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来了。
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展现在全国观众眼前。
导演黄建新团队从2016年就开始打磨剧本，一比一还原当时的真实样貌，用新的创作逻辑呈现截然不同的风格。
《1921》没有局限于单一的历史事件。
而是以多线性叙事为主分出了三条故事，达到由独立到回合的有效统一。
一条是欧洲反共势力对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的监视，他们突破重重阻力才顺利来到上海。
这是以往的主旋律影片一笔带过的部分，但《1921》对其进行了全景式的展现。
另外一条是日本特高课对在上海的共产党人士的严密追踪与监控，并且计划破坏一大会议。
这条支线给影片增加了谍战元素，多方势力在上海这片大地上明争暗斗，多次斡旋，形成犬牙交错之势。
同时，也借助紧张的局势从侧面反映出革命先辈立于悬崖，生死一线的危机，舍生忘死，拨云见日的意志，与召开一大，改天换地的迫切。
主线则是我们较为熟悉的五湖四海的党代表齐聚“一大”。
他们从民族危亡的困境出发，将青春理想化作救国救民、寻求真理的信念，突破国际各股复杂势力的监控和追踪，在上海共聚。
这三条线相辅相成，各自有一套叙事逻辑，又相互照应最终在“一大”召开的时间节点上实现密切地交织。
这样的拍摄方式与叙事结构可以将历史背景补充得更为完整，观众能够从中知悉更为细致而多元的历史细节。
除了剧情上的创新之外，《1921》中还有三个很燃的瞬间。
一是李达在不足10平米的狭窄、昏暗的小屋内挑灯夜战，废寝忘食地忙到天明，随后从天窗翻到屋顶。
他的表情由之前的严肃变成了阳光的笑容，张开双臂拥抱太阳，似乎把一切烦忧都抛在了脑后。
这是一种新生，对即将发生的改变的期望；这也是一种希望，对未来的期许；这更是一种向上的力量。
二是毛泽东拜会李达、王会悟，三人一起在弄堂口吃饭。李达说到自己熬夜写文章把胃搞坏了不能吃辣。
然后李达对毛泽东说：“我供货，你分销”，最后毛泽东、李达、王会悟一起为改变中国热情举杯。
如果单看这一段并没有多么的燃，但是与影片中受屈辱的一幕对比起来，一种激动人心的燃点便涌上心头。
影片开幕，鸦片战争的大炮强行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让中国遭遇“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
随后的画面是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军阀混战等历史事件的加速切换，一幕幕过去被翻篇式的交代。
那时的中国逆来顺受，只知赔款割地，现在有人为国家的命运担忧并付诸行动。
他们看到了旧时中国满地哀鸿遍地血，人民目不识丁，若想实现中华崛起必先改变思想的逆来顺受。
所以他们联合起来，为了中华崛起而奋斗，为了让人民当家做主而奋斗，这种为国家而奋斗的行为怎能叫人不心潮澎湃。
三是底层普通工人的反抗与呐喊。
1921年7月，上海英美烟厂的洋监工长期剥削工人，克扣他们的血汗钱，在李启汉的领导下，工人们举行大罢工。
可是厂方非但不理会工人们的愤怒，反而勾结警署肆意抓捕罢工人士，对他们实行棍棒政策，头破血流在工人间蔓延开来。
面对此等暴行，英美烟厂机车间八千多工人全体加入大罢工，他们彻夜斗争，在游行现场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
他们践行的是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耍他洋大人的威风。
正是因为他们的运动、精神与气节，才赢得了这场庶民的胜利，才丢掉了套在他们身上的锁链，获得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自由。
在拍摄手法与艺术风格方面，《1921》注重象征寓意。
如李达和妻子王会悟在天台聊天的那场戏，李达愤懑地对王会悟讲述自己带头抵制日货的故事，但要点燃货品时却发现火柴是日本制造。
他悲壮地说道：“偌大的一个国家，我们连自己的火种都没有”，这令李达悲愤不已，王会悟听后瞬间泪流满面，随后李达唱起了《国际歌》。
这一幕并不是凭空捏造的强行煽情而是国之现状的展现，也透过李达的言行举止突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火种即将到来。
还有两处，也有同等效果。
由于反动分子的破坏，一大被迫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红船上。
王会悟撑着伞，独自坐在船头听着里面慷慨激昂，虽然阴雨连连，但是她面带微笑望向远方，眼神中充满期待。
因为她看到了希望，即使前路荆棘密布，未来乌云笼罩，但终会有雨过天晴，拨开云雾见日月的一天。
湖面的涟漪有两层意思，一是微小的革命之势会在不久的将来形成滔天巨浪，挽狂澜于既倒；
二是尽管一大已经胜利召开，但是国内外意图破坏革命的势力于明暗处暗流涌动，不可小视。
电影里，李达数次都碰到一个小女孩，实际上这个小女孩本身就是“理想和希望”。
这些先辈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下一代能够不受屈辱，自由自在地成长，这是他们的希望。
彼时诺大的中国容不下一张书桌，难以让读书人挺直腰杆走路，他们不畏牺牲，敢教日月换新天，这是他们的理想。
小女孩是一个见证者，以现在的视角看待这些过去的伟人。
看他们筚路蓝缕，看他们矢志不渝，看他们以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看他们因一念救苍生，看他们让中国生。
她以跨越百年的致敬告诉这些先辈们，你们的理想和希望已全然实现，未来的中国已走出泥泞，未来的人民已当家作主。
这个寓意也与李达的“匆忙”前后对应。
上海租界隐蔽的印刷厂中，进步刊物正在夜色的掩护下如火如荼地印刷着。
此时，刊物作者李达匆忙赶来，急切地拜托工人们停印校正，因为自己翻译时将“人民”译成了“百姓”。
印刷工会的工人杨迪先一头雾水，他表示：“这两个词，有区别吗？”李达解释道：“百姓是泛指。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
一个词的差别就可以看出这些革命者的决心与志向。
一个小女孩的出现便能够彰显他们的坚持和努力没有白费。
片中这样的呼应能使电影的结构更加完整和严谨，也能使含义更加深刻，情感更加强烈，主题更加突出。
从而加深观众印象，引起观众共鸣，以点题、强调的方式提高表达效果。
有故事，有寓意，自然也要有演技才能撑得起电影。
陈坤饰演的陈独秀，一出场就带着一股决绝的气势，一身灰布长衫，手握《北京市民宣言》，在北京城南游艺园和“新世界”等地向群众散发。
当日，陈独秀被暗探逮捕关进大牢，他在狱中不卑不亢，仍以学士之姿寻求救国之道，与李大钊探讨中国的未来。
这场戏陈坤用演技把陈独秀这个人物立住了。
以前的陈坤演戏更趋向于表现派，在理解角色的基础上，通过外在的表现形式突显人物个性。
《1921》中的陈坤更像体验派，想人物所想，思人物所思，努力进入人物，然后表现出人物的情感。
他的情感是通过自身内在情绪而爆发出来的，如说出“军阀要我死，我要中国生”这句台词时，陈坤眼泛泪光，语气抑扬顿挫。
而后隔着栏杆与李大钊握手，说：“我们的使命，将将开始！”“将将开始！”，陈坤的眼神从悲壮变成了明亮，语气也缓和了许多。
这种角色前后的差别，陈坤都能准确把握人物脉搏，做到人物性格与特定环境的和谐统一，体会人物的喜怒哀乐，而非生硬的把对白讲出来。
也许，《1921》不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但是它的这份认真值得肯定。
毕竟电影作为当今最活跃的文艺样式，最大众化的文化产品，它绝对不是纯粹的商品。
它的文化含量和所折射出的社会责任感，以及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都应以提升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为己任。
这一点《1921》做到了，认真对待历史，真诚面对观众，观众便会给予正向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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