大街上的饭馆一家家都访查到，抄下用食盒送包饭的每个客户的名单，大致上也就是馒头上笼八分熟了。

周梦公、陈增福计议定当，正要实施时，追逃队毕克俭队长来了，问他们是否已摸到了“双头刀客”的蛛丝马迹。周梦公把情况一汇报，毕队长马上说，毋须这么麻烦，再说这样做也容易从饭馆方面泄漏消息。我给你们出个便捷主意，照着做，不出三天，准保能查摸到“双头刀客”的藏身地！

毕克俭的主意就是两个字：蹲守！他让两个侦查员中午时分化装成市民在西大街“万福瓷器行”附近溜达，目标既然以听差身份藏身于西大街一带，那他每天都得把食盒送回饭馆，到时候目标出现时只要悄悄盯上去就行了。一个圈子兜下来，就可以知晓其藏身之处。

毕克俭的主意确实管用，第六天，9月15日午后十二点半，在“万福瓷器行”对面的香烟店前蹲着假装等人的陈增福发现一个跟范庸所说的一模一样的中年男子，提着一个空食盒经过，当下就跟了上去。行不多远，化装成邮差的周梦公在前面路口也发现了目标，在马路对面骑车缓缓跟踪。目标未曾察觉，于是，两个侦查员一路跟踪到西大街大仙坊口的“恩济饭庄”，看着杜辛富把空食盒交给跑堂。周梦公担心再跟下去会惊动目标，于是就给陈增福发出暗号：停止跟踪。

停止后怎么办呢？周梦公自有主意，立刻去了区政府卫生股，请他们派员以“抽查食品卫生”为名到“恩济饭庄”抄下所有包饭客户的名单。一小时后，“恩济饭庄”的包饭客户名单已经到了侦查员手里。周、陈两人看了看，用食盒送包饭的客户只有三家，其中两家都是两人份的——那就毋须用三层食盒装了，所以，剩下的那个用三层食盒装饭菜的客户的所在就是杜辛富的藏身处了。

这家客户名唤“传辉西北土特产商行”，专做西北五省土特产中介生意，离“恩济饭庄”直线距离大约一千二百米。后来知道，该商行之所以不考虑距其较近的那些林林总总的饭馆作为包饭馆子而选择“恩济饭庄”，其原因是“恩济饭庄”的老板是该商行老板刘传辉的内弟。侦查员到区政府工商股查了查，得知这家商行连老板一共只有三个职员，还有一个打杂的听差，那就是公安局要找的杜辛富了。不过，“双头刀客”此刻的姓名叫“梁有道”，陕西蒲城人氏——距耀县不过百里之遥，口音基本相同。

终于找到了“双头刀客”的藏身之地，接下来就该是采取措施捉拿归案了。“双头刀客”的名头实在太响，那身本领已经被传得神乎其神，两个侦查员不敢造次，于是就向毕克俭队长汇报。猎人出身、当过侦察兵、有过武工队长经历、人称“毕大胆”的追逃队长也不敢小觑“双头刀客”，这种对象，有一次捉拿的机会已经算是撞运了，必须慎之又慎，行动时一旦有个闪失，不但警方损兵折将，周围群众也可能会遭受无妄之灾，如果行动失利让杜辛富逃脱了，那危害就更大了。所以，毕克俭马上向王超北局长报告，请示如何行动。

王超北说，只许成功，不准失利，而且必须生擒活捉，公审处决。至于人手，不必担心，我给你从部队调一个班的精干战士来。王超北其时兼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警备区副司令员，调些增援力量只需一个电话就解决了。

当天深夜，追逃队出动十名侦查员，连同一个班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悄然包围了“传辉西北土特产商行”。事先，侦查员已经查摸清楚，晚上商行里只留“梁有道”一人值守，刘老板等人都是各自回家过夜的。为防止打草惊蛇，之前侦查员已经把刘老板请过来，在商行隔壁的那户居民家里待命。参加行动的军警到场后，现场指挥毕克俭请刘老板去叩门。

屋里，“双头刀客”已经睡着了，被叩门声惊醒后，沉声喝问：“谁？”刘传辉说他跟媳妇吵架了，到商行来住一夜。“双头刀客”不疑有诈，起来开门。门闩刚刚抽开，外面的军警一拥而入，打头的周梦公和专门从参战战士里挑选出来的武术好手小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双头刀客”扑翻在地，死死摁住。那时候，西安市公安局太穷，警械缺乏，没有一副手铐的派出所比比皆是，分局、市局也少得可怜，而且都已老化，曾经发生过逮捕人犯时被人犯挣断铐子后拒捕伤人的事故。因此，通常逮人都是以麻绳捆绑。这次抓“双头刀客“，虽然带了手铐，但不敢指望能够约束住这个特殊人犯，所以毕克俭事先吩咐多带麻绳，此刻一干人围着被按倒在地的“双头刀客”，用绳子左一道右一道将其绑成了端阳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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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孪生兄弟

像“双头刀客”这样的要犯，被捕后自是得由重量级的侦查员出面讯问了。追逃队长毕克俭亲自提审，周梦公只能陪审，而陈增福则差点儿连记录的差使也没摊上。还是毕队长撇下一句话：让小陈参加讯问，多一个记录员吧，年轻人要多多历练！这才使他有资格踏进讯问室。

这一历练，陈增福眼界大开。这倒并非被捕者在接受讯问时有何出格的表现，而是因为讯问下来发现这竟然是一个赝品！

讯问开始，先问姓名。被捕者说他叫梁有道。毕克俭问他是否还有其他名字，他说没有了，我的户口本上就是这个名字。这话倒是不假，侦查员事先去派出所了解过，这人的户口落在商行，是一本单独的户口本，婚姻状况注明：丧偶。这是根据解放前留下的国民党警察局的户籍档案登记的。毕克俭先不跟他多说，再问籍贯。他说是耀县人。

“耀县哪里？”

“哪里？县城呗！”

毕克俭话锋一转：“听说过耀县有个‘双头刀客’吗？”

这话一出口，被捕者的脸色骤变，随即又恢复正常，不吭声，只是点了点头。

毕克俭朝周梦公使个眼色，后者便拿出了那张请照相馆从旧报纸上翻拍的“双头刀客”杜辛富的照片。“这张照片上的人，你认识吗？”

对方只瞥了一眼，顿时神色大变，但随即又释然了，最后脸上竟然露出了一丝笑意。这是什么意思？毕克俭还没开口问，他已经开腔了，如释重负似的长嘘了一口气：“哦——原来你们是为这个原因抓我啊。”说着，他突然扬起脖颈，…双头刀客’是上过刑场挨过刀的，你们看我的脖子上有刀疤吗？”

一语提醒了侦查员，周梦公定睛一看，此人的脖颈光溜溜的什么痕迹也没有！毕克俭有点儿近视，再加上因为供电不足，讯问室的光线有些昏暗，看不真切，于是起身离座到对方面前去察看，然后回头朝周梦公瞥了一眼。周梦公被毕队长这道目光扫得真是无地白容：他妈的，老子十保卫工作也颇有几个年头了，在访查“双头刀客”的差使上没少花力气，这些日子折腾得体重也减轻了若干斤，掉下的头发可以堵塞宿舍前院子里的盥洗水槽了，可以说是什么都考虑到了，怎么百密一疏偏偏就遗忘了这最重要、也是最为简单的验证“双头刀客”的法子呢？事后他和陈增福分析，一致认为导致这一低级错误的原因是抓捕对象跟“双头刀客”杜辛富长得实在是太像了。

讯问室里出现了片刻的寂静。毕克俭开腔了，不管怎样，这件事有了开头，总得有个结果，先诈唬一下这主儿再说：“你本人不是‘双头刀客’，可并不等于你跟‘双头刀客’没有关系！给他松绑，让他说说跟‘双头刀客’是什么关系！”

松绑后，梁有道比较配合，很爽快地回答了一系列问题，于是，他跟“双头刀客”杜辛富的酷似也就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还真让毕克俭给说着了，眼前这个梁有道果真与杜辛富有关系，不过不是案情上的关系，而是血缘关系。他原名杜辛财，和杜辛富是一对出生时间不过相差了数分钟的双胞胎兄弟。他生得早，所以后来赫赫有名的“双头刀客”还得尊他一声“老兄”。

龙生九种，种种有别。即使是双胞胎兄弟，性格上也有很大的差异，有时这种差异还是对立的。比如杜辛财、杜辛富兄弟就是这样。杜辛富自幼顽劣，桀骜不驯，粗野残暴，酷嗜武术，而他的老兄杜辛财打出生起就温顺乖巧，喜静厌闹。所以，少年杜辛富在外头扬名立万儿时，杜辛财总是缩在屋里看书写字，以至于外界人们纷纷议论杜辛富时竟忽视了他的存在。本来，人各有各的活法，杜辛财这样的生存方式并未妨碍他人，只要他自己觉得过着还好，就有理由一直这样过下去。可是，他的老弟杜辛富闯下大祸，在制造了残杀十三口的灭门血案之后，杜家担心遭到对方报复，举家迁移投奔乡下亲戚。杜辛财不适应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生了一场大病。病还没痊愈，杜辛富又变成了“双头刀客”。随着杜辛富不断作案，杜家开始品尝到江湖上怨怨相报的苦果。尽管杜辛富的作恶跟杜氏家族并无法律上的直接关联，可江湖上是不讲这一套的。杜家付出三条人命和大部分财产的代价，被迫作出了“各奔东西，自谋出路”的决定。

十七岁的杜辛财拿着分得的数百银洋离开了陕西，前往河南信阳投奔一门远亲，并且更名为梁有道。“双头刀客”的名气虽响，但那时没有电视，没有互联网，光凭着发行量很小的报纸和功率微弱的电台广播，杜辛富的名头还传不到信阳那边。所以，梁有道的安全没有问题。可是，他的数百大洋被那门远亲连哄带骗没多久就耗了个精光。又过了几个月寄人篱下的日子，最后被扫地出门，成了一名乞丐。

从十八岁到二十六岁这八年里，梁有道的行乞足迹遍及河南、湖北、河北三省，只是不敢踏进陕西一步。二十六岁那年，梁有道与几个乞丐当了一回盗墓贼，在陕西与河南交界处盗掘了一座古墓，发了一笔财。正好这时江湖上传闻“双头刀客”死于帮派内讧，梁有道于是决定回陕西。他去了西安，用盗墓所得的不义之财作为本钱开了家小店铺。几年经营下来，虽然没有发财，衣食倒也无忧，于是就娶了个寡妇为妻。那寡妇与前夫生有两个孩子，都带了过来，旧时称为“拖油瓶”。一家四口平平安安过了几年，灾难来了——由邻居引发的一场大火不但烧掉了梁有道的店铺，还把老婆孩子全部送进了阎王殿。

梁有道又成为一无所有的穷汉。不过，他在省城生活了数年，已经融入了这个号称“西北首府”的西部大都市，日艮界大开的结果是不必再去行乞，而是找到了谋生方式：打杂工。这样，梁有道就靠着做听差、守夜人、看门人、佣仆、花匠等谋生，一直维持到现在。

那么，“双头刀客”是否跟梁有道这位同胞老兄有过联系呢？梁有道说杜辛富从未找过他，也没有任何书信来往。他倒是不时从街头巷尾人们酒后茶余的闲谈中获得若干关于“双头刀客”的真真假假的消息，但这与他已经没有关系了，所以听过也就很快成为耳边风了。有一段时间，梁有道在大街上行走时，会受到某些江湖人士的特别注视，有的甚至目露凶光，手伸怀间缓缓逼近。他知道这必是杜辛富的仇家，误以为他是“双头刀客”了。每当这时，他就努力伸长脖颈，让人家看清他的脖颈处并无挨过刀砍的疤痕。对方往往只要扫溜一眼，就知道自己认错了人，几步一晃就不见了影踪。

追逃队对于梁有道的处理意见是：暂时先予拘押，待查清其真实情况后再说。调查情况自然是周梦公、陈增福师徒两个的事儿了。次日，两人离开西安前往“双头刀客”的家乡耀县。先去了县公安局，想调取国民党警察局留下的档案，可是，“双头刀客”出道太早，全家各奔东西之时距今已有二十多年，国民党警察局留下的旧档案中已经没有这家子的资料了。于是，又去当年杜家大院旧址向群众调查。一些老人还记得杜家确实是有一对双胞胎儿子的，其中一个就是“双头刀客”。次日，二人去杜家双胞胎当年读过书的那所小学堂调查，侦查员问下来，有两个老教师是教过这对双胞胎兄弟的，于是谈了谈情况，做了一份笔录。

周梦公、陈增福返回西安后，向毕克俭队长汇报了调查情况。毕克俭说既然没有疑问，那就放人吧。于是，已经改名叫梁有道的杜辛财在坐了三天班房后，就被无罪释放了。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放，竟然要了梁有道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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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深夜凶杀

梁有道被释放后，“双头刀客”的线索也就断了。准确地说，是市民范庸的那封检举信所反映的情况有误，他看到的并非“双头刀客”。追逃队员周梦公、陈增福师徒白辛苦了一回，当然，陈增福还是有收获的，他对于追逃工作多少有了一点儿感性认识。解放伊始，公安局的追逃工作甚重，周梦公、陈增福两人销差后，一天也未曾休息，又去执行毕队长另外派下的追逃任务了。

这回的任务是去碑林那里蹲守，捉拿“一贯道”骨干王某。周、陈两人蹲守到第二天就候到了企图躲藏到碑林这边亲戚家的王某，当场拿下，押送市局。刚把人犯移交，想喝杯茶歇口气，门口警卫就打电话进来，说有人找周梦公同志，请出来接待一下。周梦公只好放下茶杯，匆匆赶到门口的接待室。出乎意料的是，登门求见的这人竟是梁有道的东家、“传辉西北土特产商行”老板刘传辉。什么事呢？他说他想把梁有道辞掉，不知是否可以。

周梦公心中一凛：那天晚上抓梁有道时，并没有告诉刘老板警方怀疑梁是“双头刀客”，抓捕过程中参战军警根据事先宣布的纪律也没有一个人吭过声，这刘老板为什么要把人家辞退？难道是梁有道获释之后自己泄露出去了？于是就问刘老板为什么要辞退人家。刘老板说你们又是解放军又是警察的，荷枪实弹来了那么多人，抓了他，弄得邻居都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还怀疑我的商行有问题。我担心发展下去就要影响我的生意了。所以，我得对外有一个态度，而把梁有道辞退则是最直接最明确的表态，可以表明梁有道被公安局抓去事出有因也好，闹了场误会也好，都跟商行没有关系。

周梦公听了，寻思梁有道既然没透露“双头刀客”之事，刘老板是否辞退他，那就不是公安局该管的事儿了。于是，周梦公就对刘传辉说，梁有道被捕事出有因，释放出来就说明他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我可以代表公安局向你保证。至于你要辞退他，这用不着来问我们，你做老板的当然有这个权利。不过，在我看来，辞退老梁没有必要，人家毕竟没有什么过错。这个问题属于劳资纠纷，你要咨询，可以去找工会，也可以去找区政府劳动股，他们会告诉你这方面的政策。

刘传辉是一个谨慎的人，他真的去市工会和区政府劳动股咨询了。以当时的形势，这两家的回答当然是站在劳方立场上的，刘传辉虽然算不上资本家，但他还是被人家的答复吓了个激灵，于是就打消了辞退梁有道的念头。他还特地给周梦公打了个电话，告知了咨询结果和自己的决定。周梦公其实也是站在梁有道这边的，当下听了心里也就为老梁松了口气。

这件事过去后，周梦公接到毕克俭队长的通知，让他去参加西北局公安部举办的一个短期公安业务培训班。哪知上午刚刚报到，下午还在打扫宿舍准备安放行李铺盖时，毕克俭就打来了电话，说小周你立刻返回市局，这边有紧急任务！周梦公急匆匆赶回市局，毕克俭告诉他一个消息：梁有道死了！

当天上午八时许，“传辉西北土特产商行”老板刘传辉到商行上班时，发现大门还没开启。这是反常之举，日夜呆在行里的梁有道是一个很勤快的人，每天早上天刚亮就起来了，打扫庭院，整理店堂，烧开水，洗茶具，等老板来商行时，一切都已准备好，端上热茶就是了。商行的院门是从里面上闩的，刘传辉敲门不见里面反应，正盘算着怎么办时，另外两个职员也来上班了，于是其中一位就爬墙进到院内打开了院门。店堂门是装了司必灵锁的，刘老板用钥匙打开，刚推开一条缝隙，一股浓烈的酒味就扑鼻而来！定睛一看，他不由得一声惊叫！店堂正中的屋梁上悬挂着一个人，正是梁有道！

一分局很快就来了两名刑警，把梁有道的尸体解下后，查看了脖颈上的绳索印痕，分析是自己上吊而死的。那时候，刑事勘查手段落后，刑事警察在这方面的水平也有限，再加上新旧政权更替之际，运动频繁，投水、上吊、服毒自尽的人比较多，因此，即使是此类涉及人命的事儿，刑警也是见惯不惊。那两个警员下了结论，这件事基本上就算是有了定论，可以结案了。

可是，有一个人的心里就不爽了，这人就是商行老板刘传辉。刘老板听说刑警认为梁有道是自杀，就有想法了。确切地说，这种想法其实是一种担心：梁有道如果在外面自杀，比如跳了护城河或者在城门口那株歪脖子老槐树上上吊，那跟商行、跟他刘传辉没有关系。可现在梁有道是在商行里自杀的，那接下来肯定有麻烦，比如工会就会来了解梁究竟为何自杀，区政府劳动股也不会闲着，可能会传他去询问这个询问那个，工商股也有可能插一手。如果政府认为梁是因为“劳资关系”自杀的，那刘传辉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刘传辉不是一个经得起折腾的角色，他曾当过旧军阀的文秘人员。在解放初期政治空气那么浓厚的形势下，他是绝对不愿意被人查到这个软档的，免得节外生枝。现在，如果认定梁有道是自杀，也许往下他就有麻烦了。所以，刘传辉大着胆子向刑警提出异议，认为梁有道没有理由自杀。

那两个刑警对于刘老板的意见当然不会重视，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就走了，甚至也没对如何处理尸体给个说法，把刘传辉弄了个目瞪口呆。这下，另外两个职员就恼火了，说新社会的警察怎能这样？咱找他们领导去！

因为市局比分局距离还近些，他们干脆就直奔市局了。市公安局大门口的门卫听两人说了情况，说这事你们可以反映，但应该去向分局反映，如果分局不受理，再来向市局反映。可是那二位根本不懂什么程序，说着说着就激动了，嗓音响起来了。这当儿追逃队毕克俭队长正好推着一辆自行车从里面出来，听那二位高声说出“梁有道”的名字，于是便驻步询问是怎么回事。听说梁有道突然死了，毕克俭下意识地觉得不对劲，寻思这人被关进看守所时也没闹自杀，怎么查明真相无罪释放了反倒不想活了呢？梁有道之死的背后可能隐藏着问题啊！

这样想着，毕克俭就把那二位领进了接待室，听他们说了情况之后，就直接给王超北局长办公室打电话汇报，建议查明梁有道的死因。王超北赞同毕克俭的意见，说先请刑警队前往现场勘查，并由法医对尸体进行鉴定，看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

这样，市局刑警队就指派了两名刑警和一名法医前往现场。市局刑警赶到现场后没多久，一分局刑警队接到指令也派人过来了，还是下了自杀结论的那二位刑警。

再次进行现场勘查，发现了一些疑点。商行所在地是一幢带有院子的二进深三门面的平房，穿过院子，前面一进的两间作为店堂，一半是商品陈列柜台，一半用于接待上门谈生意的客户；另一间则是刘老板和职员的办公室。后面一进三间，一间作为梁有道的卧室，另两间则是仓库。死者悬吊于前面那进的办公室与商品陈列店堂之间用于接待客户的房间的屋梁上，尸体下方的地板上翻倒着一张凳子，凳子上留有死者的脚印。

第一个疑点，就是在这张凳子上发现的。凳面上的那对脚印使刑警感到奇怪。若说是梁有道踩着这张凳子在梁上拴了绳子，然后把头钻进绳套一脚蹬翻凳子自尽的吧，可是检查下来，凳子的正面和各个侧面留下的痕迹仅仅是那对清晰的脚印，并无任何蹬翻凳子时留下的哪怕是细微的痕迹。市局刑警邓宗虎搬来一张一模一样的凳子在院子的树下进行了模拟测试——手抓树枝，蹬翻凳子使身体悬空。结果表明，无论用再轻的力量蹬翻凳子，凳子上也肯定会留下痕迹。

接着，第二个疑点也被发现了。店堂和后面梁有道的卧室里有很明显的被擦拭过的痕迹，所有家具、地板都被擦得于干净净。据刘老板等人反映，梁有道虽然是一个比较勤快的伙计，可他并无洁癖，即使是过年前的辞岁大扫除时也未如此彻底地擦拭过。前面曾介绍过，刘老板第一次进入现场时闻到了浓烈的酒味，之后证实是从死者身上散发出来的。后面卧室的桌上，放着一个瓶底有些许残酒的空酒瓶和留着食物残渣的干荷叶，可以判断死者生前曾饮了大量烈酒。饮酒之后，他决定自杀。而在自杀前，他把卧室和店堂彻底打扫了一遍。这么做对于一个打算自杀的人有什么意义？抛开这一点不谈，更令人奇怪的是，梁有道既然要搞清洁卫生，为何没把空酒瓶、干荷叶处理掉呢？另外，寻遍屋内屋外，也没有发现用于搞卫生的抹布和拖把。总不见得梁有道在打扫完后特地跑到外面把抹布、拖把处理掉再回来上吊吧？

再说法医对死者的尸检情况。死者胃内残留着大量酒精，可以认定其生前饮过较多的烈性酒；其颈部的勒痕呈马蹄形——这是上吊和勒杀的差别之处，马蹄形勒痕是上吊形成的。法医的结论是：鉴于死者身体上没有任何被施暴的痕迹，从颈部勒痕判断可以认为是死于上吊；但是，由于死者胃内残留着大量酒精，也可以认为是生前被人灌醉后在丧失意识的情况下“被上吊”。

将法医的结论和之前发现的那两个疑点联系起来，刑警认为：梁有道死于他杀！

这样，市局就决定对梁有道之死立案侦查。王超北局长想起了之前曾经侦查而又撤销了的“双头刀客”的案子，就给追逃队毕克俭队长打了个电话，说鉴于死者的社会关系有些特别，涉及要犯“双头刀客”，所以请你队那两位之前调查过“双头刀客”的同志参加专案组的侦查工作。

梁有道命案专案侦查组由市局刑警队、追逃队和分局刑警队各派两人组成，组长由市局刑警队第七组组长富凌担任，不设副组长。

富凌是一个认真务实的刑警，他在勘查现场后立刻跟商行老板刘传辉和另外两个职员谈了话，了解梁有道生前的情况，得知这人喜欢喝酒赌钱，跟外界交往极少，所以只有几个赌徒是他的朋友。关于外界交往极少这一点，跟之前周梦公、陈增福在调查“双头刀客”时查摸到的情况相符。这也可以理解，梁有道有“双头刀客”这么个老弟，自然不敢跟人多交往。

当晚，专案组举行了首次案情分析会，围绕着两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一是梁有道为何被害，二是梁有道是如何被害的。

梁有道为何被害这个问题其实也就是作案动机。众人根据梁有道生前的情况，尤其是死者与“双头刀客”的那层兄弟关系，一致认为两者或许有因果关联。“双头刀客”也许确实隐藏在西安这边，而且跟梁有道是有联系的，听说胞兄为此事折进过一趟局子，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就需要杀人灭口了。像杜辛富那样心狠手辣的主儿，杀害同胞兄弟也不是不可能。

另一个作案动机就是跟死者生前的嗜赌有关了，会不会是因赌博而发生了矛盾，最后招致杀身之祸？

此外还有一个可能。刘传辉在梁有道获释后，曾有过辞退他的想法，后来接受周梦公的建议，走访了市工会和区劳动股，又打消了这个念头。现在想来，这仅仅是刘的一面之词，究竟是怎么回事就不清楚了。也许刘并未打消辞退的念头，因此与梁有道之间矛盾加剧，于是下手杀了梁有道？

至于梁有道是如何被害的，侦查员认为，不管凶手是上述所假设的三类情况里的哪一种，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跟被害人梁有道是熟人，因此，凶手有条件在梁有道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进入现场。进入现场后，凶手和梁有道一起在店堂后面的卧室里喝酒。梁有道贪杯，但据说酒量却是一般。所以，他很容易被人灌醉。而昨晚还不单单是对饮情况下的一般意义上的灌醉，很可能是在其醉得不省人事后又强灌了若干烈酒。然后，凶手将梁有道抬到前面店堂，伪装上吊自尽。从尸体的情况推断，梁有道在被悬空吊起时，由于呼吸中断，有过挣扎。可是，这种挣扎所留下的痕迹，恰恰就是上吊者的情状。这也是分局那两个刑警最初作出自杀结论的重要依据之一。

根据以上推测，凶手至少有两人，甚至三人。他们在作案后，消除了现场痕迹，故意留下空酒瓶。临走时，他们带走了消除痕迹所用的抹布和拖把。

专案组根据上述分析，决定采用排除法查摸凶手，即集中力量一个个对象调查，排除一个后调查另一个。

首先对商行老板刘传辉和两个都姓张的职员进行调查，主要是了解这三人是否有作案时间。三人中，“两张”都住在离商行不远的地方，一个叫张挺的已经成家，另一个名叫张良行的是个鳏夫。这样，有家室的那位张挺查起来就容易些，那天他下班后一直在家里，晚饭后来了一个邻居，两人下棋，一直到将近午夜才结束。那个邻居是一个只能赢不能输的人，那天跟张挺下棋他是赢了，但赢得有点儿艰难，这就让他很有成就感。所以，这位邻居非常开心，看看时间已晚，说肚子有点儿饿了，咱们去外面吃夜宵吧，我请客！于是，两人就去了胡同口一家通宵营业的面摊，由那位邻居掏钱要了一小瓶酒、半斤卤猪头肉、几块豆腐干、两碗面条，吃喝完后各自回家时，已是下半夜一点多钟了——根据法医判断，那个时候梁有道的尸体都已经僵硬了。所以，张挺给排除了。

查清张良行的情况难度大一些。他丧妻之后，带着四岁的儿子一起生活，白天把孩子寄放在邻居家里，下班后自己带。因此，他晚上基本上是无法外出从事什么活动的。可是，前天晚上他恰恰把儿子寄放在邻居家单独外出了一夜。去了哪里呢？他不肯透露。这样，侦查员周梦公、陈增福师徒俩就只好跟他泡上了。先是在商行和他谈，后来又到派出所谈，还是没有结果，张良行不管侦查员说什么，都不吭声。

与此同时，专案组组长富凌和分局刑警关小童在跟商行老板刘传辉谈话。刘传辉这天跟一位从兰州赶来的客户约好上午十点去车站迎接，然后洽谈一笔买卖，冷不防被刑警约谈，好生沮丧。他是个聪明人，一听问的内容，马上就猜测到这是想了解什么了，当下，就把自己前天晚上的活动像报流水账一样报了一遍，从六点下班一直到过了十一点回家睡觉一五一十说得清清楚楚。侦查员是把刘约到商行附近的一家茶馆里谈话的，巧的是前天晚上跟刘传辉在一起喝酒、打牌的几位朋友里有一位就住在茶馆对面的巷子里。刘传辉说完，立马儿请警察登门去核实，以便早点儿获得解脱，好去车站接兰州客户。于是，富凌就留在茶馆和刘传辉喝茶，顺便聊聊张挺和张良行二位以及梁有道赌友的事儿，让关小童前往那位证人处核实情况。一会儿，关小童返回茶馆，说经核实刘传辉所说的情况属实。于是，刘传辉立马儿告辞，叫了辆马车急往车站。

富凌、关小童前往派出所跟另外两路侦查员会合时，周梦公、陈增福还在跟张良行泡着。富凌听说后，笑了，说小周小陈你俩歇歇，让我来聊两句，准保解决！

果然，富凌跟张良行见面后，拿过一张白纸，只在上面写了一个名字，拿给张良行，后者马上点头，说：“既然你们已经调查过了，那就可以放我走了。”

富凌微笑道：“不过，我们还得去核实一下才能最后认定。张先生，请你把这人的住址写在上面。”

原来，富凌刚才跟刘传辉聊天时，无意间得知张良行最近正在跟一个名叫白静娴的小学老师恋爱，据说张良行有时去白静娴家里过夜。富凌听着也没放在心上，可是到了派出所听说张良行不肯透露前天晚上去了哪里，就知道八九不离十是去会白静娴了。其实，这时他心里已经把张良行排除了，因为这桩案子至少得两人才干得下来，既然刘传辉、张挺都没事，那张良行肯定也无涉了。

张良行获得解脱后，富凌跟他聊了片刻。当然，富凌是有目的的，是想了解梁有道生前的赌博情况，因为他刚才听刘传辉说过，张良行曾经跟梁有道玩过牌，就指望能够从张良行嘴里获取些有价值的东西。

专案组组长的目的轻而易举地达到了，张良行虽然说话不多，可他所说的内容对专案组往下的侦查工作颇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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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侦破命案

张良行喜欢赌博，不过还没梁有道那么上瘾。最初，富凌对于是否能够从其嘴里淘到有价值的线索并无指望。在他想来，张良行晚上要在家带孩子，根本没有空闲出来，更别说跟梁有道通宵达旦地打牌了。可是，富凌还是想顺便聊几句。这一聊，发现自己对于商行的工作时间其实还不曾真正了解。

“传辉西北土特产商行”由于业务需要，除了接待登门的客户外，还要主动出击，前往外地会见老客户，发展新客户——这些客户基本上都是上家供应商。所以，刘老板等人一年之中通常有三四个月要在外面出差。不过，这不包括张良行。张良行在商行的工作除了正常接待各路客户洽谈生意外，还兼着行里的会计。因此，老板刘传辉规定他不必出差，常年在行里值守。这样，张良行逢着刘老板和另一职员张挺都出差的日子，做事情就“手里有数”了。如果正好碰上这天没有客户登门，账目也计算得清清楚楚明白无误，闲着无事就会在大白天让梁有道约上两个牌友拉开桌子打牌，当然得有点儿小彩头，不过数额不大。

张良行告诉侦查员，像这样的机会，一年中大约有三四次。他的最后一次赌博，是今年春天西安还没有解放的时候。那天下午，天空飘着小雨，客户没有登门，他做完账目后，见梁有道也闲着，于是就提议打牌。梁有道就去唤来两个牌友，四人正围着桌子赌得起劲时，没想到去外地出差的刘传辉突然提前回来了。刘老板还是头一回发现下属在上班时间打牌，顿时大恼，以级论责，梁有道倒没什么，张良行却被严斥了一番，差点儿开革。、从此，张良行业余时间就不再打牌了。

由于梁有道没有家，平时一直住在商行里，他的社交圈子又窄，侦查员正苦于找不到他的赌友，现在张良行这么一说，富凌自是高兴，连忙询问牌友情况。张良行于是就提供了他所知晓的3个牌友：一个姓任名安宾，听说是个油漆匠，四十来岁，西安本地人；一个留着小胡子，三十岁左右，姓罗，名字不知，梁有道称其“罗胡子”，说话带陕北口音，不知从事什么职业；再一个四十岁出头，姓蒋，梁有道唤其“老蒋”，西安郊区口音，干什么的不清楚，是个左撇子。这三位中，任安宾、罗胡子就是春天给刘老板发现的那次牌局的另外二位参与者。

专案组于是决定查摸上述三人的情况。侦查员分析：春天那次牌局，梁有道根据张良行的提议赞同打牌，立刻出门去叫任安宾和罗胡子，张良行回忆，前后一共也就半个小时左右就把那二位叫来了，这说明任、罗两人的住所或者就业地点离商行不远。这就好，就在商行附近找吧。先找那个姓任的油漆匠，找到了任，大概也就可以知晓罗胡子和老蒋的下落了。任安宾能够随叫随到，说明他这个油漆匠是有固定工作地点而且时间比较自由的人，不属于那种受雇于人一天干到晚按工计酬的油漆工人。侦查员认为只要在西大街一带“传辉西北土特产商行”附近方圆二十分钟脚程的范围内打听，就能查摸到任安宾了。

果然，侦查员大黄、陈增福两人只在附近转悠了没多久，就在距商行不过二百来米的那条名唤“滴将巷”的胡同口发现了一家门口挂着“安宾漆店”的招牌，只有一开间门面的处所。这是一家既出售油漆又兼带替人干油漆活儿的作坊式小铺子，前面店堂里放着客户拿来油漆的小件家具和木质盆、桶、衣帽架之类的东西，后面是仓库兼工作间。老板自然就是赌徒任安宾了，其手下有一个油漆工和两个学徒。

侦查员没有惊动任安宾，回来向组长报告了情况，富凌说先通过派出所悄悄了解一下任安宾的情况再说吧。

第二天，即9月24日，大黄、陈增福两人前往派出所调查任安宾的情况，了解到这人以前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好像还担任过班长或者副排长、排长那样的兵头将尾式的职务，不过早在抗战前就离开行伍回到西安老家了。干油漆匠大约是十年前开始的，由于是半路出家，技艺一般，所以只能替人漆些零星家具，结婚用的成套家具或者大户人家建新宅时的室内油漆，他是干不了的。任安宾有自知之明，因此就开了这么一家店坊结合的小铺子，惨淡经营。这人嗜赌，曾经因赌博引起油漆店的一次火警，幸未成灾；还有过两次把老婆临时充作赌资押上赌台的经历。当然，那都是解放前的话头了，解放后人民政府禁赌，他就只能偷偷摸摸跟人小赌起来了。

专案组据此进行了分析，认为赌博赌到失火、押老婆的份上，那已经够得上赌棍的标准了。赌棍通常都具有丧心病狂的特点，在输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有可能铤而走险，那么，杀死梁有道任是有胆量干的。于是，组长富凌拍板：传唤任安宾！

任安宾被传到派出所后，侦查员却没有跟他接触，而只是将其晾在一边。干吗呢？富凌带着两个侦查员前往油漆铺子去搜查。搜查没有什么收获，不过，据任安宾的两个徒弟说，大前天晚上任安宾七点左右外出后，一直到半夜时分才回到铺子里，去了哪里不知道，师傅没有说，他们当然也不敢问。

侦查员于是返回派出所汛问任安宾，故意轻描淡写地提及大前天晚上他的活动情况，任安宾说他那天晚上没有外出，吃过晚饭就呆在店铺自己的那间小屋里看《说岳全传》，看了一会儿就睡觉了。侦查员又问之前和之后两天晚上的情况，任安宾皆称呆在店里没有外出。然后，又问是否认识“传辉商行”的职员张良行。任笑了，说我跟梁有道是朋友，时不时要去商行溜一趟聊几句天的，怎么会不认识张先生呢？别说张先生，就是刘老板也是熟识的。侦查员也笑了，认识就好，那你肯定也认识罗胡子和老蒋啦？任安宾面不改色地点头承认，却不知道人家已经成功地把他引进了一个套套，并且堵死了他可能会改口抵赖的后路。侦查员问，罗胡子和老蒋是什么角色？

任安宾到这时候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行将倒霉，以为侦查员感兴趣的是罗胡子、老蒋两个，于是不乏热情地把那二位的职业、住址和盘托出。侦查员让任安宾在笔录上签了名，说你的事儿结束了，现在你可以回去了，反正油漆店离派出所不远，有什么问题我们弄不清楚的，到时候再登门请教。任安宾于是一脸轻松地告辞而去，没想到自己其实已经被秘密监控了。

侦查员立刻去向老蒋和罗胡子调查，先是证实那二位大前天晚上没有作案时间，然后向他们了解任安宾跟梁有道的关系，得知任梁之间已经有了不少于六年的赌友交往。任的赌友颇多，光西安这边就有二三十个，其中有的是他的铁哥们儿，据说是结拜过的。侦查员听了心里一动，便问他们现在跟任安宾是否还有交往，是否知道任安宾那几位铁哥们儿的姓名住址。老蒋听了只是摇头，罗胡子则是摇头多点头少，总算还记得任安宾曾向他透露过有一个结拜兄弟江湖上绰号叫“鸡见愁”——估计是个精于行窃的偷鸡贼。

当天晚上，自认为已经渡过了难关的任安宾正在铺子里自斟自饮作小小庆贺时，侦查员再次登门。这回，就没有那么客气了，直接往市局带！

任安宾起初还想抵赖，但侦查员白天做的工作太扎实了，令他没有改口的退路，要想抵赖也难。于是，在挺到下半夜两点多的时候，任安宾终于被迫作了交代：梁有道确实被他所杀！

具体案情是这样的——

任安宾是个不折不扣的赌棍，他对赌钱的兴趣远胜于做油漆匠，可以说，一天二十四小时里，除了睡觉，他基本上都在盘算如何赢钱，就是睡梦中也会不由自主地将若干脑细胞消耗在赌钱上面。跟梁有道的赌博，不过是其整个赌博经历中可有可无的极小极小的一部分。因为任安宾是赌棍，而梁有道只勉强算得上是一个低级别的赌徒，梁跟他的赌博次数并不多，大部分时间，他是在外面跟他的那班狐朋狗友赌的，那才叫真正的赌博，赌资大不说，气氛也刺激，更要紧的是每个参赌者的赌风都很到位。

对于赌棍来说，赌风是很讲究的。所谓赌风，也就是赌博的行规.输了该怎样，赢了又该怎样，赌债不能欠，等等，一样样都规定得清清楚楚。而梁有道的杀身之祸，就是因为违反了赌博的行规，在赌风上出了问题。

梁有道赌钱的运气不算好，任安宾跟他赌博六七年来，梁有输有赢，总账应该为负数。可是，近两个月来，梁有道的运气似乎转了，赢多输少。梁有道有个不好的习惯，输了无话，三棍子打不出个闷屁；可是，一旦赢了，那就立马儿变成话痨，不但话多，还要哼小曲。这就犯了赌场上的大忌，但他却不曾意识到。随着一次次不断赢钱，梁有道不但加大了筹码，每局牌结束后，还一边理钱，一边点评其他三人的打牌水平。任安宾的名气大，可是这一阵子却是最大的输家，所以听到的点评也最多。任安宾最近逢赌必输，本来就窝着一肚子火，梁有道这种严重违反行规的做法更是火上浇油。那天，任安宾和两个铁哥们儿纪春兴、姜峰说起此事，气得端酒杯的手都在瑟瑟发抖。纪、姜两人一问，得知梁有道不过是个小角色，论职业最低档，论财富两手空空，论江湖还没人道，要什么没什么。这样的人还敢耀武扬威说三道四指点江山？那让他们这几个至少也算是江湖混混的脸面往哪儿放？姜峰是个火爆脾气，说任哥您啥也别说了，对这种家伙，只有一句话两个字：干掉！纪春兴立即附和，任安宾想了想，就点了头。

于是，三人对如何干掉梁有道进行了策划。正好这时梁有道被公安局拘押后刚放出来，犯罪方案也就随之产生了：针对梁有道嗜酒的特点，将其灌醉后，一根绳子打发进阎王殿就得了。

方案制定后，任安宾寻思夜长梦多，要下手就马上行动。于是，就跟梁有道约定9月21日晚上由他和另外两个朋友携带酒菜前往商行为梁“压惊”，梁有道自是乐意。杀害梁有道的过程与刑警的分析推断如出一辙：先是灌醉了梁有道，然后将其移至店堂，伪装上吊自尽。之后，三个凶犯又消除了现场的痕迹。

任安宾交代后，专案组立刻全体出动，连夜将另外两个凶手纪春兴、姜峰拿下。纪春兴和姜峰到案后，对杀害梁有道之事供认不讳。至此，梁有道命案的侦查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案子的侦破竟然还会牵出“双头刀客”那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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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蛛丝马迹

当时干部队伍的文化水平普遍都很低，文肓也不算稀奇。在专案组成员中，高一文化的陈增福算是“大知识分子”了，因此，凶杀案件侦破后，组长富凌就让陈增福起草结案报告。陈增福说我加入公安队伍还不到一个月，根本不知道结案报告应当怎么写，富组长您最好请别的同志做这事吧。富凌说，不知道结案报告怎么写，我可以给你一份以前的结案报告底稿作为参考。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如果有什么问题弄不清楚的，我授权你随时可以去看守所提审。

富组长把话说到这份儿上，陈增福只好点头服从。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他觉得有一个细节还没弄清楚，那就是凶手之一纪春兴当天是什么时候去的商行，是三个凶手中第几个进入现场的。陈增福认为这一点需要弄明白，因为追究凶手的法律责任时是要根据此类情节来区别责任大小的。因此，陈增福就决定去看守所提审纪春兴。陈增福绝对没有想到，他这一去竟然意外获得了“双头刀客”的线索！

纪春兴是一个喜欢饶舌的家伙，他跟陈增福见过一面——他落网后，专案组安排周梦公、陈增福负责讯问。师徒两人上阵，陈增福自然只有呆在旁边一声不吭做笔录的份儿。而周梦公呢，原先是憋着一股劲准备追查出“双头刀客”线索的，现在案情大白，查明凶手跟“双头刀客”没有关系，真是大失所望，心里的郁闷可想而知。他只想尽快把手头的活儿打发掉了回追逃队，因此，他的讯问很简单，就是盯着杀害梁有道的事儿，秋风黑脸态度很严肃。这样一来，纪春兴即使想饶舌也不敢。而这次情况就不同了，是陈增福一个人去讯问，而且案情已经大白，不过是补充一个细节，再说陈增福是新手上路，还带着明显的学生腔，纪春兴就觉得有机可乘开始饶舌了。而陈增福在问清楚需要问明的内容后，见对方有主动说话的愿望，寻思既然来了，那就跟他多聊几句，说不定还能得到些许另外案子的线索哩。

果然，纪春兴说着说着，忽然无意间冒出了一个内容，说6月初的一个夜晚，他应梁有道之邀到商行去打牌，一起去的另外两位是开杂货店的小老板朱阿清和“力穷车行”的少东家小孙。大约九点钟左右，有人敲门，他们以为是公安局来捉赌，都是一个激灵，立马儿把桌上的钞票收起来，然后才由纪春兴去应门。出乎意料的是，敲门的竟是一个女人，低声细语地问这里是不是住着一个姓梁的先生。梁有道听见了，更是意外，从门缝里看清外面确实只有一个女人后，就让纪春兴开门了。那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说话口音一听便知是西安当地人，穿着打扮有些妖娆，手里提着一个沉甸甸的帆布书包。她进门后，见里面除了梁有道之外另外还有三个男人，就谢绝了梁有道邀请她入内的话头，说我是受人之托，前来给梁先生送东西的。

梁有道那天赌运不佳，输得一塌糊涂，脑子不大好使，当下听着，简直一脸迷糊，说这位女士我不认识你呀，也没有跟人约过要送什么东西来，你是不是弄错了呢？那女人连连摇头，嘴里却不吭声，一双眼睛滴溜溜地在纪春兴三人脸上扫。三人中，纪春兴最机灵，当下就明白这个女人当着他们三个的面不便对梁有道开口说明事由，于是就挥手对另外两个赌友道：“去！我们上那边凉快一会儿。”三人就去了院子另一侧的水井边，坐在井栏上抽烟，耳朵里却是听着从上风头传过来的梁有道和那个女性不速之客的对话，虽然不可能听清每一个字，但大体上还能听清内容，大意是：这个女人接受一位朋友的委托，把这个书包送到梁有道这里来，请他收藏。梁有道再三追问这是何人让送来的，那女人压低了声音说了句什么话，同时还举手往自己脖颈上比画，梁有道就不吭声了，伸手接下了书包。

送走那个女人后，梁有道的情绪似乎有些异样，他把书包拿到后面卧室放好，出来说给这个女人一搅，我的赌兴都没了，今晚就算了吧，不玩了。赌场上有规矩，输家不开口，赢家不许走。梁有道是输家，他这么一说，纪春兴等三人也就罢休了。梁有道见他们同意罢战，显得很高兴，返身从屋里拿出三盒天麻，说这是刚才那个女人送来的，朋友共享，每人一盒拿着吧。这盒天麻，纪春兴现在还放在家里没动过。

陈增福听了纪春兴说的这番内容，心里对那个女人比画着脖颈跟梁有道嘀咕了什么顿生兴趣，寻思那个女人别是“双头刀客”派来跟梁有道联系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那个书包里的东西绝不会仅仅是天麻，很可能是“黄白绿”(黄金、白银、美钞)之类。于是，他就决定暂时把起草命案结案报告的事儿往旁边搁一搁，先去查摸一下这件事，如果初步查摸下来有点儿线索，就请领导定夺是否要展开侦查。陈增福这段时间跟老刑警侦查案子，已经有了些许心得，寻思先得查明6月初是否发生过神秘女子夜访商行之事，然后再决定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于是，陈增福就去找那天的另外两个赌友朱阿清和小孙。他在两处遇到的情况基本相同：对方听说是了解赌钱的事，立刻摇头否认，在说明并非捉赌而是调查其他案子并以“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名义作出“说话算数，保证不追究赌博行为”的承诺后，总算同意配合调查；接下来就好办了，两人当然都记得6月初的那次赌钱经历，所说的内容跟纪春兴交代的一致。朱、孙两人和纪春兴一样，把梁有道赠送的天麻好好地放在家里，连外面的盒封也还没动过。于是，陈增福就出具了借条，把那两盒天麻带走了。

然后再去纪春兴家。纪春兴是已经被捕的命案要犯，公安局有纪律规定，即使是承办人员因案子需要也不能单独去这等要犯家里，所以，陈增福就跑了趟派出所，邀了一位警察陪其登门。要做的事儿其实很简单，就是让纪春兴的家属找出那盒天麻，也是留了一纸借据。

第一步走完了，已经证实纪春兴所言内容属实。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呢？陈增福想了想，寻思似乎应该把这三盒天麻拿到商行去，请刘老板鉴定一下是哪里的产品，以判断那个女人以及她身后那个可能是“双头刀客”的家伙的藏身之地。陈增福反复考虑下来，觉得这样做并无不妥，于是就去了商行。

出乎意料的是，商行老板刘传辉看到这三盒天麻后脸上竟然露出了吃惊的神情，目光在天麻和陈增福脸上交替扫溜，最后小心翼翼地问：“小陈同志，请问您这天麻是从哪里弄来的？”

陈增福感到奇怪，遂问刘老板为何有此一问，难道这三盒天麻跟你有什么关系吗？刘传辉说不瞒小陈同志，这天麻是我这行里的，说着，起身去后面仓库捧出了六盒外包装一模一样的天麻，往桌上一放：“您看一下就知道了！”

陈增福不识药材，当然看不出天麻与天麻之间有什么差别，于是就看盒子。这是由硬纸板制作而成的长方形扁盒，有点儿像当时的苏式月饼包装盒，外面是用清一色的紫色印花纸张糊就，没印任何图案或者文字。这种包装盒，通常并非商家专门印制的，而是由纸行或者印刷社统一制作后，供应给有这方面需求的客户。而这种客户基本都是像刘老板那样的资本比较少的小老板。他们需要包装盒，但又舍不得拿出较多的钱钞花费在这方面去印制属于本行专用的包装盒，于是就使用这种成本较低的统一式样的盒子。那么，盒内的商品以及出售店家等内容如何体现呢？这个，他们另有主意，只要另外印制一张类似说明书那样的三十二开纸放在盒内就行了。

现在刘传辉拿出来的那几盒天麻的盒子里就有这种说明书，而陈增福拿来鉴别的这三个盒子里是没有说明书的，不过，刘老板还是一眼就认定这是自己行里的货。他解释说，商行在梁有道命案发生后的当天即对全部货品进行了盘点，发现短缺了三盒天麻。这些天麻是甘肃的一个客商年初拿来作为抵债款的，一共有二十斤，刘传辉就分装成四十盒放在行里出售。由于质量不错，价格开得也还公道，所以半年多下来已经销掉了四分之三，从账面上看，应该还剩下九盒，可是那天盘点了几次，翻遍了仓库各个角落，却只有六盒。天麻算不上名贵中药，所以刘传辉也就没向专案组报告此事，没想到此刻竟出现在陈增福手里。

至此，陈增福终于明白了：那天，梁有道是把商行里的三盒天麻拿掉里面的说明后，谎称是那个女人送来的而转赠给纪春兴三人了。于是，问题随之而来：梁有道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个女人送来的书包里装的又是什么？是谁让她送来的？以手在脖颈处比画，是不是意味着让她送东西的人就是“双头刀客”杜辛富？

这些问题，以陈增福目前的经验，是无法作出解释的。所以，到这一步，陈增福就必须向领导报告了。不过，他转念一想，报告之前，还是先跟师傅商量一下。

周梦公名义上还在尚未解散的梁有道命案专案侦查组，但其实已经回到追逃队效力了。陈增福费了点儿时间才打听到他的下落，急急骑了辆破自行车赶去。周梦公听了徒弟所说的情况，第一个动作就是翘起大拇指称赞：“好！小陈你已经具备了一个优秀刑警的分析能力了！”

往下该怎么做？周梦公说当然要向领导报告。可是向哪里的领导报告？是向专案组富凌组长报告呢，还是向追逃队毕克俭队长报告？这个，周梦公一时也有点儿傻眼。想了片刻，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两边都报告。陈增福向富凌报告，他向毕克俭报告。报告之后如何处置，那就是上面的事儿了，他们听命服从便是。

陈增福的意外发现乃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用王超北局长的话来说：“双头刀客”身上兜着数十条命案，这个发现比侦破了梁有道命案的意义要重大得多！局领导有这样的话，那部下们对此事的重视程度自不待言。当晚，局里的命令就下达了：由追逃队队长毕克俭同志挂帅组建一个七人专案组，负责侦缉“双头刀客”杜辛富。毕克俭与刑警队领导商量后，决定将原先梁有道命案专案组的原班人马全部调来，再增加一名谙熟西安地区社会隋况的留用老刑警郭钢，原专案组组长富凌担任副组长。

次日，9月27日上午一上班，专案组就集中到毕克俭办公室开会研究案情，制订侦缉方案。讨论下来，决定先去“传辉西北土特产商行”搜查，指望能够搜到那个神秘女人给梁有道送去的书包。

专案组七人当即全部出动，前往“传辉商行”，把老板刘传辉吓得不轻，对着一千刑警频频作揖，点头哈腰询问“这是干啥”。侦查员当然不能跟他说是为了搜查梁有道所获的那个书包，就没有回答，只是让刘老板和他那两名姓张的职员呆在院子里，由一起前往的派出所民警陪着抽烟聊天。

按照预定方案，搜查重点是梁有道生前所住的那个房间，如果没有搜出什么东西，再把范围扩大到仓库乃至包括院子在内的整个商行。梁有道住的那个房间在其被害后是被专案组封掉了的，眼下案件虽已侦破，凶犯也已逮捕，但是由于没有结案，所以至今尚未启封。当下，侦查员撕下封条，对整个屋子进行搜查。之前，侦查员曾经查看过这间屋子，因为只是例行公事，所以没有仔细检查。这回，专案组是带着目的来的，那就不是查看，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检查，而是彻彻底底的大搜查。毕克俭指挥众人把屋里的东西一件件都搬到外面去，搬一件搜查一件。侦查员对每件东西都检查得非常仔细，比如橱柜、抽斗，那就不单单是把里面的东西全部倒出来摊开在地上一一点检了，最后还得把一块块木板一一叩击一遍，看是否有夹层。

查到最后，屋里还剩一张床。这是一张古色古香的明代木床，有床围、床架、踏板、抽斗，放到现在就是一件价值不菲的古董，称为“明清家具”，送上拍卖会运气好的话甚至可以换套商品房哩！但在当时算不上什么，许多市民家里都有这种床的。所以，毕克俭就让侦查员把床拆了，分解成一件件构件拿到院子里堆放着。床拆光了，并未发现什么可疑物品。

专案组一干人站在院当中，对着堆放在一侧的家具发呆——搜查梁有道的住室没有收获，那就得搜查仓库、店堂甚至院子了，这得耗费多少劲儿啊？

毕克俭转着眼珠子，最后把目光停留在郭钢脸上：“老郭，你看……”

郭钢说了声“让我进去看看”，就进了屋子。毕克俭想了想，也跟了进去。两人不知在屋里嘀咕了些什么，郭钢出来后就问刘老板要水桶。从院子里的井里吊了一桶水拎进空无一物的屋里往泥地上就泼，然后，盯着地面看。稍停，郭钢说要挖土的工具。其他侦查员听了便涌进屋里，毕克俭指着进门右侧角落那块泥地说：“老郭说这处泥土渗水比别处慢，怀疑下面埋着东西，我们挖开来看看吧。”

老刑警郭钢的经验确实丰富，侦查员大黄把那处泥地往下挖了尺余深时，铁锹就触碰到了下面埋着的异物。换了个人用烧饭用的锅铲继续往下挖，露出了一个高约七八寸、直径六寸许的陶瓷坛子，坛口用数层油布严严实实地封着。把坛子移到地面上，打开，里面是金条、金元宝、金首饰——后来清点时去银行称下来，共有黄金九斤十四两(十六两制老秤)和十一件珠宝。

这次成功的搜查足以证实之前对“双头刀客”的猜测，专案组于是开始实施下一步侦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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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神秘女子

下一步工作是分头向在押杀人犯纪春兴、杂货店小老板朱阿清和“力穷车行”少东家孙家骏详尽了解6月初那个神秘女人夜访梁有道的细节。那个神秘女人是专案组访查“双头刀客”的关键角色，只有找到她，才有希望顺藤摸瓜查摸到“双头刀客”的下落。会议结束后，侦查员立刻分头前往上述三人所在地去调查了。

综合三路人马的调查结果，所获情况如下：那天的确切日期应为6月2日，阴历五月初六，是端午节的第二天，所以这个日子比较容易记得。纪春兴、朱阿清、孙家骏三人在那个女人离开后大约三至五分钟就被梁有道打发走了。出门后没走多远，就听见前面马路上传来一阵争吵声，一个女高音显得分外刺耳，不但分贝惊人，语调也是咄咄逼人。纪春兴j人当时并未在意，因为他们要拐弯从旁边一条巷子里抄近路，所以也就没有去看那份热闹。这个细节当时听过了也就过去了，但是，现在三人中有两位即朱阿清、孙家骏却不约而同回忆说，他们感觉那个声音极有可能就是那位给梁有道送书包的神秘女人发出的。这种感觉，用现在的说法，就是“直觉”。专案组认为有必要重视朱、孙两人的这种直觉。如果那天吵架的真是那个神秘女人，那么是谁在跟她吵架？为什么吵架？吵到什么程度？最后是怎么了结的？在整个过程中，那个女人是否留下了蛛丝马迹？

于是，专案组就决定对此进行调查。当然，首先是需要确定两点：那天晚上是否发生过吵架；如果确实发生过吵架，是否有那个女人参与。

侦查员邓宗虎、郭钢、大黄和陈增福奉命前往现场，一起过去的还有证人孙家骏。孙家骏把侦查员领到现场后，说当时他们三人就是在这个位置听见吵架声音的，究竟争吵些什么，因为相隔有点儿距离，所以他们都听不清楚。留用刑警郭钢在旧社会曾去南京参加过“中央警官学校”举办的一期警察业务培训班，虽然不过四个月，但还是从外国教官那里学得了一些东西，后来在破案工作中确实发挥过作用。当下，他就说夜晚安静，所以证人听到的吵架声应当比白天要远一些。证人无法分辨吵架者说话的内容，那与此刻我们站立的位置起码有二百米，我们可以按照这个距离分四个方向去查摸。

于是，四个侦查员每人一个方向前往访查。这项工作有些费神，而且是否见效也很难说。四人在划定的范围内一家家访查下来，忙碌到晚上七点，一个个口干舌燥、筋疲力尽，却没有一家居民对于三个多月前的那次夜晚吵架有印象。

当晚，专案组开了碰头会，研究后决定次日全组成员出动，加大访查力度，非要把6月2日晚上的那次吵架情况查摸清楚不可！

第二天，专案组七名成员全部出动，继续访查。中午在附近一家小面馆碰头时，还是个个摇头。组长毕克俭于是决定下午扩大访查范围，着重向那些沿街住户调查。

这一招果然有效。运气降临在新手陈增福头上，他访查到一户姓马的人家时，老主人说他记得有这么一桩事儿。六十四岁的马大爷早年在钱庄供职，后来钱庄关闭了又进了银行，一直到西安解放后军管会接管银行才退休。他干了一辈子的财会工作，脑子很是清晰，记忆力甚好。他告诉陈增福，6月2日是他小孙子的周岁生日，晚上家里备了两桌酒席庆贺，散席已是九时许。送走客人后，家里人在收拾残席，他嫌屋里烟酒气味太重，遂搬了凳子在家门口喝着茶吹风。刚刚坐定，从西边过来一辆自行车，骑车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打扮比较时髦，不过以他那双老法眼来判断，气质、素养有限得很。那女人的车速有点儿快，结果自行车就在距马老先生七八米处的马路对面巷子口跟一对从里面匆匆出来的青年男女发生了碰撞，男的及时避让开了，女的躲闪不及，一个脚板给自行车前胎轧着了。于是，双方就发生了争吵。马老先生不是一个喜欢凑热闹的人，没有过去看。片刻，老伴出来唤他进去询问如何处理亲朋好友送来的那些礼品，等他处置定当重新出来时，马路对面已经没人影了——想是已经各自走人了。

陈增福再次询问了那个骑车女人的年龄、穿着、身形等特征，确认跟纪春兴、朱阿清、孙家骏三人所说的那个前往商行给梁有道送书包的神秘女子相同，确定这两处出现过的女子乃是同一人。于是，立马就去向组长毕克俭报告。

毕克俭闻讯大喜，当即下令集中力量前往那条名唤思贤巷的巷子逐家调查，务必要找到那对青年男女。一小时后，终于有了收获：那对青年男女并非思贤巷的居民，而是该巷居民刘老太的女儿、女婿，住在第四区同德巷.那天晚上是来娘家看望老母亲的。因为谈的事儿多，离开得就晚了些。据刘老太说，那天晚上女儿被自行车轧脚板之事她是事后两个多星期女儿再次登门时才知道的，女儿说那天争论下来的结果是：那个骑车女人掏了五万元钞票(旧版人民币，合新版五元)作为赔偿了事。

侦查员邓宗虎、郭钢于是立刻去找刘老太的女儿曾仙玲了解情况，曾所说的情况与马老先生、刘老太两人所说的没有差别。邓宗虎、郭钢两人正感到失望的时候，曾仙玲又补充了一个细节，事后想来，这个细节对于侦破案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曾仙玲说，那个骑车的女人开头看上去很凶，可是当其发现她面对着的这对夫妇并不惧怕她时，忽然就改变了态度，主动提出愿意赔偿五万元。五万元在初解放的西安可以算是一小笔款子了，曾仙玲想想也就算了。但她的丈夫小王却觉得似乎不大牢靠，万一妻子的脚板给自行车轮胎这么一轧弄成骨折了呢？于是就悄悄看了看她那辆自行车的牌照号码，回家后立刻记在月份牌上。

侦查员当下一听就乐了：有了牌照号码，要查那主儿不是易如反掌了吗？于是就向曾仙玲供职的小学的校长说明了情况，代曾请了半天假陪同她回家去取那个号码。哪知，邓、郭两人高兴得早了点儿，白跑了一趟，并未拿到那个号码，这是怎么回事呢？说来简单得很——旧时的月份牌，就是如今我们所说的挂历，6月份的那页早就撕下来处理掉了！

邓宗虎、郭钢两人悻悻而返。向组里一汇报，人人都觉得可惜。毕克俭说你们没请他们再回忆回忆，说不定就能想起来了呢？号码不全也没关系，总比一个数字也没有要好些吧？有三四个数字的话，我们就可以去税务旧档案里查找了，找出一批号码后多费点儿劲逐个调查，大体上就能查到车主了嘛！邓、郭两人说跟曾仙玲说了，她答应回头跟丈夫说说，两人一起回忆，有了结果马上通知公安局。

这虽然可以给人一丁点儿希望，不过如果指望这点儿希望把下面的工作进行下去，显然是没谱的。因此，专案组还得走自己的调查之路。之后的调查因为已经知晓了当时那个女子争吵的范围，所以用不着满街跑了，只需在思贤巷那一带逐家访问居民，指望有人注意到那个女子的什么线索。这种工作一连进行了两天，没有任何收获。

梁有道命案发生的第十一天，是1949年10月1日，北京举行开国大典。西安市也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和游行，公安局几乎出动了全部警力，但上级没有通知专案组承担另外的任务。大家知道这是领导对侦缉“双头刀客”一案的重视，肩头上便越发感到沉甸甸了。一大早，毕克俭就下令：按照预定方案继续分头调查，中午在市局食堂碰头，汇总调查情况。

一个上午很快就过去了，中午在市局食堂会合时，毕克俭一看众人的脸色，就知道大家都没有收获。这天为欢庆新中国成立，食堂改善伙食，菜肴很丰盛。可是，专案组聚在一张桌子前，面对着平时连想也不敢想的大鱼大肉，都提不起精神，吊不起胃口。就在这时，门卫打来电话请食堂转告，说有一个名叫曾仙玲的女同志要求见邓宗虎或者郭钢。众人顿时一个激灵，随即全体跃起，不约而同一齐往外面走。

曾仙玲给专案组带来了一个好消息：那辆自行车的牌照号码找到了！

今天上午，外甥女跟着姐姐曾仙珍来她家串门。外甥女读小学五年级，算术较差，而曾仙玲正好是教五六年级算术课的，所以时不时就给外甥女补补课。今天自然也要补课，她出了二十道题目让外甥女做，最后分析讲解时，无意中发现外甥女用来做课外题目的那本用废纸订制的厚厚的本子中竟有几页是裁开的月历。当下她心里一动，便将本子翻过来仔细查看，发现竟然就是那张丈夫写着自行车牌照号码的彩页。原来，7月1日那天，放假的外甥女来找同样放暑假在家的小姨补课，见旁边有一张刚撕下的月历纸，就随手拿过来放进了自己的书包，她一向是这样见缝插针收集废纸用于订制本子的。当下，惊喜不已的曾仙玲连忙叫来丈夫检查，从裁开的废纸上找出了那个自行车牌照号码。

这辆自行车的年度牌照号码是当年3月份办理的，当时西安还在国民党统治下，好在那些旧档案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可以查到车主。但当天不行，因为欢庆新中国成立，各单位下午都参加集会游行活动去了，所以专案组只有等到次日再去查了。

第二天，侦查员大黄、陈增福顺利查到了车主：姓章名晓娟，女性，住址是第七区迎阳街理清巷七号，年龄不详，因为自行车牌照档案对此并无要求。但有姓名住址那已经是上上大吉了，于是立马儿前往。一路上两人老是担心车主不在家，待登门一看，章晓娟在家，却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姑娘，在私立泓光医院当护士。问到那辆自行车，小章连连摇头叹气，说那辆车是才买了一年还不到的次新车，没想到今年5月17日，也就是西安解放前三天给人偷了。说着，拿出了报失记录，是5月23日西安解放后第三天的——原来失窃当天她去向国民党警察局报案时，警察局上下人心惶惶，已经不受理任何案子了，所以一直到解放后才去报案。

好不容易觅得的线索又断了。毕克俭问大家有什么法子续上这条线索，留用刑警郭钢出了个主意，说据他所知，西安有一个黑市，在老米家桥那边，专在晚上交易，市场上有多种多样的物品出售，以赃物居多，以前他查盗窃案子时常常去那里撞运气，撞准的次数还是比较多的。现在离章晓娟失窃虽已有四个多月，但还是有可能查摸到那辆自行车的线索的，毕竟那是一辆次新车，这在黑市上是不多见的，估计黑市上的摊贩中可能会有人对该车留下印象。毕克俭听了窃喜，说老郭我还真要对了你呐，多熟悉当地社情啊！行了，这就去调查。老郭自然是少不了的，小陈像个学生娃娃，就装作淘旧货的吧，周梦公、大黄也算上，你们身手不凡，负责保护老郭和小陈。

原以为此番查摸必会费些周折，哪知过去却有一个意外惊喜：郭钢遇到了一个以前做过他的“眼线”的青年，这两年在黑市上练摊。郭钢认出对方后，就直截了当上去打听那辆次新车，得知该车在西安解放前后(具体哪天记不得了)由一个江湖绰号唤作“蛮刀”的小偷骑到黑市上，一看就知道是来销赃的。至于销给谁，那就不清楚了。“蛮刀”这家伙，听说上个月因偷窃失风被二分局便衣逮进去了。

侦查员马不停蹄立刻前往二分局看守所夜审“蛮刀”。这是个二十四岁的青年，大名叫关大奎。他供认西安解放前几天自己确实在私立泓光医院院子里偷了一辆看上去很新的自行车，当天晚上就骑到黑市上以十八个大洋的价钱贩卖给了“小寡妇”。

“小寡妇”是哪位呢？“蛮刀”说是曾经跟他家做过几年邻居的一个女人，姓金，好像叫金兵艳，十四岁就出嫁了，丈夫是税务局的。嫁过去不到半年，税警丈夫在下乡征税时遭乡民袭击被打死了，于是，人们唤这个年方十五就不幸守寡的女孩儿“小寡妇”。“小寡妇”后来情况如何，“蛮刀”不清楚，因为当时他家已经搬迁了。那天在黑市上巧遇“小寡妇”，双方多年不见，几乎互不相识了。认出来后驻步聊了几句，“小寡妇”告诉“蛮刀”她现在住在炭市街庆寿坊二十号，让大奎兄弟有空去她那里坐坐，然后又问自行车是怎么回事。“蛮刀”不好说这是赃物，便佯称受人之托前来出售。“小寡妇”说她正好想要一辆自行车，能不能便宜点儿卖给她，“蛮刀”于是就贱卖了。

侦查员着重询问了“小寡妇”的身材容貌，“蛮刀”所说的跟纪春兴三人以及曾仙玲夫妇描述的那个女人相同，于是就断定那个给梁有道送黄金珠宝的神秘女子十有八九就是“小寡妇”。

有姓名有住址，这对于专案组来说就简单了，毕克俭当即下令前往炭市街那边的派出所进行外围查摸。10月3日上午，三名侦查员兴冲冲赶去，派出所自是全力配合。可是，几个警员听了金兵艳这个名字，全都傻眼。于是又说“小寡妇”，马上就有两个警察点头，说有这么一个女子，住在庆寿坊，不过好像不叫金兵艳。于是就翻户籍资料，得知真名是金冰燕。

侦查员决定传唤这个女子，派出所马上派员前往。大约二十分钟后，去的那两个警员灰溜溜地回来了：据邻居说金冰燕至少七八天没有回家了！

侦查员顿时一惊：会不会是金冰燕得知梁有道被害，怕警方顺藤摸瓜追查到她，因此逃之天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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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刀客”落网

当天中午，专案组举行紧急会议商讨面临的形势，最后作出决定：全组出动查访金冰燕。

查访范围划定在金冰燕户籍所在地，每个侦查员划定若干户人家，逐户人室访问，向居民了解所有金冰燕的情况。下午四时，专案组结束访查，汇总得到如下情况——

金冰燕十五岁丧夫守寡时尚未生育，从年龄和社会经验上来说，还是一个少年人。同样是年轻守寡的婆婆给了她两个选择，一是回娘家，从此跟婆家无涉；二是留在婆家，允其再婚，等于是将她作为女儿看待，招一个上门女婿进来。金冰燕的选择却并不在婆婆划定的范围内，她说愿意留在婆婆家，但不考虑再婚。当时所有人都以为她不过是说说而已，哪知她竟然真是铁着心做到了这点。金冰燕似乎注定是一个容易受人注目的争议人物：她和婆婆一起生活，靠其摆摊头做小贩挣钱糊口，把婆婆侍候得很到位，尤其是五年前婆婆中风瘫痪后，她担负起照料婆婆的重担，日夜操劳。两年后婆婆撒手归西，金冰燕立刻生了一场大病，休养了三个月方才恢复健康。这种孝敬老人的表现，在炭市街庆寿坊一带有口皆碑。可是，在另一方面，金冰燕却被人们嗤之以鼻：她对婆婆许诺不考虑再婚，却没许诺“守节”。打从十八岁开始，就招蜂引蝶，不断跟各类男子频频交往，并非全是为钱钞，但也不是谈情说爱。到后来婆婆瘫痪后，则干脆把一个个男人引到家中留宿了。

西安解放前大约两个月，邻居发现金冰燕把—个大家以前从未有过印象的男子领进了家门。此人年约四十，中高个头，貌似文弱，穿着打扮也是一副斯文相，要么西装革履，要么长袍马褂，不过一副长相却是不敢恭维：眼睛一大一小，脸上零零星星地散布着一些麻子。据金冰燕对外透露，这位王先生是个药材商人，老家河南开封，常年在外经商，两年前丧偶。两人偶然相识，比较谈得拢，就租下了她家多余的那间房子。但是，由于王先生与金冰燕经常成双结对出出进进，所以邻居们都认为两人是姘居关系。

解放后，军管会发布公告让暂住人员登记，这位王先生消失了十几天，重新露面时，他对人说回了趟开封老家去办理证明了。果然，他向暂住人员登记处的工作人员出示了盖着开封市第二区相国寺镇人民政府公章的相关证明，顺利完成了登记。之后，王先生又在金冰燕这边住了两个来月，于8月中旬离开了，金冰燕对外说是他不借这边的房子了。

那么，金冰燕这一阵去了哪里呢？由于她是单独居住，所以没有人能够说得上来。不过，侦查员在走访邻居时获知金冰燕最近曾经向人透露过情况：她在第一区石家街那里买了房子，是一幢独门独院的平房，准备去收拾一下，至于是出租还是自己搬过去住，则还没决定。所以，有邻居认为她是去石家街那边收拾房子了。

专案组首先对那位王先生大感兴趣，认为此人很有可能就是“双头刀客”杜辛富。至于容貌的改变，可能是“双头刀客”为逃避追捕而故意为之。因此，专案组决定立刻以西安市公安局名义向开封市公安局二分局相国寺镇派出所发加急电报查询那封证明以及这位王先生的情况。其次的兴趣就是对金冰燕了，以金冰燕的经济状况，她是没有能力拿出一大笔钱钞去买一套独门独户的房子的。很有可能她跟杜辛富姘居后，由杜辛富出钱买下那套房子。往下，两人可能会结婚，成立家庭，这样，改变容貌、更名换姓的“双头刀客”就能以“良民”身份在西安合法居住了。

专案组于是决定连夜去石家街查摸金冰燕新购的那套房子，指望通过该房产查到金冰燕的下落。将金冰燕控制起来后，就可以真相大白了。

这时已是傍晚，但专案组还是派了三名侦查员前往第一区税务分局，通过值班人员联系上分局领导后，找到了那套房产的交易纳税资料，知晓了房产的确切地址以及房屋新产权人确系金冰燕。顾不上吃晚饭，一行三人即刻前往石家街。好运终于降临了——侦查员竟然一下子就撞着了金冰燕，她那辆被曾仙玲夫妇记下牌照号码的自行车就停在院子里的那棵大树下。而对于金冰燕而言，这个遭遇绝对是一个厄运，她当场就给侦查员带走了。

金冰燕进了局子后，对一应情况交代得很爽快—一

今年6月2日晚上，她确实骑着自行车前往“传辉西北土特产商行”给梁有道送去一个沉甸甸的书包。那是跟她同居的那位王先生委托她送去的，包里装的是啥王先生没有说，她也没敢问。梁有道当时不肯收下，她按照王先生事先关照的，对他说这是你的一个脖颈上有道疤的好朋友送给你的，书包里有一封信，你看过后就明白了。这么一说，梁有道马上就收下了。

王先生名叫王侃，是今年春节后跟在大街上摆摊出售煎饼的金冰燕相识的。他得知她的生活现状后，就提出要租房。租房后，两人就姘居了。王侃说他是做药材生意的，出手阔绰，颇投贪财成性的金冰燕之意，遂对王言听计从，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石家街的那套房产，早在今年7月间就已经由王出资让金冰燕买下了，没多久王侃就搬去住了下来。十天前，王侃说他生意上有点儿事儿需要离开西安一段时间，让金冰燕过去住着。金冰燕就搬了过去，次日王侃离开，至今没有回来，也没有任何消息。

这时，开封方面发来了加急回电，告知：查无此人，公安机关也未出具过任何证明。

这就清楚了，王侃的那份身份证明是伪造的！有着丰富追逃经验的毕克俭立刻指派三名侦查员携带武器前往那处房产去蹲守，如果王侃回来，立刻将其控制，如若王拒捕，可以开枪，击伤击毙都有功。

次日上午，根据王超北局长的指示，将金冰燕释放，让其返回石家街新住处监控居住，以便引诱杜辛富返回。

毕克俭从追逃队调了四名队员参加蹲守，连同专案组侦查员分为五人一班，静候杜辛富自投罗网。蹲守到10月17日晚上，一条黑影出现在那座小院前，稍稍停留片刻谛听动静后，也没敲门，越墙而入。门外蹲守的侦查员一个激灵，立刻佯装猫叫发出了暗号。哪知，已经进到院内的黑影察觉到不对，忽地转身扑向旁边的院墙企图逃窜。在院内守候着的侦查员二话不说就鸣枪示警，黑影拔枪还击，打伤了一名侦查员。几乎是同时，黑影也中枪倒地，负伤被捕。

这人正是王侃，“双头刀客”杜辛富的正身！

杜辛富被捕后，得到了很好的治疗，接受讯问时声称不想给专案组添麻烦，故对之前犯下的累累罪行供认不讳。他还说解放后已经预感到此番难逃追捕，故将其积蓄的部分赃物赠送给同胞兄长杜辛财。他当然没有想到，正是此举暴露了自己的行踪。杜辛富于1950年春节前被西安市军管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至于金冰燕，因查明其并不知晓杜辛富的身份，故不追究其参与转移赃物的行为，未受到司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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