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我接二连三地参加了不少亲朋的婚礼，眼界大开。婚礼场面之宏大，气氛之热烈，花样之翻新，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可谓隆重气派、豪华热闹、美仑美奂。大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感慨。
回想自己“遭遇”的婚礼，则与之大相径庭，拨开动荡岁月的疑云迷雾，似乎多了些惊险与传奇。
甚至就在结婚的前一天，我和爱人还在单位参加批斗大会呢。
那是1967年3月的一个星期四，春风和煦，阳光宜人。学校操场上正在举行批斗牛鬼蛇神大会，临
近中午了，其紧张的阵势丝毫不减，发言的师生仍一个接一个，个个声色俱厉地揭发、批判、声讨。不时地有人站起来声嘶力竭地带领大家高喊：“打倒×××！”、“×××罪该万死！”、“×××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口号。
只差几分钟就12点了，批斗会还没有结束的迹象。我绕到站在后排长条凳上的爱人身后，轻轻地拍了拍她的后背，做了个回家的手势，她会意地从长条凳上跳下，我们便悄然离开会场，收拾心情，回去准备第二天结婚。
那时候，我和爱人在同一所中学任教，我们曾是高中同学。其实，半年多前我们就已经在当地街道办事处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只是因为没有房子，所以婚期一拖再拖，婚礼迟迟没能举行。不久前刚刚从朋友那里借了一间10平米的小屋，这才定下了结婚的日期。
说起那年我们结婚，似乎显得不合时宜。文化大革命呼啸而来，不期而至。大破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横扫“四旧”的革命洪流，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着神州大地，涤荡着一切污泥浊水。播放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宣传车日夜穿行在大街小巷；红卫兵敲锣打鼓，蜂拥上街，打、砸、抢、抄，无所不为。戴着高帽子游街、剃着阴阳头示众的人，时常出现在街头巷尾；走在上下班的路上，你会看到脖子上挂着“牛鬼蛇神”、“现行反革命”等牌子的人，顺着眼，低着头，诚惶诚恐地从你身边走过，人身受到侮辱，精神受到摧残。那时候，最流行的一句毛主席语录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狂热的人们誓言砸烂旧世界，涤荡这些污泥浊水，把他们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恐怖气氛弥漫着整个社会，人们变得谨小慎微。那年月，情侣们不能在街上牵手散步，谈情说爱更是讳莫如深,被视为行为不端，道德败坏，大逆不道，结婚似乎也变得不那么光彩。好在婚假还未被列入“四旧”，仍然法定三天。其时，全国大中小学已经停课闹革命，学校处于无政府状态，领导班子早已瘫痪，请假也不知应该找谁。我们索性自己批准自己，然而，却不敢越雷池半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呀。比如，哪天会否突然跳出个秋后算账的，也未可知。人心叵测，决不能让别有用心的人，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星期四、五、六这三天，就算我们的婚假，何况星期四我们已经上了半天班了。
老实说，我们并没有多少好准备的。除了亲朋送的脸盆、暖瓶、茶具外，一应家具全是以前家里用过的。至于传统的婚纱、婚车、婚礼、婚宴、闹房等，在那个非常时期已经基本绝迹了，谁有那个胆量敢冒着被扣上“四旧”帽子的风险，牵连上政治问题？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不仅适合动植物，对于有头脑、有思想的人类而言，概莫能外。
星期五上午我们忙活着买了些蔬菜、肉鱼之类的东西，中午邀请楼上唯一的一户邻居夫妇，与我们家人一起举行了简朴的婚宴。与平日稍有不同的是，每人眼前多了一盅红葡萄酒，及碰杯时溢满深情的美好祝愿。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更没有哔哔剥剥的鞭炮和孩子们兴高采烈从身后抛来的五彩斑斓的纸屑和彩带。大家边吃边说，边说边笑，倒也其乐融融。这便是我们的婚礼了。
星期一我们俩一起像平时一样照常上班，我们穿的也与日常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深色的毛料裤子略显挺括，透出一丝青春的气息。我们把事先买好的两斤喜糖分发给每一位同事，意在告诉大家，我们已经结婚了。
处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大家自然理解，没有哪个人认为不妥。
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我们不显山不露水，简朴的结婚方式，居然引起了几个女学生的误解，并赫然贴出了大字报。
这天上午，有位老师摇着头走进办公室，无奈地对我说：“杨老师，你看校园墙上学生贴了张什么大字报？可笑！”
那时候“造反有理”喊得山响，革命小将冲杀在前，所向披靡，教育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全国到处都在揪斗“走资派”，在学校里“师道尊严”扫地，学生可以恣意给老师写大字报。
出于好奇，我走到校园去看了那张大字报。题目是：“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广大群众”，我不知是怎么回事，便从头看起，文章前面引用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后，直截了当地点出我和爱人的名字，我好生纳闷，这是怎么回事？转念一想，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呀？反正身正不怕影子歪。我屏住呼吸，想看个究竟。接下来，文章严厉地指出“全校那么多老师，为什么只有你们两个人一起上班，一起下班？难道这不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作怪吗？为什么你们不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广大群众？！”
我耸耸肩，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嘴上不敢说，心里却是排斥的，过了几天，才慢慢平复。其实，写大字报的那几个女学生未尝不是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因为对这场摧枯拉朽的文化大革命，大家都不理解，何况青年学生？既然“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那么人家关注一下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岂不顺理成章？牵强附会，断章取义，移花接木、小题大做，是那个非常时期惯常的逻辑推理。爱情算什么狗屁玩意？早已成为生活的禁区，婚姻似乎也与政治时局格格不入，基于这样的背景，送你一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帽子，何须大惊小怪？
然而，我们的婚礼并没有结束，总有人“不依不饶”。
我们结婚已经五六个月了，一天傍晚下班回家，好几个大汉突然从我们住所附近冲出来，把我们堵在了大门口，吆二喝三地说：“好啊，你们俩结婚还偷偷摸摸的，我们要吃喜糖！”猝不及防的阵势让我们一愣，定睛看时，原来他们是我和爱人高中时期的几个同窗好友，已经在这儿埋伏很长时间了。
这是个迷人的秋日，风轻云淡。
“到家里吃。”我和爱人热情地招呼大家。先前在甚嚣尘上的阶级斗争声浪中似乎腾云驾雾的我们，此刻脚掌突然着地，从神游的天上回到充满真情的人间。确切地说，来到了世外桃源。
走进屋里，爱人给每人剥了一块糖塞进嘴里。大家吃着糖，这里那里地环视着，议论着：“屋子虽小，还挺温馨。”
彪形大汉高树楠故意作态，嘻嘻哈哈地扯着嗓子命令道：“你们俩脱鞋上床！”
“赶快脱鞋上床！”其余同学忍俊不禁，笑着起哄。大家同窗三载，相处融洽，虽然毕业十几年了，各奔东西，同窗之情却不减当年。不过几个同学结伴同行，突如其来，却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在那个人性扭曲了的年代，这份真情弥足珍贵。
恭敬不如从命。我们只好脱了鞋，爬上床。
“上床干什么？”我不解地问。
“干什么，结婚也不通知我们一声，你们以为逃脱了？”高树楠高门大嗓、振振有词，“现在婚礼继续进行，闹房开始！”
原来他们早有预谋，有备而来。自己想都不敢想的婚礼，老同学居然念念不忘，替我们做主，为我们操办。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千古佳句，可谓阅尽人间沧桑，饱尝人情冷暖、世态炎凉。“闹房” 尽管早就在社会上消失了，同窗好友却胆敢冲破樊篱，挣脱极左思潮的羁绊，决心将“闹房”进行到底。
“闲话少叙，书归正传。交代一下你们俩的恋爱经过！”一向文质彬彬的张友柏首先发难。
我沉吟了一会：“其实很简单，我们两人分配到一个学校工作，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彼此又是同学，交谈得就多一些，日久生情，自然就走到了一起。”
“那么，谁先提出来的？”性格沉稳的高开源慢条斯理地逼问。
“水到渠成吧。”我说。
“那不行，总得有个人先提出来吧？”大家穷追不舍。
“那好，是我。”我看赖不过去，赶快交代，争取宽大处理。
爱人莞尔一笑。
大家说着笑着，鼓起掌来，才算过了这一关。
“让他们唱个歌吧？”高开源发出倡议。
“唱歌不急，后面再说。”张友柏另有盘算，“让他们先啃苹果！”
接着找来苹果，用一根线把苹果吊起来，放在我和爱人中间，让我们去啃。
这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可以说司空见惯，可现在是什么时候？这算不算“四旧”？心中不免掠过一丝隐忧、一丝无奈。只不过大家情绪高涨，容不得你多想，毕竟同学之间没有危言耸听，没有尔虞我诈，诡谲的政治气候并没有改变同窗之间真诚的友谊。
叫啃就啃吧。开始我和爱人比较矜持，都不敢贸然行动，待我们正准备啃时，用线吊苹果的王长春同学随即往上一提，我们便立即刹车。
“不行，再不啃就要罚你们了。”这样反复了几次，大家提出抗议。
只好豁出去了，面对眼前的苹果，我和爱人伸着脖子，不时地交换着眼色，瞅准时机迅速向苹果啃去。聪慧狡黠的王长春极为灵活，突然把苹果猛地往上一提，我们来不及刹车，两人的嘴巴便啃到了一起。
小屋子里顿时爆发出撼天动地的哄笑。大家追求的无非就是这种尽兴地轻松与欢快；这种早已远离了生活的真、善、美。
在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年代，没有人敢奢望举行什么婚礼，然而，此刻我们竟然放松了紧绷的阶级斗争的弦，遭遇了迟到的“闹房”，真有些不可思议。这无疑为索然寡味的不正常生活激起层层涟漪，找回了生活的本真和久违的轻松，为我们的婚姻涂上一抹靓色，恰如暴风雨后明丽天空撒下的一缕灿烂的阳光。我相信，那是生活的馈赠。
前几天，在一位老同事女儿的婚宴上，我咀嚼着自己婚礼的陈年旧事，几杯酒下肚，五味俱全。脑海里不时地涌上几多苦涩、几多心酸、几多无奈 ，自然还有几多感动。
今天走入婚姻殿堂的青年人，或许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那段历史大惑不解，难以想象：你们干嘛活得那么压抑？那么沉沦？那么残酷？
如今，那个年代已经远去，那份真情和感动却直抵心灵的深处。提起如此沉重的话题，如果说这是我一个人的记忆，毋宁说这是一个国家的记忆，一个时代的记忆。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历史是无法回避的，时代在不断地进步。对苦涩过去的回忆，正是为了跨越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珍惜今天美好的生活吧，年轻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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