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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森

众所周知，大宋王朝的建立，源自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作为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一件大事，千百年来人们对它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而在无数与之相关的话题中，最具争议的莫过于宋太祖在兵变时究竟是被逼无奈赶鸭子上架，还是预谋已久后顺理成章莅祚九五。

虽然在《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正统史料中，宋太祖一向被刻画为后周的忠臣，对兵变一事毫不知情。而他本人在登基后也一再表示自己很无辜、很委屈，当皇帝是不得已而为之。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真相或许永远难见天日。但透过史料里的蛛丝马迹，我们还是能够发现一些不同寻常的线索。那么，有关“陈桥兵变”的历史记载能否告诉我们，宋太祖到底是在压力山大下“被动上位”，还是自编自导了这场改朝换代的大戏？

01

辽军真来了？

“陈桥兵变”之所以会发生，源于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辽军联合北汉入侵后周，周廷遂命时任禁军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率军拒敌，这才有了后面“黄袍加身”的故事。可以说，辽军的入侵，是兵变最直接的导火索。探寻宋太祖对兵变究竟知不知情，那么辽军入侵这一情报的真假至关重要。

目前，记载辽军确实发动进攻的史料包括《旧五代史》《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契丹国志》等。例如，《旧五代史》载：“显德七年春正月辛丑朔……镇、定二州弛奏，契丹入寇，河东（指北汉）贼军自土门东下，与蕃寇合势。”《契丹国志》载：“应历十年……春正月辛丑朔，北边奏辽与北汉连兵犯边。”按理说，这么多史料都有关于此事的记载，应该假不了吧？其实不然：《旧五代史》是宋太祖下令编纂的，此事必然要以大宋官方的说法为准；《宋史》和《续资治通鉴长编》参考的主要是《宋太祖实录》，但这部书经过宋太宗、真宗两朝的刻意修改，可信度嘛，值得商榷；《契丹国志》貌似是最靠谱的，但此书却是南宋人编写的辽国史书，主要从《旧五代史》《资治通鉴》《宋太祖实录》等书中摘录、集合而成，并非是源自辽国史籍。

02

那么，以辽国官方史料为主要依据的《辽史》有没有关于此事的记载呢？没有！陈桥兵变前后，《辽史》中记载辽国确实干了一件大事，但不是入侵后周，而是平定了以王子敌烈为首的谋反集团的叛乱，为此辽国还特意举行了祭祖仪式，感谢祖宗保佑。试想，辽国自己为了平乱还忙得焦头烂额，哪来的工夫去入侵别人？

不过，有人指出，此时后周正由孤儿寡母掌权执政，处于最容易出乱子的“主少国疑”之时，辽军趁此时机出兵占点儿便宜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当时距离后周小皇帝即位已经过去大半年了，辽国为什么不在其刚刚登基、而非要等后周政权完成过渡再出兵？另外，史籍中记载的后周出兵迎敌一事，最后结果也是不了了之。如果赵匡胤真是率军迎敌，那么为什么他黄袍加身后就返回开封，而把辽军置于不顾？这样一场为保家卫国而展开的军事行动，看起来倒像是一次行军拉练，不得不令人起疑。

我们再来看，史料中提及的辽军入侵，情报来源系镇、定二州的奏报。那么，镇、定二州守将有没有可能谎报军情？当时，镇州守将是郭崇，定州守将是孙行友，他二人都不属于赵匡胤集团，且在北宋建立后还时常表现出对后周的思念之情，以至于先后被宋太祖罢黜、监禁。因此，我们可以排除二州守将造假的可能。但是，守将不造假，情报就一定是真的吗？

03

凭借当时赵匡胤的能量，以暗箱操作的方式，瞒过郭、孙二将向朝廷呈递一份假情报，绝对不是难事。这可以从一点来印证：当兵变消息传回开封时，后周宰相范质紧紧抓住另一位宰相王溥哀叹道，仓促间派兵出征，是我们的过失啊！从范质的表现来看，至少其对辽军入侵的奏报并非完全相信，只不过他怀疑一下就过去了，仓促间没有开展调查。

综上所述，我们很难相信，兵变前关于辽军入侵的消息是真实的。退一步讲，伪造这样的情报，对赵匡胤而言有什么用？两个大用：一是获得了全部禁军的调度权；二是离开京师，避开障碍。要知道，赵匡胤只是殿前司禁军的最高统帅，禁军的另一系统侍卫亲军司并不归其调遣。只有奉命出征，他才能名正言顺指挥侍卫亲军司的兵马。

此外，按照《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禁军在京城的部署，要听命于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初，周郑王幼弱，通与上同掌宿卫，军政多决于通）。韩通显然不是赵匡胤的人，如果兵变直接在京城进行，一旦韩通调集侍卫亲军司兵马勤王，后果孰难预料。所以，只有假借敌军入寇，利用临时获得的兵权将具有绝对优势的兵马调出京城，远离韩通这个障碍后再动手，才能保证万无一失。故而，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所谓辽军入侵的紧急军情也就随之出现了。

04

老赵真的醉了？

《续资治通鉴长编》对兵变的记载中，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那就是当诸将商议已定、决心拥立赵匡胤为新天子时，赵匡胤在干什么？他正在自己的大帐里酒醉酣睡（太祖醉卧，初不省）。要知道，赵匡胤虽然好酒，且每喝必醉。但他跟随周太祖、世宗南征北战十余年，从未因酒误事。更何况即将迎战如狼似虎的辽军，一点也马虎不得。可他竟在帐中醉卧，太反常了吧？

赵匡胤军旅经验丰富，又统兵多年，对于兵变时营中的躁动，不会毫不知情。那么，为什么他会酒醉不醒？答案只有一个——装睡。显然，这时候他需要睡觉，只有睡着了，才能对部下的商议浑然不知。但是时机一到，立马就醒了——该我出场了，自然不能再睡了。

05

黄袍哪里来的？

陈桥兵变中有一个极重要的道具——黄袍。当赵匡胤酒醒时，立马有将士上前，把黄袍披在他身上。我们需要注意，皇权专制时代，除了帝王，黄袍这种东西别说穿，收藏一件都是灭族的大罪。既然如此，为什么兵变之时这件黄袍恰好就在需要拥立赵匡胤为天子的时候出现了呢？如果不是预先置办，只能说军中的裁缝手速实在太快。无怪乎明人岳正曾赋诗道：“仓卒兵变陈桥时，都不知与恐难辞。黄袍不是寻常物，谁信军中偶得之？”

诏书太及时了吧？

兵变之后，赵匡胤率军返回开封，召集后周群臣在大殿集结，宣布行改朝换代之礼。然而这么重要的时刻，却唯独少了周恭帝的传位诏书，这如何是好？不过很快，翰林学士承旨陶谷从袖中拿出诏书，高声宣读起来。是陶谷思如泉涌，瞬间写就了传位诏书，还是他奉命早就准备好了？

翰林学士承旨的职责就是负责起草皇帝诏令，所以陶谷出具诏书不是越权，他也很有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写完。但问题是，如果陶谷真的是不知情，只是在得知赵匡胤已经黄袍加身后才着手写传位诏书，那他为什么能料定自己一定可以作为宣读者当众朗诵诏书？或许，他通过种种迹象，发觉赵匡胤有一天会成为天子，所以预先准备好诏书，以便到时候讨新皇帝欢心，那这一招的风险是不是太大了些？所以，早有安排或许更接近事情的真相。谁安排的？不用说，自然是谁通过诏书受益谁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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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心思就你知道？

尽管赵匡胤在周太祖、世宗两朝表现得十分忠心（他不忠心也不可能成为禁军最高统帅），登基之后他又一再表示自己当皇帝是迫于形势、自己的皇位受之有愧，而且史书上也都如此记载。但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赵匡胤的“司马昭之心”尽管隐藏得很深，但却仍然被至少三个人察觉到了。

首先怀疑赵匡胤的，是后周大臣杨徽之，他曾“言于世宗，以为上有人望，不宜典禁兵”（《续资治通鉴长编》）。紧接着，周臣郑起也曾对宰相范质说过同样的话。但是，周世宗也好、范质也好都没有记在心上。值得注意的是，赵匡胤登基后，便将二人贬往边远州县，且史籍上并未记录贬谪的原因。此外，韩通的儿子韩微也劝父亲要及早防范赵匡胤，但韩通同样未能听从，结果父子都在兵变后不久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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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一下，赵匡胤如果不是心虚，有必要将这三人或贬或杀吗？

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应该能够下结论了：尽管“陈桥兵变”的整个过程十分完美，赵匡胤和手下诸将的表现也很到位，史籍上对此也是尽力美化，但这些都掩盖不了兵变其实就是赵匡胤集团进行的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改朝换代之举。但为了减轻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取江山的道德负罪感，为了减小舆论压力，为了安抚诸臣以便顺利接手后周江山，赵匡胤不得不、也只能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迫于无奈的被动上位者。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陈桥兵变”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但历史的决定并没有错：它选择了赵匡胤、选择了宋朝，使古代中国有幸迎来了一个空前发达的文治时代，为饱受五代战火荼毒的百姓营造了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给中国经济文化的进步打牢了根基。

同时，这场兵变虽然也是“枪杆子里出政权”，却成为罕见的没有流血的改朝换代。即便是最大的失意者，后周的柴式皇族不仅保全了性命，更得到了相当的优待，这无疑成为中国古代政治走向理性的开始，为两宋三百年的繁荣奠定了开明、和谐、宽容的政治基调，其对于历史的积极影响是怎么形容也不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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