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清史学家孟森称为“嘉道守文”的嘉庆和道光两位守成之主，处理“教匪”起义，应对漕粮、河工、盐政等弊政，已耗尽了“咸与维新”的热情。鸦片战争猝临，道光遭遇清王朝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然而，当这场战争败局已定，谁该为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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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内争与鸦片战争》

[美]詹姆斯·m·波拉切克著

李雯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对中国人而言，19世纪上半叶是近代百年苦涩历史的开始。酝酿这种苦涩历史的嘉庆和道光两朝，在历史和文学研究领域被贴上“嘉道中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等诸多不光彩的标签。

始自乾隆朝的晚清普遍性社会危机在嘉道时期未得丝毫扭转。被清史学家孟森称为“嘉道守文”的嘉庆和道光两位守成之主，处理“教匪”起义，应对漕粮、河工、盐政等弊政，已耗尽了“咸与维新”的热情。鸦片战争猝临，道光遭遇清王朝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然而，当这场战争败局已定，为何清政府外交政策仍在严厉排外与机会主义之间摇摆？谁该为此负责？

文人该为鸦片战争负责吗

《清朝内争与鸦片战争》作者波拉切克认为，嘉道时期崛起的文人精英应当对此负相当责任。这本关于近代中国研究的经典之作，意在探究“1840年中英战争或鸦片战争中明确无疑的失败为何没能促使中国对外交及军事策略进行改革”。与费正清、史华慈等从中国儒家中心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出发不同，波氏更关注“朝堂政治”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在波氏看来，鸦片战争前后，朝廷的重要决策主要由两派利益集团左右，一是汉族文人精英，如林则徐、黄爵滋等人，他们倾向于不妥协地战斗；一是满人利益集团主导的亲条约派，如琦善、穆彰阿等人，他们更为务实且倾向于缔结和约。

全书共分七章，第一章《文人再度崛起》、第二章《春禊派的兴起》、第六章《顾祠会祭》，主要论述文人集团势力如何在嘉道时期崛起，最终形成主导晚清外交的新势力。第三章《禁烟政治》、第四章《广东胜利的神话》、第五章《有关战争的争论》，则围绕鸦片战争前后的朝廷政治争斗，呈现两派势力不断对抗的复杂历史现场，最终导致“亲条约派力量微弱而其周围的孤立主义思想家却影响大增的体制问题”。第七章《满人外交的终结》，即随着咸丰皇帝的登基，穆彰阿、耆英随即倒台，那种不受文人影响的外交政策一去不复返，而清政府也不再为适应国际外交环境而扮演积极角色。

波氏认为，鸦片战争前后，文人在重要节点均犯下诸多错误。波氏指出，战后文人创作的大量关于“海事”的诗文及著述，仅仅是文人主战派对其行为招致失败而作的辩护。

嘉道政坛的“晚明风”

文人是否该为鸦片战争负责值得商榷，然而文人成为19世纪政坛一股值得瞩目的势力颇值注意。早在1976年，波氏在其博士论文《19世纪早期中国的文人团体与文人政治》中已明确指出，应当注意嘉道时期文人的“声音”。该文主要探讨宣南诗社、经世派文人的改革事业以及“清议”政治文化的兴起。波氏追问：为何文人在19世纪上半叶开始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崛起，这股新崛起的势力对整个政坛意味着什么？需指出的是，波氏所关注的“文人”，主要指19世纪活跃在京师宣南的汉人科甲精英，即“宣南士人”。在其博士论文中，“文人”一词等同于“士大夫”。

嘉道时期发生了三场声势甚大的文人集体活动，分别是宣南诗社、春禊派和顾祠会祭。宣南诗社始于1814年，即天理教起义后一年，衰落于蒋攸铦和陶澍倡议海运失败的1827年。春禊派与黄爵滋、徐宝善关联密切，背后则受潘世恩影响，在1826年左右开始活动，至1835年曹振镛去世而迅速获得政治上的成功，在随后的禁烟运动中发挥重要影响，并与林则徐结盟。随着鸦片战争失利，春禊派活动消歇，取而代之的是1844年京师慈仁寺修建顾亭林先生祠，以顾炎武为偶像而举行的会祭活动。顾祠会祭与祁寯藻、潘世恩等人渊源甚深，最终成功促成穆彰阿的倒台。

受翁方纲崇拜苏轼的影响，三场活动均树立集体膜拜的偶像。在宣南诗社是郑玄、苏东坡、朱彝尊、王士禛；在春禊派，则是欧阳修、王士禛和徐乾学；在顾祠会祭，则是顾炎武。借着为这些历史人物过生日及春秋修禊的号召，文人们定期集会。这种文人的集体活动，令人联想到晚明结社及东林党的活动。事实上，尽管在宣南诗社时期，集体活动的政治倾向尚初萌苗头，但他们已通过看似纯粹的文学活动，物色适合在各省任职的官员，从而组建永久形态的朋党门生网络，以参与帝国的改革事务。等到春禊派登场，文人们毫不犹豫地推崇“明朝风格的文学和政治哲学”，认为即便没有官职，文人也可直接参与政治表达。管同、方东树、鲁一同、姚莹等人甚至公开为“清议”辩护。当顾炎武成为新的学术象征符号和理想士人典范时，士人的反抗精神得到更大的鼓舞。

波氏对嘉道时期三场文人集体活动的梳理，为研究这一时期文人密切联系的交往模式、师友门生之间的恩庇关系、审美理念和诗文风尚提供了纲领性的架构。近20年来，中国文史研究界对宣南诗社、春禊派和顾祠会祭的研究均与波氏的研究成果沾溉良多。一些修正性的成果也陆续涌现，如段志强在《顾祠：顾炎武与晚清士人的人格重塑》一书中认为，现有材料无从推断祁寯藻等人可作为顾祠“保护人”，顾祠会祭也未有明确的政治意图。然而，笔者认为，政治史研究恰恰需要部分合理“想象”。三场文人集体活动表面看均是寻常文人雅集，现存材料多为平淡无奇的诗文，但集体活动中文人究竟议论了什么，密谋了什么，文献虽无记载却也不能推断并无其事。况且，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祁寯藻尽管赞助姻亲张穆建造顾祠，在道光年间却从不参加顾祠会祭，直到咸丰年间穆彰阿倒台之后，祁寯藻父子才开始频繁参加顾祠活动。祁寯藻在道光年间刻意保持与顾祠会祭的距离，可能恰恰说明顾祠会祭具备反对穆彰阿的政治企图。

可能由于无法在朝廷最为核心的政治议题上发言，嘉道时期的文人集体活动才联翩蔚起，不断发出参政议政的声音，也预示晚明“士骄”之风重新兴起。波氏此论，对理解嘉道以后的士论兴起有重要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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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电影剧照

难以承担的历史责任

在新近发表的《重估十九世纪中国》一文中，卫周安（编者：上海纽约大学教务长）对近年出版的一系列研究19世纪中国的海外著作评述后认为，对这一时段而言，“认为帝制时期的中国，执念于过去，除非万不得已，绝不接受新思想”的见解应该抛弃。但来自《清朝内争与鸦片战争》的启示仍提醒人们，至少19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对新思想的接受确实不容乐观，这既体现在对文人改革者意见的拒绝，也体现在对满人亲条约派策略的摒弃。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波氏明确表示，他之所以大费笔墨论述文人如何崛起并影响政策，目的是弄清楚“19世纪初的几十年时间内文人为何特别难以在政治上表达自己”。然而，与其说文人政治表达困难，不如说政治表达被倾听更为困难。当魏源信心满怀地写毕《海国图志》时，却不知如何呈递给朝廷。魏源曾写信请著名御史朱琦转呈朝廷，但后者也束手无策。在《寄魏默深刺史》一诗中，朱琦透露了这种无奈：

魏子别我时，授我一编书。谓是《海国志》，幽遐靡弗宣。方今急边防，疲氓未息肩。苦心著此书，搜讨颇有年。始议战与守，继绘其山川。岛屿涉穷发，一一列简端。所惜身卑微，无由达天关。捆载悉见付，谓我宜代陈。凉秋事稍暇，按图窥九边。孰为佛朗西，孰为弥犁坚。孰为欧罗巴，葱岭相钩连。孰为准噶尔，畛壤接荷兰。展卷尚茫昧，掩卷为长叹。边防须整顿，所急惟材贤。天下理万几，日昃无余闲。况闻兹书出，市贾纷雕镌。辇下诸要人，争买不计钱。天聪倘易达，无竢予小臣。持此谢魏子，久要愧前言。（《怡志堂诗初编》卷四）

从诗中所述，可看出这本书对拓展边疆知识、对处理道光年间边防危机均大有裨益。但“天下理万几，日昃无余闲”，皇上太忙，根本没有时间理会进呈书籍这样的小事。这当然是愤懑之语，这种带有危险性的牢骚，朱琦毫无保留地倾吐给了魏源。当然，朱琦并未完全断绝魏源的期待，而是指出《海国图志》在京城的行销甚好，与皇帝亲近的达官贵人争相购买。朱琦觉得，假如皇帝能听得进，有那些近臣汇报足矣。朱琦只能如此向魏源表示歉意，歉意的背后其实已明示，皇帝并非看不到《海国图志》，而是不想采纳。

波氏诸多论说与国内主流观点均有扞格，而其认为文人导致鸦片战争后一系列改革未能启动的观点也值得商榷。毕竟，在鸦片战争期间，恰恰是道光和战不定的犹疑，才使得整个局势摇摆不定。战后，文人势力和满人利益集团势力的消长，也完全取决于皇帝。

从《海国图志》这个小故事可看出，嘉道时期的文人并非存在政治表达的困难，而是这种表达无法发挥作用。即便是热衷参与政治运作的宣南诗社成员，如蒋攸铦和陶澍，已官居两江总督，他们要推动漕粮海运，也困难重重，至多试行半年即告停止。如按波氏言说，蒋攸铦和陶澍的失败，是因为触动巨大的满人利益集团，毕竟漕督、河督、盐政等重要位置都由满人把持。可别忘了，皇帝也是满人。由此，如果波氏关于文人应为鸦片战争前后清朝外交改革停滞失败负责的推论成立，那么文人所对抗的，也不仅仅是所谓满人集团，还应包括皇帝。可是，文人集团哪怕再壮大，又如何能战胜皇帝而承担关键性的历史责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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