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王小东认识30多年了，大概是20世纪90年代初，他们办《战略与管理》杂志时候认识的。
王小东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很早去日本留学学国际贸易，80年代末期一回来就和自由派杠上了，怒批苏晓康的《和殇》，当时这样的留学生少有。王小东受到左派大人物的欣赏。
1992年小平南巡后，有人推荐王小东到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当研究员，那里不坐班，有自由度，适合王小东的发展。他不是当官的料，也不是循规蹈矩的经济学者，而是有独立创见的思想家。他数学和英语都很好，掌握国内外第一手信息，能分析实际问题，原创性思想非常多。他的缺点是对不同观点反应过度，表达比较极端，有时三言两语不和就吵起来，易得罪人。
王小东的特殊思想和特殊个性非常典型，我们和他接触时间长了，也习惯了，把他当做一个思想家看待，倒也无所谓。有时候想想自己和他也差不多。我们三个人在思想界是出了名的能得罪人。王小东爱吵架，左大培爱打断人发言，我则爱指名道姓地批评人，当面表示不同意见，让人下不来台。奇怪的是相交30年，我们之间却从来没吵过架。
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中国向何处去？左右派极端对立，思想界急需寻找出路。中青年思想家里出现“第三条道路”的探索：几个人（里面有王小东）以《中国青年报思想理论部》名义，1991年9月9日发表长文《苏东事变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
第一，准确预言了戈尔巴乔夫后可能出现拿破仑式独裁者，以核武器为筹码与西方交手；
第二，与两种极端思想划清界限：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资本主义。它们共同特点是：确定美好目标强力推行，如不能实现，就认定存在保守势力，必先摧毁之。沙塔林500天经济计划，哈佛计划，休克疗法，不能简单归结为美国阴谋，而应反思苏联体制和激进的改革方法：
第三，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在建设时期不强调阶级斗争，不盲目发动群众运动，不猜忌知识分子，不向公众许诺高标准。稳中求进，以静制动：
第四，不搞过猛过硬的意识形态操作；过分僵硬的意识形态会失去群众。文章建议搞国情教育，以大国特征，资源相对紧缺，社会主义救中国，来说服人民；
第五，改革开放，应突出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强调渐进务实；反对激进主义，浪漫主义和暴力倾向，借助近代新保守主义，工具理性，反对非理性主义的反秩序，反社会，反文化思潮。这就是反对民粹主义的意思。
第六，反对“全盘西化”，要突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不搞阶级斗争为纲，提倡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第七，抵制激进主义经济改革观，防止各种利益主体侵触国有资产；
第八，道义外交不能搞，国家利益在外交中占主要地位；
对国外要以静制动。目前唯有亚太相对稳定，争取稳定20年，国际形势会出现有利于中国的变化。
我没参加，但思路相似。我在《北京青年报》连载10篇国情教育文章，提出新中国建立初期解决了国家统一，民族独立，社会安定，生活保障等问题。
我1994年提出 “超越左右翼”，并以一己之力组织“思想讨论会”共19次，自己录音整理上网。第一次“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对话”。自由主义我请来秦晖和徐友渔，请他们澄清和一般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关系，徐友渔说自由主义刚传入中国，批判经济自由主义会削弱自由主义理论的力量。秦晖则主张和经济自由主义划清界限。10年后2004年国企改制大论战，秦晖和鄢烈山持反对权力瓜分国有资产的态度，和我们是一致的。
自由主义约在1994年传入中国，吸引大批知识分子，有人一开始把中国自由主义定位在：反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称为中国近代史的“两个病灶”。我请来了王小东回答他们质疑，王小东称他所主张的民族主义不反对民主，他赞成“精英民主”的思想。
另一次有意义的对话是：我的大学同学宋晓禄参加了讨论会以后，在我家突发脑溢血，我和韩德强，王小东连夜追记她的发言，主要是对俄罗斯改革的印象，全是第一手材料。宋晓禄以后丧失了基本的记忆，再没恢复过来。她的发言影响了决策，在中国避免了“休克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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