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 年 1 月，谢文东带领三十余人在方正县东南七十里处的山寨中休整。
此时，他们偶遇李杜将军旧部军官李华堂所率领的抗日队伍。
在李华堂的劝说下，双方共同带队前往延寿、宾县一带活动。
1 月底，他们在宾县三道河子寻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
经过商谈，赵尚志军长应允给予帮助，且约定有事共同行动。
当年春季，他们率领队伍来到方正县大罗勒密镇，三方经过商议，决定以三方队伍为基础，组建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并推选谢文东为委员长，赵尚志为总指挥，李华堂为副总指挥。
在庆祝指挥部成立的大会上，众人决定联合进攻方正县域。
同年 3 月 9 日，联合军四百五十余人将方正县城包围，中午 12 点，第三军首先从东面攻入城内，击毙伪警察小队长一名，致使四名伪警察受伤，缴获步枪十五枝，俘虏伪警务股长一人，还烧毁了日本参事官、指导官的住宅，随后部队安全撤出。
紧接着，他们又联合攻打了半截街、新开道、老五团局所、楼山局所等山区。
同年 8 月，他们再度联合袭击依兰县五区的兴隆镇。
民众救国军单独在刁翎活动时，还占据了百顺沟，袭击了三满里的伪自卫团。
9 月中旬，谢文东队伍与三军一团、四军二团以及李华堂部队联合攻打南刁翎，敌警卫营营长投降后被编入民众救国军。
1935年10月，民众救国军在日军冬季讨伐中遭受重大损失。在赵尚志的建议下，1936年1月，谢文东率队北上，渡过松花江，抵达汤原县黑金河。
在这里，谢文东及其队伍受到汤原抗日游击队的热情款待，并受邀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的扩大联席会议。
同年2月，谢文东返回依兰时，在抗联四军的协助下，收编了刁翎北面的“山羊”山林队，民众救国军的实力得到进一步扩充。6月，谢文东带领队伍攻打庙岭森林警察队，缴获夏衣24套、皮鞋16双、子弹带66条、雨衣5件。在这一年里，民众救国军在共产党及其他抗日队伍的帮扶下，活跃于依兰、勃利、延寿、宾县以及松花江以北的广阔地区。部队规模发展到三四百人，编为4个团，分别由段连升、关文吉、徐德民、赵庆祥担任一团至四团团长，并且在牡丹江西岸的老爷岭构筑了密营。
为推动谢文东共同抗日，发展三江地区的抗日斗争大好形势，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依据《八一宣言》精神，在抗联五军党委和五军二师政治部主任刘曙华的协助下，将民众救国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谢文东任军长，滕松柏为副军长，刘曙华为政治部主任，于光世为参谋长。
抗联八军成立后，得到中共吉林特委和抗联五军军长周保中的支持与关怀。
五军抽调一批政治工作人员来到八军，帮助建立政工系统，这些人员分别担任师政治部主任和团政治委员，积极开展建党工作，发展新党员，进一步扩大了党在八军的政治影响力。
为培训基层干部，还成立了教导大队。
周保中军长亲自做谢文东、滕松柏的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八军内部以及对外关系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与纠纷。
通过这些努力，八军的混乱局面有所改善，战斗力也得到了增强。
中国共产党在对八军进行整顿工作的同时，还协助他们不断收编抗日山林队、义勇军以及过去曾属于民众救国军的队伍，从而扩大了武装力量。
到1937年6月，谢文东的队伍在原有4个团的基础上发展到6个师、1个独立大队，人员增加千人以上。
当时，一师师长为秦秀权；二师师长是关文吉；三师师长是王自孚，师政治部主任为金根；四师师长是尤连富，师政治部主任是柴荫轩；五师师长是董宪章（报号天义）；六师师长是赵庆祥。
他们分别在依兰、勃利、桦川、富锦、方正、延寿等县的广大地区活动。
同年9月，伪军团长赫奎武带领该团450名伪军投奔抗联八军，被编为八军第七师，赫奎武任八军副军长兼七师师长。
此时，八军人数超过2000，达到该军的鼎盛时期。
1938 年初，抗联八军加入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序列，成为松花江下游地区抗日队伍中人数最多的一支劲旅。
自 1936 年 9 月谢文东率队改编为抗联八军，至 1937 年 8 月，在这一年的时间里，这支队伍与日伪军展开了大小 26 次激烈战斗。
1936 年 11 月 4 日，八军一师的 300 多名步骑兵在依兰县团山子蚂蚁浪与伪军混成二十七旅的讨伐队狭路相逢，经过长达 6 小时的浴血激战，击毙若干敌人，缴获敌迫击炮 2 门、重机枪 2 挺、战马 5 匹。
1937 年 3 月 20 日零时 30 分，八军与三、五、九、四军联合攻打依兰县城，八军负责攻打北门。
在于光世参谋长的指挥下，部队从县城西北角突进北大街，以火力封锁敌人炮台，向伪银行和伪县公署发起猛烈进攻，消灭了日军警卫人员，击毙日本井口指挥官，破坏了伪县银行的设施。
随后，又与前来增援的伪军展开激烈巷战。
在此次联合战斗中，共打死打伤日军 20 余名、伪军数名，俘虏 15 名，缴获步枪 14 枝、手枪 4 枝、弹药 406 发。
与此同时，八军一师配合五军二师在双河镇成功阻击增援的日军，击毙日军 220 名，缴获步枪 130 枝、轻机枪 3 挺、迫击炮 2 门。
同年 8 月 13 日，八军与二、四、五军协同向驻守三道通的日军发起攻击，在五军柴世荣的指挥下，打死打伤日军 40 余名，缴获步枪 4 枝、弹药 500 发。
同年 8 月 20 日，八军与五军二师的七、八两团及独立师在土龙山区五道岗设伏，伏击日军黑石部队。
从上午 11 时一直激战到下午 4 时，共击毙敌人 300 多，击伤 500 多，打死敌战马 200 余匹，缴获马枪 210 枝、轻机枪 10 余挺。
这些战斗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为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1937 年 9 月 11 日，伪军团长赫奎武，被编为抗联八军七师开往五道河子驻地时，日军出动大批飞机，沿牡丹江流域不断侦察、轰炸，并出动 1500 余名日军封锁牡丹江，对其紧追不放。
随后，八军军部及一师一团和七师撤退到方正县无影山密营。
敌人又抽调依兰、延寿、方正三县的兵力，向无影山发起进攻，围困长达半月之久。
此时，八军在山中的口粮耗尽，天气渐冷却又无棉衣，生活极其艰苦。
在敌人的围攻诱降下，赫奎武于同年 10 月 30 日带领七师的 200 多人叛变，重回敌人营垒。
这一事件，打开了八军上层人物投敌的缺口。
11 月，日本侵略者在各地方施行“归屯集甲”和“连坐法”，使抗日队伍与人民群众失去了联系。
同时，日本侵略者还开始进行冬季大讨伐。
当时活动在依兰、勃利一带的抗联八军，遭到了日军石川部队与和田部队的围剿，不得已进入深山密林。
山中缺吃少穿，携械投敌者日益增多。敌人又把变节分子派回抗联原部从事离间、劝降活动，有的还给敌人带路，进山围剿抗联。
在这种险恶的处境中，八军二师七团于 1938 年 4 月在依兰县道台桥遭日军袭击，团长李凤武于 5 月底向敌人投降。
八军一师一团在勃利遭敌人围剿时，副师长徐德明、政委贺成久壮烈牺牲，部队随之瓦解。
八军四师一名副官携带 6 枝盒子枪、6 枝手枪、4 枝步枪和部分人员，到依兰肖正屯投敌后，又带 2000 余名日军进攻七星砬子抗联密营，使八军四师政治部主任柴阴轩在战斗中牺牲，部队大部溃散。
在密营遭到严重破坏的同时，八军六师师长赵庆祥，参谋长刘廉汉于 1938 年 6 月 24 日，带领 23 名部下到勃利县向日军投降；
五师师长董宪章也于 9 月初率残部 15 人到方正县投降了敌人；
三师师长王自孚带领 55 人，于 9 月 5 日到勃利县投降了日本宪兵队。
随着部队的逐步瓦解，抗联八军仅剩下军部和二师的残部。
谢文东、滕松柏以及二师长关文吉率领着这些残部，悄然躲进了刁翎一带的深山之中。
10 月的某一天，日军讨伐队在五道河子森林里意外发现了谢文东的密营，旋即发起猛烈进攻。
谢文东毅然下令与敌人决一死战，瞬间便将冲在前面的几个日军击毙。
敌人遭遇抵抗后，立刻以炮火掩护，驱赶部队朝着密营全力猛攻。
在这场惨烈的战斗中，谢文东的叔伯兄弟谢文章和他的三儿子谢生堂不幸被打死。
他的大儿媳杨秀贞刚生完孩子没几天，身体极度虚弱，行动艰难，为了不拖累亲人，她毅然用手枪自杀。
他的二儿子谢生顺在突围时负伤，被日军抓走后立即被枪毙。
谢文东 70 多岁的母亲，带着二孙媳妇和孩子也在撤离密营的途中被日军打死。
在这场战斗中，谢文东所率领的队伍被打死 40 余人，其中仅谢文东的亲属就有 7 人，再加上被勃利日军抓去后死在牢房里的小女儿，他一共失去了 8 个亲人。
带着极其沉痛的心情，谢文东和残部转移到了另一个密营。
关文吉见谢文东的队伍大势已去，便率领 70 余名部下，前往二道河子向敌人投降。
投降后，日本侵略者又让他回到山里去劝谢文东和滕松柏投降。
滕松柏认为关文吉有诈，当场将其击毙。
这时，伪三江省日本军事顾问北部邦雄少佐，为了劝降谢文东，特意将反正后又重新投敌的伪军团长赫奎武及其部队编入讨伐队，命令赫奎武专门负责对谢文东的劝降工作。
此时，谢文东身边只剩下十七八名跟随者了。
据当时在伪三江省公署警务厅警备科任属官并负责管理投降后的谢文东的郝益之回忆说：
“日本人派赫奎武劝降，开始时谢文东还不想下山，想要死在山里算了，可是弟兄们心活了，特别是谢文东的卫队长姜永茂心活了，他们打算投降，只有谢文东的儿子和女儿和他一条心。
后来日本人摸清了谢文东内部的情况，直接找姜永茂谈判。
谢文东一看再不答应日本人的劝降，自己就要吃亏，这才于 1939 年 3 月 19 日下山，投降了日军。
同年，八军副军长滕松柏也去佳木斯投降了敌人。
至此，由声震中外的土龙山农民暴动起家的谢文东及其抗日队伍，全部瓦解。
土龙山农民暴动抗日后，日本侵略者曾利用各种机会，采用威胁、诱惑、收买等手段试图使谢文东屈服。
早在 1934 年 5 月，谢文东的母亲领着家小从黑山嘴子逃到倭肯河南立民屯，藏匿在表亲艾德新家，却被坏人告发。
日本讨伐队随即将谢文东的母亲、大儿媳妇杨秀贞、二儿媳妇焦志贤、小女儿谢淑荣和小孙儿谢宝玉，以及艾德新等人抓去，送到勃利县看押。
然而，敌人对他们并未加以杀害和虐待，反而用好吃好喝加以招待。
日本官员劝说他母亲捎信叫谢文东回来，他母亲坚决不肯，日本官员也没有强求。
在关押期间，谢淑荣因病死去，日本人用头号棺材装殓，并举行了盛大的葬礼。
第二年春天，日本侵略者将谢文东的母亲、儿媳、孙子和艾德新等放回立民屯，同时贴出悬赏布告：“活捉谢文东来献者赏四万元，献谢的人头者赏万元，谢文东自己来投，不但无罪，还委以重要官职。”
谢文东得知亲属已被敌人释放，秘密派人将他们接到通河县。
1935 年秋，这些亲属又被敌人抓去，送到佳木斯南岗兵营软禁起来，依旧优礼相待，并于 1937 年初冬取保放回半截河子。
这时，谢文东立即派团长徐德明将这些亲属接到五道河子密营居住。
1938 年，日军冬季大讨伐，在五道河又发生了一系列变故。
日本参事官宫泽源等人会见谢文东。
吉屋大尉向谢文东承诺会妥善安置他今后的工作和全家生活，并当面责成伪县长落实安排，谢文东对此表示谢意。
日本侵略者为扩大谢文东投降一事的政治影响以巩固在东北的殖民统治，于同年 4 月初，由宪兵团分派专人将谢文东送到伪满首都新京（现长春市），让他参观市容、部分工商业和学校，还准备送其去日本东京参观。
在去东京途中，谢文东起了疑心，担心日本人骗他去东京是要用他的人头给饭冢祭奠，甚至打算跳海寻死，几次都被陪同人员拦住。
谢文东到东京后，受到日本当局欢迎，还受到天皇的弟弟、陆军大将兼参谋总长的接见。
在会见一些上层人物时，有人请他签名留念，尤其是被邀请到饭冢家里作客，同样受到以礼相待，不言旧仇、不露怨尤，谢文东被日本侵略者彻底征服。
他跪倒在“忠魂碑”前忏悔，声称自己从康德元年 3 月 10 日在满洲土龙山起事，误入歧途与皇军作对。
日本侵略者将谢文东的新京、东京之行拍成电影到处放映，对粉饰侵略者罪恶行径、瓦解抗联军心、巩固殖民统治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谢文东投降后，伪勃利县公署根据日军宪兵团和伪三江省公署警务厅的旨意，在城内西北角（现镇安小学）为他修建了 5 间青砖瓦房，并在大尾巴屯（现小五站大义村）划给他 40 多垧地，还拨给他五六十只羊和牧羊草场。
1940 年，53 岁的谢文东和儿子谢生发先后续娶第二房妻子。
谢文东把大尾巴屯的土地交予二房妻子管理，又将失散在外的弟弟谢文德、谢文春接到勃利，帮他经营土地和牧羊场，不久羊群就发展到二三百只。
谢文东之子谢生发先在勃利街公所当出纳，后随谢文东到鸡西城子河煤矿劳工大队管事，四子谢生荣当了伪团兵，3 年后回勃利成为伪县公署卫生股职员，女儿谢淑芳与齐杰山结婚后开了个配给店；
谢文东本人则与高荣仁、牛某某、崔某某合伙开了一处食品加工厂，加工面条、豆腐泡等，专供西大营日本关东军食用。
伪三江省警务厅警备科属官郝益之 1941 年秋到勃利视察“顺匪”生活情况时，在谢家吃过午饭后对人说“谢家生活大变样，比地主穿得好得多！”
伪勃利县分署早在 1939 年秋在鸡西城子河承包了一个煤矿。
至 1941 年冬，便介绍谢文东去煤矿当了大把头。
从 1942 年起，煤矿矿工实行劳工制，勃利县每年要从各村农民中摊派六七百人到煤矿当劳工，谢文东被任命为劳工大队长。
他对劳工管理严格，有时也用小恩小惠笼络。
在煤矿上负责的日本人原田大佐及其部下主动支持谢文东的工作。
在此期间，谢文东对日伪军政用煤出了不少力。
如果说谢文东在日本投降前那几年依旧怀有异心，那仅仅表现在每晚 10 点以后，他一个人偷听国民党的广播，还不让别人知道。
谢文东从抗日到投敌，再到为日伪效力，其人生轨迹令人唏嘘，也反映出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个人的抉择对自身命运及历史走向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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