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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将刘全德抓捕归案，公安部门决定采取集中力量“张网捕鱼”和“见鱼撒网”的破案方案:以上海各大码头为第一道防线，安排大量警力加强警戒，计划敌特一上岸就将其一网打尽。几天过去了，公安人员在上海没有发现刘全德的任何踪迹。
然而，在此期间，胆大妄为的刘全德乔装打扮，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冒充市政府的工作人员潜入市政府大楼，作了一番详细的实地勘察。回到住处后，他画了一张草图，将陈毅的行走路线、办公室、会议室、警卫人员等情况，以及自己的行动路线和射击位置都标了出来，然后隐居起来，等待时机。
公安部门撒网已经一周了，侦查尚无突破性进展“刘全德到底到了上海没有？他的落脚点在何处？”扬帆觉得他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他在会上向大家宣布:“我们要主动出击！”
经过分析，扬帆认为已经潜入上海的刘全德很可能寻找一个隐蔽的落脚点躲起来，然后伺机行动。公安部门通过深入细致排查摸底，扬帆和侦查员准确掌握了刘全德在沪有四个交往密切的人，他们是姜冠球、张春帆、刘林鹤和史晓峰。扬帆遂下令立即对刘全德的关系人展开秘密调查。
陆仲达是上海旧警察局调查科情报股的便衣侦探，曾在毛森手下任职，因刘全德曾经担任毛森的副官，二人十分熟悉。上海解放后，陆仲达在上海公安局留用。因为他过去的工作关系，与刘全德频繁接触，还知道刘全德的密友姜冠球住在哪里。所以，他主动提出要到姜冠球的住处看看有没有刘全德的身影。
陆仲达的请求被指挥部批准，11月8日晚，他以拜访老朋友的名义敲开了姜家的门。本来，他只是想通过姜冠球打听一下刘全德的情况，谁曾想刚进门就看到刘全德坐在客厅里(姜冠球的母亲是刘全德的干娘)。
这次意外的相遇使陆仲达感到欣喜若狂，他急忙上前，装作很惊讶的样子，招呼道:“几个月不见了，你忙什么呢？想不到在这碰到你。”
陆仲达的出现，让刘全德十分意外。他听说陆仲达已被共产党留用，尽管心里局促不安，刘全德的脸上仍然流露出他乡遇故知的喜悦。起身与握手时，趁机从窗口观察外面的动静，当断定没有危险后，稍加宽心，言不由衷地说道：“我刚从舟山回来，准备通过姜冠球去公安局自首，听候政府处理。”
陆仲达听后哈哈一笑，知道刘全德是在试探自己，于是也假意诉苦:“共产党接管警察局后，原警察局的人不少被留用，可唯独对我不信任，已将我辞退了。今天来找老同学，是想请他给我介绍点生意，家中老婆孩子还等着吃饭呢。”聊了一会儿后，刘全德向陆仲达要了地址和电话，说改天再来拜访，然后起身告辞。
为了弄清楚刘全德要去哪里，陆仲达漫不经心地说:“那好，我们一起走吧！”两人出了姜家的大门，陆仲达心里琢磨着，如果一直跟着刘全德，可能会令他起疑；如果把他交给公安局，自己孤身一人肯定不是他的对手，为了不打草惊蛇，只得借口去看另外的朋友，与他分手。
20分钟后，市公安局的小会议室里，扬帆和侦察组其他人员聚精会神地听陆仲达讲述着刚才的情景。陆仲达面有愧色地说：“没能抓住刘全德，没有完成好任务。”扬帆安慰说:“虽然这条‘鱼儿游走了，但此行也有收获，知道刘全德已潜入上海，这就大大缩小了追踪他的范围。你已尽力了！”
等陆仲达走后，扬帆说:“既然已经看到了刘全德，而且是在他旧友家中碰上了他，证明先前我们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下一步侦察重点还是放在与他相识的人这个方向！”杨帆话音刚落，一个老同事就说道：“刘全德很有可能去找史晓峰，两人的关系也非常的密切。”
日据上海期间，潜伏在上海的刘全德曾打入汪伪特务机关第76号，在汪伪特工总部政治保卫学校任教官，史晓峰是他的学生。当时，当年刘全德暗杀佘玠后被四处追捕，是史晓峰冒着生命危险把他藏在了自己家里一个多月，直到他逃出上海。史晓峰对刘全德有救命之恩，所以两人关系一直特别密切。
基于这一情况，上海市公安局首先找到了高香圃，高香圃当年是刘全德的学生，跟史晓峰也是多年的旧友，过去经常联系。市公安局领导对其作了一番工作后，高香圃表示愿意鼎力支持工作。
当时，史晓峰在在山西路临近四马路(今福州路)处开了一家大叶内衣公司发行所,楼下做生意，楼上当住所。
11月9日晚，高香圃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到史家门口。正巧史晓峰从外面回到店里，看到老同学，很是亲热。史晓峰让高香圃上楼谈心，神神秘秘地说:“老兄，我让你见一个人！”
说着，推开房门，里面端坐着的竟然是刘全德。没想到这么容易就见到了刘全德！这真应了那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老话。
见到高香圃,刘全德心中顿时一惊:“你怎么来了？这些日子你在干什么？”高香圃想，既然撞上了就得先稳住他，逐渐打消其猜疑，再伺机脱身。"刘先生，真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高香圃故作惊讶地问:“您现在在哪里发财？”
一边寒暄一边落座，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聊了起来。高香圃拿出一张离职证明“诉苦”道：“共产党到上海后我一直失业，两位老兄能否介绍点生意给我做做，混口饭吃。”史晓峰端来酒菜，三个人边喝边聊。
刘全德不动声色地频频向高香圃敬酒，为的是把他灌醉，让他酒后说真话。为了打消刘的怀疑，高香圃来者不拒，喝了一杯又一杯。酒过三巡，刘全德已显醉意，戒心也有所放松。高香圃急中生智，趁刘全德、史晓峰不注意时，佯装醉酒，并要回去休息。刘全德见状也相信高香圃是真醉了，所以也未加阻拦。
高香圃在史晓峰的搀扶下，歪歪斜斜地推着自行车，走出了大门。拐过巷口，看到前方迎面走来两位巡逻的解放军，赶忙上前说明原委，急迫地说：“快跟我来，别让他跑了！”两名解放军战士跟随高香圃迅速来到史晓峰家，警惕地站在门厅两边。
“笃、笃、笃！””高香圃敲门。
“谁！”门内传来刘全德的声音。
“是……是我。”高香圃结结巴巴地回答。
“你怎么又回来了？”里面明显地警觉起来。
“我喝……喝……喝得太多了，这……这车子骑着不听使唤，先……先……放在你这儿。”
高香圃说得很在理。也有几分醉意的刘全德正躺在床上，想休息一会儿再走。他想在走之前休息一下，但是这次他犯了一个错误。门拉开了一条缝，高香圃顺势将腿一顶，两个解放军战士虎扑食般地冲了进去。
在高香圃的帮助下，刘全德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两个解放军战士摁住并绑了起来，史晓峰也成了阶下囚。
刘全德和史晓峰被押到了市公安局，主犯落网，对市公安局全体人员来说是个极大的鼓舞。但他们不敢松懈，决心一鼓作气将敌特分子一网打尽。
为了迅速查清刘全德同伙的行踪，他们一方面日夜严密监视刘全德的几个主要关系人，防止潜逃；另一方面，组织强有力的审讯班子，突击审讯刘全德，很快他就一五一十地交待了潜入上海前后的活动情况。
公安人员根据刘全德的供述，分头出击，迅速将刘全德手下欧阳钦、安平贵缉拿归案，并将邱信、江知平等19名窝匪抓捕归案。“天字特号”的“萤火虫行动”计划就这样彻底破产了。
虽然主犯刘全德落网，但事情还是不太圆满，因为根据刘全德的供述，此案还有一个叫劳有花的女特务，因为表现积极，给军统头子戴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4年，参加军统特训班，从此下落不明。直到这次执行暗杀任务，刘全德才知道，小护士已经成了潜伏者，在霍山路的一家诊所工作，奉命掩护并协助他刺杀陈毅。但刘全德跟劳有花还未来得及联系，便落入法网。
1950年8月，根据公安部指示，上海市公安局将刘全德押往北京，交由公安部接管。同年12月，刘全德被依法判处死刑。同案犯安平贵、欧阳钦等人在上海也被判处死刑。
与此案有关的其他军统特务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法律的惩处，但潜逃的女特工劳有花让公安部门感到十分担忧，这个女人太狡猾了，让她逃过这一次，今后她还会不会搅起更大的风浪呢？
原来，1948年11月，国民党知道大势已去，开始安排后路，其中一条就是安排大批潜伏人员，伺机破坏新中国的和平建设，劳有花的名字也被列于其中，毛人凤找其谈话，命令她留在上海潜伏，静待时机，并规定了联络方式和暗语、密码。
劳有花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特工，她同意潜伏，但拒绝保密局安排工作，她认为通过保密局安排潜伏是冒险之举，上下级关系不可靠。因为共产党会严查深挖国民党潜伏人员，只要抓到一个上线，就交出下线。
虽然当时在上海很难找工作，但她还是一个人跑遍了上海滩找工作。她好不容易才在霍山路一家诊所找到了工作。劳有花在诊所工作表现很好，深受大夫杜传耀的赏识，和同事相处得也很好。然而好景不长，杜传耀遭到土匪绑票后，虽然保住了性命，但钱财被洗劫一空，只得关张。
幸亏有杜传耀的热心介绍，她去了曹家渡的一家纱厂,还是做医务工作。初来乍到的劳有花，很快就被厂老板看上了，老板见她很有几分姿色，便起了色心，很快他们发展成为了情人关系。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劳有花始料不及：患有心脏病的老板猝死了。
因为劳有花与老板有染，老板的妻子早已怀恨在心，便将她赶出了纱厂。劳有花于无奈之下，只好离开。不久，她在卢家湾一家私人诊所找到了工作。
这时，上海已经解放。按照保密局的潜伏规定，她用代码写了两张纸条，分别写下自己的职业和新地址，贴在大世界后门和十六铺大达码头的广告牌上，以通知她的顶头上司。这是她和上峰沟通的唯一方式。
1949年10月初，劳有花突然接到一封没有落款的信函，用密写药水显示出来一看，是保密局总部的给她下达的命令，要求她立即收集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市政府要员的出行、生活情况，所列名单上的第一个人就是陈毅，后面还有谭震林、曾山等人。劳有花意识到国民党已经决定要对中共高级干部实施暗杀行动了。
10月底，劳有花又收到了一封挂号信，是毛仁凤直接下达的指令:即将来客，准备接应，务予配合。这位“来客“便是刘全德。但是，毛人凤交给刘全德跟劳有花的联络点还是霍山路诊所，当时劳有花已经离开了诊所，这让她成了漏网之鱼。
之后，劳有花便开始等待“海外来客”来跟自己联系，等来等去一直没有等到。1949年11月10日，上海的报纸刊登了刘全德落网的消息，劳有花知道自己在上海待不下去了，就逃到了山东济南。劳有花在济南有个表妹，抗战后期曾经去过重庆，两人一直保持联系。
解放后，表妹嫁给了一个解放军军官，她自己也成了政府干部。在表妹的帮助下，劳有花被安排到济南一家私营工厂的医务室工作。
短暂的稳定之后，劳有花警觉地观察着外界的形势，她知道共产党已经站稳了脚跟，便动起了过太平日子的念头。在日常工作中，她非常活跃，逐渐赢得了同事们的信任，躲过了一次次镇压肃清运动。当时，劳有花所在的工厂已成为公私合营企业，劳有花也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生产者，还写了入党申请书。
到1958年初，工厂党组织正式派人找劳有花谈话，然后叫她填写登记表格和个人简历,要求如实填写，并且需要列出证明人以及证明人的身份和地址。
劳有花对此早有准备。她把自己从南京教会护士学校一直到在重庆军统局、南京保密局的经历篡改为：考取护士学校毕业后在重庆、南京的私人诊所工作，一直到1948年底到上海谋生。证明人是她的表妹。
工厂党组织给上海发了两封公函:一份是发往上海市卫生局的，请求卫生局代为找到杜传耀，对劳有花的信息进行调查核实；另一份是按照劳有花表格上的地址发往曹家渡工厂的，地址估计是不会错的。
前一封公函还在上海卫生局打转时，后一封公函已经发生作用了。正如发函者所料，曹家渡工厂已经公私合营，仍在曹家渡原址，医务室人员还是老样子。
当年劳有花逃离上海后，上海市公安局曾根据一些线索多次到曹家渡工厂调查劳有花，并要求工厂党组织一有劳有花下落的消息，必须立即报告公安局。
工厂党组织知道这封公函的分量，立即送到了上海市公安局。这个悬案的记录仍保存在上海公安局的档案中，虽然当时的经办人已经调离了原先的岗位，但一查之后马上弄清楚了。
在获悉劳有花有了最新的消息后，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签署逮捕令，派遣公安火速前往济南对劳有花实施逮捕。
落网后，劳有花对协助刘全德刺杀上海市领导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至此，国民党保密局特工刘全德等敌特人员全部落网。
拙文一篇，文笔不成熟，恳望列位看官见谅或赐教。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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