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新京报记者 何安安

“一个人要是80多岁还能写小说，真是幸福。”王蒙85岁了。自19岁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以来，王蒙已经整整创作了66年，写下了1800余字，作品被翻译为英、法、德、意、日等20多种文字，流行世界各地。显然，创作已成为他人生中最为重要的关键词。即便是现在，他依然不急不慌地继续着自己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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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

就在今年，王蒙分别在《上海文学》和《人民文学》上发表了新作《地中海幻想曲》和《生死恋》，用他自己的话说，“虽然这样说涉嫌嘚瑟，我好像掀起了一个写小说的小高潮，恋完了，曲完了，我立马投入非虚构小说的经营，现在，这篇文稿在我的电脑硬盘里猫着。”

《生死恋》写的是爱恨情愁、家长里短、生老病死，讲述了北京普通宅院里顿家和苏家的半个多世纪的不解情缘，苏尔葆在感情方面的纠葛以及面对爱情、亲情时各人的不同表现和感受。“我不是非要写爱情，而是这些爱情让我写。”在日前举行的王蒙《生死恋》新书发布会上，王蒙谈及自己在耄耋之年写爱情，“有的青年人说，王蒙写了从大杂院的爱情，到住在高级别墅里边的爱情所受到的挫折和考验。这个我听得挺奇怪。”

“我不是非要写爱情，而是这些爱情让我写”

在王蒙自己为新书《生死恋》写作的序言里，他写道：“王蒙老矣，写起爱情来仍然出生入死。王蒙衰乎？写起恋爱来有自己的观察体贴。毕淑敏告诉我，日本有一种说法叫成长到死。那么小说也可以创造到老，书写到老，敲击到老，追求开拓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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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恋》，王蒙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7月版。

而在新书发布活动现场，著名评论家，《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提到自己曾经在三十年前与王蒙进行对话的时候，向王蒙提出了一个意见，“我说你小说里面写女人写得很少，写得不好。’”但王干发现，王蒙从晚年开始，不断涉猎爱情，特别是对爱情是什么的探讨。王干特别推荐了王蒙近年来出版的作品《女神》，“大家在看《生死恋》的时候，一定要看《女神》，《女神》是这十年最好的中篇小说。大家可能觉得我有一点夸张，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生死恋》有点像《女神》续篇，写的也是爱情。”

《女神》同样是王蒙晚年的作品，这个故事首次发表于2016年《人民文学》11月号，隔年又推出了单行本，故事取材于著名艺术家张仃的夫人、曾任周恩来秘书的作家陈布文的人生经历。王干认为，爱情像酒一样，需要酝酿，“随时勾兑的爱情往往是很西式的。”在阅读王蒙的小说《明年我将衰老》时，王干读出来轻松和激情，他因此想到，“文学最难的是什么？年轻的时候能写出沧桑，到沧桑的时候还能写出青春。”而在《生死恋》中，他读到了青春和热情，“一般来说，到了王蒙先生的年龄，基本上写什么呢？ 写养生体散文、短句，佛系……但是王蒙先生还那么有热情，还那么一泻千里，基本不是人，是个‘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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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我将衰老》，王蒙 著，花城出版社 2013年4月版。

关于爱情，王蒙联想到一个非常特殊的角度，一般我们都会认为“五四”解放了中国人对爱情的观念，否则就是“父母之命”，“封建包办”，在没掀开盖头之前，甚至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会认为这太痛苦了，太落后了。但王蒙同时提出了一个问题，有了自由恋爱的观念，能不能带来幸福？他的回答是，“天知道！”

王蒙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叫《谁知道自己的母亲有多么痛苦》。王蒙说，自己的母亲以前裹足，但后来又放开了，但还是没有办法穿高跟鞋。所以母亲会认为自己的一辈子很痛苦，因为“五四”，她做不到像别人那样，所以母亲特别羡慕宋庆龄，羡慕谢冰心，感觉到自己的生活一塌糊涂。

对应到自己的作品《生死恋》中，二宝

（尔葆）

和山里红

（单立红）

的故事也是如此，因为二宝不愿意做对不起山里红的事情，所以在离婚过程中，他将房子和存款全都留给她，在离婚的过程中，也不和月儿

（邱月儿）

说，这样的二宝会被认为是一个混蛋。但王蒙注意到，这里边还有一个角度，就是“五四”所带来的爱情观念，给中国人的爱情生活、家庭生活带来了哪些幸运？带来了哪些不幸？又带来了哪些悲剧？带来了哪些纠结？带来了哪些过不去的坎？王蒙认为，有很多人、很多家庭都有这样的故事，包括很多有名的作家，所以这是一个角度。

“相信爱情也是一个角度。”王蒙说，爱不需要天长地久，爱只需要曾经拥有。这样的歌曲让他感觉到痛不欲生，他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样的爱情的逝去而感到惋惜，“就咱们曾经拥有，一夜情？老远看看就是。”他认为这也是爱情的一个角度。也难怪王蒙会说：“我不是非要写爱情，而是这些爱情让我写。”他坚信，文学使一切都不会糟践：爱情是美丽的，失恋也可能更动人；一帆风顺是令人羡慕的好运，饱经坎坷的话，则意味着更多更深的内心悸动。

“我要写，那股疯劲儿都上了”

“所有的故事都是好故事”。王蒙说自己很喜欢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伯南克的名言，虽然自己全然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在《生死恋》的前言中，王蒙说，“我的引用是注释我的意思：就是说，包括悲哀与失落，种种经验都可以得到文学的滋润，发芽，长叶，开花，结果。”

“我对人说，写小说的感觉是找不到替代的，你写起了小说，你的每枚细胞都要跳跃，你的每一根神经，都要抖擞，不写抖擞，写成哆嗦也行。”关于创作，王蒙分享了许多自己的心得体会，“模写也罢，纪实也罢，你在创造一个世界，你在用语言激活人物和灵魂、情感和想象，你唤起眼泪和激情、关注与猜测。当然，还有好人的与智者的思想。”他还将其中一些写入小说之中，跳脱出故事直接陈述：“没有办法，天机天意，天网恢恢天的创造力胜过了文学的创造力……好的作品是天造出来，天压下来，天捅入你的心肺，天掏出了你的肝胆，天捏住了你的神经末梢，天烧燃着你的躯体——天命天掌天心天火天剑天风。天的构思，胜过了你渺小的忖度，和你的渺小的微信糊糊群。天的灵感，碾轧过殉文学者一个个的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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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现场朗读《生死恋》片段，李显杨/摄。

“写东西的时候，它就是四面八方都是词儿。”王蒙对现场读者分享了自己写作时的感受， “我感觉就是，我这写作赶不上词的出现，

（赶不上）

拥过来的这些浪花。所以我从来没有过没词，要不我就不写。我写的时候从来没有过说没词了，一会儿抽烟，一会冥思苦想，一会把稿纸撕了……如果我今天觉得不对劲，我就不写。我要写，那股疯劲儿都上了。”

出版家聂震宁将王蒙称作是当代作家中的“语言英雄”，称作是“文体家”，他认为，王蒙的小说始终反映着历史的沧桑、社会的变迁，饱含着浓浓的家国情怀。包括王蒙所描写的爱情，体现出的正是王蒙对爱情的认真思考，对爱情认真的琢磨，同时又对社会、对历史、对我们的国家变化都有着很沉稳的一些思考。王干也十分认同文体家的说法，“他打通了小说与散文、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虚构与非虚构、创作与评论之间的界限，把小说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

对于语言，王蒙有着很深的体会，他认为语言很有魅力，也很狡猾。王蒙以《伊索寓言》中的故事为例，说明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和最恶劣的东西都是口条

（舌头），

“因为最美丽的在语言，最动人的在语言，最狡猾的也在语言。”

作家李洱将王蒙称为是小说界的“贝多芬”，之所以这样说，并非是在拍马屁，而是因为晚期写作是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概念，“王蒙的写作已经进入晚年的写作，这是毫无疑问的。” 李洱说，哲学家阿多诺

(theodor adorno)

在研究贝多芬时，曾经提到了一个概念“晚期写作”，正因为此，现在所有关于晚期写作的讨论，都会涉及贝多芬，而1812年对于贝多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1812年，贝多芬所崇拜的拿破仑失败了。”这之后，贝多芬的音乐出现了很大的改变，他的创作开始进入中期，然后进入晚期，而晚期最大的特征在一般人看来是“碎片化”，然后在每部作品的2/3部分，进入“鲜艳化”，“从碎片化的写作到用鲜艳化的写作这样一种特征，就是典型的晚期写作。”对照在《生死恋》中，就是苏尔葆在墓园里的这一部分。

李洱说，贝多芬的独一无二，让他就是贝多芬，“贝多芬一直是在用自己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现在很多人认为自己可以学习到王蒙的风格，但在李洱看来，“到现在为止没有第二个王蒙”。他引用老子的一句话：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他强调了在这其中很多人感受到的启示和教益是无穷的，“更多人的写作也需要回到王蒙，需要看到王蒙。这个时候王蒙不是王蒙，是风格的王蒙，是一种作为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王蒙，我认为是他的做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作者：新京报记者 何安安；

编辑：张婷；

校对：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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