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及历史和学术，大家的刻板印象就是历史的宏大叙事和学术的晦涩艰深，本书却从一系列“叫魂”的民间奇事逸闻说起，透过事件史反观时代史，完美地做到了历史的趣味性和学术的严谨性二者的无缝对接。
进而使得本书的历史描述区别于一般的小说：有趣却不低俗；学术表达则区别于不食人间烟火般象牙塔里的坐而论道：通俗却不浅薄，展现出了一种宏大的历史观和学术视野。因而，无论鸿儒和白丁，都能在书中畅游，找到自己的兴趣之所在。
再来看一看书名，“叫魂”。民间之所以有“叫魂”的恐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中“身心二元”的古老信仰。灵魂与肉身的可分离性，使得民众普遍相信灵魂可以被别有用心的“术士”施以超自然的力量偷走。华夏特殊的宗教文化也与这些妖术迷信有着内隐的关联。
但在书中，作者至始至终都没有正面提及过宗教现象，而是试图通过“盛世妖术”一叶知秋，解构出中国帝制社会的基本运作和结构性矛盾。当一层层抽丝剥茧之后，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妖术恐慌不过是一场场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和屈打成招的骚乱，孕育这场骚乱的，是清代中期贫民阶层的权力焦虑、旧官僚体制对于皇权的维护和制衡，以及乾隆皇帝为巩固专制统治所诉诸的权力无常。
这本书的作者——孔飞力，是美国及西方中国史研究领域中为人们所公认的一位大家，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以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史、政治史著称，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
所谓“中国中心观”，主要是强调从中国历史内部的发展来寻找转型变化的原因。孔飞力的著作不是很多，每本书之间出版的间隔都很长，但每一本著作的问世都引起了轰动，是学术界名副其实的“十年磨一剑”。
他的第一本书《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彻底改变了美国汉学视野中的清代政治问题，在“现代性”问题上打开了新思路。这本书《叫魂》则为“晚清帝制”的问题提供了一针见血的诠释。自此以后，清代政治问题，无论是政治运作、政治制度还是政治转型，都融入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而不仅仅只是“供美国人听着玩的海外小故事”。
好了，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那么下面我就为你来详细讲述书中的具体内容。这本书以叫魂案件为引，借助妖术恐慌中各类社会成员的反应，从另一个侧面描绘出了一幅18世纪中期清帝国自下至上的经济、政治、社会心理等层面的恢宏图景。
第一，经济方面，虽然正值“乾隆盛世”，但人口的暴增导致社会资源均量匮乏，贫民阶层人数庞大，与其说是“盛世”，不如说这是一个“饥饿的盛世”；
第二，政治方面，皇帝为摆脱行政运转困境和民族合法性焦虑，不断以非常规事件的处理来加大控制、巩固皇权，而专制高压下，官僚系统也在为着自身权益范围的争夺而蠢蠢欲动，皇帝与官员之间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无声但却胶着的博弈；
第三，社会心理层面，社会戾气严重，民众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加剧，整体呈现出一种怨怨相报的畸形面貌，并经由叫魂案件得以彻底的爆发。
既然叫魂案是本书的引子，大家一定很好奇所谓的“叫魂案件”究竟是什么。那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颇具迷信色彩的“魇胜之术”。
在中国的民间习俗中，“叫魂”的真实意思是把他人丢掉的魂魄叫喊回来，但《叫魂》书里的案件，却与之恰恰相反，提到的是与摄魂、盗魂有关的习俗：掌握妖术的“术士”通过剪去他人发辫、衣物，呼喊他人的姓名或者施以其他诅咒之术，摄取受害者的魂魄，从而对其产生不利的影响。
类似的作法情事,在中国民间社会中从未绝迹,许多文学作品也对此进行过表述，如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侍妾赵姨娘找来道姑马道婆作法陷害贾宝玉和王熙凤，马道婆用的“妖术”就是把受害者的生辰八字写在纸片上，拿钉子钉了。
还有民间流传的木工书《鲁班经》,除了记载木工营造的各种办法和图录，也附上种种恶毒的咒语, 以及破解这些咒语的“秘诀仙机”……如此种种“魇胜之术”都是民俗学、人类学、宗教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对象。
这些关于诅咒的“妖术”流传于民间，必定会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掀起波澜，但1768年，由叫魂案件诱发的妖术恐慌，却演变成一场全社会的歇斯底里，这种情况并不多见，特别是在乾隆时代这一所谓的太平盛世。
我们可以发现，搅动这起事件的有三大主体，分别是民众、官僚和皇帝：民众因为内心安全感的缺失，聚集在一起成为了乌合之众，煽动了谣言的疯传；官僚系统因为内部的腐化和对皇权的惧怕，对下滥捕逼供，对上欺瞒阻塞；皇帝则是因为对于专制权力的控制欲，将民间骚乱上升为政治事件，提上了国家层面的议事日程，借助妖术清剿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整肃。
围绕着这三大主体，我们总结了六个关键词，来深入剖析每类主体在这起妖术恐慌中的不同角色和反应，下面，我们就围绕这六个关键词来逐一讲解。
谣言是缺乏事实依据、却被凭空捏造出来、并通过一定手段推动传播的言论。
在许多情况下，谣言往往会成为居心叵测者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它可以使得原来较为稳定的人际关系变得互相猜疑、紧张，使得原来比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变得混乱、人心惶惶；
它可以麻痹人们的思想警惕，减弱人们的防备心理，使他人不知不觉成为谣言的俘虏，从而破坏团结、削弱信任、制造内耗、瓦解战斗力。
而1768年的这场妖术危机，从事件发生之初，便散发着谣言的气息。
初春，浙江德清慈相寺几个贫穷潦倒的和尚因为嫉妒附近一座观音殿香火旺盛，便到处散布谣言说有石匠在观音殿附近“作法埋葬”，进香者如果去该寺庙进香非但不能获得庇佑，反而会遭到毒害。
经过民众的口耳相传，这个谣言从具体的事件之中抽离出来，变成了一个关于群体性大概率事件的谣言，也就是：社会中游荡着大量的术士和妖僧，他们能够通过别人的发辫，衣物甚至是名字来摄取一个人的魂魄，使之为术士服务，并极大损害被施术者的身心。
显然，谣言在传播的过程中经过了修饰和加工，每一个参与谣言传播的人都是同谋，他们齐心协力，在谣言中增添猜想和细节，使之更加具有戏剧性和传播性。在取舍和情节的再造过程中，加工者充分考虑到了普通民众的习惯、兴趣、希望、担忧，并且投宗教迷信这样的民俗传统之所好，如此一来，谣言所带来的煽动性和恐慌性大大增加。
孔飞力把叫魂看作是三个版本的故事的综合，乾隆，官僚，民众是不同版本中的主角。
可以发现，乾隆是个体，官僚是一个有组织的精英阶层，只有民众鱼龙混杂，个体素质参差不齐。处于叫魂事件中的民众其实就是勒邦所说的“群体”，或者叫做“乌合之众”。因为愚昧无知，他们对于怪力乱神深信不疑，因为群体无意识，他们在集体想象中将叫魂案件助推成民间的妖术恐慌。
之所以会聚合为乌合之众，是因为个体普遍具有“从众”的心理特征：个体往往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而在自己的知觉、判断、认识上表现出符合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这种趋同便造就了群体。
群体像是一个巨大的磁场，将个体的不同观点屏蔽，将自我思考的能力弱化，于是，他们作为独立个体的自觉意识消失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情感诉求被同化为同一种形式，从而形成了集体心理，这便是盲目却真实的恐慌。
即使还有个体在这场由谣言引发的妖术恐慌中保有理性和质疑，但面对着汹涌而来的“民意”和群体压力，如果他不参与到谣言的加工和传播过程中去，不参与到对于妖僧和术士的追捕和打击中去，他就会被群体边缘化，他将会感觉到未知而充满敌意的目光包围在他的身边，迫使他屈服。
虽然清王朝在乾隆时代仍处于国力鼎盛时期，但盛世躯壳之下却是一个“受困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口的过度增长导致人地矛盾尖锐、通货膨胀严重，社会道德日渐堕落、不复往昔。
为了支持“盛世”下帝国的运转，民众们被生活压力和政治机器压得抬不起头，却几乎换不来任何回馈。长期的权力缺失使他们渐渐懂得，在这样的社会中，悲惨的生活是一个永不停息的循环，企图通过自己的经营与奋斗改变现状简直是天方夜谭。这种情况由于捐税似虎、酷吏如狼的腐败政治现实，而变得更加无法让人容忍。
统治者不提供制度性的正义，民众就不能从现实中获得公平的补偿。他们的不满与失望在与日俱增，只需一个触发点就会被瞬间激活。
因此，叫魂事件的出现，给了权力缺失的平民一项可见的权力，即在确实而即刻的危险面前保卫自己并铲除危险的权力。正如孔飞力在书中所说：“ 一旦官府对妖术的清剿正式发动，人们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已经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
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来说，它则是一种乐趣。”
在一系列叫魂案件中，虽然不乏社会对于普通民众的恶意栽赃与陷害，但更多的情况下，都是将斗争的矛头一致对准了游方僧道、乞丐流民，这是为什么呢？
在整个社会中，普通民众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帝国的一切光鲜都与他们无关，因为商业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他们的生存空间也被一再压缩。
在他们看来，既然无法经由常规渠道获得自身本该得到的利益，甚至还被不断的压榨着，那么如今，我拥有了武器，我就要使那些比我处于更边缘状态的人补偿我。
而以游僧等为代表的流民阶层则是侵入熟人社区生活的陌生人，他们是比普通民众更为边缘化的群体。于是，他们便成为了这场闹剧中无辜的靶心，被普通民众致以了狠狠的反扑。
通过这种畸形的怨怨相报，民众权力缺失的压抑，瞬间得到了释放，人们手持虚幻的权力开始狂欢。同时，之前社会中越多人处于压抑的状态，释放时所产生的群体效应也就越大，最终，在集体权力幻觉中，社会步入了疯癫。
在满清帝国时期，帝王只是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一个既远离这一制度又权力无限的专制者。马克斯·韦伯认为，君主的专断权力和官僚的常规权力是相互消长排斥的，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专制君主屈从于官僚理性化的常规。
比如腓特烈大帝时代，独裁者的权力也是被官僚们大打折扣的，因为官僚们可以通过操控信息来阻扰和歪曲独裁者的意志。即使在霍亨佐伦王朝的早期，君主的控制也需要通过条理紧密的程序，也就是说，君主实行统治必须依赖官僚体制。
孔飞力在对清朝日常行政事务的研究得出结论，乾隆帝在进行政务处理时，面对的只是有限的选择，他的作用不过是政府常规运转中的一个齿轮。即使弘历想要大权独揽，但他作为孤家寡人，毕竟单身匹马，而非千手观音，做不到事无巨细明察秋毫。
高级官僚通过暗中举荐自己亲信，结为朋党，于是党同伐异、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皇帝居庙堂之上，定不好察觉，即使察觉了，也不便发难。乾隆自然也明白这样的道理，因而他苦苦思考，怎样才能挣脱这个困境，来表明自己是这一套制度的主子，而非臣仆。
乾隆对付官僚系统，有着自己的一套游戏规则，事实证明也是极为有效的：他利用都察院，对官员进行监督，在各行省安排眼线，搭建信息获取秘密渠道。所有官僚都要进行三年一次的考核，并且频繁调动行省长官，防止一省坐大。
然而，想要对官僚实现更为有效的控制，仅仅依靠这些还是不够的，“君主要维护巩固自身利益，就必须不断诉诸专制和无常的权力，而提出政治罪指控则是使用这种权力的最佳机会。”
那么，何为政治罪呢？
政治罪指的是威胁帝国安全的各种形式的谋反，它们是超出常规的非常事件，无法由官僚制度的行政常规来处理。这种非常的形势给了君主极大的自由来动员、驱策和整肃他的官僚，并强化他对官僚机器的控制。
在叫魂危机中，乾隆皇帝就是利用了妖术恐惧这样的非常规事件，迫使整个官僚机器把妖术清剿当做压倒一切的政治，并且以清剿的表现来整顿官僚体系：乾隆通过两套缰绳控制官员，第一套缰绳是常规例法，将清剿不力的官员交由吏部或刑部按规章处置；
第二套缰绳是专制皇权，乾隆凭借心情和个人好恶标准任意做出或严或松的惩罚：轻则斥责、贬职、处以罚金，重则抄家乃至杀头。通过这种常规和非常规的政治清肃，达到乾隆想要加强对于官僚系统控制的目的。
叫魂妖术与“头发”有关。在很多文化中，人们都相信头发有着神奇的魔力。詹姆斯·弗朗泽认为，头发在礼仪上象征着某种极为深刻的抽象性事物，如繁殖能力、灵魂一类的东西，个人的能力等等。
这场叫魂妖术同样起源于头发。
对于存有“异心”的汉人来说，削发令是汉人在抵抗满人的斗争中得以团结的一个焦点。而对于刚刚征服汉人的满清统治者来说，削发令则变成了一项血洗行动：与其让那种不温不火对待新政权的消极态度得到滋养生长，毋宁让这种抵抗一下子爆发出来，从而加以迅速铲平。同时，削发令的执行情况也成为了衡量官员们对新政权拥护程度的一把尺子。由此，“辫子”这一符号的政治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所以，当清朝中叶发生偷绞辫子的叫魂案时，乾隆自然就将这一事件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的高度。清政府一方面以处理妖术大恐慌为由，稳固民心和帝制，另一方面也试图借此机会对于官僚体系中的腐败积习进行严厉的整肃。
前者是上层统治者用以抵制民间谋叛的焦虑，后者是上层统治者用以抵制官僚汉化腐化的焦虑。这两种焦虑都直指作为外来政权的清廷在统治中固有的满汉冲突问题。
乾隆统治时期，清朝满人汉化趋势明显，许多满人甚至都不再习满语，马背上的纯良特性正在被汉人的奢华陋习所侵蚀。这让乾隆相当警惕，害怕作为汉文化的外来入侵者的统治权的合法性发生动摇。
作为外来征服者，在民间，清廷面对着汉族对满族本能的排斥；在朝野，则面对着满汉官僚之间权力和利益的博弈。
乾隆必须要在汉人占主导的国家中保存其族群的鲜明特性，可是在治理国家时却必须让满族与汉族的地主与官僚共享儒家文化。面对着满族汉化的加速与汉人对满人的敌意。他想要解决这一冲突却又显得有心无力。
外来少数民族政权的特殊性给清朝统治者带来了根深蒂固的统治焦虑。孔力飞在书中提及，整个叫魂案件始终，皇帝在朱批中都没有主动将具有谋逆政治意涵的剪辫行为与民间反满情绪联系在一起，仿佛是在刻意回避，这足以显出皇帝的谨慎与忧虑。而1768年的这场叫魂危机，恰逢其时地为乾隆皇帝提供了对抗这种焦虑的机会和环境。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和职业官僚，清朝官员经过科举的严格选拔，对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古训大多都是熟谙的，也许他们对于神明也多少抱有敬畏之心，但是对于升斗小民的鬼怪故事无疑是不屑一顾的。
地方长官大多推崇的是无为而治，他们不希望在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出现对于仕途不利的事情，即使真的出现了也会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是中国官场中不言却默契的惯例。
因而，在叫魂案件出现初期，官员们通过信息截流、转移视线、系统内统一步调等手段有意无意地向皇帝隐瞒“妖术”事件，并尽量把案件的影响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然而，没过多久，乾隆帝便通过私人亲信的秘密奏报，知道了这一系列案件在地方的发生。在“政治罪”和“合法性焦虑”的合力簇拥下，乾隆嗅到了危险的气息，并决意严惩“妖人”，他坐镇中央，将泄愤的矛头对准官僚系统，把办事不利的官僚们轻则革职、重则问斩。
当专制皇权的高压迫使官员们不得不行动起来进行全力清剿之时，“妖术恐慌”便在官僚体系的权力运作逻辑中从一个事件转化为一种“资源”：
一方面它是官员用以向皇帝邀功、建立政绩的凭借，另一方面也是向官僚体系中的其他官僚、治理辖区内的普通百姓展现权力的一个舞台。
于是，官僚系统便按照这套自有逻辑对于妖术进行了尽心尽力的清剿。可是他们却沮丧地发现，审来审去，都只有一大堆混淆不清的伪证，自相矛盾的情节，以及许多不明不白毙命的囚犯。
官僚系统开始怀疑事件是否真实、妖党是否存在，经反复提审，军机大臣惊奇地发现，叫魂一案，从头至尾，竟是子虚乌有，连各地官员们苦苦追捕的大术师的姓名，都是屈打成招者随口胡诌出来的：有个嫌犯经受不住严刑拷打，就胡诌出一个叫张四儒的妖术大师，衙役根据“线索”，抓住一个叫张四的嫌犯，酷刑之后，他终于在绝望中承认了自己叫张四儒。
于是，真相大白了。
所谓的叫魂恐惧只是一场闹剧：没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妖人，没有一件不是冤案的妖案。叫魂妖术就是产生于无知又滋长于嫉恨和权谋的没有实体的幽灵。
沮丧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偃旗息鼓，一场闹剧就此落幕。
1768年的叫魂事件，从始至终便是一起乌龙。民众的愚昧、官员的自保和皇帝的专制，合力发酵了这场全国范围的妖术大战。
本书最为巧妙的地方就在这里，作者带我们从三大当事人的视角来解读“叫魂”妖术事件，实质上是从三个角度来解读乾隆治下的社会。
在这个表面繁荣的乾隆盛世，社会阶层固化，民众因为商业发展导致的社会竞争和贫富差距的加剧失去了内心的皈依，在怨怨相报的畸形心态下走向了民粹主义。旧官僚体制一方面通过民间维稳来维护皇权，另一方面也在以常规权力胶着地与君主的专断权力进行博弈。
皇帝也因民族敏感性以及对自身统治的合法性焦虑，对下属有着反复而无常的权力，使得全国上下人心惶惶，风声鹤唳。剥开盛世外衣，也许，“盛世”就只是官方文件用以装点自己历史的虚幻之词。
作者：雷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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