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中华女儿》(1949)剧照
1949年在全国上映的很多电影，其实质量上都是非常高的，如郑君里(1911-1969)的《乌鸦与麻雀》(1949)、沈浮(1905-1994)的《希望在人间》(1949)、桑弧(1916-2004)的《哀乐中年》(1949)、郑小秋(1910-1989)的《二百五小传》(1949)、黄佐临(1906-1994)的《表》(1949)以及赵明(1915-1999)和严恭(1914-2010)联合导演的《三毛流浪记》(1949)等，但基本属于“海派”——自然延续了好莱坞的风格。
时任中央电影局长的袁牧之(1909-1978)和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副主任的陈波儿(1907-1951)接到了《中华女儿》(1949)已获审通过的通知——这是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于创办之初拍摄的。
《中华女儿》于1949年11月摄制完成，即送中央电影管理局审查，受到中宣部、文化部领导及各方面热烈称赞，认为该片较好塑造了胡秀芝、冷云为代表的抗联女战士的光辉形象。
电影《中华女儿》(1949)中的影像
“八女投江”体现了中华儿女为民族解放事业敢于与日军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该片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风格朴实、自然、激越、乐观，不仅反映了中国妇女献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风貌，而且表现了不甘被奴役的人们是怎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同敌人进行殊死斗争的悲壮图景。
《中华女儿》通过审查后，应有关方面要求，首先被安排为1949年12月10日至16日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妇女代表大会献映。
电影《中华女儿》(1949)中的影像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境内召开的第一个国际性会议，共有23个国家派来代表出席，对提高中国及中国妇女的国际地位，展示新中国及中国妇女的精神风貌，具有颇为重要的意义，因而特意在影片开始加印了英文字幕“献给亚洲妇女代表大会”。
影片在会上放映取得良好效果，代表们从中看到中国妇女在抗日战争中不仅没有走开，而且付出比男性更为沉重的代价。
这时首都电影放映系统获悉后，争相要求拿到影院对外放映。
电影《中华女儿》(1949)中的影像
《中华女儿》的导演凌子风(1917-1999)将这一情况向袁牧之、陈波儿作了反映，他们表示可以满足，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北京还没有放映过新中国拍摄的影片，净是过去的老片子，应当演我们自己的电影。
只是当时仅有临时赶制的一个拷贝，就交由长安大戏院试映，结果海报刚贴出，买票的人们就一下子排起好长的队伍。
凌子风兴奋地跑到电影院去了解观众反应，亲眼看到随着那参天茂密的大树、湍急流泻的瀑布、巍峨庄严的松林，以及抗联战士打死的大野猪，广阔雪野上孤零零艰难前行的爬犁，活跃在大森林中的抗联战士们的联欢会。
电影《中华女儿》(1949)中的影像
联欢会上欢乐地朝鲜舞，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直至最后七位女战士簇拥着指导员的遗体，被滚滚的江水吞噬等情景，渐次呈现于银幕，观众既觉得新奇，又深受感动，不时还发出细细的叹息声。
1950年1月正式公映后，这样的情景出现在首都乃至全国城乡的各处放映场合。
据统计，该片映出受到广大观众热烈欢迎，各项业务指标都创造了新纪录，仅北京就映出3360场，观众238万人次，发行收入52772万元(旧币)。观看此片的人数，按当时北京常住人口计算，全市城乡人均看片1.1次以上。
电影《中华女儿》(1949)中的影像
《中华女儿》的诞生，源于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48年11月发出的《关于电影工作给东北局宣传部的指示》。这一实际成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纲领的文件，是对创建伊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计划的批复，对电影创作等提出了明确的思想和方针，关于题材范围要求“主要的应是解放区的、现代的、中国的”。
正在积极筹划故事片生产的东影，根据指示加紧相关剧本组织和拍摄工作，积极调遣人员深入工厂、农村和部队，进行“写工农兵”的创作，其中“兵”即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长达14年艰苦斗争的东北抗日民主联军。
1949年，特技制作组在为电影《中华女儿》制作模型
曾是东北抗联著名将领、时任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的冯仲云，向东影建议“抗联事迹很英勇，很值得用电影的形式来表现。”这一创作任务，交给了刚刚完成东影第一部故事片《桥》(1949)剧本的于敏(1914-2014)和新近随东北文工团调入东影的颜一烟(1912-1997)，二人后来分别成为《赵一曼》(1950)与《中华女儿》的编剧。
颜一烟创作的《抗联的女儿》讲述八位东北抗联女战士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顽强阻击大批日寇，最后坚贞不屈，毅然投江，英勇牺牲的故事，长春市委领导审查后提出：“这种精神，这种伟大的气节，是足以代表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的，为什么不叫‘中华女儿’呢？” 由此有了正式片名。
电影《中华女儿》(1949)剧照
1949年7月，执导《中华女儿》的任务，交给了曾在解放区文艺界以“拼命三郎”和博才多艺著称的凌子风。
接受《中华女儿》的拍摄任务后，凌子风首先认真研究了剧本。他认为，剧本给每人写了一段身世，是平均主义的做法，等于没有重心的八幕戏，提出由其来拍，就要对剧本进行修改，八个女战士每人都有自己的经历，但不可能逐一加以表现，建议选择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着重刻画，把情节集中到这个人身上，并具体设想可选择其中的胡秀芝作为她们的代表。
导演凌子风
编剧颜一烟起初不同意，后经仔细考量还是表示服从。
于是由凌子风直接操刀修改剧本，突出描写了胡秀芝由普通农村妇女成为自觉革命战士的经历，她在丈夫惨遭日寇烧死后，满怀国恨家仇毅然参加抗联，经过艰苦战斗锻炼考验，终于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直至最后英勇牺牲。
凌子风为她设计了剪去象征“封建疙瘩”的旧式发髻、第一次行军礼手心向外等诸多细节和在攻打敌人据点楼山镇进攻中不幸负伤、强忍剧痛追赶返回连队等重要情节。
编剧颜一烟
这样可以展示其一步步成长过程，使之形象更为具体、丰满、生动，并以此为线索串连起指导员冷云、朝鲜族安大姐等其他女战士，让她们一起在冰天雪地的丛林中忍饥挨饿、英勇顽强地同强大的敌人进行周旋、战斗，最终寡不敌众视死如归，从而成功塑造出一群为国家和民族勇于献身的中华女儿的光辉形象。
进入实际拍摄，凌子风的拼命精神与艺术功力更是得到充分发挥。
电影《中华女儿》(1949)中的影像
从《中华女儿》的特定内容出发，凌子风确定以纪实手法和原态风格加以表现，特意率领全体演职员开赴东北镜泊湖地区的原始密林，深入抗联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体验生活，并完全运用当地实景进行拍摄，就连战斗场面也是真枪实弹，一鼓作气艰辛奋战3个月完成任务。
因是初次执导，没有条条框框，加之素有不拘一格的创作个性，凌子风不愿受清规戒律约束，在电影手段所主要体现的镜头运用上，没有囿于固有规矩，坚持服从再现生活。
电影《中华女儿》(1949)剧组在外景地做拍摄前的准备
全片近600个镜头，仅全景就有270个左右，几乎占了影片的一半，这在中国电影中极为罕见并且标新立异，所以招致了不少压力，但他们都坚持了下来。正因为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影片才能将抗联生活和战斗中的特殊环境以及人物的性格特点完全展现出来。
拍摄任务得以圆满完成，与参与摄制的其他主创人员通力合作分不开。他们中大多经历过抗战血火洗礼，而且来自延安等根据地，熟悉影片所表现的战争生活，满怀对八位抗联女英雄的深切理解与崇高敬意，投入辛勤的艺术创造实践。
翟强在电影《中华女儿》(1949)中的形象
奉派作为联合导演于中途加入的翟强(1917-1966)，负责演员工作，不仅按照凌子风已写出的分镜头剧本精心组织排练，还亲自饰演抗联部队的领导人王大队长，最后又一起参与了全片剪辑工作。
领衔主演的张铮(1920-2007)、岳慎，分别饰演胡秀芝、冷云，以及扮演其他女战士的柏李(1917-2007)、秦布华、薛雁、周苏菲、孙月枝(1929-2002)、周莹箴等，按照导演要求从外形到气质都努力接近角色，以朴素自然的表演，使人物形象真实可信。
张铮在电影《中华女儿》(1949)中饰演胡秀之
而主演张铮也是个人才，后来陈冲、刘晓庆主演的《小花》(1979)就是她导演的。
摄影钱江(1919-2001)——他的父亲钱壮飞是我党著名的地下工作者，姐姐黎莉莉(1915-2005)曾是20世纪30年代的明星。
这是钱江首次独立掌机，虽不是摄影科班出身，却有从小主攻美术的底子，善于领会并体现导演的意图，非常重视人物与环境密切关系的把握，营造既有人、又有景的生动画面，深刻展示抗联女战士为保卫祖国壮丽山河与可爱家乡而英勇战斗乃至壮烈牺牲的动人风貌。
摄影钱江
作曲家葛炎(1922-2003)运用民歌音调，并在配乐上相应使用了板胡独奏，创作了具有民族气息的悲怆壮烈的主题曲，为影片增添了光彩。
《中华女儿》在国际最具影响的，是荣获1950年第5届捷克斯洛伐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的“自由斗争奖”，这是新中国电影首次摘得国际大奖。同时也是新中国第一部抗日题材影片。
《中华女儿》在电影节上很受瞩目，虽然它在艺术和技术上并非最为完美，但所展现出来的中国人民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令评委大为感动，因而被授予5项主要奖之一的“自由斗争奖”。
岳慎在电影《中华女儿》(1949)饰演冷云
后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亲自审看过此片的周恩来总理，特意将与会的颜一烟找到身边，向毛泽东主席介绍说：“这是影片《中华女儿》的作者！”毛主席向她微笑点头，亲切地和她握手，并一起坐在前排合影。1957年，该片再获文化部颁发的1949─—1955年优秀影片二等奖。
电影《中华女儿》(1949)中国内容版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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