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基金会）德国日本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周雨霏

2020年恰逢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逝世一百周年。受新冠疫情影响，不少计划中的线下纪念活动不得不搁浅，一些活动改为线上方式举行，如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的“云上思韦伯”读书会。复旦-政治思想史年会也以“韦伯：现代政治与文明危机”为题表示纪念。韦伯作为现代社会科学奠基人，近年又逢诞辰一百五十周年（2014年）与逝世一百周年（2020年），国内外的纪念活动都比较频繁。其中包括2013年9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举办的会议“韦伯与中国：文化、法律与资本主义”、 2014年巴伐利亚科学院的系列活动“在祛魅的世界里：一百五十年马克斯·韦伯”，以及2018年3月德国马克斯·韦伯基金会与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研究院共同举办的研讨会“中国现代文明语境中的马克斯·韦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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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明语境中的马克斯·韦伯”海报

正如这些活动的主题所示，大多对韦伯抱有兴趣的学者通常以内部解读的方式来重新发现韦伯的思想遗产，在时间的延长与空间的延展中确认或否认其学说的有效性。除了学科史研究者，很少有人关注马克斯·韦伯这名生前出版著作不多、学术影响有限的社会科学家与他同时代知识分子之间的人际关系与思想互动。早在1984年，蒙森（wolfgang j. mommsen）在德意志历史研究所（伦敦）的所长任期结束前，曾组织了一次规模盛大的研讨会，题为“马克斯·韦伯与同时代人的群像”（会议论集见mommsen, wolfgang j./osterhammel, jürgen [hg.]: max weber und seine zeitgenossen. g?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8），旨在追溯世纪之交欧洲的社会科学思想地图。其中辟出一个专题“人际交往与思想互动”，讨论韦伯与弟弟阿尔弗雷德、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 1860-1919）、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 1863-1941）等人的私人往来。

在韦伯生活的时代，如果要选出德国最负盛名的社会科学家，维尔纳·桑巴特或许是得票率最高的一位。不同于身后才名声鹊起的韦伯，桑巴特在三十来岁就形成一套完整的经济史叙述体系，凭大著《近代资本主义》（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1902）成为二十世纪初最权威的资本主义分析者。一战后，桑巴特的历史主义倾向使他在日趋理论主导的经济学界中逐渐被边缘化。加之他在第三帝国时期拥护国家社会主义的污点，使后世学者对其讳莫如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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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纳·桑巴特胸像，kurt kroner作品，1918年。

虽然桑巴特的学说在他生前就已经丧失了理论合法性，但作为一名交游甚广的高产学术明星，桑巴特的心路历程对于深入了解世纪之交的德国社会科学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2019年，巴伐利亚科学院历史委员会编纂的“十九、二十世纪德国史料丛书”刊出《维尔纳·桑巴特书信集 1886-1937》，编者除了桑巴特的传记作者弗里德里希·兰格（friedrich lenger）外，还包括韦伯《经济与社会》的编者托马斯·科罗尔（thomas kroll）。编辑出版学者、思想家的往复书信一直是德国知识史、学术史研究的传统业务之一。知识分子通常以学术期刊或大众杂志为平台，系统阐述自己的思想立场，但信件具有个人化色彩与私密性，能够展现书写人的性格特点，便于呈现书写人的社会关系。此外，启蒙时期以来，德国教养资产阶级间盛行书信文化（briefkultur），知识分子书信也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是思想史研究的关键史料类型之一。本书共收录了三百九十五封由桑巴特寄出的信，时间跨度从1886年到1940年。信件按时间顺序编排，涉及的收信人达三十九名。其中有五十八封信寄给他学生时代的密友、社民党政治家奥托·朗（otto lang, 1863-1936），六十六封信寄给社民党知识分子海因里希·布朗（heinrich braun, 1854-1927），七十一封信寄给剧作家卡尔·霍普特曼（carl hauptmann, 1858-1931）。其他联系人包括马克斯·韦伯的弟弟阿尔弗雷德（alfred weber, 1868-1958），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nnis, 1855-1936），社民党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 1840-1913），慕尼黑大学的经济学者卢约·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 1844-1931），法西斯主义政治学家罗伯特·米契尔斯（robert michels, 1876-1936）等人。编者设置附录，对书中所有联系人做了简要介绍。此外，本书编者对三百九十五封书信中的上下文做了详细的解说，说明性注释达两千七百四十三个。以下结合书信内容，对桑巴特的经历与思想转变做一初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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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巴特书信集 1886-1937》封面

维尔纳·桑巴特1863年出生于德国中部哈尔茨地区埃姆斯勒本（ermsleben）的名门。父亲安东·路德维希（anton ludwig sombart, 1816-1898）在十九世纪中后期靠砂糖生意发家，成为地方上著名的实业家。他以积极参与经济政策改革闻名，贡献卓越，不仅获得了一块位于波美拉尼亚的骑士采邑，还在威廉德国初期当选帝国议会议员。安东的人脉甚广，他与普鲁士内务部教育厅的官员及著名经济政策学者来往密切，还与施穆勒等人共同成立了社会政策学会（verein für socialpolitik）。维尔纳是安东四个孩子中最小的。在他出生时，两名哥哥业已成人，最小的姐姐也已十三岁。这样的家庭背景或许可以解释他日后恃才傲物的任性和居高临下的精英主义姿态。

桑巴特自幼受肺病困扰，是瑞士与意大利疗养院的常客。他在1883年转学至柏林大学后，因病不得不在意大利比萨大学待一段时间。青年桑巴特的学术生涯几乎在父亲的一手操持下。安东与他的博导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 1838-1917）、瓦格纳（adolph wagner, 1835-1917）协商后，建议儿子研究意大利南部坎帕尼亚地区的农业问题。安东还介绍了当时任意大利统计局局长的经济学家路易吉·玻丢（luigi bodio, 1840-1921）配合桑巴特的资料调查工作。1888年，这名刚拿到博士学位的二十五岁青年被聘为不莱梅工商会顾问，一个高新的闲职。两年后，桑巴特成功地在父亲的斡旋下成为布雷斯劳（breslau）大学特聘教授。不过，他似乎对布雷斯劳的学术氛围与特聘教授的非正式身份都不太满意。当父亲在1898年1月12日去世后，桑巴特致信给当时同样在谋求终身教职的滕尼斯，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当然了，您必须先从生活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我感到非常抱歉，帮不上您什么忙。若我是正教授的话，对讲席教授的人选多少会有一些话语权。因此，哪怕是在这普鲁士的西伯利亚，如果能有一个坐吃等死的正教授职位，我也不会拒绝。您要知道，只有狼（wolf，指julius wolf，国民经济学者，罗莎·卢森堡的博导）和鹰（adler, 指georg adler，著名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者）才会来这布雷斯劳！（维尔纳·桑巴特致费迪南·滕尼斯，1898年2月2日）

在布雷斯劳任教期间是桑巴特与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运动最接近的时期。由于身处纺织业集中地区，桑巴特关心的焦点转移到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这一时期发表了诸多社论，致力于提高织工的劳动、生活条件。虽然他与1890年后合法化的社会民主党始终保持距离，但桑巴特作为“资产阶级阵营的社会主义理论专家”，在德国内外知名度颇高。瑞士道德文化协会在1896年邀请桑巴特进行七场系列演讲，后结集为《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sozialismus und soziale bewegung im 19. jahrhundert, 1896）。此书迅速被翻译介绍至各工业大国，到一战爆发前在各国社民阵营以外的读者中，都是了解社会运动的重要指南之一。仅在战前日本，此书的译本就达五种之多。出于对改善社会福祉的关心，桑巴特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曾一度与社会民主主义者比较接近。然而立场的相异使他在1899年与后者彻底决裂。4月12日，社民党的党团多数派（reichstagsfraktion）决定拒绝派党内人士参加同年5月3日在柏林由资产阶级改革家们主办的国际劳动者保护集会。桑巴特对这一决定气急败坏，称“一个赫尔（heyl，指cornelius wilhelm freiherr von heyl zu herrnsheim, 国民自由党政要）或巴塞曼（bassermann，指ernst bassermann, 国民自由党议会党团主席）等于十个倍倍尔或者李卜克内西（指wilhelm liebknecht）”。他还致信给社民派出版人海因里希·布朗写道，

贵组织的决定，说明了贵方的指导者不是抱有一颗幼稚的玻璃心，就是心术不正，或是智商堪忧。总之，这一决定把我气疯了。如果我们与社会民主党人士的最后一座桥梁也断了，错绝对不在我方坚持的“社会改革”上。我已经仁至义尽。先生们，如果你们更喜欢赤裸裸的斗争，请便吧！（维尔纳·桑巴特致海因里·布朗，1899年4月17日）

在青年时代，桑巴特是一名热烈的资本主义赞美者。在他看来，强大的国民经济与有效的经济制度（wirtschaftssystem）是实施社会福祉的必要前提。反过来，制定最低薪酬标准、完善工会的机制、贯彻执行劳动保护法也有助于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这一信念充分体现在他早期的社会政策思想中：桑巴特极力反对家内工业的保护主义措施，视手工业与小规模零售业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他的激进立场与社会政策学会的部分成员出现冲突，以至于 1899年在布莱斯劳召开的学会总会上，桑巴特指责自己的博导施穆勒对手工业的袒护是一种中世纪的乡愁，这些人“只是想做出一副道德家的姿态，不惜牺牲经济的进步，这是文化发展的起点与终点！”

1902年，桑巴特三十九岁。他的二卷本大著《近代资本主义》（第一版）问世。书中耗费大量篇幅讲述手工业的衰落与近代企业的兴起。从史观上来看，此著基本遵循马克思对前近代生产方式之衰落的预言。独特之处在于桑巴特将经济心态（wirtschaftsgesinnung）看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将前近代到近代的经济转型解释为资本主义的“营利式”经济心态取代“欲望满足式”经济心态的过程。因此，与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十六世纪的英国之观点相左，桑巴特试图在中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城市生活中寻找资本主义精神的萌芽。他认为复式簿记法的发明，标志着合理主义与精打细算（rechenhaftigkeit）的企业家精神之成型，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精神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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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巴特《近代资本主义》第一版（下册）

众所周知，桑巴特对近代企业家精神的礼赞在出版后遇冷。1903年对桑巴特来说是学术生涯与私生活遭遇双重重创的一年：他的新书被学界忽视，提倡的社会政策遭遇挫折，晋升教授的尝试也无疾而终。同时，他与著名歌剧家奥托·布里泽迈斯特（otto briesemeister, 1866-1910）的妻子玛丽（marie briesemeister）陷入婚外情，但原配费丽西塔（felicita）拒绝离婚。婚姻危机似乎严重影响了桑巴特的精神状态，他在给剧作家卡尔·霍普特曼的信中这样写道，

非常感谢您的邀请以及您的鼓励——它们来自另外一个世界，一个自由的世界、一个能够实现自我的世界，我在绝望中向往着那个世界。我目前的状态是，压根儿高兴不起来，我所有的勇气都见鬼去了。一切的美好计划——我上次跟您提到的——都打水漂了：她不放我走。我现在只能忍受绳索霍霍在肩膀扯锯，摩擦伤口。这是一种恐怖的情形。（维尔纳·桑巴特致卡尔·霍普特曼，1905年4月26日）

或许是因为个人遭遇，或许有别的原因，桑巴特在《近世资本主义》的第一版问世后，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1904年，他与韦伯、埃德加·贾菲（edgar jaffé, 1866-1921）共同赴美，参加在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期间举行的人文与自然科学大会（congress of art and science）。与韦伯对美国的印象完全不同（韦伯的美国之行见lawrence a. scaff, max weber in america. princeton up, 2011），桑巴特在给学友奥拓·朗的信中称会议是“圣路易斯的妖怪大会”，在美国的见闻“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令人绝望、令人感到恐怖！这种下地狱的文化！”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桑巴特的反犹主义倾向也逐渐清晰起来，他认为犹太人是将腐坏的资本主义文化带给德国的罪魁祸首。早期桑巴特曾认为大机器生产取代取代小手工业标志着生产力的进步，但此时他将大规模工厂看做是无产阶级的炼狱。同时，他不再相信社会主义能够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野蛮状态（unkultur），因为二者的生产力基础相同。桑巴特的思想与行为同时显现出一种唯心主义的倾向，他认为，“文化人”（kulturmenschen）只能在内心与自然寻找避难所，还在克尔科诺谢山中购置了一片庄园，别邸由表现主义建筑家弗里茨·舒马赫（fritz schumacher, 1869-1974）设计施工。

桑巴特的人生巅峰是他1909年移居柏林之后到一战爆发前。这名柏林商科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在首都的文人雅士圈子里已是明星人物。他广交名流，出手阔绰，其大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使桑巴特在学术圈的同仁中鹤立鸡群。他的朋友圈里主要是文人、艺术家，以及作为金主的实业界要人。aeg创始人腓利克斯·多伊奇（felix deutsch, 1858-1928）都是桑巴特的座上宾。由于实业界人士多有捧场，桑巴特的出场费与稿酬均十分可观。仅《犹太人与经济生活》（die juden und das wirtschaftsleben, 1912）一部小书就获得三千马克稿酬，是当时矿工平均年薪的两倍。昭和天皇的老师小泉信三（1888-1966）在游学柏林期间也曾慕名听过桑巴特的课。小泉回忆道：“读桑巴特的文章，行文之绚烂登峰造极，装腔作势，令人不快。见其人后，印象完全被颠覆。传言出身豪门，但言谈举止颇平淡朴素。”

在一战爆发之前，《近代资本主义》第二版的核心思想业已形成。这一系列可谓时代之悲歌的经济史著述继承了桑巴特在第一版中对日常伦理观的重视，也以反论的方式回应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后者本身亦深受桑巴特《近代资本主义》第一版的启发。在第二版中，桑巴特宣称清教徒的伦理观并没有超越十四世纪天主教的托马斯主义哲学范畴。他认为犹太教、新教与天主教三者对促进人们以合理、算计的方式来规划生活的作用相当。然而他指出，在这三者当中，犹太教对于既存的经济需求来说，是一个肆无忌惮的外来者。桑巴特的反犹主义情结在他对企业家之角色的理解中也有反应。不同于他之前所描述的“除了靠经营盈利外毫无特权的平民”，他们务实，精打细算，完全不做“淘金师或炼金术士的白日梦”，桑巴特在第二版中参考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 1883-1950）的“经济领袖”（wirtschaftsführer）的概念，将企业家精神描述成一种支配者的心态，同时，所谓的市民精神则被理解为“怨憎”（ressentiment，弱者对强者的羡慕嫉妒恨，此处暂用“怨憎”一词）的奴隶道德。这一文化悲观主义风潮弥漫于一战前的知识界，直到战争的爆发给他们带来了救赎的期望。在《商人与英雄》（h?ndler und helden: patriotische besinnungen, 1915）中，桑巴特写道，“那些原本被视为无意义的事物，现在重新回到了中心舞台”。如果说在战争爆发前，他曾视犹太教和资本主义为玷污德意志精神的敌人，那么他现在的敌人是资本主义的另一个侧面，即不断发展的科技与商业化进程，以及这一趋势的代表者——英国。他用寓言的方式来解释战争的理论，鼓吹阻止商业化的唯一对抗方式，是建立一个在经济文化均自给自足的英雄国家（heldenstaat），通过武力扩张来保障英雄的德意志世界观。在给阿尔弗雷德·韦伯的信中，桑巴特写道，

我很高兴，在几乎所有事实认识问题上，您均与我达成了共识。尤其是在向斯拉夫地区东进问题上（舍勒跟我对此有分歧）。您坚定的反和平主义与您对战斗姿态的强调，也令我十分欣慰。（中略）让我感到痛心的是，在您的字里行间，我感到有不少与我提倡的《商人与英雄》相左的思想。我认为，我们这些战线一致的人目前必须求同存异，团结一致：建立统一战线，反对旧时代的列强，他们现在又重新得势了。我们德国人就是这样！舍勒经常指责我，因为细节上的不快而忽略共性。这一共性，就是我们都认同自己是坚定的精神德国人。这一点在您的身上十分鲜明，正如在我自己的身上。（维尔纳·桑巴特致阿尔弗雷德·韦伯，1915年9月10日）

桑巴特的新世界观给他树立了不少敌人，包括反对他跳槽到柏林大学的弗里德里希·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 1862-1954）。他公然敌视艾米尔·雷德勒（emil lederer, 1882-1939）等犹太裔社会学者，将他与韦伯共同编辑的期刊《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称为“犹太-和平主义社会民主党人的大本营”。桑巴特坚持与国际学术界脱钩的姿态，在德国社会学者中也引起了不少反对的声音。一战爆发不久，桑巴特从他的山中庄园给德国社会学会理事赫尔曼·贝克（herman beck）去信，谈到与比利时的solvay社会研究所断交一事。他写道，

从米契尔斯先生处，我遗憾地得知，理事层面的班子似乎倾向维持与solvay研究所的关系。（滕尼斯教授有表态，我感到是他似乎认为没有必要解除合同。）开门见山地说，我无法理解这种立场。我们必须等到solvay研究所把这烂摊子摔在我们脚前吗？因为他们会这么做的，我相信比利时人的尊严感和体面会让他们这么做。无论如何，“政治”将影响学术机构的生存发展，而且影响力还不小。所谓“国际团结”在我们这代人已经结束。（维尔纳·桑巴特致赫尔曼·贝克，1914年10月3日）

一战以及战后的通胀使德国各个阶层遭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比起同行学者来说，桑巴特的生活仍然十分奢侈，他时不时在隆重的活动上露脸，去海外旅游，他的第二个妻子主持的沙龙在经济困难的时期依然维持运转。这些开销带来的压力显然不小，桑巴特甚至不得不将自己藏书中的一万一千五百七十四册以十四万马克的价钱卖给了当时刚刚起步的大阪商科大学（现大阪市立大学）。此时，桑巴特在财力上已不复大资产阶级时代的光彩，人生也已步入晚年，他在一战后给滕尼斯的信中写道，

我太能理解您忧郁的心境了。变老，却发现自己度过了一次错误的人生，真是挨天杀的难事。生之动力，只来源于未经风雨的青年时代对生活的勇气。我们这儿近期七个孩子聚在一起。最近四女儿的女婿也刚从伊斯坦布尔回来。8月1日在现在的居所把四女儿嫁出去。之后房子卖了，我们离开这里，两个孤独老人无家可归，流落街头……日程大概就是这样。（维尔纳·桑巴特致婓迪南·滕尼斯，1919年7月13日）

在魏玛时期，桑巴特身居数个学术界的要职，如德国社会学会会长、社会政策学会会长、柏林大学经济学讲席教授。但他的学术产出已乏善可陈，精力主要集中于撰写政论与檄文。这一时期，桑巴特已远离早期的社会改革立场，鲜明地反对马克思主义，攻击社民党人士和左翼革命者。在与罗莎·卢森堡的论争中，他称前者“在德国同时承受四种身份的‘怨憎’：作为女人，作为犹太人，作为外国人，和作为瘸子”。他还积极清除学会内部的犹太裔成员，并将卡尔·施米特与汉斯·弗莱尔（hans freyer, 1887-1969）接纳进德国社会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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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与桑巴特家族往复书简》封面

1933年，纳粹党上台后，《德意志汇报》（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曾预言这位已经七十岁的国民经济学者将会成为第三帝国的栋梁。3月，受邀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做讲座的桑巴特也强调，只有强权主义的政府才能实现他所构想的计划经济体制。然而，桑巴特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认识到，第三帝国并不需要自己这样的“国师”。1933年9月，他写信给跃跃欲试想要为第三帝国效力的社会学家约翰·普兰格（johann plenge, 1874-1963）道，

至于您所提到的要当国家社会主义之教父的话题，您所处的情况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我自己也是。我深信，长久以来，自己已经算是代表了一些推动近日之政治的思想。（中略）即使如此，我依然“沉下去了，被遗忘了”。现在不需要精神上的教父。所有的思想，从“国民革命”之后的元年才刚刚开始。当我察觉这种命运时，我就释然了。（维尔纳·桑巴特致约翰·普兰格，1933年9月24日）

1941年5月18日，这名世纪之交最负盛名的德国社会学者离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早在1933年桑巴特七十岁时，《施穆勒年报》（schmollers jahrbuch）曾组稿为其庆古稀。而七年后，桑巴特逝世，却未见任何追悼特集问世。此后约半个世纪，桑巴特的业绩一直少人问津。直到1991年，在海尔布隆市（heilbronn）举办了桑巴特逝世五十周年的小型纪念论坛。这次纪念活动带来了一次小小的“桑巴特复兴潮”。九十年代以降，不少相关著述相继出版，其中比较著名的包括经济思想史家约尔根·巴克豪斯（jürgen backhaus）在1996年刊出的三卷英文论集、弗里德里希·兰格所作学术传记，以及日人竹林史郎向比勒菲尔德大学提出的博士论文《黎明期德国社会科学中关于资本主义理论的起源：论桑巴特与韦伯从历史学派国民经济学到历史社会学的转型》（2003）。这类考察均属于“救赎与复权”意义上的桑巴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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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格《桑巴特传记》（1994）封面

2009年，兰格在《世纪之交的社会科学：关于桑巴特与同时代人的研究》（lenger, f.: sozialwissenschaft um 1900: studien zu werner sombart und einigen seiner zeitgenossen. berlin: peter lang, 2009）中，将学科史中的人物研究从“重新评价”的价值体系中解放出来，通过追溯桑巴特与历史学派其他论客之间的关系网，来发现世纪之交德国社会科学复杂的思想水脉。这一从学科史（wissenschaftsgeschichte）向知识史（wissensgeschichte）的转向，有助于讨论历史学派在世纪末世界各国的社会科学相继起步这一语境下的作用。这也是本书作为“十九、二十世纪德国史料丛书”中的一册上梓的意义所在。

责任编辑：丁雄飞

校对：栾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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