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中国读者介绍“每一个世界的文艺家”是鲁迅早年就怀抱的理想，到了晚年更为坚定。鲁迅不翻译英美作品，主要原因在于他不能用英文做翻译，而中国懂英文的人最多，通过第三种语言如日文或德文来重译吃力不讨好。鲁迅绝没有轻视英美法德诸大国文学的意思，他为什么会特别重视东欧文学？既有文学的原因——他们确有优秀作家和作品，也有社会原因，境遇类似，翻译过来作为他山之石，最为切近。

自1907年《摩罗诗力说》发表以来，鲁迅一直高度重视对弱小民族和被损害民族文学的译介。上世纪30年代中叶，林语堂嘲笑鲁迅一向不去翻译英美法德诸大国的著名作品，却专译小国的文学，“此与妇女新装求入时一样，总是媚字一事不是。”（《今文八弊（中）》）鲁迅生气地反击道：“绍介波兰诗人，还远在三十年前，始于我的《摩罗诗力说》。那时满清宰华，汉民受制，中国境遇，颇类波兰，读其诗歌，即易于心心相印，不但无事大之意，也不存献媚之心。后来上海的《小说月报》，还曾为弱小民族作品出过专号，这种风气，现在是衰歇了，即偶有存者，也不过一脉的余波。但生长于民国的幸福的青年，是不知道的，至于附势奴才，拜金崽子，当然更不会知道。但即使现在绍介波兰诗人，捷克文豪，怎么便是‘媚’呢？他们就没有‘已经闻名’的文人吗？况且‘已经闻名’，是谁闻其名，又何从而‘闻’的呢？诚然，‘英美法德’，在中国有宣教师，在中国现有或曾有租界，几处有驻军，几处有军舰，商人多，用西崽也多，至于使一般人仅知有‘大英’，‘花旗’，‘法兰西’和‘茄门’，而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波兰和捷克。但世界文学史，是用了文学的眼睛看，而不用势利眼睛看的，所以文学无须用金钱和枪炮作掩护，波兰捷克，虽然未曾加入八国联军来打过北京，那文学却在，不过有一些人，并未‘已经闻名’而已。”（《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一至三）》）

这里因为被林语堂激怒了，行文不免有点意气。翻译英美法德诸大国的文学作品也对中国有益，事实上鲁迅最早翻译的恰恰是法国的雨果，又翻译过德国的尼采，他在《摩罗诗力说》里首先介绍的就是英国的拜伦和雪莱，兼及彭斯与济慈；后来又安排别人翻译美国马克·吐温的小说。翻译这些大国强国的文学，并不一定就是用了势利的眼睛看。鲁迅不翻译英美的作品，主要的原因应当在于他不能用英文做翻译，而中国懂英文的人最多，通过第三种语言如日文或德文来重译，肯定吃力不讨好，也没有必要。鲁迅绝没有轻视英美法德诸大国文学的意思；他这里要解释的其实只是自己为什么会特别重视东欧弱小民族的文学，指出这里既有文学的原因——他们确有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而同时也有社会的原因，境遇类似，翻译过来作为他山之石，最为切近。

鲁迅于1903年翻译了雨果的短篇小说《哀尘》，署名“庚辰”（载《浙江潮》第5期，未收集，发现后重新发表于《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并有译者附言，一般认为这是鲁迅翻译的第一篇外国文学作品。当时鲁迅对雨果十分崇拜，曾专门购买了八大册的《嚣俄（雨果）作品选集》。《哀尘》原是《随见录》（chosesvues）中的一篇，题为《芳汀的来历》（l’originedefantine），写妓女芳汀的不幸遭遇，后来作者将这一事件写入《悲惨世界》第五卷。

在1906年弃医从文之前，鲁迅一直对科学的作用和价值深信不疑。20世纪初叶，为了启迪民智，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科学小说的译介工作，鲁迅是最早的参与者之一。由于西方现代科学的兴起，特别是天文学和物理学的巨大变革，科学小说作为一种小说类型在19世纪逐渐发展起来。不少英美作家如r.l.斯蒂文森、爱伦·坡等都曾经尝试过这一小说文类，但就成就和影响来说都远远不如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中国近代翻译的科学小说也以凡尔纳的作品为最多。

《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是鲁迅早期重要的翻译作品，也是他一生出版的仅有的两部法国文学译著，前者1903年由日本东京进化社出版，后者1906年由南京启新书局出版。《月界旅行》即凡尔纳的《从地球到月球》（delaterreàlalune,1865），《地底旅行》即《地心游记》（voyageaucentredelaterre，1864），鲁迅的译文均由日文转译而来。在鲁迅留学的前夕，日本有过一阵科学小说热，翻译家井上勤等人译出了凡尔纳的大量作品，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将鲁迅译本《月界旅行》与原作进行对比，不难发现鲁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进行了不少改动，其中最明显的是删节。《月界旅行》原书二十八章，而鲁迅的译文只有十四回。通过对照不难看出，有的章节只被略加删节，基本保持原貌，另外一些章节则被大量删节，与其他章节合并，还有一些则被完全删去。鲁迅译本的第五回还将原作第十一章被大量删节后的内容移至同样被大量删节的第九、十章之间。原作之第五、六两章，鲁迅完全删去，没有翻译，估计因为它们的内容主要是介绍背景知识，并且打断了故事的进展。鲁迅据为底本的井上勤的日文译本《月世界旅行》是根据英文译本转译的，相对于凡尔纳的原文来说已经有所删改，到鲁迅的译本又进一步有所删节改易，但主要情节基本保留。

鲁迅的译本经过这样一番大刀阔斧的删节合并、“截长补短”，使得每一回的字数基本相等——而不是像原作那样，有的章节字数多，有的章节字数少，如十六章几乎是十七章的七、八倍，在体例上十分接近中国古代的章回小说。这种接近更明显地表现在每回的回目上，鲁迅完全放弃了原书的标题而代之以自拟的七字或八字的对偶句。比如原书第一章是“le gun-club”（《大炮俱乐部》），鲁迅译本的第一回是《悲太平会员怀旧，破寂寥社长贻书》。

既然在字数、回目上刻意模仿中国古典章回小说，那么在每回的末尾，也就不能不配套地出现章回小说所常见的套话。以第一章《大炮俱乐部》为例，在这一章结束的时候，根据原文直译是这样的：“在这次谈话的第二天，俱乐部的每一个会员都收到了一份通知，上面写着下面几句话：‘大炮俱乐部主席荣幸地通知他的会员，他将在本月五日的会议上作一个非常有趣的报告。因此，他请求他们接受这次邀请，届时放下一切事务，前来参加会议。大炮俱乐部主席因倍·巴比康十月三日于巴尔的摩。’”试比较鲁迅的译文：“到了次日，忽见有个邮信夫进来，手上拿着书信，放下自去。社员连忙拆开看时，只见上写道：‘本月五日集会时，欲议一古今未有之奇事。谨乞同盟诸君子贲临，勿迟是幸！枪炮会社社长巴比堪十月三日书于拔尔祛摩。’社员看毕，没一个晓得这哑谜儿，惟有面面相觑。那性急的，恨不能立刻就到初五，一听社长的报告。正是：壮士不甘空岁月，秋鸿何事下庭除。究竟为着甚事，且听下回分解。”显然，“社员看毕”以下的内容都为原文所无，是译者为了照顾章回小说的体例增加的。这样，鲁迅译文的改动就不仅仅表现在大量的删节方面，也表现在少许的增加——主要出现在每回的末尾，但也有在章回当中的——都是译者兴之所至，随手添加的。如第一回中竟出现了陶渊明的诗句：“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即使不对照原文，也可以知道这是译者取便发挥擅自添加的。

除了上述种种比较大的改动之外，在具体的字句翻译上，鲁迅并不完全忠实于原文，同样是时有增减的。例如上文所引第一章的末尾一段，原文只说“俱乐部的每一个会员都收到了一份通知”，译文中却多出一个“邮信夫”，原信中强调“大炮俱乐部主席”将“作一个非常有趣的报告”，而译文却改为“议一古今未有之奇事”。

不必再举更多的例子就可以下这样的结论：文字的增减变化是鲁迅翻译这两部科学小说的明显特点。这样的译本显然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翻译，而只能看作译述，或改作。鲁迅这么做，主要不是出于个人的喜好，而是为了照顾当时的读者。他在《月界旅行》“弁言”中介绍自己的翻译体例，有一条就是“其措辞无味，不适于我国人者，删易少许”。既然能够删，也就可以加，尽管这一点鲁迅未尝明言。

根据某种需要改变原文是当时中国翻译界流行的风气。自林纾以来，许多译者将外国小说改造成中国小说的样子。鲁迅后来彻底改变了翻译策略，决定不再仿效“近世名人林琴南”（《域外小说集》“序言”），采用直译甚至“硬译”的方法，但此时却不能不受他的影响。后来鲁迅颇有悔其少译的意思，在1934年5月15日致杨霁云的信中说：“我因为向学科学，所以喜欢科学小说，但年青时自作聪明，不肯直译，回想起来真是悔之已晚。”

除了雨果、凡尔纳，鲁迅留日期间对莫泊桑也很欣赏，1909年他和弟弟周作人合作出版的《域外小说集》第二册中收入了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月夜》。鲁迅还有计划翻译他的长篇代表作《人生》，但后来没有落实。

同样没有落实的还有高庚的散文集《诺阿，诺阿》。法国后期印象派大画家高庚一度在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隐居数年，后来写成这一部散文集，非常有名。鲁迅早就读过此书的德文译本（详见1912年7月11日日记）。1933年左右鲁迅有意将此书翻译成中文，并特别写了一则出版预告：“作者是法国画界的猛将，他厌恶了所谓文明社会，逃到野蛮岛泰息谛（按现在通译塔希提）去，生活了好几年。这书就是那时的记录，里面写着所谓‘文明人’的没落，和纯真的野蛮人被这‘文明人’所毒害的情形，并及岛上的人情风俗，神话等。译者是一个无名的人，但译笔并不在有名的人物之下。有木刻插图十二幅，现已付印。”最后四字似乃商业广告，事实上并没有付印，也看不到鲁迅的译稿，估计他尚未来得及动手。所谓“译者是一个无名的人”，乃鲁迅为躲避国民党出版审查使用的障眼法，译者署名“罗怃”——鲁迅众多笔名中的一个。

鲁迅从日本回国后，很少翻译法国文学作品，直到晚年定居上海后才重拾早年的兴致。1928年他翻译了法国著名诗人阿波利奈尔的代表作《跳蚤》：“跳蚤，朋友，爱人，/无论谁，凡爱我们者是残酷的！/我们的血都给他们吸去。/阿呀，被爱者是遭殃的。”（载《奔流》月刊第1卷第6期）这首短诗非常有名，不仅视角独特，也很深刻。对照法文原文（puces,amis,aman tesmême,/qu’ilssont cruelsceux qui nous aiment!
/toutnotresangcoulepoureux./lesbien-aiméssont malheureux.）不难发现，鲁迅虽然从日文本转译，但深得原诗的神韵。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篇是纪德的《描写自己》（载1934年《译文》月刊第1卷第2期），鲁迅在“译者附记”中写道：“每一个世界的文艺家，要中国现在的读者来看他的许多著作和大部的评传，我以为这是一种不看事实的要求。所以，作者的可靠的自叙和比较明白的画家和漫画家所作的肖像，是帮助读者想知道一个作家的大略的利器。《描写自己》即由这一种意义上，译出来试试的。”纪德的这篇自叙言简意赅，但生动地写出了自己性格和创作的特色，被鲁迅选中并优先翻译过来，是不难理解的。

向中国读者介绍“每一个世界的文艺家”是鲁迅早年就怀抱的理想，到了晚年则更为坚定。他在1934年9月为《译文》月刊所写“发刊辞”中说：“原料没有限制：从最古以至最近。门类也没固定：小说，戏剧，诗，论文，随笔，都要来一点。直接从原文译，或者间接重译：本来觉得都行。只有一个条件：全是‘译文’。”这段话再次说明，虽然鲁迅本人翻译俄苏东欧的文学作品为多，但他的视野绝不受此局限，他的眼光是世界性的。

除了阿波利奈尔、纪德，鲁迅还翻译过法国作家路易·菲立普的《捕狮》《食人人种的话》（收入《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第一册《奇剑及其他》，1929年4月出版）。鲁迅晚年对法国作家法朗士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建议江绍原、黎烈文等加以译介。1936年2月1日他致信黎烈文，评论惠赠所译《企鹅岛》，称赞法朗士的作品“精博锋利”。（顾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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