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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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电影制片厂1963年摄制的《逆风千里》，大胆撷取革命斗争题材创作中罕见的战俘角度，遵循真实反映历史的现实主义精神，通过解放战争初期东北战场我军一支小分队，在敌强我弱特定环境下克服艰难险阻，胜利完成押送一批被俘国民党中高级军官任务的生动描写，从一个侧面充分表现了我军指战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英雄风貌，有力揭示了敌人负隅顽抗、垂死挣扎的反动面目。

承受特殊任务

影片《逆风千里》以解放战争初期东北战场著名的新开岭战役为背景，此系我军在东北解放区挫败国民党军全面进攻的一个辉煌胜利。1946年10月下旬，国民党为抢占东北胜利果实，纠集10万兵力向我南满解放区疯狂进犯，以8个师分三路发起全面攻击，相继侵占辉南、金川、桓仁、安东(今丹东)等地。人民解放军东北民主联军以南满两个纵队及地方武装，采取内线歼敌、内外线紧密配合方针，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军有生力量。自10月31日至11月2日，东北民主联军第4纵队在辽宁省宽甸县西北的新开岭地区，一举全歼来犯之国民党军号称“千里驹”的第25师8900余人，其中俘获5800余人，首创东北民主联军在一次战役中全歼国民党军一个精锐整师战绩，成为扭转东北局面的关键之战，保障了辽东党政军民战略转移，保障了我军四保临江的准备时间，获得中央军委、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辽东军区的嘉奖，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央军委致贺电报。

新开岭战役的重要战果，是活捉敌25师的师长、副师长等一批中高级军官。据当年参加押解这批俘虏的指战员回顾，这支被吹嘘为“千里驹”的所谓国民党军劲旅，投入东北内战之始曾以“快速”行动气势汹汹，经我军一连串严重打击很快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原任师长刘世懋对战争前途失去信心辞职回家，一脸麻子的新调升师长李正宜，一开始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新开岭战役之前曾自诩“本师长非常镇静，有十分把握歼敌”，实则战斗一打响就溃不成军，他不仅3天里从来没有出过所龟缩的房子，待到我军全线出击将其部压至山沟钻入“口袋”，带头慌慌张张换上士兵服，抢先坐上吉普车匆忙逃命，正在换装的敌副师长段培德和副官长王凤鸣，气得在后面边追边骂娘。岂料司机被我阻击部队打死，吉普车翻进沟里，李正宜左腿中弹，当我军战士端枪赶来，他吓得直发抖，谎称是“伙夫”，后来才战战兢兢供认是师长，并乞求我军保证其生命安全。其他被俘军官看见李正宜都被揪出来了，害怕继续隐瞒得不到宽大处理，当我军战士威武宣布“校以上军官站出来”时，这些“头钻苞米垛，屁股露半个”的“英雄”们，一个个垂头丧气走了出来。唯一来不及换装的敌75团团长赵振戈，被我军战士一把扯下其帽徽，吓得哆哆嗦嗦、脸白腿软、满头冒汗，真是丑态百出、狼狈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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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岭战役中被俘的敌军官兵，左一为25师师长李正宜。

新开岭大捷后，我军主力迅速转移北上投入新的战斗，同时组派一个小分队将这批俘虏押送辽东军区驻地。按照政治质量高、斗争经验丰富、行动极为干练的要求，小分队由纵队侦察队长率领的十名排级侦察员，纵队警卫营2连指导员率领的一个警卫排共同组成。在整个押送过程中，小分队干部战士立场坚定、机智灵活，坚决执行我军俘虏政策，对这些反动军官不打骂、不侮辱、不搜财物，沿途还不断宣传我解放战争的正义性，揭露国民党军打内战的反动性，指出我军必胜、蒋军必败。同时，根据形势变化和俘虏思想动向，指出只有老老实实向人民低头认罪，才是唯一正确出路，对坚持反动立场顽固分子的挑衅和破坏活动，坚决予以揭露和打击。敌75团团长赵振戈是敌52军军长赵公武弟弟，一向骄横跋扈，途中散播反动言论被揭发以后，企图对我方人员进行拉拢和收买。一天行军至山路拐弯地带，队伍拉大距离，赵振戈见前后没有旁人，悄声问走在身旁的一个战士是哪里人，什么时间入伍的，并称其兄是52军军长，早就想提拔他当师长了，如果能够放走他，可以给对方官做，要钱要房子都不在话下。这个战士立刻用刺刀指着其鼻子严厉斥责：“你的狗眼认错人啦！”并向领导作了报告。负责带队的同志马上把俘虏集合起来，再一次揭露了赵振戈的破坏阴谋，并且宣布三条纪律：行军中不准交头接耳；不许搞任何破坏活动；如果胆敢逃跑，军法从事！正是由于小分队具有高度警惕性，善于作针锋相对斗争，打击了俘虏中顽固分子的反动气焰，迫使他们不得不服服贴贴地服从管制，胜利地把俘虏押解到了当时辽东军区的所在地——长白山下的临江县城。敌师长李正宜为了企图减轻罪恶，还自动写了一份“反蒋声明”。

担负这一特殊任务的小分队成员中，就有后来成为本片编剧的周万诚。其时为东北民主联军的一名警卫排长，对这段战斗生活经历留有深刻印象，解放后调至广州军区战旗话剧团工作，一直想以文艺形式予以反映。1956年珠江电影厂创建筹划艺术片拍摄，获悉后组织其创作电影剧本，于1958年写成，取名《逆风千里》。剧本详尽记述了我军降服敌25师中高级俘虏军官的过程，从战场俘获写起作为序幕，着重表现我小分队指战员如何在敌强我弱、腹背受敌险境中，沿途抗御敌人正规军和地下军追击，粉碎敌特分子和俘虏的种种阴谋诡计，直至押送胜利结束，尾声为敌方中计祭悼俘虏“殉国”闹剧。作者解释以“逆风千里”作为片名，意谓押送这群特殊俘虏犹如逆水行舟、顶风驶船，藉以彰显我军指战员不畏艰险、勇往直前。

还原历史真实

《逆风千里》剧本虽然很早完成，发表于广东省作协主办文学刊物《作品》，并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珠江电影制片厂却迟迟未能投拍。原因是正值大跃进、拔白旗、反右倾等运动不断，文艺形势一直处于紧张之中。《逆风千里》固属革命战争类型题材，但选取角度颇为独特，没有因循此类影片业已形成的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英雄人物为主的叙事模式，而以溃败中的国民党军队的被俘中高级军官为主要描写对象。这一带有“颠覆”性的“另类”表现方式，在当时背景下引发珠影内部激烈争论，出现这样或那样批评意见，有位副厂长提出“对解除武装的俘虏，我们是讲优待政策的；但对待放火指引敌机的俘虏，则是反革命，讲优待是完全错误的”。有的甚至明确表示反对，无法达成一致只好搁置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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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风千里》

转机出现于1961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以及会议讨论、审议的有关文艺暨电影工作重要文件，重新倡导“双百”方针，解除束缚、调整政策，活跃文艺理论和创作空气，鼓励创作人员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时任文化部电影局长陈荒煤亲莅珠影贯彻相关精神，特意审查了《逆风千里》剧本，给予肯定，认为“剧本题材新颖，有生活基础，没有什么大问题，去头去尾即可以投入拍摄”，热情鼓励该厂“要为自己打开自己的天地”。经当时广东省委文教部审查同意，珠影终将该剧列入生产计划，经认真细致筹备，于1963年6月正式开拍。

其时，珠影已是较有实力的地方制片厂，由于全国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接收了与之合并的武汉电影制片厂，同时还从下马的山东电影制片厂和新疆电影制片厂调入一批创作干部，艺术和技术队伍得以充实和加强。同时，珠影厂已改为中南局直属单位，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非常关心该厂建设，要求珠影“生产要上去，亏损要扭转”，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给了珠影较多主动权。因此，珠影对自行拍摄的第一部战争片《逆风千里》尤为重视，从主创人员的配备到拍摄条件的提供均予倾斜性支持。

担纲导演的方徨，新四军文工团领导出身，建国初即进入电影行列，先后任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编导、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参与过《上饶集中营》《闽江桔子红》拍摄，独立执导了《谁是凶手》《两个巡逻兵》等片，1958年底调任山东电影制片厂任副厂长兼导演，拍摄了《敢想敢干的人》，珠影将其列为《逆风千里》首选导演。掌机的是资深摄影师姚士泉，14岁即由早期影星的姐姐范雪朋带至上海学习洗印和摄影，从业后联华、艺华、国泰、中制等知名影业公司竞相争聘，解放后在上影拍摄过《斩断魔爪》《情长谊深》《林冲》《鲁班的故事》等片，与方徨一起调往山东厂，再同至珠影，其在黑白对比用光摄影方面堪称一绝。美工师张云乔早年曾就职上海新华影业公司，担任过《桃李劫》《风云儿女》《都市风光》《夜半歌声》等名片美工，珠影创始时期任供应科长，为《逆风千里》拍摄重操旧业。片中饰演敌我双方主要人物的白穆、傅伯棠、王铮、兰谷、宋德望、蒋锐、马奕、张子良、丁铁宝、李健林、刚小光等，多是原为上影、后调珠影的演员，也有刚从上影电影专科学校毕业回厂的青年演员，以及专门从上海、武汉借调的电影、话剧演员。

方徨出任导演后，首先根据厂里专门邀请广州军区创作干部座谈讨论意见，与编剧周万诚一起对剧本做了精心加工。修改中遵循现实主义原则，按照艺术典型化方法，本着解放战争初期东北战场“敌强我弱”特定态势，从“小分队”押送“大俘虏”特殊任务出发，为之营造了四面受敌、举步维艰的典型环境：天上敌机搜索、地下敌军追截、内有俘虏滋事、外有奸细捣乱，在人物设置与表现上亦作了相应调整，姓名、性别、关系、身份、行为、作用等均有衍变，确定敌方有名有姓的角色7个：师长、少将副师长、政工部主任、特工处长、医官、骑兵连长、军长，还有以“老乡”面目出现暗中相助的当地“反共复仇军”。我军方面处于前列的只有3人：指导员、排长、女卫生员，另有两名战士。不仅双方配比悬殊，而且在搏弈较量中，貌似敌方总是主动进攻、猖狂反抗，我方则势单力薄、被动应对，实乃形成“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格局，以敌人暂时的强大、嚣张，反衬我军的英勇、智慧。片中循此结构冲突和组织情节，充分揭示俘虏对国民党抱有幻想，不甘失败命运，使出逃跑、装病、无理取闹、里应外合等狡猾伎俩，百般顽抗企图逃脱，同时不避讳我小分队指战员由于缺乏经验，不免出现失误，但以对党和人民的无比忠诚、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勇于牺牲的无私精神，在复杂的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终于使这批老奸巨滑的反动俘虏，在我人民战士面前低头认输，从而在人物塑造上避免概念化、脸谱化，印证敌人并不是草包，我军指战员也不是“神”，使影片更为深刻、生动与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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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风千里》电影海报。

这一尊重历史、恪守真实的创作态度，贯穿于影片拍摄全过程。1963年9月，摄制组结束内景戏拍摄，从广州来到东北丹东、奉城等地拍摄外景戏，专门聘请了“军事顾问”进行指导，借调当地部队战士充当群众演员，分别饰演敌我双方官兵等。无论是外形化妆，还是场面表现，始终坚持一丝不苟。如片中俘虏军官都有全套帽徽、领章、勋标等，每逢化妆都要对照定妆照逐一佩戴，而且安排了核查环节。表演时小至挤一个眉、弄一个眼，一个手势、一甩鞭子、一声吆喝等，都要反复排演好几次，有的竟达几十次。拍摄敌人骑兵出动一场戏，事先从部队挑选骑手和军马，实拍整整用了一天时间，反复排演了几十次，哪怕是只有一个人、一匹马的动作不整齐，也要重来。

面世遭逢魔难

影片于1963年12月摄制完毕，因珠影已改由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领导，中南局第一书记兼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很为重视与关心珠影的创作与生产，即与正在广东的原中央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一起来厂审看《逆风千里》样片。他们都曾历经解放战争，刘亚楼当年还是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一致认为“这部片子不错”，“看了还很有兴趣”。陶铸在肯定影片前提下，提出三点具体修改意见：一、去掉假枪毙；二、我军战斗中一个也没有牺牲不真实；三、加写战士纪鹏飞炸桥时壮烈牺牲。随后送北京审查，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电影局局长陈荒煤、副局长司徒慧敏等，看后均基本认可，夏衍评价“导演镜头语言还算流畅”，对陶铸的修改意见都表示同意。

影片遂返穗进行修改，经调整剧本、重新补拍、后期制作，至1964年4月结束。陶铸及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审看后表示基本满意，只提出战士纪鹏飞炸桥牺牲时，不要让指导员上桥抢救。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在广州看后，认为影片没有政策性问题，可以送京复审。影片到京后，文化部领导请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罗瑞卿会同审看，一致予以通过，交由电影局在全国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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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风千里》剧照：敌副师长装病耍赖被揭穿。

就在此时，惯于窥测风向搞政治投机的康生，利用毛泽东主席两次批示对文艺形势和文艺工作不符实际的错误估计和全面否定，依仗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新增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身份，与江青沆瀣一气、兴风作浪。他继1957年将探索反映现实生活影片“拔白旗”、1963年诬陷影片《红河激浪》“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又向电影界发难，气势汹汹地斥责《逆风千里》“片名就是反动的。什么叫逆风千里，这不是长敌人威风吗”，“这部影片是为国民党宣传的”，“它不是揭露反动派的丑恶面貌，而是宣扬国民党匪军官‘坚强不屈，积极斗争’，是歌颂敌军‘不惧困难，机智勇敢’的高贵品质”，恶狠狠地质问：“电影界的阶级感情哪里去了？社会主义的阶级感情哪去了？”当即下令“停止发行彻底审查”，“并追查创作人员的历史及思想”，还打电话给在北京开会的陶铸，大兴问罪之师：“《逆风千里》这片子是反动影片，为什么拍出这样的片子？”

陶铸当即提出不同意见，认为“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可以改一下！不必大改，只要把尾巴加一点，把俘虏押到目的地，他们认输就行了！”并针对康生意见向有关方面明确表态：“影片可以改一改发行”，“不要追查创作人员的思想”。

这一下触怒了康生，竟为之大发雷霆，在文化部电影局“可暂停发行，等修改后再发行”的报告上批示：“不是暂停发行，而应该是禁止发行”，“为什么写这个东西，根本不是什么真实不真实的问题，而是别有用心”，依然严令追查编导的政治历史，追究政治责任，并要珠影厂做出检讨。

同年7月29日，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总结会上，康生耍弄突然袭击手段，公开点名批判“坏戏”、“坏电影”，强行给《逆风千里》扣上“反革命影片”帽子，说它“动国民党之心，泄共产党之愤”。 不久之后，在中宣部召开的部长会议上，江青把一批影片定为“毒草”，责令进行公开批判，《逆风千里》赫然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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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风千里》剧照：指导员将计就计诱歼援敌。

迫于压力，中宣部先后逐批发出公开放映和批判“坏影片”的通知，《逆风千里》遂以此种方式与观众见面。各种挝伐文章随之见诸报端，完全不顾客观实际，牵强附会无限上纲，诬指该片“是一部极为反动的影片”，“完全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为被消灭了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大唱赞歌，招魂立碑；恶毒地攻击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攻击人民军队”，将影片拍摄归于配合“蒋介石匪帮疯狂地叫嚣‘反攻大陆’，国内外牛鬼蛇神一齐出笼，搞起了反共反华大合唱”，“编导者刮起这股‘逆风’，实际上是为牛鬼蛇神助威打气，为反革命复辟鸣锣开道”，并以所谓“参加《逆风千里》外景拍摄工作的某部干部战士”名义发表谈话、文章，“进一步揭露了编导者在拍摄过程中的一些罪恶事实”，以“更加清楚地”印证“这群牛鬼蛇神的狰狞嘴脸”，栽赃“这部片子真像是台湾蒋介石匪帮在珠江电影制片厂的订货”。

这种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批判”，到了“文革”中更为变本加厉，以揭批“反动影片《逆风千里》在摄制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为重点，尤其是在陶铸遭受迫害被打倒之后达到高潮，先是将其代称“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的一个人”，后则指名道姓，诬之为“这部反动影片的幕后总导演”，声称“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放绿灯，有电影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撑腰打气，影片编导者有恃无恐，便施展其反革命伎俩，挖空心思经营这棵大毒草”。株连所及迫害加剧，编剧周万诚竟遭“双开”遣返回乡，导演方徨在反复揪斗之后下放劳改，资深摄影师姚士泉不甘受辱割腕自尽，饰演敌副师长的傅伯棠惨遭打骂，扮演解放军侦察员的黄伍钟跳楼身亡。

直到“文革”结束拨乱反正，沉冤十余载的《逆风千里》终于恢复名誉，为之牵连的主创人员也得以平反昭雪，它在革命战争片中的“另类”探索得到应有肯定，被认为“是极少数可以称得上是严格现实主义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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